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论文,抗日根据地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在广袤的华北大地上，中共领导的政治机制创造了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大相迥异的政治实体——华北抗日根据地，在这块土地上曾带动起一个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意识觉醒的鲜明亮点。
抗日根据地区域一般可以分巩固区和游击区两大部分。游击区的社会意识随着战争的发展变化不明显，且难以找出足够资料加以印证。故而本文阐述之历史事实、引用之资料均以各根据地区域的巩固区为主要范畴。
一 社会整合与区域政治重构
在传统的华北农村，乡村社会是靠地主乡绅自治和宗法家族来整合农村基层的，农民只是政治的组织和管理对象。生活在宗法家庭结构中的这种生活方式与集权政治的强力压迫，使得农民们缺乏独立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的政治——社会一体化结构解体，农村中传统的政治意识与管理过程开始松散，但中央政权却无法有效地进行政治组织，进而引发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一系列的农村社会问题。
华北根据地初创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从政治上对各根据地区域内的农村实行新的社会整合。
传统的政治意识是保守而讲究亲情的，它使得农民对于城市与知识阶层有一种敏感的抵触。所以，要想使管理机制真正地深入农村，就必须使乡村基层管理机制农民化。农民化并不是将农村社会整合完全交由农民自己进行，也不是附合传统的乡村政治文化与管理机制，而是在通俗地向农民灌输民族、民主主义基本概念的同时，从农民中吸收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把这一批具有相对较高素质、又有朴素意识形态信仰的农民转化为乡村基层管理者。当乡村基层社会权力被训练过的农民来管理时，农民阶层才有可能从心态上认同这一体制，进而产生倾向、支持中共及其政权的政治取向。
这种新的政治取向与给农民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减租减息政策的结合，导致了各区域内旧的政治意识的坍塌和农民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亲合与认同。根据地区域的政治形态由此发生了一个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重构。
从体制上看，抗日民主政权机制和以前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各根据地在建立从边区到县、区、乡、村各级行政机构的同时，设置了相应级别的代议、监督制度。如晋察冀边区设有参议会，区级设有区民代表大会，村级设有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它们是各级民意机关。区、村长由区民和村民大会选举产生，每年改选一次，可连选连任。区民、村民大会在必要时有罢免区、村长的权利。1941年1月， 北岳区决定，“对建立在封建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的邻闾选举制度，将在一切地区彻底废除，代之以公民小组为单位的村代表选举制度。”（注：《北岳区党委关于1941年村选举及村建设的决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农民，第一次开始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议四权。这一机制体现了民主政治的精髓，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激发起他们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热情。
1940年冬季，晋察冀边区的选举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选举活动，农民参加选举的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区有选举权的公民70%以上参加了选举，中心区域达到90%以上。平山县15个区高达99%，灵寿县7个区达到97%。 （注：宋劭文：《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报告》（1943年1月）， 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总论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3页。 ）针对农村中文盲较多，素质较差的特点，华北各根据地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选举办法，如投豆法、背箱法、画圈法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实地考察根据地选举后，一位著名民主人士曾感叹地说：“他们这种选举方法，和可以发挥自主能力的各种事实，是给借口民众不识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实行民主者以最有力的打击。事实证明，唯有在扶助民主中，才可以训练民众的能力，而达到完全的民主。”国民党员刘奠基先生也说：“我从没有想到二十年来追求的愿望——民主政治，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注：转引自高德福：《论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中的民主政治》，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
在选举中，基层民众明显占据优势。以冀中7个县统计为例， 在村、区、县三级议会的当选代表中，工人、贫农所占比例达到49.2%、 44.6%和50.5%；中农当选者分别为37.9%、47%和52.6%。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没有政治、社会地位的妇女，也走出家庭参与政权建设。在上述7个县的选举中，妇女在村代表、区代表和县议会中分别占12.3 %、12.8%和15.9%。在当选的区长中占5.88%，县议员、秘书中占14.3%。（注：徐大本：《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1941年5月）， 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总论篇），第168 —169页。）
政治效能感的增强，使得农民们开始从被动地接受抗战政治，逐渐地转为主动地参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活动，对民主政治产生了巨大的认同感。
在各根据地内，从中心区域到游击区，几乎都建立起了农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性组织。对于习惯于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结党结社的农民来说，加入这样一种以理想、信仰为宗旨的契约性社会组织，在观念上没有一个较大的转变是难以想像的。各根据地区域内参军热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农民意识到了参加反侵略战争不仅是为了保卫国家的主权与独立，而且也意识到了这一场战争的胜败与他们本身的利益紧密相关，于是农民们会自觉地把参军作战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样一支具有明确信仰的军队其战斗力是令人生畏的。
各地民众不仅积极参与全民族的抗战活动，协助民主政权做好各项工作，也开始学会在政治参与中行使民主监督、保护自身的权利。
各级政府官员不仅要向同级参议会汇报工作，听取参议会对同级或下级的意见，还要听取民众对他们的意见。各地常常出现民众罢免有罪行和错误的行政人员，农会代表请愿惩治贪污的村长、区长，民众召集斗争大会批斗贪污腐化分子的事例。如“高平、陵川等县的民众，曾集合数千人，跋涉山川到长治专署递交请愿书，要求撤换不法县长刘涵森”。（注：克寒：《坚持华北抗战枢纽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群众》第3卷第2期。）阳城县专门成立行政民运联合视导团，深入农村对村民提出的不合理负担、村干部失职、减租减息不当、硬派民夫、派款摊粮等问题予以处理。（注：《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2月15日、11月21日。）涉县第一区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于1939年11月9 日召开全区民众大会，正式罢免“违背政府法令、包庇汉奸、睡宿娼妓、贪脏枉法、破坏抗日群众团体”的原区长刘××，并决定另选新区长。（注：《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2月15日、11月21日。）从1939 年冬到1940年秋，在冀中区9万中共党员中清除出2730名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太落后分子；在北岳区15个县清除出759人。 （注：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这类事情，在当时的各根据地报纸上多有报道， 充分显示了农民渐渐成熟了的民主意识。
固然，农民政治意识的转变并不是十分彻底的，它还有许多政治引导的成份，有些政治行为也难说是农民的自觉之举。但是，华北农民在中共领导下已逐渐从封闭、保守、被动的政治心态中走出，开始了对于新的政治形态的参与。这一不争事实，宣告旧政治形态的全面失效与农民对于新的政治形态的心理认同。
二 乡村文化层面的裂变
战争、社会变迁引发了根据地区域内社会整合，也必然引起文化层面上的裂变。
抗战爆发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华北农村民众自觉的保家卫乡活动，但这种自保意识由于政治管理过程的松散而无法升华成为民族自救思潮。自保活动多以民间结社的形式出现，盛极一时的红枪会组织曾发展到几十万人的规模，但却无法汇入全民族的抗战之中。
战争的残酷与中共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以往那种狭隘的乡村意识。在各根据地区域，减租减息政策带给农民巨大的经济利益，农民们则以积极参加各根据地政权的事务作为回报。许多农民由最早的保家护村逐渐地意识到根据地存在与国家危亡与自身利益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积极投身于抗战。甚至年逾花甲的老太太也能说出“别看我已是快到六十岁的老太婆，我也知道救国打日本的事儿。乡亲们！齐心吧！大家伙儿帮助救国……”这样慷慨激昂的话。（注：《完县妇女参加了村政权》，《抗敌报》1938年5月23日。 ）与北平仅几十里之遥的野三坡，由于高山阻碍而与外界隔离。山民“在民国十八年才知道大清国在十八年前就已经灭亡。”但抗战以后，在中共领导下，野三坡的山民积极支持抗战，“三坡的村长，早已亦是民选了，在封建统治下被目为野蛮的三坡人民现在亦已享受民主政治的赐予，运用民主的权利了”。（注：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三联书店1979年版， 第123—124页。）
如果说，抗战以前中国农民尚不具有一种明确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要将中华民族纳入自己统治范围的日本帝国主义，却在对华的侵略中激发起了中国农民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思潮。正如晏阳初所言：“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注：晏阳初：《农民抗战的发动》，《大公报》1937年10月11日。）这种精神的效应，在华北各根据地表现得尤为突出。
传统的农业社会，乡绅地主是乡村中政治维系的基础，也是文化及价值观念的引导者和仲裁者。虽然从中华民国建立起，各种新思潮、新观念纷纷从都市涌入乡村，乡村的文化层面也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各根据地建立之前，国民政府在华北农村的基础管理仍然依赖于乡绅地主，所以由乡绅地主们维持并倡导的乡村文化，仍然保留着相当浓厚的传统色彩。
由于乡绅退出了乡村基层政权，绅权渐渐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农民可能还保留着对于乡绅的某些尊重，但却不再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仲裁者。以往，农村中的宗族事务多是由乡绅进行管理，而宗族是华北农民的头等要事。政权与族权的结合，迫使农民们不得不听命于权力与传统。建立根据地后，各地政权先后进行的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法律建设，如减租减息运动、男女平等分田、各根据地《婚姻条例》的颁行、《人权条例》的实施等，有力地动摇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基础。“使公民打破依赖家长闾邻长，推委家长闾邻长的观念，以公民的资格发挥自己的主张，担当自己的任务，争取自己的权力。”（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村选举的指示信》（1935年1月25日）， 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家长的权威性受到挑战。相反， 子女的地位有所上升，意见与建议在家中逐渐受到重视。（注：傅建成：《社会的缩影——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家庭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99页。）
各地的抗日政权都把尊重宗教信仰、破除迷信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努力使宗教思想的传播与抗战紧密联系。例如晋绥边区的大青山根据地，经过八路军的耐心工作，“全绥远的天主教也已经全副武装，并且组织了绥远人民抗日军第三团”。（注：泉璧：《突破重重难关建立起来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新中华报》1939年6月4日。）马本斋率领下的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英勇杀敌，威震四方；不少穆斯林将抗击日军视为“圣战”，山东济宁回民数千人在当地教长领导下，击杀了大批日军。
在对旧的文化意识进行破坏的同时，各区域也极为重视新文化观念的确立。兴办教育、开展识字运动，开展大众文艺创作，是各根据地提高农民素质、促使其价值观念转变的几个措施。
各地不仅开展识字活动进行扫盲，且将教育看作是改变农民思想观念、培养适应抗战需要人才的基本工作。1939年年底，晋察冀边区小学增至7000余所，小学生增加至40余万人。“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内容，学校生活是改造了。教学内容从复古的、武断的和迷信的，改变为革命的、战斗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各根据地还组织进行了冬学教育，冬学在内容上是和抗战的任务相结合的。到1939年底，晋察冀边区冬学增至5379个，入冬学人数由上年的18万人上升到39万余人。（注：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关于边区冬学运动总结摘要》，《新中华报》1940年6月11日。）到1940年，晋冀鲁豫边区已办起冬学1801处。（注：《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教育会议决定“扫除文盲具体办法”》，《解放日报》1942年5月17日。）据1941年晋绥边区神池等19 个县的统计，共开办冬学3116处，学员达17万余人，其中妇女约占1／3。（注：《晋绥边区社会教育概况》，《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下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 ）冬学教育大大提高了民众的素质，使他们对于全民族的抗战有了全新的觉悟。对成年人和干部的训练，使得抗日政权的效率、工作作风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
把抗战文艺推向农民，是各根据地改变本区域文化层面的重要工作。文化人走出书斋，深入到农民和抗战生活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着民主、自由、科学、抗战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在农村开展的“街头诗运动”、“街头剧运动”、“民间歌咏活动”等，大会会场、街头、田间、墙壁甚至农民的院落都成了宣传抗战的场所。“新的农村剧团秧歌队，正在生长发展，旧的迷信神怪带有封建色彩的戏剧，逐渐在失势着。几年来已出现襄垣、太南胜利、武乡光明、左权等几个好的剧团，《换脑筋》、《小二黑结婚》、《赵申年》、《李来成家庭》等戏已誉满太行”。（注：戎伍胜：《太行区三年来的建设和发展》，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371页。 ）新的文化精神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着华北农民。华北农村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社会风暴。
三 农业社会习俗的移易
华北农村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社区，农民又是习惯于一成不变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将之融入近代化意识并作提升，是一件极为艰苦而又富于意义的事情。
华北农民的信仰是极为功利性的，他们长期信奉神灵却无法摆脱贫困，而抗日政权的土地与经济改革令他们受益非浅的事实使神权威信大减。
1943年，太行山区发现大面积蝗害。农民对付不了肆虐蝗虫，就在无奈之中祭起了迷信的大旗。“有很多地方烧香嗑头，许愿戏，插杏黄旗”。（注：赖若愚：《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1914年8月），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群众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227页。）他们对蝗虫顶礼膜拜，称之谓“神虫”。（注：《太行剿蝗经验》，《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年9月25日。 ）许多农民认定旱灾、蝗灾是“天定劫数”，积极参加求神活动，但蝗虫的活动丝毫不减。“鄄北县‘神娘娘’、‘李善人’最初坚决不打，烧香拜神，别人的苗子保全了，他们的苗子被蝗虫吃得很厉害。”（注：《冀鲁豫边区的剿蝗斗争》（1944年11月），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415页。）在这种迷信活动流行之时， 太行区组织了大规模的灭蝗运动并取得显赫的成绩。在困难面前要靠自己的奋斗而不能靠天恩赐，这铁的事实使不少农民改变了观念。各地还用事实破除了许多迷信做法，不准神汉巫婆们进行活动，因陋就简利用祠庙做小学发展教育，甚至在一些地区捣毁了庙宇。
华北农民有“不争讼”的习俗。村民间有什么纠纷，一般都是由村中的长者、宗族的族长或乡中绅士来负责解决，这种解决方法常常会造成不公正的结果，从而激化矛盾。但抗战以后，随着旧有的社会组织的瓦解和对民主法制的宣传，农民在引导下对生活中的纠纷开始有了用法律解决的意识，一时间各根据地区域的案件激增。1940年，晋察冀边区有关土地债务纠纷、婚姻纠纷、财产继承纠纷的案件由占案件总数的6.5%上升到40%左右。（注：《晋察冀司法报告总结》（1942年），现存南开大学历史系。）这表明农民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开始觉醒。
改造懒汉活动，是各根据地区域对于提高全民素质、提升道德水准、促进社会习俗改变的一个重要工作。
懒汉（又称二流子）现象是华北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恶俗，如太行区的“榆社十个村的统计，有懒汉七十人，涉县八个村的统计，有懒汉一百三十二人，和西全县懒汉一百二十八人，辽西九十三人”。这些人或因穷苦而潦倒；或因家财败尽而浪荡；或原为干部，“特殊惯了，逐渐变成懒汉”。（注：赖若愚：前引文。）他们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挑拨离间、宣传迷信、敲诈钱财、赌博吸毒、不务正业，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从1937年起，陕甘宁边区就开始了对懒汉的改造，取得了不少经验。华北各根据地随后也在生产运动中注重解决懒汉的问题。如晋察冀边区提出了“没有一个懒汉”的口号（注：李公朴：前引书，第122页。），以照顾其生活、在村中公开批评、促进其加入互助组等办法使本区的流氓地痞、巫婆“大量的减少”。（注：刘澜涛：《晋察冀北岳区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党的政策》，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205页。）太行区采取了以劳动英雄帮带懒汉、将懒汉纳入互助组、检查和奖罚并重等措施，用动员与强制相结合的方法督促改造了一批懒汉。据统计，左权、襄垣、武乡、邢西四县仅1945年就将原有的708 名懒汉改造了495名。黎城霍家窑村在1943年减租之前有懒汉21人，流氓11人，巫婆2人，经过几年改造后，懒汉、流氓及巫婆都没有了。 （注：《太行区1945年生产运动的概况》，魏宏运：前引书，第169—170页。）涉县索堡村、岭底村、台华等村还将懒汉编成生产队，在开荒生产中改造他们，效果较好。（注：《涉县1944年生产结算》，魏宏运：前引书，第474—475页。）这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至今仍具有意义。
妇女观念的变化与地位的提高，是区域内一个显著的社会变化。
华北各根据地先后制订了婚姻条例和法规，如晋西北根据地颁布的《婚姻暂行条例》（1941年4月）、《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2年1 月）和《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1945年3月）等；山东省还于1945年3月颁布了《山东省女子继承暂行条例》。利用法律对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变革，对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婚姻自主、妇女财产继承权和婚姻自由的基本精神的确立与强制执行，都较大地改变了传统婚姻制度和人际关系，对根据地区域传统的社会与家庭、男女关系与地位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具有平等和尊重妇女意义的新称谓词如“爱人”等，在各区域内被推广开来。在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边区的一些县，原来的男人先吃饭、妇女后吃饭，男人吃干，女人喝汤等不良习惯也受到了冲击。据调查，冀东山区农村女人缠足的习惯，只是在抗日民主政权的推动之下才被彻底破除的。（注：笔者对河北省遵化、迁西等县的调查记录，存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1942年，武乡县妇救会在全县开展了一次争取婚姻自主、特别是“寡妇再嫁”的活动，使数以百计的寡妇摆脱了旧有道德与礼俗的束缚，达到了再婚的目的。（注：《太行革命根据地群众运动史略》，《群众运动》，第37页。）据晋察冀边区的易县司法科统计，从1940年11月到1941年2月中旬3个半月间，“离婚案件总共十五起，在这十五起离婚案件中，原告都是妇女”。（注：王炜：《易县的婚姻问题》，《晋察冀日报》1941年3月15日。）
以前，妇女地位较低，常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被动意识，只要男人有钱有势，即使他是汉奸也不在乎。（注：笔者对河北省遵化、迁西等县的调查记录。）但此时的妇女，也知道讲究中国人的气节，她们鄙视汉奸，以与抗日军人结婚为荣。
妇女地位提高后，她们对抗战极为关注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1940年晋察冀边区进行民主选举时，“广大妇女在高度的参政热忱下，争先恐后参加选举。盲者、孕妇、产妇、病妇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 很多新媳妇，为了参选，不惜远道赶回婆家。许多优秀的妇女干部和会员，勇敢地走上竞选台上，大胆发表自己的主张”。（注：于林：《二年来的北岳区妇运》（1942年6月20日），《解放日报》1942年9月26日。）据对冀中区定南、深极、安平、饶阳、博野、清宛、蠡县等7 个县的统计，女选民参加选举的比例非常高，村选是82—90%，区选为80—89%，仅比男性公民低2%左右。
应该看到，妇女观念与地位的变化是局部的，有的地方封建势力与观念仍很严重，各根据地的妇女解放只能看作是一个先声，但这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前所未有的。
四 结 语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从直接的效应上是为抗战的需要，而且也的确起到了敌后抗战的巨大作用。作为一个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验场，该区域的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对社会重新整合来看，各级抗日政权的建立，主要依赖出身农民的基层管理者，传统的乡、绅和神权趋于没落。作为一个阶层，农民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其潜在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这是区域内政治充满活力的保证，也是农村社会在政治重构后向更深的文化层次推进的巨大动力。
从文化层面的裂变看，经济与政治的变迁，在根本上动摇了华北农村传统的意识形态。新民主主义教育和文化的大力普及，不只是从文字上为农民扫盲，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精神将促使农村社会在质的层次上发生震撼。这种震撼，将深刻地影响着未来新中国的历史走向。
从社会习俗的移易看，农民们的生活方式变动不大，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强力输入及各地用事实破除旧有习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某些传统的道德与习惯，但这种改变的基础尚缺乏应有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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