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身份认同与新闻专业主义之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传媒论文,身份论文,主义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06.2[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对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是中国传媒改革进程中的巨大变革，对中国传媒事业进步的意义自不待言。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其局限性日益显露：在传媒的改革实践中，一方面，“事业”的身份要求作为一种传媒体制，规定传媒作为社会事业必须忠实地履行社会服务的职能，在这一过程中既准确传达政府的声音又如实反映公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企业化管理”的机制也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伸了进来，在引导媒体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的同时，又牵制着媒体新闻传播的走向，或多或少消解着传媒事业的社会服务职能。“企业化”的负面影响是：市民化媒体以市场为指向，在宣传与市场两个价值体系之间打“擦边球”，盲目追求市场影响力，而并不怎么考虑传媒的社会责任；党报、党台面对市民化媒体的市场扩展，或者在坚守原有的价值体系时一步一步收缩着自己既有的影响空间，或者也开始模仿市民化媒体的报道方式，衍生出一种既关注公共服务又关注市场利益的矛盾的新闻价值观，逐渐失去其对原有受众的强大影响力，也没有获得新的市场影响力。与此同时，传媒听任或刻意追求新闻黄色化、娱乐化(当然，在这两类媒体中表现出的程度不一)，使得新闻传播活动的品质每况愈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出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的呼声。不仅如此，有学者还认为：“专业主义的议题在中国新闻改革中的出现绝不是研究者们在象牙塔内的遐思，而是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表现。”他们“由新闻从业者成名的想象切入，考察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实践中正在如何被建构。”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这种建构通过三类微观机制展开，即正式与非正式成名场域的区分和相互渗透，以强制和‘相互收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式而发生的权力行使，以及组织、行业、体制内外的互动。这一建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改革的重要向面，而不是与改革相剥离的过程。”①
这种“正在建构”的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当然会不同于典型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也不同于以前的党报新闻话语。尽管对话语实践的考察给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传媒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闻专业主义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户，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做到管中窥豹。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貌？跳出话语实践的层面从社会结构宏观地考察，它又是怎样被建构的？它有怎样的内在结构？中国是否需要新闻专业主义？中国需要怎样的新闻专业主义？它在中国未来的走向将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相关的问题，本文把大众传媒放入社会结构中(事实上大众传媒本来就处于社会结构中)去考察，从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透视社会传播结构中隐含的某些内在规律，并从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角度切入，考察传媒及其从业者的身份认同的建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本文认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使传媒时刻处在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矛盾之中。厘清社会结构中的传媒、政府、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确立新闻专业主义的合适样貌，对于思考如何深化传媒的体制改革的议题、促进传媒的进一步改革十分重要。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约翰·杜威这样评说传播：“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杜威认为，“‘公共’、‘社区’和‘传播’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只是存在字面上的联系而已。人们凭借它们共享的东西在社区中生活；传播是他们得以拥有共同的东西的方式。他们必须共享的事物……有目标、信仰、抱负、知识，即一种共同的认识……共识需要传播。”②
不但如此。传播同样离不开社会。难以想象没有社会怎会有社会传播。因此，一个时期以来，传媒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已经成为众多社会学者和传播学者关注的热点。③
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其自身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结构，但它又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结构之中。按照帕森斯的社会体系论的观点，“社会指的是一种相对自足的集体，其成员可以完全居住在社会架构下，并提供足以够满足他们个人的和集体需要的东西。”④他以各种功能(AGIL)⑤区分出社会的四种结构或次系统，如下图。其中，“社会共有性”可用另一个词“社会共同体”来表示。而受托系统“系指将文化(如规范、价值观)转移至行动者身上并确保行动者将之内化的方式，来执行模式维持和潜在功能。”⑥其中，模式维持指的是创造并维持个人动机的文化模式必须得到供给、维持并更新；潜在功能指的是系统必须能供给、维持并更新个人动机。⑦大众传媒就是一种典型的受托系统。大众传媒既“将文化(如规范、价值观)转移至行动者身上并确保行动者将之内化”(这里的行动者是社会大众)，也影响大众传媒内部的行动者(从业人员)。
▲社会、社会次系统及其四种必要功能
帕森斯的社会体系，还不是最大的行动系统。他还开发出了“一般行动体系的结构”(如右图)：
其中，行为有机体(behavior organism)是以适应并改变外在世界的方式来处理系统适应功能的一种行动系统。人格体系(personality system)以定义系统目标并策动资源维持目标的方式来执行目标达成的功能。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以控制体系组成元素的方式来执行整合功能。文化体系(cultural system)提供能鞭策行动者行动的规范和价值观来执行潜在功能。所以，我们可以说，一般行动体系是一种宏观系统，社会体系是一种中观系统。社会体系中的受托系统是一种微观系统。但是如果把大众传媒看成一种微观系统，社会体系中的受托系统则成为一种中观的系统，社会体系成为了一种宏观系统，一般行动体系则是一种巨大的宏观系统。
传媒系统是传递新闻和娱乐等社会信息、文化信息的受托系统。表面上看，它由大众传播者(大众传媒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采集和制作信息(讯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给受众(大众或公众)。于是，循着帕森斯的思路，我们可以用AGIL来架构大众传媒系统：
这一行动结构指向的系统功能是：传播效果。当然，这也不失为一种理解大众传播内在规律的社会学视域的解释框架，但这是一种典型的行为主义的解释框架，仅仅能粗略描述大众传播现象，对于存在于或隐含于传媒系统中的其它真实关系未能做深入的把握。
哈贝马斯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的过程的时候，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为如下三个部分：私人领域(市场经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公共权力领域(政治国家)。美国学者柯亨和阿拉托在哈贝马斯早期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和后来“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经济—社会”三分法，并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由生活世界的机构或制度组成的。具体来说，它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由私人的领域(特别是家庭)、团结的领域(特别是自愿性的团体)、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⑧作为大众沟通的最重要的形式，大众传媒既属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又与私人领域(市场经济)、公共权力领域(政治国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时刻在影响着大众传媒这一“社会行动者”。
就我国的传媒而言，虽然情况略有不同，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依然在起着深层的作用。
一方面，我国的大众传媒作为“事业”，既不是纯粹的政府机构(即不是政治权力的化身)，也不是纯粹的民间机构(即不是公众权力的代表)。它是连接政府和民间的桥梁。它既要为社会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机构，又要作为整合社会行为的工具。或者说，它既服务于民间，也服务于政府。于是，我们可以说：我国的大众传媒是在处理与政府、公众的关系中行使社会服务职能。笼统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代表公众利益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公众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尽管道义上说他们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但他们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地位。他们还分化出更多的社会阶层，有权力精英，有中间阶层，还有巨大的弱势群体。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候，他们之间存在着诸多政治的、经济的利益冲突。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政府必须协调各方利益。当然，政府得代表广大公众的利益。同样也可以说，政府与公众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大众传媒作为沟通者，遇到利益冲突时，不可能没有倾向性。于是，政治权力的作用在传媒到底是更多地为政府服务还是为公众服务时被显现出来了。另外，传媒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国传媒实行批准制，在现有政治框架下运行，是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是向社会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渠道。政治权力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我国的大众传媒作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又要承担经济组织的任务。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主要从市场获得经济资源。其中，市民化媒体主要从市场取得资本；党报、党台一边从市场取得资本，一边从政府获得资助(尽管这种资助越来越少)。由于传媒产业的特殊性，除了直接从受众获得报款、收视(听)费以外，按照二次售卖理论，广告的销售实际上也是售卖受众的注意力。所以我国作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的大众传媒也是在处理与政府、公众的关系。而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相关规制也是传媒在经济活动中要处理与政府关系的明证。在这里，经济权力又被显现出来。
因此，传媒的运行，是在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之中的运行。这种运行结构是一种深层的隐含着的传播结构。我们可以将其架构如下：
传媒系统的这种运行结构(传播结构)可以称为大众传播的社会权力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我们发现：传媒系统的四种功能——A(adaptation，适应)、G(goal attainment，目标达成)、I(integration，整合)、L(latency潜在功能，或pattern maintenance，模式维持)，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传媒、政府、公众博弈三方力量的消长，会深刻影响传媒系统的功能，并使作为受托系统的传媒系统对社会产生十分复杂的作用方式，或者说，传媒系统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对社会的影响呈现复杂的局面。因为本文并不以这一面向为考察对象，这里不再多叙。本文要考察的是一种向内的面向：这种运行结构，是怎样影响传媒内部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和传媒的身份认同的建构，并进而影响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的呢？
社会结构具有体系性。而且，社会结构并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一方面，这一种社会结构(即社会体系)总是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体系)之中，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体系)之中的各种次结构之间总是处在不断的互动(能量交换)或运行中，并执行AGIL功能；另一方面，这一种社会结构内部也有自己的次结构，并执行AGIL功能。只有各次结构之间形成互动(能量交换)，才能形成更大的社会结构。“互动产生社会结构。”这是一个被社会学者公认的准则。
社会结构即社会关系。互动产生关系，关系在互动中运行。于是，互动的关系各方(各结构要素)还会形成一种新的状态：各结构要素相互建构并进而建构出新的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不是被结构的，或者说处在静态的结构之中，而是被建构的。我们认为，结构本身其实也就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结构功能论的社会结构其实与社会建构主义并不矛盾：社会系统是被建构而后出现于结构之中的。
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温和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坚持社会要素形成了世界的解释。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则认为，世界或它的某些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实践和制度的建构。”⑨
在传媒系统的运行结构(传播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传媒之间、公众—传媒之间总是在进行着互动。两两之间其实是在相互地进行“社会地建构”。一方面，政府对传媒的建构力量强大，因为传媒要在政府规制下生存，而传媒只能对政府进言或充当下情上达的通道；并且，公众对传媒的建构力量同样强大，因为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状态下，传媒需要通过公众获得自己生存的经济资源，所以，才会有市场化的媒体极端迎合受众的需求的现象——“媚俗”的出现，也才会有一些党报在不进行迎合时出现受众丢失的现象。另一方面，传媒也能通过反映民意，即所谓形成“媒体舆论场”来或多或少影响政府的决策，但这种影响相对政府对传媒的影响而言微乎其微；传媒也能通过传递政府声音——也是用所谓“媒体舆论场”来影响公众，即进行舆论引导，达到社会整合，但我们要清楚的是，在中国国情中，引导的力量看似来自于传媒，但实际来自于传媒与政府的合作。前后两次提及的“媒体舆论场”的不同内涵，显现出政府与公众在传媒中的博弈。
在政府对传媒的建构中，按照有的学者的观点，传媒甘心被政府“收编”。⑩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难以用“收编”来简单概括政府与传媒的关系。中国的传媒，要么是党的媒体，像《人民日报》等党报；要么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体，像《工人日报》等。即便是市民化的媒体，也都承担着新闻宣传的任务。中国不存在体制外的媒体。所以，中国传媒与其说被“收编”，不如说是政府的帮手，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政府不仅仅向传媒支付政治资源，有时还附带有经济回报(如对党报、党台的拨款，以及免税、减税政策)。
然而，随着“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进程的推进，在公众对传媒的建构中，因为公众力量强大，有些传媒甘心被公众“买获”，公众——受众是作为“市场”(通过付费和阅听广告)而进行“买获”的。
于是，中国便出现了“作为喉舌的媒体”与“作为市场的媒体”的身份的分裂。“作为喉舌的媒体”为政治经济利益以政府的口吻向公众发言；“作为市场的媒体”为经济利益以公众的趣味向公众献媚。媒体便不再成为自为的媒体。媒体的悖论由此显现出来！因为，现代媒体从诞生开始便体现了言论自由的追求，言论自由是媒体存在的根基，或者说，媒体的独立是媒体生存的法宝。而无论是“作为喉舌的媒体”还是“作为市场的媒体”，其独立性如何自不待言。
政府对传媒的建构和公众对传媒的建构，这两种建构的方式，不仅影响了传媒的运行，也同样都影响到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或者说在同时建构着他们的身份认同。
社会建构主义以建构性对社会建构者和人的社会建构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所谓建构性，就是指从发生机制的角度研究社会建构者与社会建构物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建构性的：人是人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建构者，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社会建构物，人的生活世界也建构着人自身。一句话，社会建构者和社会建构物之间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循环。”社会建构主义还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建构的主体是社会性的，而非个人性的，即建构者是主体间性的或群体性的；第二，建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心理过程，更是一个社会过程，其中包括合作、沟通、协商、争论、妥协、折中、共识等；第三，被建构物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逻辑贯通性的真理体系，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包括不同建构者不同角度的观察、不同利益的折射、不同目的的追求。“人社会地建构了建构物”，“建构物也在社会地建构人本身，使人具有建构物的本性。”(11)
用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的建构，我们要明确的是：首先，政府的权力、公众的权力分别是政府人(组织人个人的集合)、公众(个人的集合)建构的；同时政府人(组织人个人的集合)、公众(个人的集合)也被相应权力建构着。其次，建构出来的权力建构着传媒并进而建构着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第三，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又反过来对相应权力进行建构。看起来是一种循环，其实是一种在对权力屈服基础上的“共谋”。第四，政府人(组织人个人的集合)对政府权力的建构出自一种政治想象，被建构成一种政治需要，进而形成权力；公众(个人的集合)对市场权力的建构则出自己对媒介信息的一种需要的想象，进而建构成一种传媒使用的需要，再进而形成权力。这正印证了托马斯(W.I.Thomas)的情景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说，即“如果人们将某些情景定义为真，那么这些定义在定义造成的结局中就会变成真。”(12)
陶家俊认为：第一，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就是个体身份认同。从文化角度讲，在个体认同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第二，集体身份认同，是指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第三，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是启蒙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第四，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的对象。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都可归入社会身份认同，但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也不排斥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和身体体验。(13)不管如何对身份认同进行分类，身份认同其实是被“社会地建构”的，都具有社会性。广义地来说，身份认同就是社会身份认同。
由上可知：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也是一个社会身份认同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还是一个在社会结构中建构的过程。这种认同，是对权力运行的默许与对权力的申请并行的过程。
我们知道，大众传媒是在反抗封建压迫中成长的。传媒独立的诉求因此成为了现代大众传媒的一种天性。为了确保新闻自由，不给人以攻击新闻自由的口实，不滥用新闻自由，经过一代代新闻人的努力，新闻专业主义在上个世纪前期逐渐成熟起来。“专业主义逐步发展成诠释、衡量和评判新闻工作的主导话语，它整合了三个领域的理念，即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14)。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可以表述为：“第一，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第二，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更不做政府的喉舌(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就是政府不能干涉报纸)；第三，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四，报纸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第五，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15)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和历史条件，其中包括市场经济的环境，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liberal democracy)，服务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的传媒。”(16)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西方某些先进文化因素也被引进中国。西方新闻专业领域一些有价值的理念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和中国新闻改革的需要而被介绍进来，并逐渐内化成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行为。但是，“专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从西方简单移植到中国，因为中国的历史条件不同。”那么，基于新闻改革而出现的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貌？学者的相关研究显示：“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闻改革过程中既成为‘显题’，又呈碎片和局域状态。”“所谓碎片呈现，就是说在不同语境被共同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但专业主义的其它成分或被扭曲，或被忽略，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分。所谓局域呈现，可由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专业主义话语被局限在新闻业务领域，而不被允许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其次，专业主义的普适性内涵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由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市场运作的规律和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理念这三者之间有矛盾和张力”，陆晔、潘忠党认为：“有志的新闻从业者可以、越来越敢于、并且可能在市场上实践自己的专业理念。”“新闻专业主义的模式与市场力量的结盟，具有深层变革的意义。这是改革走向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市场的诱惑进一步威胁新闻从业者尚未厘清的专业主义理念。”这将是“进一步改革的最大挑战”。(17)
这样的研究结论很具有前瞻性。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在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和“事业”类媒体、“企业”类媒体并存的今天，传媒就真的不可以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吗？
按照第二部分的分析，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是对权力运行的默许与对权力的申请并行的过程。这样，被“社会地建构”的传媒无法直接显现出一种专业精神。但是，“社会地建构”从来都是双向的。传媒也可以对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进行反向的建构。陆晔、潘忠党有“反向收编”之说，指的是“新闻实践者们也力图将宣传体制的要素吸纳到他们的实践过程和话语中，以增强他们的专业话语在现实中的正当性(legitimacy)和说服力。”(18)反向的建构，会影响到政府、公众的权力的强度。正是在这种“建构”与“反向建构”的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话语诞生了。用系统结构来表示，如下：
简单来说，就是：在宣传体制和市场体制并行的中国新闻传播领域，同样可以发展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新闻专业主义，是在传媒——政府——公众的权力博弈中出现的。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使我国的媒体具有两种身份。它使得传媒从单一的面对政府、向政府负责衍变为同时要处理政府、公众(市场)两方面的关系，进而时刻处在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层身份的矛盾之中。以报纸为例，它还分化出以宣传为目标的党报和以赢利为目标的市民报(大众化报纸)。党报在政治话语权上依然占据优势，但并无市场优势；大众化报纸已成为市场主流。进一步来看，在我国，尽管大众化报纸成为市场主流，但市场指向的急功近利使得它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如果说，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已经在我国出现的话，也仅仅是一种话语而已。目前存在于我国新闻业界的“新闻专业主义”，是精英主义、专业主义的复合体，精英主义依然是其主流意识形态。因为，这两类媒体的政府指向和公众(市场)指向，使其在建构自己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中分别呈现为政治精英主义和市场精英主义意识。所以，才出现了近年来党报和市民报竞相争夺“主流报纸”身份的笑话！传媒的社会责任或被丢弃不顾，或被不当地表述。当前，只有新闻专业主义得以充分地发展起来，传媒才能真实地履行社会责任。
而专业主义的建构，必须依靠对媒体与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关系进行协调。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因为媒体、政府、公众时刻在进行着博弈：(1)公众和国家都对媒体申述着自己的要求；媒体需要同时满足公众和政府的要求。(2)公众和政府在利益上相互制约；当公众和政府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媒体将无所适从。从媒体的角度，我们还可以分析到：(1)由于现代的媒体需要靠市场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公众就是受众市场，因此，媒体——尤其是市民化的媒体往往会更多地考虑公众的需要，而不会更多地顾及到政府的利益；(2)如果是政府控制的媒体，则会更多地考虑宣传目标的需要，不管公众是如何需要新闻信息，它总会照样传播观念信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传媒的新闻专业主义难以充分地发展，社会责任也很难确保履行到位。
但是，当政府、公众、媒体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宽容的关系的时候，传媒或许可以寻找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契机，并进而忠实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这就需要：(1)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但媒体自觉服从政府利益，并从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从根本上说是公众利益，因为传媒是一种公共空间，需要政府把从资本获得的利润那里征得的税收转化一部分用于给媒体的投资以使这一种公众利益获得确保，而这于政府实现有效的民意沟通和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也是居功莫大的；(2)公众不再是作为主要市场而对媒体形成经济压力，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能从公众取得一定的利益回报；(3)有一种机制保证公众和政府对媒体的监管。
在此基础上，在传媒、政府、公众的良性互动中，或许能发展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专业主义，它能有助于规范传媒、政府、公众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为正在寻求进一步改革的中国传媒确定历史方位。果真如此，新闻学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尽管我们已经给出“怎样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模型，并做出了基本分析，但是，对于“中国应当建构怎样的新闻专业主义？”这样的问题，笔者感到难以给出明确的答案。答案需要传媒在实践中获得，还得假以时日。中国的传媒实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南方日报的“高度决定影响力”，显现的就是党报如何在现有传播体制内平衡政府和公众的利益，专业地提供新闻，并干预社会；一些市民报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从事舆论监督的传播行为也显现了独特的新闻价值判断。如果要试着给出回答，对比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五条基本理念(见本部分第一段)，最不同的会是第二条，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不屈服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从大局上服从于国家与公众的根本利益。”
但是，对于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完整表述，还需要进行艰巨的理论总结。
回到本文“引言”提出的问题。通过分析，我们的结论如下。
1.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貌？回答：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话语被呈现。它借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呈碎片和局域状态”。还没有形成符合中国传播实践的成熟形态。
2.跳出话语实践的层面从社会结构宏观地考察，它又是怎样被建构的？回答：在传媒——政府——公众的传播结构作用下，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建构了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在改革进程中的传媒因为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引进中，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实行了反向的建构，进而建构出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
3.中国是否需要新闻专业主义？回答：中国当然需要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创造的共同财富。在新闻改革进程中的中国传媒，需要新闻专业主义为其引领出路。
4.中国需要怎样的新闻专业主义？它在中国未来的走向将如何？回答：在现阶段，中国并不需要完全西方化的新闻专业主义，需要的是紧密结合中国传媒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它是在宣传体制和市场体制并存的传播体制内的新闻专业主义。迅速超越既有的传播体制，只会使得新闻专业主义成为空中楼阁。也许在未来，当传播体制衍变为真正的新闻传播体制的时候，它会建构为一种不同的样式。
注释：
①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台湾政治大学)，2002年第4期.
②Dewey,John(1916).Democracy and Education.New York:Macmillan.P 5-6.转引自：张咏华.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2期，P11-16.
③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兼传播学者鲍尔—洛基奇从其深厚的社会学学科背景出发，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始终秉承社会学重视社区和社会结构研究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研究的传统。1976年，他和社会学家兼传播学者梅尔文·德福勒在论文《大众传媒效果的依赖模式》(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 Media effects)中首次提出“媒介系统依赖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试图从媒介-受众-社会的关系中去寻找对于大众传播社会影响力的解释。近年来，她又针对网络化时代的传媒现实和社会现实而围绕传播系统和社区归属(感)的关系展开了大型实证研究。参见张咏华.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2期，Pl1-16.
④[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73.
⑤帕森斯认为：所有系统都有四种功能：A(adaptation,适应)、G(goal attainment，目标达成)、I(integration，整合)、L(latency潜在功能，或pattern maintenance,模式维持)。参见[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67-69.
⑥[美]乔治·瑞泽尔.同注4，P74.
⑦[美]乔治·瑞泽尔.同注4，P69.
⑧高峰.社会结构分化与当代社会学取向[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P37-42.
⑨Robert Audi(edited)(1999).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855.转引自刘保.作为一种范式的建构主义[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P49.
⑩“所谓‘收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权力中心将‘异类’话语和实践纳入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使之正当化(legitimate)和常规化(routinized)，并以此将之驯化为现存体制之一部分。虽然‘收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但毕竟与‘强制’不同。‘收编’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它诉诸诱惑与常规。”参见陆晔、潘忠党.同注1.
(11)刘保.作为一种范式的建构主义[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P51-54.
(12)[美]乔治·瑞泽尔.同注4，P50.
(13)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J].2004年第2期，P37-44.
(14)陆晔、潘忠党.同注1.
(15)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年6月第1版，P32.
(16)陆晔、潘忠党.同注1.
(17)陆晔、潘忠党.同注1.
(18)陆晔、潘忠党.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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