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第一大诗人姬旦正名——从《豳风》看周公诗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一大论文,中国论文,周公论文,诗人论文,豳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第一大诗人为谁？看过文学史的人会异口同声地说：屈原也。
其实，屈原充其量只能算作中国第二大诗人，比屈原早七百余年的周公姬旦才是真正的中国第一大诗人。
文学史上风骚并传，如果说“骚”以屈原为代表，那么“风”的代表人物即为周公。
爱国主义的内涵之一，首先是对国史上优秀人物的尊重和爱戴。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公正评价人物。这要看作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工作之一。但是，近代批孔以来，周公也受瓜葛，为此，应当予以正名。周公，不是一般的优秀人物，而是对中华民族文明文化留有巨大影响的无可替代的人物。
一、作为中国第一大诗人的根基考释
周公，姓姬名旦，武王之弟，亦称叔旦。采邑在周（即陕西岐山北）。曾佐武王灭商，武王死后，即辅成王，摄政当国。其弟管、蔡、霍三叔，勾结纣王子武庚以及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周公东征三年，杀武庚、管叔，流蔡叔、霍叔，又继续东向推进，灭国五十余，势力直达黄海。后，封诸侯，建洛邑，制礼乐，明典章，返政成王。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晚清光绪十七年重刻的《监本诗经》上注解着周公所作之诗，已经明确的就有《大雅》中的《文王》、《大明》二首；《豳风》中的《七月》、《鸱鸮》、《东山》三首；还有疑出周公之手者，如《棫朴》、《生民》等。大概总数在十首之外。举凡周族创业之史诗，追述文武先烈业绩者，大抵出自周公之手。
周公之走上诗坛绝非偶然现象，而是必然的历史经纬编织造就的结果。我们可以从如下几点加以考释：
（一）夏商千载非无诗也。如夏之《五子之歌》：“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四字一句，隔句压韵。所以夏商之诗既是诗之源，亦为诗之流，这一段是诗史上一个漫长的渐积过程。虽如零雨晨星之稀少，却有创始、示范、标程之用。殷商的青铜文化已达登峰造极之境，且歌舞盛行一时。“诗”，自当与歌舞同步运行。到了周初，上承二代，才有了“郁郁乎文哉”的周诗。所以三代诗史，夏商是诗的孕育阶段，周初是诗的诞生阶段。
（二）四字句已历千年发展史，《书》、《易》多以四字组句。周文与周诗几乎达到并驰争先难分轩轾之程度。如《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堂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周易·系辞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是文亦诗，词语有对称之美；节奏有音乐之畅。周公多有类似之文，如《无逸》即有：“寅畏天命……弗敢荒宁”之句。《蔡仲之命》即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诗一般的语言，即三代散文一大特点，似此传下来众多成语，朗朗上口，铿锵有韵，掷地有声。在这种文风浸润下，《诗经》之出世，已是水到渠成。
（三）文化积淀之熏陶。从炎黄始，两千年文明，代有贤哲，夏商以降，至周公时量积已到了临界值，质变之发生势不可免。周公于是率先垂范，引吭高歌，以引渡群星。
姬旦既能制礼作乐，明典章，定制度，本人自有很高文艺才干和修养甚深的道德基础，在《尚书·周书·金縢》篇中周公就自称“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以此作为内因学养之根源，发之于诗，必能灿然崛起。
（四）在轰轰烈烈的组建周国的进程中，姬旦直接参与了文武二王的兴邦大业，其间有诸多的醒世骇俗的大事可记，有诸多的惊天动地的宏业可歌，创作之素材俯拾皆是。加之胸罗丘壑，腹藏珠玑，足智谋，富知识，既有政治家、军事家的实践经验，又具文学家、辞赋家的创作能力；既能撰《多士》、《君奭》、《立政》等雄文，小试牛刀，著《七月》、《东山》等诗歌，自当游刃而有余矣！
（五）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急须教育与宣传工作的大力实施与开展。以诗歌为载体，配合誓、命、诰、训等文章，则周礼、周风有以流布之舟矣！周公以其地位首当其冲，以其才学首当其任，必须把教育部、宣传部的工作结合起来，总结发挥自家前代的优良传统，以及商王灭国的历史教训，明辨是非，安定国人，并导引成王成为一代开国明主。时代需要教化，政治道德需要教化。诗之诞生已是周初呼之欲出的历史需要，而周公又责无旁贷地必须肩承这一切，他清楚地看准了“诗言志”的意义所在，所以中国第一大诗人就这样走上了诗坛。除姬旦外，举目环宇，更无他人。
二、重读《狼跋》，为周公一辩
由于周公是孔子崇拜的“大奴隶主”，治《诗》者便彷徨于《诗》的阶级门限之侧。因立脚点之异而疑义横生。兹举《豳风·狼跋》为例，以见近代诗解之一斑：
狼跋其胡，载疐其尾，
公孙硕肤，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则跋其胡，
公孙硕肤，德音不瑕。
此诗的背景即《金縢》篇所载“武王既丧”之时，“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周公无以自解，乃避居东方。东方人歌颂他，以致周公脚上穿的靴子也被写入诗中。有德之人表里一致，他的名声仍然白玉无瑕。
诗意很清楚，但学者们不能如实地作解释，于是“公孙硕肤”之“硕肤”，马瑞辰讲成“大胖子”（《毛诗传笺通释》），闻一多讲成“大肚子”（《匡斋尺牍》），高亨把“硕肤”假借成“石甫”，先生说：“周幽王是暴君，又信任一个名叫虢石甫的奸臣，所以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残酷了，幽王当时可能封虢石甫于豳地，豳地劳动人民唱出这首歌来讽刺他”（《诗经今注》）。既云“可能”显然是猜测之词，“讽刺”又是怎样体现的？先生无解。
我们猜测先生可能把“狼跋”当成讽刺奸臣之词。且看《辞源》“狼跋”条注释：“比喻进退两难。《诗·豳风·狼跋》：‘狼跋其胡，载疐其尾。’传：‘老狼有胡，进则躐其胡，退则跲其尾，进退有难，然而不失其猛。’《三国志·蜀·法正传》：‘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可见此词的传统用法是只用给周公、刘备这类人物的。对先生所谓之“奸臣”来讲，无所谓狼跋不狼跋，“奸臣”之进退对国家人民无利，又有谁关心“奸臣”的进退；况且“奸臣”还谈得上“猛志”吗？所以此诗并无“讽刺”意。
那么，“硕肤”到底是“大胖子”对，还是“大肚子”对，还是假借成“石甫”对？我看哪一种新猜，都不如旧说稳妥。比如“肤”字，陆德明对《易》的“噬肤”一词释为“柔脆肥美”。《毛传》释“硕肤”之“肤”为“美也”。可见历史上“肤”释为“美”已有通释，不必另生岐义。而“孙”字，《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条，郑玄即笺为：“孙，顺也。”而朱熹把“公孙”之“孙”注为“让”。“顺”、“让”同义，所以“公孙硕肤”顺理成章地可以解成：“公”，周公；“孙”，顺或让；硕，大；肤，美。即周公谦逊的态度是大美的品德。为什么不敢这样讲呢？一言以蔽之曰：周公者，孔子之师也！
三、作为中国第一大诗人的代表诗作《七月》试析
豳风七首，小序上说：“豳，国名，在《禹贡》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际，弃为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弃稷不务，弃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刘，能复修后稷之业，民以富实，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国于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徒居岐山之阳，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谓之豳风。而后人又取周公所作，乃凡为周公而作之诗以附焉。”
根据《小序》的明确记载，《豳风·七月》即周公戒成王那篇诗作。《七月》展示的画面，即从后稷至公刘由邰而豳创业时期日常生活的述描。当作于周公以冢宰摄政之时。
当时商朝刚被推翻，一个延续了六百年的大国的覆灭，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所以在周人的经典里常提“殷鉴”，因为周人自己上升为统治者，弄不好也有可能被推翻。周公作《无逸》告诫他的侄子成王，第一句话就是“乌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然后一一举例：中宗“自度治民，只惧，弗敢荒宁”。高宗“旧劳于外，三年弗言，嘉靖殷邦”。祖甲“旧为小人，能保惠于庶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弗遑暇食”。周公所举的四个王有一个共同思想，那就是勤劳，爱民，从事生产劳动，知戒惧，勿荒宁。而这种思想和《七月》所陈稼穑之艰，生活之苦是一脉相承的。从《无逸》反观《七月》，说是周公之诗作，首先就有牢固的思想基础在。
文王既然康功田功，作为文王之子的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会看着父亲干活自己不动手吗？周公既能治一国，那么在姬家肯定也是里外一把手。儒家后来总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就是以姬家的奋斗史作为依据的。所以说周公对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应该干什么了如指掌，就并非虚言了。
一之目觱发，于貉；二之日栗烈，凿冰；三之日于耜，纳于凌阴；四之目举趾，献羔祭韭；四月秀葽；五月鸣蜩，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食郁及薁；七月流火，鸣
，烹葵及菽，食瓜；八月萑苇，载绩；其获，剥枣，断壶；九月授衣，筑场圃、肃霜；十月陨萚，纳禾稼，涤场。……透过这样一堆家事的陈列和田间工序的安排，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一）我们依稀看到了三千年前东亚黄渭流域我们民族先祖勤劳创业的生活景象。充分展现了东方古老农业大国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以苦为乐，战而胜之的奋斗精神。
（二）周公有多方面的生活经验，对农作物，植物学，昆虫学都很精熟，对飞禽走兽也颇有研究，这样就为那个刚从原始状态走出不远的时代生活平添了不少诗情画意，给以自然为生活来源的人们开拓了美的视野，同时也看出了在与自然奋斗中我们先祖所积累的农业科学知识，是如何丰富多彩了。
（三）劳动分工，妇女在家集体做衣服，因为相当部分的田工是独身，所以九月授衣无疑体现了部分公有制。而“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也就不必讲成劳动人民都没有衣服穿，过不了冬。
（四）不要以为“穹窒熏鼠，塞向瑾户”是专写无产者穷人的，周公及其一家人也住在这地方。即使比一般人家强些，但熏老鼠，塞窗户缝这类工作照样要干的。我们可以引《大雅·绵》作旁证：“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比之塞向瑾户如何？塞向瑾户是有房子住了，只不过堵堵空儿罢了；周公的曾祖是挖地洞住，住地窖，那就更艰苦了。
（五）《七月》闪烁着创造生活的光彩，洋溢着乐观向上精神。除了告诫成王稼穑之艰外，还导引他热爱人间生活，只有热爱生活，才会建设生活。周公笔下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向我们展开一幅优美的图画。大姑娘要结婚了，同伴们都羡慕她，大姑娘虽然心里喜欢，脸上还要装出犯愁的样子——当然像此类悲伤只是一种表示，是待嫁姑娘的礼节，人类文明的表现。至今中国农村仍然保留这种习俗。因为女孩舍不得父母，人情如此，千古皆然。如果要说这是色狼一样的奴隶主来猎取姑娘，看中谁就掠夺去，那就曲解了本诗写实细节微妙表现力的功用。
（六）《七月》一诗并非是奴隶社会阶级斗争样板诗，《七月》一诗里的上下级关系是和睦互助的。当时的周族处于上升时期，“世有哲王”（《大雅·下武》）。所以周公了解的情形是：“朋酒期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打两壶酒，杀一只羊，登上豳公堂，祝我们的带头人万寿无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奇怪，因为周公为大家作了很多必须作的又不要报酬的好事。
四、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诞生的现实主义诗作——《鸱鸮》和《东山》
《尚书·金縢》载：“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鸱鸮》一诗是我们论证周公是诗人的基点。正如《载驰》若不是《左传》在闵公二年记上一笔，许穆夫人绝成不了名正言顺的诗人；同理，有了《书经》的明确记录，人们也就不好再否认周公是诗人的事实了。《鸱鸮》是一首政治寓言抒情诗。大鸟即周公，鸱鸮即武庚，“既取我子”之子即管叔、蔡叔，“鬻子”之子即成王，室家即周国。第一节“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的严正立场，是被偷袭后痛失第一步，警醒后坚守第二步，再无退路，为了国家利益寸土必争。第二节未雨绸缪，凡事要先作准备。“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看到这两句诗赞之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第三节，大鸟因为“捋荼”、“蓄租”累病了，而巢仍未垒成。比喻自己为巩固新建的周国日夜奔忙。第四节羽杀尾敝，千辛万苦草创的鸟巢在风雨中飘摇，比喻王室未安多难相乘，读后有危急之感。
《豳风·东山》是周公作的第三首诗，朱熹说：“成王既得《鸱鸮》之诗，又感风雷之变，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东征已三年矣，既归，因作此诗以劳归士。”首句“我徂东山，慆不归”，第二节有“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与《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东征，三年践奄”相符。此诗透露出一种深沉的忧思，在压抑中表现一种空朦之美。和雨雾中征夫悬念的情绪，周公不被信任的疑虑，内外照应。周公既能作寓言诗，也能作劳军诗，仿士兵心态，道士兵所思。
周公已经认识到了诗的宣传教育作用，他的劝诫诗、寓言诗、劳军诗分别为了不同的政治目的而带有不同的政治背影，而且都有相应的收效。《鸱鸮》一诗美学境界甚高，其未雨绸缪的思想，是治国者应具的远见卓识。“今女下民，或敢侮予”的境界，是国家得到巩固之后，放心自信的心态。这首禽言诗是中国寓言之祖，它直接开启了后世庄、孟、韩诸子的寓言创作思路，其艺术手法是高超的，成功的。“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的严正自卫立场，不亢不卑的政治家风度，影响到后世孔子中庸思想的形成。“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体现出一片拳拳的爱国爱家之意，只有“恩、勤、鬻、闵”的境界，才能建设家乡，捍卫家乡。情爱之心，笃厚之意，应是子民对祖国母亲唯一正确的态度。而“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所达到的境界，令我们立即想起汉代霍去病，三国诸葛亮，那种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为国忘我的牺牲精神。这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最可宝贵的献身精神。此诗的内容形式完美统一，很能代表周公的思想境界，由它可以推知反证周公的其它两首诗《七月》和《东山》。
五、作为中国第一大诗人的代表作《七月》与《东山》的比较研究
《七月》、《东山》二诗可看成是《诗经》的代表作，朱东润先生主编的《历代文学作品选》，《诗经》部分选二十五首，这两首长诗都选进来了，证实了几千年来这两首诗的影响力。由于《七月》被当作反映被剥削劳动人民生活艰苦的诗，《东山》被当作服兵役者的牢骚诗，所以对这两首诗很少有对比研究的。
（一）这两首诗反映的悲苦是共同的。《七月》诗中有十二个月方方面面的手工劳动，《东山》诗中有独宿车下，家乡荒凉之叙。作为政治家的周公为什么公开描写艰苦人生呢？
首先我们要承认周公本人是正视现实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刚建立的周国治理好，给周初开辟一个成康之治的和平安定局面。正视现实，说实话，是极可珍贵的品德。这两首诗表现的悲哀、艰苦都是现实的，不可闭眼不看的。按照生活原貌，思民之所思，该重视的首先看到，这就把家国利益统一起来。使人民把家国看成一体，培养了集体主义精神，懂得了先国后家先重后轻的道理，使国家大事呈现一种有序状态。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宣王中兴时代，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胚芽。
（二）原始浪漫主义。这两首诗写的悲苦都是需要的，是必要的付出，结果却是积极的、向上的、乐观的、幸福的。比如《七月》，假如我们认识到“栗烈”的十二月不是无衣无褐，而是九月份就穿上棉衣，那么这句用作“苦”的证据的话自然就冰释了。假如我们认识到“女心伤悲”并不是被奴隶主抢走，而只不过是女子结婚时固有的一种正常情绪反映，这种“悲”也就不存在了。假如我们认识到“穹窒熏鼠，塞向瑾户”当时是一种上下一致的集体劳动，也就不必为无产者独悲了。而最后杀羊携酒到公堂聚会祝寿，也就看出前后一致，上下一心。
《东山》的结尾也充分表现了胜利归来的喜悦之情，“仓庚于飞，熠熠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荣归的未婚战士忙着完婚，洋溢着一片欢乐。这在诗情的韵味上和《七月》一致，在思维方式的发展变化上与《七月》也一致，所以我们说这两首诗体现出一种基于现实主义土壤上的原始浪漫主义情愫。这种浪漫主义的特点是基于生活，创造生活，情绪从生活荡开，飞扬出去，是生活情趣的升华，有别于神话似的脱离现实，具有更为真实的人间色彩。
（三）这两首诗共同表现了对妇女的重视和关切，这是周公诗作一个特色。比如《七月》用“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引出“女心伤悲”。有了这些田野间姑娘们的采桑劳动，一片盎然的春意立刻弥漫跳荡在诗句之间。《东山》也采用这样笔法：“仓庚于飞，熠熠其羽”起兴，下面就是“之子于归，皇驳其马。”周公对《易经》深有研究，由他祖述文王思想，著了爻辞，而后孔子才加以阐扬。周公既然懂得博大精深的易理，那么乾坤阴阳之道，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之理，周公是了然于胸的。加上他执着的现实主义作风，所以写军队战士一定要写到他们的妻子，写劳动农民一定不忘写写劳动妇女。周公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另一首史诗中也有同样的体现：《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歌颂了三位周族老祖母。这种重视并公平对待评价妇女的思想，在当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光辉思想，是东亚文明曙光最早来到人间的明证。
（四）两首诗互相印证、补充，表现了周公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孔子所说的学诗可知昆虫鸟兽之名，这两首诗就是典范。出现在这两首诗的鸟类、虫类、农作物、动植物等共计三十二种。周公对动植物生活习性、功用非常熟悉，对各种农作物都作过认真的研究。
周公在《尚书·康诰》里说：“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用这种思想来印证一下时下人们好用的“民本思想”，就可见中国人的民主思想萌芽甚早，以这种民为主的思想为中心，保民爱民，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德政、仁政。孔子之所以要“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初年统治者的这种政治态度。而他周游列国时之所以四处碰壁，乃因遇不到周公式的王，完全不是诸侯王用不用他的问题。
周公协助武王推翻商朝，对于兴亡得失洞若观火。在《大雅·大明》中一开头就说：“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惟王。”这种天监在下的思想，不易为王的思想，天命无常的思想，就是克商后从理论上总结的教训。正是这种政治态度指导了他的创作实践。所以他面对组成国本的农民阶级和战士阶级，才能写出《七月》、《东山》式的推心置腹的诗句来。
我们从《尚书·大诰》中还可以看出周公文思之敏，文笔之健，语法逻辑之严谨，这些都能反映出他的文学上的造诣。如“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这是相对称的两组比喻，正像《鸱鸮》诗中以比喻作形象思维一样，这里陈述的是把武王奠定的基业进行到底的问题。用了两层比喻，一层是前人打好房基，而儿子竟然不肯在这个基础上砌墙，更何况建成房子了。一层是父亲开垦了土地，儿子不肯去播种，更何谈收获呢？从这里我们看出周公在取比时联想的意象，选择的近似项，是十分准确、精致的。以这种本领写《鸱鸮》式的寓言诗，自是拿手好戏，旁及《七月》、《东山》也胜任而有余。所以和周公时代最接近的孔子在删诗时才把周公所作，以及评价周公的诗作收进豳风里，放在十五国风的后边，应该是有所根据的。我们后人没有理由横加否认。
《豳风·破斧》中说：“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这首诗在古今无二议，诗中点明周公之名，是歌颂周公之诗。它证实了周公东征确有其事。战争很激烈，连斧子都砍出缺口了。经过这次征讨，四方之国匡正了，征服了。周公对手下战士很同情，很关怀，战士感念周公的美意。有了这首诗，《东山》一诗说是周公劳军之作就没有疑议了。《破斧》一诗几乎就是《东山》诗的奉和赠答之作。由此我们看出，当时作为统帅的周公和战士们之间是如何融洽合作。
《七月》、《东山》二首诗看出了周公的立场。我们不必徒劳地猜测所谓奴隶主用心何在的问题，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凭空猜测得很坏。但这种反现实的自毁祖先的作法，抹黑民族英雄人物的行为，于爱国主义的宣传又有何益呢？
周公以身示范地影响了一代诗风，可以说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三百是在周公的倡言之下诞生并流传下来的。所谓采风，不管是诸侯国贵族层次之风，还是来自民间的劳动者之作，都竞放在周公控制的文坛气候笼罩下的百花园。假如我们承认了周公作为中国第一位诗人的事实，确认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加之周公在周初的政治作为，军事功绩，奠定中国文化雏基的事业，开启并影响孔子创建儒学的第一导师形象。对这一历史巨人的重新估评，无疑对民族心理的凝聚，对于华夏悠远历史的热爱，对新时期中国文明的进展，有其积极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在。是作斯文，以求正于海内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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