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煌都市小说的批判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都市论文,小说论文,彭家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I207
厨川白村在《西洋近代文艺思潮》中曾经提出“都市病”是近代欧洲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蒙受近代文明恩惠最多的是都市、受害最深的也是都市”。在中国，由于现代最活跃的作家们（也可延伸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大都生活在上海、北京等大都市中，而且从个人出身来看，他们大都是被时代浪潮从乡村社会文化背景裹挟到都市文化背景中来的，普遍面临着由乡下人到都市人的转型过程。因而，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着种种“都市病”的扰袭，并且时常对这些扰袭作出相应的心理反射和情感选择。当然，各个作家的具体反应也许千姿百态，但基本倾向可大致区分为二种。一种是比较顺应的倾向，如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他们是以比较主动、积极的心态去顺适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甚至视为渲泄本能、释放情欲的不可或缺的感官享受。另一种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倾向则是对畸形发展的中国现代都市表现出强烈的焦灼和峻急的批判精神。鲁迅、郁达夫、茅盾、丁玲、彭家煌、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都市文化形态，成为都市痼疾的解剖者和表现者。带着洞庭湖湿气进入大上海的彭家煌是其中一员。
彭家煌（1898—1933）湖南湘阴人，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和“左联”。自1926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Dismeryer先生》起， 彭家煌连续出版了《怂恿》、《茶杯里的风波》、《平淡的事》、《喜讯》、《出路》五部短篇小说集及中篇《皮克的情书》。茅盾曾热情向读者推荐彭家煌的《怂恿》、《活鬼》等小说，称赞他的小说“很圆熟”，对其“不幸无寿”（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深为惋惜。
彭家煌是一位“蘸着自己的血液和胆汁来写作的作家”。（注：左拉：《论小说》，《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他的小说显露了两副笔墨、两手本领：既能写具有浓重湖南乡土气息的农村生活，也能用细腻而带有嘲讽的笔法写市民和知识分子。如果说彭家煌乡土小说在审美追求上表现为深沉的悲剧意蕴，那么，他的都市小说则展现为另一种美学风采，即深刻的批判精神。悲剧意蕴和批判精神构成了其现代文本的美感基础。严家炎说彭家煌“写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一些小说，其成就不亚于叶绍钧和张天翼”。（注：严家炎：《论彭家煌小说—〈彭家煌小说选〉前言》，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对于研究者和读者来说更偏重的是他构筑的湘中世界和一幕幕令人心酸的乡间悲剧，其都市小说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样是不能正确全面地评价一位作家的创作的。本文试图对彭家煌笔下的都市世界进行研究，尤其注重他的都市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美学风范即深刻的批判精神。
1.市民批判：畸形的城市灵魂
彭家煌生活创作其时（20、30年代）的中国都市，几乎无一不表现出那种畸形发展的“中国味”——方面，深入骨髓的这些城市文化仍是沿袭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它又不加选择地接受、涵纳了被商业文化污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从而呈现出一种类似钱钟书在《围城》中所讥讽的“乡村化的时髦”，构成独特的20世纪东方都市文化。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许多市民，既不曾悟得西方文化的个中精义，又独对其中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浮淫繁盛倍感兴趣，人与人之间虚伪、矫情、自私、势利，生命在卑怯、苟且、龌龊、庸懦中消解，出现了一批畸形的城市灵魂。彭家煌以挖苦、嘲弄的妙笔画出了他们的百态图。
首先，彭家煌揭示了市民社会世风恶劣、道德沦丧的丑行。
周作人20年代谈起上海就没有好的印象。他说：“上海气是一种风气，或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未必是有了上海滩以后方才发生的也未可知，因为这海气的基础即是中国固有的‘恶俗’。”（注：周作人：《上海气》，《谈龙集》，岳麓书社1989年版。）这话说得相当深刻。上海文化（北京等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尽管加了些许舶来的成分，但不过是中国固有封建娱乐方式的更加多样化和恶俗化而已。比如彭家煌的多篇作品都写到了嫖娼这种恶习。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在彭家煌笔下的市民阶层中，嫖娼的丑恶行径不但没有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而得到遏制，许多人反而把它当成时髦的东西，趋之若鹜，愈加堕落。《皮克的情书》中描述：“嫖赌在北京的学界公然成了一种风尚”，“如一日三餐般的平常”。皮克几个人去妓院，竟遇见了他从前就读过的学校校长，陪同的是有“圣人”之称的学监。彭家煌对这些内心跃动着强烈、肮脏的淫荡意识的高级文化流氓进行戳穿和还原，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存款》中的迪一有钱便去嫖，还把同乡温也拉下水。贫困的温经不起诱惑，几次嫖后上了瘾，最终人财两空，还染上了性病。《在潮神庙》、《昨夜》等也“描述了那些污秽的凶狠的‘没有灵魂’的人们”。（注：惕若（茅盾）：《彭家煌的〈喜讯〉》，《文学》2卷4期。）嫖和赌是一对孪生子，嫖赌相连，不嫖便赌。《请客》中的那群小报编辑每晚叉麻将赌输赢。这些理应理性地承担起社会良知与责任的知识分子，也如众生一样麻木苟活，以嫖赌消磨生命。他们表现道貌岸然，但实则心存诡谲，作者对此进行了犀利的嘲讽。江河日下，世风不古，道德便失去了规范力。《节妇》讲述了三代人蹂躏一个婢女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假道学的真面。正如小说中长子柏年所说：“霸占阿银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外块’，我有资格，有地位，有名誉，有金钱，而且有老婆，‘外块’是不能列入决算的。”廉耻沦丧，令人作呕。
其次，彭家煌反映了市民的市侩意识膨胀，人情日趋淡泊的现实。这点正是他都市小说颇受称道的重要原因。彭家煌象叶圣陶、张天翼一样，描述了小市民猥琐可笑的灰色人生。
在城市，金钱变成社会和生活最有力的价值准则和调节手段，人际关系趋向以利益和金钱为转移，市民市侩意识膨胀，最终形成以虚伪势利为主要特征的市侩哲学。“一切的人都是蒙着虚伪的兽皮，真的原形的人是看不到的。”（注：彭家煌：《离家之前》，《矛盾》月刊2卷6期。）彭家煌对这种市侩哲学的批判，闪耀着改造国民性这一现代主题的光芒。《Dismeryer先生》是彭家煌的成名作，写小职员P夫妇和德国失业工人D的一段可笑的故事。D失业了，生活难以维持，P和D接触后，D偶遇P家吃饭被邀共进晚餐，贫困之极的D感激之余却是顿顿按时而来。P夫妇最后达成协议，设法拒绝D的再次到来，D羞愧而去， 再不见踪影。小说虽写到P夫妇善良的一面，但最终市侩意识战胜了同情心。 “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这是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一段话，以此作为P 夫妇心理背景的注脚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贼》的构思，有点象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以近乎巧合的情节揭示了金钱关系如何把家庭温情浸没在势利冰水之中。吴振宇月薪不少，但他却自行挥霍，置家乡老父“穷年饭谷亦差数十担”的求告不顾。一夜捉贼，捉到的却是当了逃兵的胞兄，吴振宇不思手足之情，拒认亲兄，背里给了几块钱将其打发回去。巧合的情节令人感到有点造作，但它却把人物推入难堪的矛盾境地，恰如舞台用聚光灯追随着演员，尖锐地解剖了某种忘本之徒自私而冷酷的灵魂，颇能穷形极相。在城市无情的规则下，文人的营生与商贩的营生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城市赋予了文人和商人相同的市民身份。“他们有时比一个商贾花头来得更多，有时一身就兼文人和商贾，如果以为在上海压迫文人的是商人，那就错了”。（注：韩侍衍：《论海派文学家》，《小文章》，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版。）《莫校长》就写了都市中借办学行骗，学校成为学店的怪现状，揭露出当时教育界的重重黑幕，把莫校长这类学商兼骗子的丑恶嘴脸披露得淋漓尽致。还有《势力范围》中的车夫、乘客为了几个钱，一到各自“势力范围”则恃强凌弱，读后不禁让人感叹人情纸薄。
彭家煌的都市小说还塑造一些积淀着深重民族劣根性的“国货”形象，批判了他们身上的国民性弱点。山圭是《国货》中的主人公，他的“究竟还是国货能够经久啊”的自得，道出了中国国民顺从忍耐的奴性性格，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和宣扬的。“安宁，这是精神上的卑鄙”。（注：尼季伏洛娃：《文艺创作心理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作者对“国货”的麻木、顺从、罪过等心态作了深刻的剖析，对其封建奴性意识挖掘得入木三分。这说明彭家煌对于鲁迅首倡的改造国民性问题亦作出了深深的思索，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2.爱情批判：暴风雨式的闪击
描写恋爱和情欲冲动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颇为流行。彭家煌也有一部分以此为题材的作品，而且产生过较大影响，象中篇小说《皮克的情书》就再版过五次。但彭家煌描写这类题材时，思想冷静、见解新颖，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在同时代的作家群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一：以《皮克的情书》为典型代表，作者对禁欲主义展开暴风雨式的闪击。在人类生活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是人类社会两性关系发展史上长期进化而产生的“文明的奇迹”，（注：斯汤达尔：《论爱情》，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是男女异性心灵碰撞的绚丽火花和性爱的升华，是“人生的诗”。（注：武者小路实笃：《恋爱是人生的诗》，《情爱婚姻论》，广州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但是，在几千年封建文化史上，“性”是壁垒森严的“禁区”。“万恶淫为首”、“存天理、灭人欲”成了防止人类情欲洪流的堤坝，或者是驯化人类自身的方法。在人类反思自审、日益走向进步文明的世纪之交，彭家煌把批判的笔触伸入禁欲主义这隐秘畸形的生存空间，对禁欲主义展开一次暴风雨式的闪击。面对荒芜的情感、情欲世界，皮克大声疾呼：“将两性间的森严的壁垒打破，把胸中的郁闷尽量的发泄出来”，“我是活的人，自然的人啊！…我们在黑暗的角落里为什么不偷偷的轻快的拥抱呢？”充分肯定了爱欲的自然合理。他甚至大胆宣称“一个未婚的青年在起了肉欲慌时，得到情人的允许，他应该是怎样的喜悦啊，”“只要咱们自己够受，管他妈的礼教”。更为可贵的是，皮克还形成自己的有哲理性的情欲观。叔本华认为“性欲和其他欲望的性质截然不同；就动机而言，它是最强烈的欲望，就表达的情形而言它的力量最强猛”，“它构成人类的本质欲望”（注：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年版。）。皮克也提出相近的观点，他说：“生活便是冲动，一切冲动便发于欲，有欲才是人，要注意他们的欲才是勇敢的人，人类啊，那怕得谈欲的虚伪的人类啊，你们真是卑怯的东西！”这个观点打破了神秘莫测的性禁区，说明情欲是人本能的一面，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性权利是人的完整人性和完整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性意识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人格发展的必经阶段上的正常表现。而那“怕得谈欲的虚伪的人类”，其人格始终停滞在自然性满足这一点上，而无法上升到社会性，从而导致心理危机、人格缺失和行为变态，致使美好人性遭到彻底毁灭。
与郁达夫笔下的人物相比，皮克具有更彻底的“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的思想。他在毫不犹豫肯定人的本能欲望的同时，又宣称“我不是只是在肉欲上满足的”，强调人性的和谐最终是“把两个满足而快慰的灵魂融化起来，成一结晶的个体”，即男人和女人的和谐。他还认为，“恋爱不是我们的职业，我俩在互爱着时那能放弃其他重要的一切！”“爱是流动的，也是固定的，”追求灵与肉的一致，精神的和谐，这正如燕妮·马克思所说：“没有精神上的结合，就谈不到肉体的结合。”另外，皮克还提出“要想爱的悠久，就要注意生殖力”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大胆亦是希见的”。（注：转引自倪墨炎：《现代文坛散记》，上海三联书店1985年版。）
第二，谴责不正当的情欲冲动，反对游戏恋爱的人生态度，表现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深沉的理性关切。当时社会，确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以个性解放和自由恋爱为幌子，发泄自己不正当的情欲冲动。然而有些作家不分良莠，对这些一律加以反映和肯定，甚至走上创作歧途，即在纯粹动物和生理机能的意义上来描写畸形的情欲，渲染不义的淫乐，张资平、叶灵凤、郁达夫等人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倾向。彭家煌以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眼光敏锐地注视了这一点，并对此进行谴责和批判。《朦胧》和《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爱情本来是男女之间纯洁、高尚、美丽的一种感情，爱情有它的严肃性，而《朦胧》中的怀远，并不相信男女间有什么爱情可言，不过是在“不得已”时“互相得到满足”的关系，抱定游戏恋爱、游戏人生的态度。所以，他“不得已”时便半夜闯入女教员密司朱卧室，结果被拒绝，最后发现自己“象是演员中的一个丑角”。《浴》是同乡向“我”讲述的一个“不平凡的故事”。这位同乡是低年级教员，和高中部女生高鸣鹤接触后，便在自作多情的幻梦中寻求情欲的满足。彭家煌对他的行为持否定态度，正如《浴》中“我”听了同乡故事后，问同乡：“你的真的洗干净了吗？”一语道出彭家煌的心思：希望有不良行为的青年洗心革面，不要在新思潮下变成玩弄他人感情的亡魂。
最后，彭家煌对纨绔子弟“性压迫”所造成的罪恶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爱情是两性间最富于激情的情感，是一种直觉的感受，并不是靠什么外界力量强加而来的。而一些有钱人家子弟，倚仗自己的财势、身份对下层妇女大施淫威，使她们的生命、灵魂受到侵蚀，饱尝屈辱。彭家煌把锋利的批判之剑刺向了他们。《军事》中的阁森，寄居于富裕的叔叔家，婶婶一出门，便躁动不安，用了各种手段引诱丫环桂香，最终是采取“军事”行动达到了目的。《劫》中的何先生，房主人娘姨上门求他写信，他便乘机打“劫”这个可怜的乡下女人。《到游艺园去》中的富家子弟邱之民，乐饱思淫，三番五次写信给穷学生熊藻如求欢，公然提出可以变相花钱买下这位穷学生。其欲望的膨胀，是在人的尊严、良知、道德萎缩下建造的。
20世纪，是中国文化由传统的封闭性走向开放的阵痛连绵的时代，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伦理道德，在新旧思想和东西方文化冲撞和交汇的背景下，经历着严峻的挑战和复杂的嬗变。彭家煌较早地把敏锐的目光投向人类讳莫如深的性领域，以启蒙主义的理性揭示出性爱在人类生活里所具有的神秘程度，并批判由不正当的情欲所酿制的生命难局与永恒困境，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
3.家庭批判：“茶杯里的风波”
托尔斯泰说：“艺术品顶重要的东西，是它有一个焦点才成，就是说，应当有这样一个点：所有的光会齐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上放射出去。”（注：托尔斯泰：《L·托尔斯泰论契诃夫》。 ）彭家煌正是选择家庭的勃谿，“茶杯里的风波”作为一个“焦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对婚姻、家庭的独特见解，写得幽默风趣，别致曲折。
《诗经·周南·桃夭》有句：“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宜，和顺；室，为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意为：有朝那人来嫁我，一定要做到夫妻和睦，家庭和顺。这句古语说明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希冀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以享天伦之乐，以度闲暇之时。彭家煌笔下的家庭却是夫妻不和谐，勃谿不止，直至丈夫离家外住，“室”与“家”失去了自身功能，而变成夫妻争斗不止的战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经济困窘，二是嫉妒的负效应。例如，《双亲大人》写青年韦公和妻子生活贫困，进而夫妻反目，孩子也在这不和之中因病夭折，贫困成了悲剧的根源。《隔壁人家》写“我”外出借钱，半夜才空手而归，妻子赌气不让进门，发现隔壁邻居情况竟和自己一样。好容易进了家，“我”正聆听隔壁的争吵时，“忽然我的头发被人拉住了”，也受到妻子同样的训斥。小说叙述的笔调是感伤的，描述本身就渗进了作者的评判。掩口之余，莫不让人心酸。彭家煌这些作品一般是以小悬念、小人物、小事件构成的“小小说”。由于笔墨朴实凝炼，做到了“小”而不“薄”，耐人寻味。
弗兰西斯·培根说过：“在人类的各种情欲中，有两种最为惑人心智，这就是爱情与嫉妒。这两种感情都能激发出强烈的欲望，创造出虚幻的意象，并且足以盅惑人的心灵。”（注：培根：《论人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实际上，爱情与嫉妒并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互相交叉的两种感情，与爱情重合的嫉妒有利于婚姻的发展，而与爱情离合的嫉妒则会破坏婚姻的发展。彭家煌的家庭批判更多表现在后者。《茶杯里的风波》不到二千字，写嫉妒心对家庭气氛的影响，只用了阳台上早晨和晚上两个小镜头，就亦庄亦谐地写出了夫妇之间微妙的心理。与爱情离合的嫉妒否定了婚姻关系中男女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否定对方人格的独立完整性，从而在婚姻生活中投下足以窒息爱情的浓重阴影。因此，小说中说：“‘妒嫉是美德’，人们对于妇女多是原谅着，但贞洁的男子看来，不免有‘人格上受了损失’的感慨吧！彼此间浓厚的爱情不免因女人们的‘弄巧反拙’而淡薄了吧！”过度的嫉妒不但不能使人感受到甜蜜爱情中使人心醉的那种近乎幻觉性的思念情绪，而且使人心碎、心死。《勃谿》中的男主人公经历了一次次醋海风波后，心灰意冷，“唉，假使海洋中有这末一个荒岛，连雌禽雄兽都绝迹的荒岛，比鲁滨逊住着的还荒漠百倍，自家真情愿漂流在那儿，无声无息的活着，无声无息的死去，……好幸运的鲁滨逊！好悲哀的自家呵……”痛苦之情难以言尽。彭家煌在批判嫉妒给家庭生活带来的阴影时，心在流泪、滴血，因为正是嫉妒虐杀了他曾经为之幸福的爱情，破坏了他经历风吹雨打才搭建起来的家庭。
如何评价彭家煌的家庭批判呢？以巴金、李劼人、老舍、林语堂的写家为标准来对照，彭家煌的家庭批判确实太过渺小，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他的家庭批判看不到“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对家的直接影响。一世风雨家飘摇。彭家煌的家庭批判却有家自飘摇而风雨不至的特点。巴金等人则不同，他们写家即写时代。因此，突出家与社会的互动，突出家在社会变动中的“衰败史”，突出人物性格在这种衰败过程中所产生的发展变化，遂构成了他们叙事活动的变化与流动之美，从而使他们的写家获得了强烈的时代感。生活是整体的。写家与时代的关系，可以表现这种整体性。写家与时代的疏离（相对来说），同样可以表现为这种整体性。只是一者直接，一者间接。因为在新文学整整三十年间，任何一位作家都不会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情感人为地局限在狭义的家庭批判中，现代家庭情感对自我体验的分外推崇，其本身就是现代思想启蒙的结果。这种体验一旦面对现实时，就会产生更大的意义——救亡图强的现实要求与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取得了一致。这似乎是现代作家们一种“集体无意识”，彭家煌也是如此。
4.社会批判：“弥留前的哀鸣”
1932年郑振铎在《新文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中指出，“总结起来说：‘五四’改变了文学的形式，五卅使我们走上应去的道路，九一八则开始了文学的新使命。体裁、内容，均将大有变化。……一个人，假如不是麻木不仁，大约可以感到现在不是伤感的时代了。不是我们追求时代，时代已逼到我们头上来。”“爱过斗争的紧张生活”的彭家煌，“虽在病中，却无时不幻梦着前途伟业的光辉”。（注：F·K（彭家煌）：《给TP的一封信》，《涛声》周刊2卷6期。）他把批判的视角转向时代大舞台，以较客观的写实笔调“表现了充分的时代意识”。（注：汪雪湄：《痛苦的回忆》，《矛盾》月刊2卷3期。）他的夫人在《家煌之死》中说道：“在这时期中，他创作了不少关于为劳苦民众与我们同命的群众喊冤的稿子，”并称之为“弥留前的哀鸣”。
彭家煌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党当局，抨击反动统治实行的高压统治，揭露其实行高压政策的残酷，这种倾向愈到后来愈得到加强，表现出一个进步作家应有的品质。彭家煌冷嘲热讽，笔锋犀利，入木三分。
彭家煌有一篇题为《虾和蟮及其他》的杂文，从虾、蟮被人或用刀杀、或用酒醉了吃写起，忽然笔头一转，写道“到底是人类，尤其是华夏之邦的人类来得文雅而有智慧。在没有捕获被剥皮之前，先就不跳不扭，而且领导起来，相率不跳不扭”。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不抗外侮、热衷内战，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嘴脸。其小说《垃圾》、《两个灵魂》也同样把锋芒直指国民党当局。《垃圾》中所谓的革命军已成了新军阀，正调转江西“前线”剿“匪”。《两个灵魂》中的反动当局“把‘匪’看成比日兵炮轰淞沪蹂躏东北还凶险万倍”，所以一旦发现“匪情”，就“所有的人力财力不得不集中起来，一致向‘匪’区扑去。”国民党对帝国主义侵略退让，对苏区竭力围剿，而在“管区”内则实行高压政策，大搞恐怖统治，这从《我们的犯罪》中可以略见一斑。一家颇受读者欢迎的图书馆仅因为常晚上开放便被党部视有嫌疑，纠集大批军警“直捣”图书馆，工作人员闻风隐匿，一批无辜读者便成“网中之鱼”。包括“我”在内被整整关押一天，并来了一大群令“我”感到“劳师动众”而觉“赧颜”的党部大员，如临大敌，左查右讯，实无罪证找了保人之后才肯放人。小说对这种似乎是开玩笑的飞来横祸，采用了幽默口吻，增强了反讽意味，加重着悲愤的效果。作为当局统治工具的警察也滥杀无辜，肆虐横行，如《出路》中的失业工人达明仅因为警察吼了声“站住”而仍在奔跑就被开枪射杀；《势力范围》中的警察对市民纠纷不闻不问，包庇敲诈乘客的车夫，从中分取好处；《认错》中的警察助桀为虐，对阔人唯唯诺诺，而动辄就没收穷车夫赖以活命的牌号。
彭家煌在抨击反动统治的同时，还反映了社会的黑暗腐朽和民不聊生的现实。在写到社会的黑暗现状时，愤懑之情溢于笔端，而在反映困苦不堪的下层平民时，则“慈心”跳跃，流露出无限同情。
在《Dismeryer先生》中， 彭家煌借人物之口发出深沉叹息：“野兽的横暴是不分区域的，不论国内国外，处处都有，它们张牙舞爪谁敢去抵抗，Dismeryer先生比我们中国人的遭遇更悲惨，他和我们一样， 立在被作践的地位，我们该援助，该同情”，不能视洋人一律为野兽。这种议论在当时是独具慧眼的，从中可体会到彭家煌的人道主义“慈心”何其博大。1928年以后，彭家煌的人道主义得到了新的升华，他把同情穷途者的辛酸和批判新军阀的为祸结合起来，使人看到大革命失败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晚餐》中的青年女子刘翠花，父亲早逝，一家四口全凭她卖淫活命。大革命后的新当局不取缔公开卖淫，却禁止私娼。她想就业，但无业可就，连全家的晚餐也惟待她贱卖肉体。后来，她以“妨害公安”罪名被抓走，只留下一片凄惨的哭声。小说的主题是苦涩的。“民以食为天”，以“晚餐”为题，暗示小人物的堕落是沉重的家累造成的，而挂着“国民政府”招牌的当局不顾国民的衣食和死活，堵塞了国民正常的和变态的生路；《平淡的事》中的曾医生，穷困潦倒，缴不起税金，无法张罗生意，纵使医术高明也难以维持生计；《垃圾》写一个因为欠饷而愁得失明的排长，被军队当作垃圾抛向庸医，又被庸医抛向街头；《在潮神庙》对黑暗现实作了集中反映。朋加想寻个世外桃源，来到离杭州不远的潮神庙。结果那污秽不堪的现实，同样让他震惊而无法忍受。那一带的人无田可耕，无工可做，只能“流荡、堕落”。“男人靠赌博赢钱，……以红丸鸦片麻醉别人，同时以其剩余也将其麻醉着。”而女人则“尽量生育；尽量将女婴送到江中；尽量兜揽男人的衣服去洗；此外也尽量享用着铁路工人、小贩以及船夫们的夜间报酬。”甚至庙里的和尚也不念经诵佛，却吃喝、赌钱、吃肉、谈女人。朋加要找的桃源美境不过是“贫穷、荒漠、灰尘……”这就是社会中民不聊生现实的真实写照。这些作品反映的社会面相当广阔，有深厚的现实内涵，有很强的生活实感，在平淡素朴的文字背后透露出作者深沉的愤懑，几乎每篇都称得上是对生活的一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