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俄文学的文化意识比较_文学论文

当代中俄文学的文化意识比较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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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的中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不少作家、艺术家(如电影、戏剧工作者)十分注重考察、研究、表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以及在上述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心理、素质和文化载体。他们通过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小说、电影、电视剧和戏剧等),使读者从文化的角度去认识、反思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种现象姑且称之为“文学文化热”(或“文学文化意识的强化”)。两国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这种“文学文化热”虽然在社会背景、时代背景、表现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但在这股“热”潮中却又有不少相似的倾向,如:都把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生存的意义等一系列与人类社会有关的价值观念作为探索的对象;都具有较深刻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由于以深远厚重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的智慧作为创作的基础,作品往往具有隽永的哲理内涵;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对善良、美好人性的歌颂和对反人性的揭露和谴责,使作品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不少作品着意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载体(如人、物、神话、童话等),使作品的文化意识十分形象而深刻。

下面拟就中俄当代文学创作中“文学文化热”出现的时代、社会背景和文化意识内涵、以及文化意识表现的手段等方面作些比较。

首先从时代、社会的背景来看。苏联当代文学中的“文化热”主要产生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对文艺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使五十年代以来的文艺界逐步走上了一条平稳发展的道路,文艺界的争论逐渐平息下来,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气氛,文艺的功能也从以往紧跟政治形势,密切配合社会需要的压力下逐步解放出来,“摆脱时尚和流行色的束缚”,从文艺本身审美的需要去吸收艺术最早的源泉——文化土壤中的养料,于是一批作家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广大农村腹地,投向了世代生活在农村、身上带有浓厚宗法制(或宗法制经济的残余)气息,保留着民族文化传统习惯的农民(主要是一些老人),投向了遭到现代文明摧毁、行将消失的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这些作家和艺术家,由于他们的着眼点几乎都是农村和远离城市喧嚣的原始大自然,而且又都带有强烈的怀旧、感伤和依恋大自然的情绪,更由于他们的笔总是在发掘人民精神的道德财富,表现人与土地、大自然和传统的关系,所以被人们称之为“农村散文作家”(或“乡土派作家”)。在这些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往往带有某种“复古”、“忽视新的事物”和“保守意识”的倾向,因此常常招来一些非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所关心的是科技革命时代人的精神、道德面貌,道德与消费主义之间此长彼消的斗争,他们要保护的是科技革命时代人性的纯洁和善良,所以他们的创作最后仍然得到读者和官方的肯定。

我国的“文学文化热”出现在十年浩劫之后,大体上是从1982年前后开始的,至1985年达到高潮。这一阶段我国的文学创作冲破了十年文化的禁锢,从文化虚无主义进入了新的文化繁荣时期;在文学创作的主题和题材等方面,禁区大大减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文化寻根”热:不少作家和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反映出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价,以及对传统文化与改革时代种种矛盾的分析和思考。许多作品由于植根于浓厚的民族文化与地区文化的土层,对我们民族意识和传统习惯中的特点、优点和缺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因而获得了好评。

其次,对两国文学创作中文化意识的内涵作一些比较。

(一)“根”与“寻根”意识的比较

在我国的文学文化热中,“根”与“寻根”的意识非常强烈,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许多作家还提出了有关“根”意识的文学主张和理论。

1984年前后,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寻根”题材的作品,如邓友梅的《那五》、陆文夫的《美食家》等嘲讽了封建文化产生的畸形儿,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钟阿城的《棋王》等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意向;1985年,“寻根”热达到高潮,许多作家写出了带有浓厚地方风味的作品,如贾平凹有关陕西商洛地区风土人情的系列小说(如《商州》等),李杭育的有关浙江葛川江文化的寻根小说(如《最后一个渔老儿》等)、乌热尔图的关于鄂温克族的文化寻根小说,以及郑万隆的有关黑龙江地区历史文化背景的寻根小说(如《异乡见闻》)等,上述寻根小说植根于浓厚的地区文化与民族文化土层,形成改革时期文学创作的一大新特色。

在创作上述“寻根”作品的同时,作家们还对这类作品的主题提出了不少颇有创建的见解。如潮南作家韩少功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植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青年作家郑万隆认为:“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独特的文化”,“黑龙江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小说的根,我追求一种极浓的山林色彩,粗犷旋律和寒冷的感觉。”钟阿城在其《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强调说,“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起话的”;北京作家李陀说:“我也很赞成拉美作家的作法。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后,终于找到这样一条路:把学习西方现代文学所有的成就和对文学的认识,建立在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认识上,而且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产生一种本民族的新文化。”

当然,在我国“寻根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同层次和审美价值的区别,因而读者和评论界对它们的评价也有很大的不同,这里不再赘述。

在七十年代以来的俄罗斯当代文学中,虽然没有一个从阵容声势到作品数量堪与我国相比的“寻根”的文学热潮,但是人们却也能看到,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直至七、八十年代交替时期,被称为“农村散文”的洪流中,有不少作家的作品涉及到“根”的问题,也就是传统的文化、道德、乡土、自然生态环境等问题。如拉斯普京的《最后的期限》、《告别马焦拉村》、《失火记》,阿斯搭菲耶夫的《最后的问候》、《鱼王》、《悲伤的侦探故事》,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等小说就是这一方面的重要代表作。

在对“根”的认识上,苏联当代作家有下列一些看法:

一,农村是民族生存的根基,是民族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发源地,必须爱护农村这块赖以生存的根基。尽管当代苏联已不再是一个农民国家,然而他在精神上离开自己农民过去的历史还不遥远,这就产生了一种需要:对过去作一番回顾,从道德和审美的角度对正在逝去的东西作一番评价,于是出现了拉斯普京、舒克申、别洛夫、马捷沃相等人的有关农村“根基”的作品和文学主张。拉斯普京提醒人们在对农村进行改造时,“要注意人类生存的根基”,提出对它“是无情地斩断,还是珍惜地搬迁”这一问题。舒克申对那些离开农村的人告诫说,“我希望农村的人离开农村后,不要丧失他从传统教育中获取的一切宝贵东西,已经爱上的东西;不要失去对大自然的爱”。苏联当代作家对农村这块根基的文学审美角度和兴趣,与我国的寻根文学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最主要的是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农村有如汪洋大海的发展中国家,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科技革命的进展与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比仍然相当微小;封建势力及其传统在农村仍有很大的市场,在农村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标准中,虽然有精华,但更多的是封建陋习和糟粕,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形势很不相称,因此,我国当代文艺对农村传统的文化和道德的评价和选择,多是批判和否定的基调,如《贞女》、《老井》、《乡音》、《良家妇女》等小说和电影中反映的大多是传统文化、道德和习俗所酿成的悲剧,作品呼唤的主要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历史反思和变革。

二,大自然是人类的朋友,是人类须臾不可脱离的衣食父母,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关于大自然的主题,在当代中俄两国作家的创作中都有表现,但各自的审美价值取向有所不同。

随着人类的聪明才智和他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类与大自然不再像以往那样和睦相处,而是对它采取了无情的掠夺和破坏。人类的凶残行径导致了大自然无情的报复:洪水泛滥、干旱肆虐、沃土沙化、疫病流行。面对大自然这个根基的被破坏,面对人类遭受接踵而来的大自然的报复,面对人性的不断堕落,一些俄罗斯作家开始认真思考和行动:一方面,呼吁今天的人类应该学会怎样与大然重归于好,使人性堕落的过程停止,另一方面,也在提醒今天的人类应该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生存环境留给子孙后代。作家们认为,科技革命、人工改造、利用大自然的过程若没有道德和理智的制约,是十分危险的。而文学在这方面可以说具有独特而深刻的作用,《告别马焦拉村》、《鱼王》、《断头台》等就是表现这一主题的代表性作品。拉斯普京在谈小说《告别马焦拉村》的创作体验时说:“小说描写了今日西伯利亚生活的许多变化,对于这些变化,我不是以一个前来征服和所谓改造这个寒冷和美好的地区的旁观者的目光来描写的,我是以一个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的目光来描写的,我在这里生活,我真正热爱它,关心它,不仅把它当作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而且把它当作故乡、当作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子子孙孙还得生活下去的土地。”从拉斯普京的话中可以看出,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农村散文作家”,是把乡土、大自然当作世世代代生存的根,在他们看来,保护大自然、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是“全民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也是作家的“公民义务和文学家的义务”。

我国当代文学创作中,虽然也有不少作品涉及到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但往往是写人类与大自然处于对立的状态,人类对大自然不理解,对它的神秘性感到恐惧,以及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而无可奈何的悲剧,如叶牮的《鸟树下》和孔捷生的《大林莽》等。也有的作品把人类描写成大自然的征服者(如李乔亚的《猎人的女儿》等,突出了人类作出“英雄”“为民除害”者的形象。人类总是不能和大自然友好相处,和睦与共,不是大自然的神秘莫测,就是人类的愚味无知,似乎是我国这一类作品常见的主题。

三,道德与文明的连续性、继承性,是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因此也具有“根”的意义;如果说前面两类“根”涉及的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和依靠,那末这一类则涉及到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必须具备的内在条件,涉及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如何一代一代继承与发展的问题。

一些俄罗斯作家就人类的这个“根”,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见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关于“记忆”的问题。他们认为,失去记忆,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精神道德财富就不能保存和流传,整个人类的精神道德就不能在继承过去的基础上向更高水平发展。文学史家叶尔绍夫说:“‘记忆’问题已日渐从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研究对象变成诸如哲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等人文科学集中注意的对象。”“我们的现代生活是无数代人记忆的组成部分。正是记忆才体现了人类良心的尺度和道德标准,没有道德标准,缺乏崇高人道主义目的的松散力量将一败涂地。“作家契维利欣的随笔体小说就以“记忆”作为书名;此外,在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穆斯泰·卡里姆的《漫长漫长的童年》、阿列克谢耶夫的《好打架的孩子们》、别洛夫的《和谐》、乌汉诺夫的《记忆之光》、格拉宁的《一幅画》、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村》与《失火记》等作品里都把对文化遗产的继承等问题当作道德问题来对待。例如《一日长于百年》中那个失去记忆的“曼库尔特”杀死亲生母亲的故事,充分证明了“记忆”对人类的重要性:失去了“记忆”,就是失去了道德和灵魂,因此也就不再是人,而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在这方面,当代俄罗斯文学对“根”的意识,可以说达到一个新的哲学高度。而我国当代“寻根”文学作品中,“根”的意识还只局限于文学创作的源泉范围内,没有把“根”的内涵扩大,使之与全民族的文化和道德的继承性联系起来。

(二)、忧患意识的比较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文化心态,可以体现在个人身上,也可以体现在全民族的思想意识中;忧患意识常常作为一种主题意识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有时明显,有时含蓄,有时强烈,有时微弱;中俄两国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品都具有这种忧患意识,而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忧患意识的表现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较大的差别,表现在:

一,在对待传统文化和道德方面,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些作品多是忧其失落和泯灭,因此唱“挽歌”的多;留恋,惋惜、告别的情调往往是一些农村散文作家作品的基调,不少作家爱用“最后的……”形容词作为题目的开端(如拉斯普京的《最后的期限》、阿斯塔菲耶夫的《最后的问候》、冈察罗夫的《最后一次收割》等等),反映出作家对传统道德的断裂、大自然的逐渐毁灭、农村田园的消失……的忧虑和怀念。而我国当代文学中有关这类题材和主题的作品,固然也有怀旧、感伤的成分,但又常常流露出悲悯、批判的色彩,如电影《乡音》、《良家妇女》和《黄土地》等作品中,在悲悯、淒惋的背景上,既可感到作者的同情,又可感到作者对那些落后、愚味的传统成份的反感,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的心情。

二,在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方面,俄罗斯作家也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当代的同行。他们认为,科技革命固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文明和进步,但它的消极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人类必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因为“它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时代把它作为一个关系人类存亡的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了。”作家们呼吁:“文学应当了解(而且越快越好)人们对自然界所持的错误的、恶意的、掠夺性的态度包含着怎样的教训。要解决自然保护问题,就要求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来参加,而文学则负有微妙的职责,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人关于同自然的斗争、关于征服自然……的永恒消费观念。……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代替艺术首先是文学在这方面的作用。”而我国艺术家、文学家中虽然也不乏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但在他们的创作中涉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题材似乎不多,而认为文学在这方面应该负有责任的主张和作品就更不多见了。

三,呼唤时代的先进文明,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准,改造旧的国民意识,也是两国当代作家们忧患意识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的作家们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发现有许多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旧传统、旧思想,塑造了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主人公,展现了他们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也揭露了阻碍改革开放的事物,不少作品还涉及到十年动乱、极左思潮带来的种种流毒和弊端,如《芙蓉镇》、《乔厂长上任记》、《贞女》、《疯狂的君子兰》、《东方女性》、《人到中年》等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一批作品。小说《芙蓉镇》的结尾处已是十年动乱结束,人民安居乐业的时候,可是疯子王秋赦却像个幽灵似地在街上游来荡去,淒凉地叫喊着:“千万不要忘记啊——!”“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这个声音像梦魇似地惊扰着镇上的居民,使得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担心极左的祸乱、斗争和运动还会卷土重来。这个结尾深刻表达了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忧虑和恐惧,忧患意识跃然纸上。

当代俄罗斯文学从六十年代以来就已经开始注意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改造旧的国民意识的问题。特里丰诺夫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创作了一系列关于莫斯科市民心态的小说,如《交换》、《阔别》、《初步的总结》和《滨河街公寓》等,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小市民心态中的自私、贪婪、见利忘义;田德里亚科夫的《惩罚》等作品,则暴露了社会、家庭、学校、亲人之间、亲子之间的畸形道德关系。阿斯塔菲耶夫在其《悲伤的侦探故事》中,提出了“俄罗斯性格”究竟是否值得自豪的问题;拉斯普京的《失火记》也表达了作者对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生态被破坏的忧虑,小说反映出“一场火灾引出了对昨天的省视,对今天的认识和对明天的担忧。”

最后,从两国文学创作中文化意识表现的艺术手段来看。两国的作家们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对传统、道德的审美评价不同,因此在表现主题的方式、审美情趣集中点也不太相同:俄罗斯作家在表现文化意识方面,常常把主题的道德审美价值放在首位,即把道德和文化作为主题追求的归宿;一般不注重情趣性、轰动性的描写,情节的展开往往是徐缓的、平淡的,慢慢达到高潮,如《告别马焦拉村》的故事就是这种写法:“马焦拉”村的历史、自然环境,“马焦拉”人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他们与“马焦拉”村的感情,就是在平淡无奇的叙述中展开的;随着夏季的到来,搬迁的期限越加逼近时,故事的紧张性、矛盾的冲突才加快了速度,直到小说的最后,才表明了两代人对“马焦拉”这块根基的态度和决心,从而显示了作品的道德意义。

当代中国作家在这类题材的描写手法上,与俄罗斯同行相比有较大的不同:中国作家固然也看重作品本身的文化和道德审美意义,但同时也强调作品故事情节的趣味性、传奇性。我国的文化广博宏大、渊远流长,奇人怪事,奇风异俗,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作家信手拈来,便有一定的趣味性、可读性;在故事情节的开展方面,由于注重情节的趣味性,满足读者的争迫好奇心,所以情节的发展较快,往往具有章回小说的特点,像《三寸金莲》、《神鞭》等便是这类作品中的代表。

为了在文学作品中形象地表现各自民族文化、地区文化、文化心态、文化特征,两国当代作家、艺术家们塑造了许多生动、形象而又具有深刻意义的文化“载体”。在人物方面:有老人、农家妇女、闺秀小姐,身怀绝技的人等;事物方面:有辫子、小脚、鼻烟壹、木马、鱼王等;地点方面:有马焦拉岛、松树镇、芙蓉镇、鸟树下等;河流方面:有黄河,葛川江、安卡拉河等。这些文化“载体”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事物和地点。首先,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特定的传统文化价值,作家藉助它们能够更形象地表现某种人、某个地方和某种文化传统和心态的特点;其次,这些文化“载体”不是作家、艺术家随便塑造的,它们要求作家、艺术家具有相当渊博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知识,并有较高的艺术审美和选择水平,才能使它们达到文化“载体”的艺术高度,使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在塑造文化“载体”方面,两国作家、艺术家各有所长:中国作家擅于从事物的传奇性、文学性、故事性去塑造“载体”,从中酿出浓烈的文化醇香,如冯骥才的小说《神鞭》中主人公傻二头上的那根辫子,小说《三寸金莲》中主人公香莲的那双小脚,不仅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特点,也表现了民族文化心态中的落后意识,因而它们都具有传统文化的艺术典型意义。

俄罗斯作家则擅长从事物的哲理性、象征性等角度来塑造文化“载体”,如拉斯普京笔下的“马焦拉岛”象征着世世代代相传的根基面临灭顶之灾的农村大地;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鱼王的故事则象征着人类因偷盗、掠夺大自然而受到的惩罚,这样的文化载体都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象征性,它们让读者听到了“警钟”发出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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