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何以成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斯特论文,学派论文,作为一个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3-0006-12 笔者曾提出，我们开设“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栏的目的就是“为往圣继绝学”，致力于改变李斯特经济学在我国被边缘化的状态，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过程中，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近十年来，笔者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如何创新和发展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简要讨论为什么要创立新李斯特学派，然后通过总结笔者对新李斯特学派主要理论创新的思考，以探讨创建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的可能性。 一、为什么要创立新李斯特学派？ 虽然李斯特经济学的基础原理对目前的中国仍具有重要的和直接的应用价值，但由于它长期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得到相应的发展和创新，这就造成了我国虽不乏李斯特经济学的推崇者，但他们并不能对当代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和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做出具体深入的分析，因而也就无法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泛滥做出毁灭性的批判，更不用说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我国提出一套新李斯特主义的国家发展新战略和相应的经济政策主张。从经济学说史角度来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李斯特经济学自身的不足。李斯特原想把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作为包罗政治经济学所有问题的三卷本巨著的第一卷，因此，该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但是，李斯特的这一奢望由于其过早过世而未能实现。从《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副标题来看，该书主要探讨的是后发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因此，李斯特对关税保护之下国内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并未展开深入和系统的讨论，这就为后来完整地运用李斯特经济学造成了困难。因此，虽然一些学者根据发展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发展，追溯性地讨论了李斯特是中心—外围理论、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理论、主导产业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创新经济学的先驱，但是，在20世纪，除了30年代的罗马尼亚政府部长曼努列斯库[2]和近年来挪威经济学家埃里克·S·赖纳特[3]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者更多的是不断重申李斯特的观点或就学术界对李斯特的误解进行澄清，鲜有创造性的发展。因此，在财政金融、农业发展、大国内部中央与地方关系、统一国内市场、地区分工等诸多问题上，李斯特经济学仍缺乏系统的经济理论，这是新李斯特学派需要根据当代经济的新特征而加以创造性发展的。 其次，19世纪对李斯特经济学做出重大创新的美国学派被埋没。美国学派对李斯特经济学的缺陷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李斯特的经济学说。简单地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亨利·凯里和西蒙·帕滕分别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代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按照赫德森的看法，李斯特的著作并没有反映美国保护主义的最高成就，只有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之后，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美国学派才发展了基础更加广泛的经济发展学说，并把它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范围的经济学说。迈克尔·赫德森总结了美国学派八个主要方面的理论创新，其中五项是与李斯特经济学不同的独创性发展，这包括工资的劳动生产率学说、资本的能量生产率学说、基础设施理论、金融业的公用事业理论以及唯物主义的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进步观。[4](p75)美国学派这些独创性的经济理论，在直接应用于分析当代前沿经济问题上，要比目前的主流经济理论深刻的多，也有用的多，但由于美国出于推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的目的，将该学派从西方经济学说史中清除掉了，以至于现在除了个别人外，几乎就再也没有人了解它了。美国学派的这些理论是一百年前创造的，当我们今天要创立新李斯特学派之时，我们仍不得不先从学习美国学派经济学入手，本文中所谓新李斯特学派的十大理论创新也是针对美国学派而言的。 再次，20世纪继承了李斯特经济学某种传统的经济学流派存在着许多缺陷，这需要新李斯特学派超越它们。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及其发展主义、依附论、世界体系学派和发展型国家文献等虽然都没有声称在学术思想的渊源上与李斯特经济学有关，但无疑它们都与后者在精神上存在着明显的联系。然而，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并不意味着会有相同的具体理论和政策主张，甚至有可能存在着对立。例如，普雷维什在担任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期间主张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虽然他后来承认这“有损于外围发展的自主性”，但仍坚持“跨国公司明显地促进了替代性的工业化，并且获得了公认的成效。”[5](p172、181)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分别发展起来的两个学派——依附论和世界体系都与对普雷维什发展主义的批判有关。依附论对发达国家支配欠发达国家的结构和机制做出了深刻的分析，认为普雷维什等发展经济学家所坚持的引入外资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入侵打开了大门，但该学派并没有为欠发达国家摆脱依附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世界体系学派过分强调了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支配和控制，忽视了不同的欠发达国家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国家能动性。发展型国家文献主要关注的是“二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但这些经验很难说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刻意对这些经济体进行扶植的结果，而“二战”前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美国、德国乃至英国①崛起的历史经验才具有更普遍性的意义。 最后，目前缺乏一种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及其对欠发达国家的新挑战进行系统性分析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说。迪特·森哈斯、张夏准、埃里克·S·赖纳特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是战后以来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代表作，迪特·森哈斯通过对经济史的比较研究，重申和阐发了李斯特经济学的原理以及在当代的适用性，[6]张夏准[7]和赖纳特揭露了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并不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给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药方崛起的，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赖纳特在经济理论上对李斯特经济学的贡献最大，代表着目前世界上对李斯特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他们都没有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两个重大变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和美元霸权的出现——及其对欠发达国家的新挑战进行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使得一般工业制造作为发达国家的特征已然消失，而从李斯特到现代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就一直是国家发展战略及其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但当发展中国家现在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能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自1972年以来，美元霸权的诞生使世界贸易异化成为一种美国印刷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片交换其他国家实物产品的贸易形态，使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美国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彻底颠倒了历史上英国、日本和许多小型经济体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国家崛起的经济学逻辑。 在上述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李斯特经济学有关国富国穷的准则是否还成立？如果不能成立，我们如何做出修正和突破？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哪些前述经济理论家们不曾面对的新情况，从而需要我们为之做出李斯特传统的创造性解答？到现在为止，无论是依附论、世界体系学派和发展型国家文献，还是张夏准和赖纳特的新近研究，他们都没有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做出深入研究，而这种研究正是我们创立新李斯特学派的初衷。更进一步说，李斯特经济学诞生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他之后，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历经了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帝国主义的出现，而李斯特的相关学说却没有随之而得到发展。李斯特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一种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和证据加以修正和发展的国家经济学的思想体系，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今天将如何按照李斯特经济学的传统创造性地发展其学说？笔者在下面将分别从三个方面入手，探讨新李斯特学派有可能做出创新并使之得以成立的理由，这包括：李斯特经济学的哪些原理可以拓展应用到现代；哪些理论学说已过时，需要加以修正和突破，以及如何创造李斯特经济学中未曾存在的新理论。 二、对李斯特经济学原理的拓展性应用 李斯特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现在仍可以在解决目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上得到拓展性的应用，我们在这里只以新李斯特学派需要创新性发展的三个学说为例，简要地说明这个问题。 1.“市场保护说”。 “市场保护说”是笔者针对战后拉丁美洲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所产生的严重危害而提出的，它涵盖了传统的“关税保护说”。赫德森曾对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提出批评，他指出，这种理论“既没有研究哪些阶级将会从工业化中获得明显的收益，也没有指出工业化收益在国内是如何分配的，更没有说明新的工业之岛在外资企业占很大比例的国内经济中实际上处于怎样的位置。当美国企业在欠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并发现普雷维什设立关税壁垒的分析可以作为确保这些分支机构有利可图的手段之后，工业化的万能药在美国仍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流行。”[4](p349)我们知道，普雷维什给拉丁美洲提供了通过关税保护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但与此同时，他又将积极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作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基本手段。这完全是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因为当外国直接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在欠发达国家内部直接控制了其产业的情况下，关税保护反而成了跨国公司攫取巨额利润并垄断欠发达国家市场的工具，这是美国企业为什么乐见于工业化的万能药及其关税保护理论在美国的流行，甚至对于这种理论给予支持的原因。 普雷维什自相矛盾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真正地理解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因为这种理论的核心是确保民族工业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并独享国内市场的工业化收益。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幼稚工业在国际市场上根本上就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而如果没有市场，工业就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这样一来，它就更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进行竞争了，因此，在不存在国外市场或国外市场不大的情况下，欠发达国家只能通过关税保护把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挡在境外，才能预留并确保对其工业发展生死攸关的最基本的市场规模。很明显，所谓“幼稚工业保护”实质上是对国内市场的保护，这是关税保护的主要目的。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时代，几乎不存在外国直接投资，这是他们为什么只提倡关税保护的原因。如果他们生活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欠发达国家，他们必定会提倡“市场保护”，因为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日益重要，外国直接投资(FDI)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控制欠发达国家经济并瓦解其新兴工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奇怪的是，普雷维什作为发展理论家竟然不明白上述道理。实际上，他不了解19世纪末的美国之所以能够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农业强国的秘诀：在实行关税保护的同时必须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否则，关税保护的作用将完全被抵消。在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拉丁美洲试图通过关税保护改变其在国际分工中不利地位的努力完全被外国直接投资所瓦解，这是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在进入高级阶段后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是拉丁美洲即使实行关税保护也无法改变其依附型经济命运的根本原因。然而，一直到现在，人们仍把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归罪于关税保护和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联并不大，工业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在于拉丁美洲的外资政策。这一教训对于我国尤具警示意义。 从理论上来说，与发达国家通过对欠发达国家商品销售来摧毁其工业相比较，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更加轻而易举地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工业和高端产业，这是因为，即使是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也不得不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产品的竞争力。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其绝大部分高端产业在没有走出国门之前在本土上就被发达国家直接剿灭了，所以只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被固化在价值链低端“担水劈柴”的地位上，[8]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在19世纪末取得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地位之前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歧视甚至憎恨态度的原因。历史经验普遍地说明，国家崛起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关联，相反，那些试图依靠外国直接投资转移技术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最终都陷入了无法摆脱的依附型经济的悲惨命运。[9]因此，市场保护说能够更好地反映幼稚工业保护理论旨在于独占国内市场的本质，它包括了关税保护和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严格限制，这是李斯特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 2.中国人力资本优势说。 对我国来说，市场保护的重要理由之一就在于它是发挥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最大的优势——人力资本——的前提条件。我国人口众多的优势在哪里？是在于廉价劳动力(这也就是美国学派所说的“乞丐劳动力”)这种所谓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在于人力资本和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科技创新潜力？与李嘉图的工资、地租和比较优势理论一样，在我国流行的人口红利说和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是一种极其静态的理论，它假定所有国家的劳动力都具有相同的生产率，完全排除了美国学派关于科技进步对国家间工资成本变动的决定性影响：高工资国家的高资本生产率是使该国高工资劳动力比低工资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还要低廉、因而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基础。[10]人口红利说和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学说还完全忘记了目前发达国家的这种高资本生产率在历史上都是通过保护主义措施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目前的经济学文献已经对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许多批判，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论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它只把劳动力看做是一种成本要素，并假定它与自然资源一样是一种没有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呆滞性的生产要素，这与人的知识、技术和创造力是世界经济发展推动力的历史完全不符。 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但在国际上申请的发明专利还赶不上韩国；英国只有6000万人口，但却在航空等五六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科技研发人员的总量徒然占据世界第一的美名，但发明专利和产业领先还不如人口只有中国1/22的英国或韩国。原因何在？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错误是第一位的。13亿中国人的人力资源优势在于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潜在的巨大规模优势而非成本低廉，但这种人力资本的开发是以高端产业为基础的。然而，我国却通过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价值链低端加入全球价值链，其结果是我国的高端产业日益衰败，人力资本的巨大优势失去了用武之地，这不仅导致了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就业越来越困难，造成了高等教育和科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导致了人才的大量外流，人力资本被发达国家所掠夺。我国之所以急需高度保护并大力发展以技术和知识密集为特征的高端产业、各产业的高端环节和资本货物工业，其目的就是为了开发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本禀赋，把我国从廉价制成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解救出来，否则，中国高等教育没有出路，中华民族也没有出路。[11] 3.“不对称全球化”理论。 李斯特在为德国提供建议时，一方面强调要对英国实行商业限制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又建议德国在其他欠发达国家建立殖民地。实际上，这是除了在1917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西方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和日本崛起的普遍模式。笔者把这种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现象概括为“不对称全球化”战略：凡是成功崛起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是通过国家保护制度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的同时，在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崛起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说明，落后国家的高端产业在参与发达国家的深度全球化中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其结果只能是对其深度依附；相反，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建立起独立自主的高端产业并借道比自己更落后国家的价值链低端市场作为补充性市场空间，落后国家可以在国际上建立起自己的技术经济领先地位，然后再去占领原先发达国家的高端产品市场，笔者曾把这种国家崛起的道路称之为“外围包围中心”的道路。[12] 虽然旧殖民主义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我国也反对剥削和压迫其他落后国家，但这种战略的基础原理对我国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正在崛起的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系统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在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和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状态之下实现技术和领先的目标，但由于国际定价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如果崛起国家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广大的国际市场空间，那么，它就没有争夺国际定价权的筹码和回旋余地，因而它也就无法突破已有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支配地位。进化生物学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说明，外围和边缘地区是最有利于新生力量成长壮大的地方，这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的自然哲学基础。内需主导和南南贸易的快速发展是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的新趋势，我国可以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建立全球价值链高端并把经济全球化的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相类似的“外围包围中心”的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道路。[13] 三、新李斯特学派的修正和突破 1.价值链高端保护说(内含农业保护说和价值链高端追赶说)。 李斯特从英国崛起及其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了欠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这一原则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价值链分工兴起之前都是成立的。在当时，与报酬递减和完全竞争的原材料生产不同，制造业则因具有熊彼特所说的“历史性报酬递增(技术创新加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从而成为富国裕民的基础。在全球价值链兴起之前，由于整个制造业的价值链主要局限在一国之内，因此，一国只要抓住了制造业，也就抓住了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资和高就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这是英、美、德、日、韩为什么在其制造业落后时期对其幼稚工业及其国内市场实施保护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这种保护，这些国家的工业是不可能取得国际领先地位的。 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中，由于全球价值链在国家之间的分解，原先只有制造业才具有的历史性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之特征在农业和服务业中也出现了，但它们都集中在了发达国家在所有产业中所掌控的价值链高端环节上，而发展中国家在“新国际分工”中则处于那些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几乎没有创新机会窗口和进入壁垒很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李斯特有关欠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已经不再完全成立，应该修改为“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11]发展中国家必须对所有产业的价值链高端进行保护，并实施从价值链高端进行追赶和蛙跳的经济发展新战略。 2.发达国家产业保护说。 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通过总结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有关贸易与发展的三阶段理论：落后国家为了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应该对发达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但当一国奠定了初步的工业基础之后就必须实行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而当该国通过商业限制政策使其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最高度发展后，就应该逐步恢复自由贸易。[14](p105)现在看来，李斯特这一理论在历史经验上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他在得出这一结论时，英国尚未完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更谈不上效果如何。 经济史研究告诉我们，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对其自身所宣传的自由贸易信条的迷信是导致其工业力量衰落的最重要原因。与英国不同，美国在1914年取得工农业的国际领先地位之后又继续实施高关税保护政策达30年之久，即使是在今天，它在高调宣传自由贸易的“真理”的同时，仍在有选择地实施保护主义。目前的美国不仅在关税保护这种传统意义上仍是一个贸易保护国家，而且在非关税壁垒、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等方面都是一个保护主义相当高的国家，这说明美国吸取了英国自由贸易的教训。这种历史史实说明，李斯特有关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三阶段论存在内在缺陷，应该根据这种史实加以修正。 3.国民经济平衡增长和有计划管理的学说。 李斯特是平衡增长理论的先驱，[15]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几乎都是在国内通过建立“给自己创造市场的工业”并实现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平衡增长而发展起来的。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内，该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遭到了贬斥，在我国也被当做陈旧的概念而被抛弃。由于我国片面地强调融入全球化，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致命弊端，[16]因此，结构调整和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就成为近几年来理论讨论的热点。在这种情况下，复兴国民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笔者通过对纳克斯平衡增长理论的新阐释，提出了“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首先，是否拥有一个独立自主和发达的资本品创造部门是区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标志，它也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决定性因素，发展中大国的国内资本品使用部门必须为其提供市场，立足于国内这两个部门之间相互提供市场并相对平衡增长就成了本国资本品创造部门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17]其次，内需受国内企业间和产业间相互提供的中间性生产需求的限制，换言之，内需受多样化分工体系的生产一体化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平衡增长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18]据此，笔者在这两篇论文中，论证了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并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我国经济学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理”早已被作为计划经济的陈旧理论而“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视指导性计划是法国战后崛起成功的主要因素，忽视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了人们只有两种极端性的选择：一种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没有市场；而另一个则是完全的市场化，而没有任何国家计划。在我国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又没有承担起相应职能的情况下，我国大量的企业实际上就被纳入了沃尔玛这种“富可敌国”的“系统整合型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计划管理之中了，而在许多产业轮番上演的大量产能过剩则反映出缺乏计划性的市场经济盲目生产的严重弊端。中央集权的指令性计划固然不可取，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时无刻不是通过国家各种职能部门、产业协会和巨型企业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管理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是削弱国家有计划的管理，而是在加强这种职能，信息革命为国民经济有计划管理提供了高效率的信息搜集和处理的技术基础。特别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国民经济有计划管理的科学性、动态性和有效性将得到大幅度提高，我国应该重建国家计划委员会，建立并统筹以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产业协会和“系统整合型企业”为核心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系。 四、新李斯特学派原创性的理论学说 1.资本的信息—智能生产率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经济学的基石，李斯特所谓财富的生产力是指创造财富的能力，李斯特使用了“制造力”一词来表达制造业创造财富的能力远高于原材料生产和农业，原因就在于在李斯特时代，只有制造业才具有创新窗口大、规模经济效应和更高附加值的特征。简言之，它是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揭示出国穷国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同的经济活动创造财富的能力是不同的，只有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才能富国裕民。正是基于这一生产力理论，李斯特才提出了工业化和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 但是，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仍旧保留在德国浪漫主义的传统之中，没有具体解释工业的“制造力”如何提高生产力并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第二代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帕申·史密斯，他提出了“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理论”。对于李斯特和美国学派来说，所谓的资本并不是金融意义上的资金概念，而是指机器设备和化肥等各式各样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率的资本品，它是在生产中可以替代劳动的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能量最初主要是由人力所提供的，只有随着能量密集型的资本——如水车、蒸汽机等能量转化设备的发明，潜在于自然界的能量才开始补充人类的体力劳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蒸汽动力驱动的资本大规模地对人类体力劳动的替代。 在美国学派看来，劳动、资本和土地在生产性质上都拥有共同的特征，即在提供类似的生产服务时，其贡献都可被还原为某种“工作作用力”，也就是作为其投入的能量。例如，人体可以类比为能量转化器，也就是像机器一样将他的“燃料”即食物、衣物以及相关必需品转化为作用于大自然的一定数量的能量，因此，能量驱动的资本可以替代劳动从而成为原始工作的提供者，而且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同样，以化学肥料(也是能量)和能量驱动的农业机械形式存在的资本可以增加土地生产率，从而部分地替代土地。这些学者们发现，19世纪一些拥有丰富体力劳动资源和肥沃土地的国家，其工农业产品却因为价格过高而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化国家所拥有的高等级能量所驱动的资本排挤掉了落后国家未经改良的土地和缺乏技能的劳动。因此，各国商品的国际竞争，本质上都是能量这一根本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开发水平的竞争，也就是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的竞争。这一理论为美国保护资本品工业并在以能源密集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美国学派的这种生产力理论已经不适应信息革命时代的要求，我们需要创造新的理论指导实践活动。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能源密集的资本对体力劳动的替代，而以信息革命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本质上则是信息和智能密集的资本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信息革命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工作领域中脑力劳动的替代，而在今后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它将通过机器人等智能制造和智能系统等在所有体力劳动领域中不断实现对“脑力劳动”的替代，从而在更大程度和范围上实现对体力劳动的替代，并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智能化。[19] 如果说能量密集的资本是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际竞争的制高点，那么，信息和智能密集的资本则是目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取决于“资本的信息和智能生产率”，智能密集的资本正在广泛地与劳动、资源(包括土地)和物质展开竞争并产生部分性的替代：机器人替代劳动，杂交种子替代土地，基因工程替代食品，核聚变等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智能材料等新材料替代传统材料，它们无不是智能密集的资本对大自然中劳动、资源和物质(包括人造物质如机器)信息结构的改变，而这是单纯能量密集型的资本并不具备的。智能密集的资本通过改组生产要素的信息结构，将导致人类生产力的大跃进，而且也将催生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它远比能量密集的资本所产生的电气化对人类的影响更为深远。因此，“资本的信息—智能生产率”理论是一个值得新李斯特学派深入研究的课题。 2.国穷国富的实际工资说。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被定义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种恢宏的目标本身是没有错误的，但由于缺乏扎实和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论证，在过去往往被人们看做是空洞的说教。新李斯特学派赞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并具体表达为实际工资而非GD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国穷的首要标准②。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来看，这一理论学说继承了美国学派(包括李斯特)和杨格的思想遗产，但又做出了理论创新。 就其理想的目标而言，美国学派试图创造一种从阶级对抗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他们对美国发展成为一种没有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所谓“新文明”充满希望。在他们看来，工业化不能基于剥削劳动力，而是要以资本驱动的科技进步开发大自然，并由社会各阶级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据此，亨利·凯里提出了著名的“利益和谐论”。这里所谓的自然并不是李嘉图经济学中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大自然中的能量，这种能量主要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帕申·史密斯为此提出了“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理论”。赫德森认为，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发展了一种唯物主义的但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演化技术观，他们为能量密集的工业资本辩护而非批判它。[4](第二版导言) 正如赫德森指出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尽管与李斯特以及美国学派的保护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但是，与贸易保护主义者不同——毕竟他们是最初的工业化代言人——马克思更注重的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而不是两者之间利益的协调。当保护主义成功地在美国培育了托拉斯并打击了工会运动之后，马克思的警示得到了证实。贸易保护主义者是为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辩护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要捍卫各国下层阶级的利益。保护主义源自上层，而且常常成为阻碍生活水平提高的手段(如果工厂主控制了国家)，然而，‘源自下层’的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却更关注工人阶级待遇的提高。”[20]因此，关注市场经济中而非中央集权之下工人阶级待遇的提高就成为新李斯特学派创新的一个出发点。 亨利·凯里“利益和谐论”的缺陷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认识到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和谐只能通过政府干预而非自由竞争才能达到，二是没有认识到普通国民实际工资的增长是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新李斯特学派的创新就在于这种认识：国民财富的增进主要表现为本国普通国民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就是内需的增长，这不仅是衡量国富国穷的根本标准，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正如杨格指出的，分工也就是经济发展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21](p226)也就是普罗大众的实际工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实际工资的提高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它给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投资和获利机会，而实际工资的提高又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进步应对工资成本的上升，而技术进步又为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分享创新成果提供了基础，而分享创新成果将导致其实际工资的提高，这反过来又迫使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因此，在普通国民的实际工资提高和技术进步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过程，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以GDP(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财富或衡量国富国穷的标准则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此不赘述。 3.主权信贷和国民经济自我融资说。 李斯特论述了货币金融制度对一国的经济稳定、财政金融主权和国家福利的重要影响，他强调国家信贷体系必须受到保护，并建立完整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和信用体系，但由于受金本位时代的限制，他并没有提出国家货币理论。由于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而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克纳普是货币国定论的奠基者之一，近年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又把这一理论发展为现代货币国定论，它们在精神上与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完全相契合。因此，我们可以在货币国定论基础上发展新李斯特学派的货币金融理论。 按照货币国定论的理论，只有主权国家才有权利发行作为主权(或国家)信贷的不兑现纸币，一国可以随着经济增长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自主地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要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超过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而这些每年新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几乎是没有成本的，也是不需要收回的，作为“铸币税”，它构成了国家财政“免费午餐”式的巨额财源，国家可以将其通过公共投资建设一国价格低廉的基础设施或用于公共福利开支，从而对扩大内需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国家信用本位制下，一国货币的价值不需要以任何贵金属或物资储备作为发行基础，其价值最终取决于一国政府征税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一国可以通过发放主权信贷而无须外资为其经济发展进行融资。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22]为新李斯特学派的主权信贷和国民经济自我融资理论提供了基础：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由于相对平衡增长所产生的收益在战略上的互补，可以为经济系统提供自我融资，主权信贷的作用就是为这种购买力和市场规模的累积性扩大提供信贷支持。 4.价值链高端区域均衡发展说。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李斯特由于过早去世而没有来得及详细讨论贸易保护之下国内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而美国学派则因美国的高关税保护没有产生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以也就没有关注大国内部的区域分工问题。但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在性质上不同于北欧诸国以及一般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区际分工与贸易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一般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所以，如何处理我国内部区域分工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就异常重要。而我国却因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通过迎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加入全球价值链后，中部和西部的资源、技术和劳动力持续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加剧了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我国政府在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为了支持西部发展，国家采取了税收返还和政府投资从事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这些措施是否能真正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赖纳特指出，历史表明，只有对穷国和落后国家的生产结构作出质的改变，贫困和不发达的恶性循环状况才能得以有效的抑制。一个成功的战略意味着多样性不断增加，从报酬递减的部门(传统的原材料行业和农业)一直到报酬递增的部门(科技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崭新的社会结构。[3](p197)笔者认为，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大国内部的区际分工与贸易，我国西部地区只有建立报酬递增的高附加值部门，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与东部地区差距拉大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赖纳特根据“雁阵模式”的老思路提出的如下建议：“中国内部也将产生这种雁阵机制——从沿海到内地——实现产业升级”，[3](p3)就不适合于我国，我国应该发展国内区域间的水平分工，而不能在西部大开发中继续延续东部沿海向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老思路了。 笔者曾以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开发问题为例，说明了国内区域间水平分工原理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随着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我国西部的资源在当地加工的比例急剧下降，大量地被运到东部沿海进行深加工。“输出原材料、进口制成品”曾是历史上落后国家沦为发达国家殖民地并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提出，资源地区需要建立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不是输出原材料，而是在当地进行深加工，特别是要建立高端价值链，使高科技的收益也必须留在当地，这不仅仅是出于资源便利的考虑，更是为了统筹城乡发展、缩小东部沿海与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如果西部地区只是输出原材料或进行粗加工，而高端价值链都被转移到沿海发达区域，那么这些地区必将深陷“资源诅咒”。只有将高端产业留在当地，这些地区才能够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大力推进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剂良方。[23]甚至我国的西部地区可以在以能源和资源为基础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中一马当先，建立全国先进的高科技基地，从而改变价值链高端都集中在东部地区这种极其不合理的产业布局。 五、结语 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约一个世纪里，政治经济学的三个主要流派——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一直都是有关国家发展的相互竞争的三种主要学说。“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自由主义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东方’之间的敌对状态下，经济民族主义变成了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而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从而在理论和分析上都得到了更细密的研究。”[24]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全世界获得了支配地位，经济社会主义的研究陷入低潮，而以李斯特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民族主义则进一步被边缘化了。然而，“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破坏性影响说明，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排除在发展中国家正确选择的范围之外。发展中国家再次面临着李斯特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如何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走上独立自主的健康发展道路。由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同样也是我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在本文中，笔者以自己过去十年中对本文主题的思考为基础，讨论了新李斯特学派目前需要作出创新和发展的十大经济学说。经济思想史研究告诉我们，任何新的学说都不可能是完全凭空创造的，几乎都能在思想史中找到其思想的先驱，这就是传统的作用。新李斯特学派对李斯特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需要吸收李斯特之后与李斯特经济学传统相契合的研究成果，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并有所创新。这些发展和创新决不能局限于上述十大理论学说，例如，现实问题的迫切挑战亟须我们提供一种新李斯特学派的农业发展理论、财政税收理论和新帝国主义理论，等等。笔者希望我国有志于此的年轻学者们，抛弃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陈腐教条，勇于创新，对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14-09-25 注释： ①李斯特经济学总结了文艺复兴以来到他那个时代西方主要国家的兴衰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 ②国富国穷的标准还包括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等重要指标，但为了论证的简化，我们把工人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即实际工资作为在这方面与西方经济学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标签：经济学论文; 李斯特论文; 外国直接投资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企业价值链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国民经济论文; 自由贸易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