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社会运动”到“新文明”形态
马拥军1 刘 康2
(1.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2.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揭示了与以往由短缺经济导致的危机不同的新型危机：由产能和资本的相对过剩导致的危机。在他们看来，这表明为解决短缺问题而建立的旧的文明类型已经过时，必须建立一种以过剩经济为基础的新文明类型。与旧文明专注于解决经济问题不同，新文明不仅要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而且要满足更高级的社会需要和个性需要。然而，由于长期生活在短缺经济社会，人们已经习惯于旧的思维方式；历史惯性主宰着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理论和政治实践，导致经济上的消费社会和纵欲主义、政治上的新社会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虽然表面上花样百出，但实质上人类文明的变革却在经济基础方面陷于停滞状态。经济新常态表明中国也已迈入人类文明新时代的门槛，有可能先于西方解决导致新社会运动的那些问题。
关键词 ：新文明；新经济；新社会运动；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产党宣言》描绘了一种新型的危机：相对过剩的危机。以前的危机都是由短缺导致的：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人们要拼命挣扎，才能勉强活下去；一旦拼命挣扎也活不下去，就会爆发革命，以便争得活下去的权利。因此，以往的全部文明都是为了解决短缺问题。人们创造各种各样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是为了在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的情况下，努力争取让更多的人活下去，以便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让上层人士能够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相对过剩的危机让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建立一种新的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一种建立在过剩经济基础上的文明，一种摆脱奴役状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文明。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推翻建立在短缺经济基础上的全部旧制度，创立一种崭新的、以过剩经济为基础的文明类型而奋斗。
遗憾的是，第二国际的右派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陷入了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用本国优先的孤立主义代替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破坏了创立新文明类型的主观条件。后来革命的胜利只是发生在不具备建立新文明物质技术基础的短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被迫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来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首先为创造建立新文明的客观条件而努力。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产生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具备建立新文明的客观条件，只不过旧的经济学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使改造旧文明经济基础的可能性被遮蔽。
中国虽然走了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但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完成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也将同西方一样，具备建立新文明的物质技术基础。从此以后，人类有了生活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可能。
一、新文明的曙光与历史的挫折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人们首先必须活着，然后才能创造历史，“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531。文明的创立与物质生产发展到有一定的剩余、从而出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这一阶段联系在一起，但从总量上看，整个社会仍然处于短缺经济时代，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仍然吃不饱、穿不暖，由此决定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91。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只能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文明形态。恩格斯晚年曾经总结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601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整个短缺经济时期都称为“人类历史的史前时期”，认为这是“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受难”的时期，整个这一时期都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需要的阶段，才能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克服相对过剩的危机，“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3]563-564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的革命性在于它能够消灭懒惰，把被束缚在旧的生产方式下的巨大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在于，“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4]91。资本不仅是活劳动的吸收器，不仅是吮吸人类鲜血的吸血鬼，而且吸纳人类的一切社会力量、精神力量和一切自然力为它的自我增殖服务。但资本这种自我扩张的逻辑同时又蕴含着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逻辑。这就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当平均利润率趋近于零的时候，资本自我否定的时代就到来了。
李嘉图已经注意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利润率会不断走向下降的趋势，马克思则研究了妨碍利润率下降的各种因素。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不仅包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等基于物质条件的需要，而且有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等基于社会关系的需要以及自我塑造、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基于个性的需要。一方面，只有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才能主宰人们的行为；在低级需要没有满足的时候，高级需要无法提上日程，人们只能被迫忽略它们。另一方面，一旦低级需要满足，就不再成为人们行为的激励力量，过去被遮蔽的高级需要就会显露出来，成为人们行为的动力。这意味着，工作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工作。有粮食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不是生活的目的，因为衣、食、住仅仅是满足低级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包括社会需要和个性需要在内的高级需要、非物质需要才是人们生活的目的。对高级需要的追求说明建立在短缺经济基础上的整个旧文明形态已经过时。如果生产力发展到人类不用工作就能养活自己，全部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就不应该再围绕物质生产活动去建构；相反，必须打碎束缚高级需要满足的旧制度，围绕全部需要特别是高级需要的满足建立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在这一意义上，失业群体并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新生活方式的潜在构建者。如果说，新中间阶级只能用业余时间满足自己的高级需要，因而不得不为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而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那么，福利社会中那些没有工作的边缘群体正可以把没有职业收入作为使全部生活时间都作为自由时间的代价，去提供满足非物质需要的其他服务，创造满足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塑造、自我超越、自我实现需要的非物质财富。
原来的微观经济学只承认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不承认国有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与此不同，凯恩斯经济学认识到宏观经济主体存在的必要性(虽然他从未考虑到，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新的市场经济类型)。微观经济学不考虑就业问题，而凯恩斯的名著题目就叫《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为解决就业问题而投资，与为获取利润而投资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前者能够使供需平衡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而后者却必然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能够获取利润的劳动才被视为“生产性劳动”。虽然为解决就业问题而投资，提供的是“非生产性劳动”，但按照凯恩斯的“乘数”理论，这种投资能够为整个社会的“生产性劳动”提供服务，因此同样是必要的。这就使得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私有经济成分的补充，国有经济的发展成为必然。马克思曾经把股份制视为“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5]495，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发挥的是同样的作用。
与李嘉图不同，马克思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角度，研究了利润率下降的内在机制，并由此出发研究了妨碍利润率下降的各种因素。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尽管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是历史的必然，但利润率的下降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幅度。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总是由产业升级换代带来的，它也可能由个别企业的破产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甚至产业的升级换代危机，也是从个别企业的关停并转开始的。资本主义企业以利润作为生产的目的。只要部分企业不再产生利润，这些企业的资本家就会关闭工厂，从而破坏整个生产的链条，导致经济危机。如果存在一个凌驾于个体户和资本家之上的、代表整个社会的政府，它就不会单纯为利润而生产。为了避免经济危机，这个政府必须把利润率为零的企业收归国有，继续组织生产，从而使生产的链条继续转动下去。这种以成本或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生产与以利润或剩余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生产不同，蕴含着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逻辑。如果把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称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蕴含了社会主义因素。
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经济形态之间存在灰色地带和过渡地带。它为各国社会党“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纲领提供了经济基础。所谓“最终目标”就是指共产主义目标，所谓“运动”则是指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对资本主义制度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运动。各国社会党本来多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在修正主义影响下纷纷背叛了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与本国资产阶级妥协，帮助资产阶级走出经济危机和“中等收入陷阱”，建立了所谓的“福利国家”“福利社会”。表面上看，大量的无产者摆脱了“一无所有”的境地，上升到有车、有房，甚至有少量存款或股票，因而被修正主义者称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这是偷换概念，把本来按照有无“资产”划分的无产者和有产者变成按照有无收入来划分的有收入者和无收入者。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中产阶级”，本质上是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有中等“资产”的阶级。中等收入群体获得收入，依靠的仍然是出卖劳动力而不是依靠“资产收益”，不是依靠从生产资料和资本所得到的收益；只要失去工作，他们的车和房都将不保，更不要说存款和股票。他们根本不可能像资本家那样不用劳动、单纯依靠自己的存款和股票生存。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消灭了谋生劳动、所有人都致力于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相比，具有本质的区别。可惜，受到麻痹的无产阶级丧失了阶级意识和革命斗志，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就像在驴子眼里草料和驴厩就是全部世界一样，在被修正主义麻痹的无产者眼里，有车、有房、有份稳定的工作就是生存的全部目标。人的需要的全部丰富性都被片面化为单一的物质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异化为对货币和资本的需要。更高级需要的满足则被当作“乌托邦”予以摒弃。
婆婆看到周启明出院时虚弱苍白的脸，更加觉得不该做什么手术，还不如用中药慢慢调理。两人商量后，最终还是决定告知婆婆病情，毕竟后面还有更煎熬的碘131放疗。
西点分类中，主要包含三大类别，分别是面包、蛋糕和点心。蛋糕制作和点心制作在基础理论方面相比面包制作要简单一些，只是产品制作过程要繁琐一些，这两大类别更多的是注重配方的调配和口味的搭配。面包制作有一套完善的基础理论，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寻。通过对教学实践的总结，结合自己的学习经验，对面包制作中关键技术的要点进行一些分析[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认识不到，“中等收入”根本不会导致什么“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注意到的“相对过剩”的表现，本质上是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两极分化陷阱”，即广大人民群众收入太低、绝大多数人低于“中等收入”从而其自然需要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转化为市场有效需求，导致供给相对于有效需求过剩的低水平平衡“陷阱”。只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提高到中等以上，他们的自然需要就会转化为市场需求，从而使相对过剩的供给得到释放，使经济摆脱低水平的平衡状态，向高水平平衡迈进。由于在经济到达供给和需求的高水平平衡之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把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作为目标，因此短期看来，修正主义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但长期看来，两者的区别不容抹煞：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最低纲领与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统一，而修正主义根本无所谓“最高纲领”，走到哪算哪。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谓“福利国家”“福利社会”无非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从而为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开辟道路；而按照修正主义的观点，能够吃好穿好住好就是“一切”，至于为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的共产主义“最终目标”则是“微不足道”的。既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驴子就是修正主义者的理想人格，那么福利国家、福利社会建成之日，就是修正主义终结之时，而马克思主义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要推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由于工人阶级被修正主义所麻痹，这场运动只能由新一代年轻人和边缘群体发起。
二、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前提与实践结果
脂肪酸：称取4～7 g油脂于10 mL离心管里，向其中加入1 mL正己烷和苯的混合液（1∶1），震荡摇匀溶解，然后稀释。准确称取50μL稀释液于10 mL离心管内，加入2 mL正己烷和苯的混合液（1∶1），震荡摇匀溶解，最后加入2 mL 0.5 mol/L氢氧化钾-醇溶液，振荡摇匀。静置30 min之后，在蒸馏水使全部有机相甲醇溶液升至瓶颈上部时，样品即可用于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分析。
在雇佣劳动的阶级地位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按照是否得到工作，新时代的工人阶级分化为两个阶层：一是所谓的“新中间阶级”，也就是新的一代中那些没有失去工作，因而能够保住有车、有房的体面生活的人。新的一代是随着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的建设而出生的一代。同还带着贫穷回忆的先辈不同，他们把富足生活视为当然。在他们中间开始产生出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即包括社会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精神需要(自我塑造、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内的所谓“非物质需要”，由此形成了所谓“非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对这些更高级需要的追求正是所谓“身份政治”或“承认政治”的核心内容。要在物质生活资料过剩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级需要的满足，就会同建立在短缺经济基础上的各种制度安排产生冲突，从而被迫起来反对那些妨碍这种满足的势力。于是，“新中间阶级”就成为新社会运动的主体力量。二是边缘群体，也就是失去了工作或不愿意工作、靠社会救济为生的人。他们因为没有工作，成为所谓的“无用群体”，被从精神上加以贬低，视为社会的负担、“多余人”乃至“垃圾人群”。在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看来，“就业”应当成为“垃圾群体”生活的唯一目标，为失业的人提供工作岗位、消灭失业应当成为政治家的核心追求。可惜，按照资本主义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于是，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学家们转而提出，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是经济健康发展的自然要求，“人为”消灭失业会导致经济效率下降，破坏市场平衡。在这一意义上，在业人口被称为“现役正规军”，失业、无业人口被称为“产业后备军”。按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的看法，人生只有两种状态：工作或失去工作。工作的目的就在于活着，活着的目的就在于工作。
基于远程费控的电力营销系统主要由业务应用系统和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组成，完成了与现场采集终端设备与终端服务器的数据传输和指令交换，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
这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价值规律表现为价格围绕价值也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费用”或“成本”上下波动，剩余价值规律则表现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即成本加平均利润上下波动。对于个体户(包括个体农民和个体工商业者)来说，即使没有利润，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只要能够弥补成本(或生产费用)就必须继续生产；而对于资本主义企业来说，只要预期没有利润，即使产品卖出去以后能够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值，也必须停止生产。资本家不满足于弥补成本或生产费用，并不认为他有“养活”工人的义务，也不认为他有为了使给他提供生产资料的上游企业能够继续获取利润而提供服务的义务，只要预期利润为零，他就要停止生产；至于由此造成他的工人失业和上游企业破产，进而使为他的工人提供生活资料的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导致破产，甚至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根据李嘉图的看法，价格围绕价值或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的范围，取决于供求关系。如果粮食够吃，农业就不再赚钱；如果衣服够穿、房子够住，工业就不再赚钱。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的发展，体现了社会有机体发育和成长的规律。从世界范围看，正像人小时候身体长得快，以后越长越慢直到停止增长一样，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的过程，正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利润率降低的过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快，利润率高；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慢，利润率低，甚至陷于“停滞社会”，原因就在这里。这期间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是产业升级换代的正常表现，是无法避免的现象。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谋生的活动仅仅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特征，即短缺经济时代的特征。正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短缺，迫使人们用经济标准衡量一切，导致片面发展的价值观、拜物教的世界观和物质主义的人生观，认为凡是能满足物质需要的就有用处、凡是能用钱衡量的就有价值、凡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就有意义，否则就没有用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短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而争夺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形成阶级对抗。历史就是在对抗中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要，一个消灭了谋生劳动、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时代将会到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称为“人类社会”。他们认为，正如在短缺经济时代或“人类的史前时期”，物质需要的满足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前提一样，在过剩经济时代或“人类社会”中，社会需要的满足以社会关系的生产为前提、个性需要的满足以精神生产为前提。人们吃的面包不是地里长的、穿的衣服不是树上结的，面包和衣服是农民和工人生产出来的；同样，人们需要爱和被爱、需要尊重、需要个性自由，而满足这些需要的精神食粮和社会关系也不是自然界中本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出来的，因此，如果说短缺经济时代以片面的物质生产为特征，那么过剩经济时代人类需要的满足则以全面生产为前提。所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意味着在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的短缺经济时代，物质需要的满足优先于社会需要、政治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阶级划分就是以短缺经济为基础的。一旦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就不断下降，非物质生产包括社会关系的生产、精神生产就成为满足高级需要的基础，成为全部社会生产的核心。一个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新时代就到来了。困难在于如何把物质生产的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转化为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产能，因为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衡量标准不仅与物质生产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在物质生产挤占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资源的时候，这种挤占是被视为一种“节约”的，现在虽然已经到了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的时代，但要拿出一部分物质生产的资源用于对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的扩大再生产，难道不会被经济学家们视为对社会财富的一种“浪费”？
新社会运动正是满足新的、更高级需要的运动。因此，从实践过程看，传统的阶级政治向身份政治过渡的时期，正是福利国家、福利社会建成的时期。它表明，“为生产而生产”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已经进入“为美好生活而生产”即为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而生产的年代。但这实际上等于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
一般认为，新社会运动之“新”在于，它不同于传统的“阶级政治”，属于“身份政治”。问题是：第一，什么是“身份”，什么是“阶级”？第二，“身份”地位是否摆脱了“阶级”地位，“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究竟有什么区别？这样一问就会看到，把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对立起来，纯粹是一种幻觉。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说，随着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的建成，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的绝对贫困状况固然基本消灭，工人过上了有车、有房的生活，部分工人甚至有少量存款和股票，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富足现象，也是原来只有上层人士才能过上的生活，社会下层以往做梦都不敢想。因此，原来意义上的经济斗争，即为争取吃饱穿暖而进行的斗争已经失去意义，此时依附于谋生的种种身份就有可能从谋生活动中解放出来。但另一方面，从生产方式角度看，对大多数工人来说，能否维持体面的生活，仍取决于谋生的活动，取决于能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旦失去这份工作，也就失去了一切，不仅存款和股票必须兑现为生活用品，甚至连房子和车子都保不住。这表明，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并没有改变，他们仍然必须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在谋生活动的方式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仍然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情况下，忽略阶级地位的差别而去追求“身份”地位的认同固然也是一种解放，然而脱离阶级政治的“身份政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形成的顶多是“政治正确”之类的东西，是不可能有什么稳固的和长久的结果的。由于这样的“政治正确”建立在“经济错误”的基础上，属于舍本逐末，其后果，不过是给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抹上了一层厚厚的油彩。一旦威胁到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这层油彩就会脱落，露出阶级政治的本来面目。
如果说凯恩斯预见了一个消费社会的来临，那么，加耳布雷思的观点就可以视为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在加耳布雷思看来，通过广告和推销术制造出来的超过“需要”的“想要”使人类走向堕落。同马克思一样，凯恩斯和加耳布雷思都把闲暇或自由时间视为真正的财富，而把工作或物质财富仅仅视为满足更高级需要的手段。加耳布雷思甚至认为，那种以为“福利养懒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假若我们对于生产的需要是如此的并不迫切，那么我们为了稳定的利益起见，也能够养得起某些失业人数……我们能够供应失业者以维持其惯常生活标准所必需的货物。”[8]284-285现在，财富和贫穷的标准都应当加以改变。
牛皮糖也不管老婆，径直回到了工地。他紧急调来了一台挖机，挖了一条宽深三米的沟，拦腰把茶场那条唯一的砂土路斩断。接着又叫人拿来两床竹晒垫铺在沟上面，再在上头撒上土，把沟掩盖起来。然后，他喝着芝麻豆子姜盐茶，与那帮民工在屋子里烧起火堆扯谈，挨个地给他们分烟。
反文化运动和学生造反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对美国、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战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上一代人曾经的贫困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极为隔膜的过去，而刚刚过去的反文化运动和学生造反运动的记忆却仍然纠缠着他们。所谓“后工业时代”“丰裕社会”等理论相继提出，“第三次浪潮”和“新工业革命”正成为新的景观。不仅富足的物质生活被这一代人视为当然，而且整个社会的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改造着人们的精神面貌。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新一代年轻人收入相对稳定，大多成为从事与技术和管理有关的企业白领雇员、政府职员或者教育、医疗、科研、法律等领域的服务人员。与父辈不同，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满足，而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甚至是自我塑造、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满足。对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能否得到满足的焦虑感，主要发生在边缘群体中间，但即使是这些人，在最低生活保障和福利社会政策的覆盖之下，也已经同资本主义早期朝不保夕的无产者大不相同，他们焦虑的主要是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不再是单纯的吃喝拉撒等纯物质需要的满足。所谓“身份政治”“认同感政治”或“承认的政治”就是这样产生的。小到自由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平等对待爱滋病患者运动，中到新女权运动、种族平等运动、声援第三世界反对新帝国主义运动，大到反核和平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动物权利运动，等等，都反映了新社会运动的非经济动机和满足高级需要的追求。在社会经济不够发达、人们的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年代，人们无暇顾及这些由身份和地位带来的压迫和剥削，而那些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则有意无意地利用自己的地位来获取超经济的满足，甚至有意识地通过对弱势身份群体的盘剥来获取经济利益。如对女工、童工、黑人、少数民族、移民的剥削，就是这样的典型。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和发展中国家，对弱势群体进行超经济剥削成为提高利润率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在福利国家、福利社会建成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变得不能容忍了。新中间阶级和边缘群体都产生了对美好生活即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的需要。
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撇开阶级政治去追求身份政治的目标有获得成功的可能吗？西方发达国家做好为了美好生活而牺牲利润的准备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只要整个文明还建立在短缺经济的基础上，追求以过剩经济为基础的身份、地位就只能是舍本逐末。在树根和树干没有改变、甚至连土壤都还是原来那般贫瘠的时候，靠枝叶的嫁接所得到的新果实不可能长久。
过剩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终结和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崛起。身份政治只有以阶级的消灭作为前提条件才能获得成功。革命必须从根基处开始，为此必须重新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体论意义。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将成为显学。
三 、经济学的终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端
因此毫不奇怪，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凯恩斯得出了同马克思类似的看法。早在90年以前的1928年，凯恩斯就提出：“假如日后没有重大的战争事件，人口也没有大规模的增加，那么经济问题是可能会在100年之内得到解决，或者至少在100年之内有解决的希望。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可以看到，经济问题并非是人类永恒存在的问题。”[7]212之所以经济问题从历史上看只不过是暂时性的问题，是由于在他看来，作为“绝对需要”的经济需要并非人类的全部需要，而只是满足更高级需要的基础；人们之所以误以为需要似乎是永无止境的，是由于存在他所说的“相对需要”，但是“只有当对这种需要的满足，能使我们有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时，我们才会感受到这种需要的存在”[7]211，而“满足优越感的这种需要”虽然带有物质需要的外观，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需要而不是自然需要，因此本来应当以非物质的、社会的方式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金钱、以经济的方式加以满足。他把由追求“相对需要”而形成的“作为守财奴式的占有欲”，称为“令人憎恶的病态”，这是“一种一半属于犯罪、一半属于变态的性格倾向”、一种社会精神疾病，到过剩经济时代，“人们不得不心怀恐惧、战战兢兢地把它交给精神病专家去处理”。[7]214凯恩斯通过对人的需要状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全心全意、孜孜不倦地扑在求财谋利上的人，也许可以把我们大家带到那种经济上的富裕之境。但是，当这种丰裕社会实现之后，那就只有那些能够懂得生活的艺术，能够保持这种艺术精神，并把它加以发扬光大，臻于更为完美之境界，而非为了生活把他们自己给出卖了的人，才可以从这种丰裕之中获得享受。”[7]213
尽管马克思明确宣告了传统经济学的终结，但传统经济学的终结并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看法。任何不带偏见的经济学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短缺”，随着经济由短缺状态进入过剩状态，传统经济学自然会走向终结。这种对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和范围的批判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它无关意识形态。
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词汇主要不是意识形态概念，而是政治经济学概念。资本是能赚钱的钱，资本主义是为赚钱而赚钱；共产是共有资产或资本，共产主义是资本归公共占有，以便保证每个人和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而不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让个别人赚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意味着虽然表面上有的人(资本家)依靠资本谋生，有的人(雇佣劳动者)依靠劳动或工作谋生，但实际上整个社会以雇佣劳动这种特殊的“谋生劳动”为基础，不工作的人分割的无非是整个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注] 需要为马克思说明的是，正如单个人不创造价值，只有处于整体社会劳动中的私人劳动才创造价值一样，单个工人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只有整个工人阶级才创造剩余价值。在这一点上人们长久以来一直误解着马克思。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意味着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消灭“谋生的劳动”，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让每个人都以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作为目标。因此，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转型，它标志着“经济的社会形态”(以谋生的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终结和传统经济学的终结，以及人类社会的开端和社会学、人类学的兴起。
又过了30年，到195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耳布雷思出版了《丰裕社会》一书。他不仅引用了凯恩斯关于“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的划分，以及凯恩斯关于经济问题“百年之内可以有解决的希望”的观点[8]127-128，而且明确指出，传统经济学(他称为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已经终结。现在人们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的问题；相反，资本家不断制造出新的需要，即凯恩斯所说的相对需要，以便通过这种需要的满足而继续赢利，由此，人不仅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还进一步把自己变成了消费机器。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维持依靠的是不断制造出超过“需要”(need)的“想要”(want)，加耳布雷思把这称为“依赖效果”。[8]135-136在他看来，丰裕社会面对的真正的经济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即私人产品过剩、公共品短缺，物质产品过剩、精神产品短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社会平衡”和“投资平衡”的学说，认为今后的任务是满足人们对公共品和精神产品的需要。
新版食品安全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是为了从制度上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而制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正是根据人民群众的反映、社会上所出现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和中央要求，及时修改了这部法律。
作为新社会运动前驱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反文化的嬉皮士运动和60年代末法国的“五月风暴”。众所周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西欧对美国的追随体现的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管理。它通过把广大群众的无效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由供给驱动向“需求拉动”的转化，开拓了市场，为“二战”以后持续2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和欧洲由此摆脱了由相对过剩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年代”。美国到50年代末、西欧到60年代末相继建成了所谓的“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的建成一方面导致绝对贫困现象的基本消除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另一方面为消费社会和纵欲主义打开了大门。所谓“嬉皮士”，指的是在战后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足中长大的美国青年，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在短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那一套新教禁欲伦理和为赚钱而赚钱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始质疑近代以来形成的整套价值观，把它们当成虚伪的说教。但这些年轻人一直处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影响下，跳不出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框架，提不出什么新的替代方案，于是在逆反心理支配下只能通过各种越轨、违法的反叛行为发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其中听摇滚乐、吸大麻、性乱等行为，都成为他们反对主流社会的代际特征。60年代起，反文化运动不仅与反越战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一起, 使美国社会陷入危机，而且“像传染病一样在西欧青年中流行, 改变了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但与此同时，弗洛姆、马尔库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思想开始对青年人产生影响。它们同西欧本土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合流，在发达国家形成了新左派思潮。“反文化人士在西欧大量出现，构成了新左派思潮蔓延的社会基础。”[6]1968年5月，在新左派思潮的影响下，巴黎大学生掀起造反运动，这一运动迅速蔓延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 并辐射到整个社会, 妇女、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纷纷卷入了运动。新左派虽然超越了修正主义，但由于未能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场运动提不出新文明的建构方案，因而面对失败的结局。
在西方，马克思不仅被视为经济学家，而且被视为社会学家，甚至同韦伯、涂尔干一起被吉登斯称为“传统社会学三大家”。马克思认为，对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来说，“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意义上，只有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人才是富人；一个缺乏爱和不能自我实现的人即使物质财富再多，也仍然是个穷人：“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1]194-195要实现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就必须有与职业时间不同的自由时间，因此，与“福利社会”致力于解决就业问题相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真正的财富并不是工作时间和由工作时间带来的收入，而是工作时间之外的自由时间。真正的“福利”在于消灭谋生的劳动，把全部时间变为自由时间，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只有在自由时间才能塑造自我和实现自由个性。
作为受马克思影响的杰出社会学家，吉登斯和哈贝马斯都对资本进行了批判。哈贝马斯把资本和权力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视为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吉登斯则提出“生活政治”，用以摆脱资本和权力的束缚。但他们都不是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传统经济学的终结，因此无法解决新社会运动的经济基础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追求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还是追求自我塑造、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需要，都必须以消灭谋生的劳动、把全部时间变为自由时间作为前提，而消灭谋生的劳动又必须以生产力和客体分工高度发达、由无人工厂生产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从而消灭职业和主体分工为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一切社会学或人类学都是空想。
2.1 盲目性：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致很多城市产生市场建设热、基地投资热以及温室引进热等现象，造成某一品种的花卉供不应求，企业运行效益明显降低，这多由企业自发行为和政府机关宏观调控缺乏协调性导致的。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滞胀”的到来表明的仅仅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终结，而不是全部传统经济学的终结。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提出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过渡的对策，反而试图从凯恩斯主义倒退回经典自由主义。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说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并没有推翻自由主义，而只是形成了“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那么，由推翻凯恩斯经济学的努力而形成的只能是一种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即新资本主义、反人类主义。正如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指出的那样，在过剩经济条件下，不管怎么挣扎，“新自由主义”都不可能回到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上去。相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低，利润率也只是由于资本的输出而人为造成的资本短缺才保持在一定水平上，没有下降为零。“新自由主义”的唯一成功是重塑了阶级结构。以美国为例，它1974年的GDP总量为1.55万亿美元，2008年为14.72万亿美元，一方面其年均增长率远远低于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时期，另一方面经济总量仍然有巨大的增长，但与此同时美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却由超过70%下降为50%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出手拯救大资本，却任由普通群众破产，从而使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到2011年终于导致“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此后“占领运动”向其他发达国家蔓延，使得这一运动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反全球化运动一道，成为“阶级政治”与“新社会运动”的合题。
概念教学不应只注重让学生死记硬背概念，而应让学生真正经历概念的形成过程，遵循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过程到结果的原则，引领学生进行合情推理演绎，逐步帮助学生真正理解概念的内涵，从而使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得到有效的培养。
于是，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运动不得不重新正视经济基础问题。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是资本输出破坏福利国家、福利社会，造成阶级力量重构的必然结果，正如占领运动实际上是阶级政治重新被意识到的结果一样。现在，甚至对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来说，曾经长期被妖魔化的“社会主义”也不再可怕了。如果不是由于无政府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掣肘，美国本来甚至有可能选出一个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总统(桑德斯)。
与政党政治和工会政治不同，新社会运动本来就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部门。在无政府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参与者庞杂分散，各自为政，纪律涣散，许多人只注重自我目标，不考虑大局。由于缺乏共同的目标，即使存在短暂的联合，也难以形成持久的统一战线。斗争方式大多采取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和平方式，面对暴力镇压，组织者往往自设“非暴力”“合法”“改良”等界限，从而不可能对问题的制度根源形成任何有威胁的触动。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52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
蓝印花布是一种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传统工艺印染品。大量研究表明，蓝印花布在其漫长发展过程中，其纹样图像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不同时代蓝印花布纹样及其参照纹样在数量、种类等方面不同。由此，蓝印花布数字化图像的相应识别比对值在空间分布密度是不均匀的。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蓝印花布纹样具有在时间与相关图像纹样呈现相关联的结论。因此，构建一个以时间为参数、以蓝印花布识别比对值为主要关键字的搜索算法是开发蓝印花布纹样图像数据仓库的关键所在[4]。
新社会运动回归对经济基础的批判，表明经济基础的变革没有完成，因而观念的决裂也不可能完成。新文明建立的关键在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变革。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有可能还将在这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下继续停滞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让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群众看到了希望。反全球化运动的口号是“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针对的是撒切尔夫人所谓的除资本主义之外“我们别无选择”的口号。中国的崛起让“另一种选择”不再停留于纸面，而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同样，占领运动的口号是“我们是99%”，而中国正在把两极分化当作短缺时代的痼疾加以治理，坚定地维护99%的人的利益。如果到21世纪中叶，中国能够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无论是阶级政治的目标，还是新社会运动的目标，都将在中国率先得到贯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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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穗明.当代新社会运动对西方政党执政方式的影响及其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2006，(2).
[7]凯恩斯.劝说集[M].李井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8]加耳布雷思.丰裕社会[M].徐世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作者简介 ：马拥军(1967— )，山东临朐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哲学、法哲学研究；刘康(1981— )，山东定陶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荷泽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资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立项课题“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特点的经济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8VSJ0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9)01-0008-09
收稿日期： 2018-12-18
DOI ：10.19563/j.cnki.sdzs.2019.01.002
[责任编辑 ：赵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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