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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全国范围内，初中毕业生报考普通高中的热情大大超过了报考职业学校。由此，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中等职业学校普遍出现了有目共睹的招生难。在江苏省南部的近20个市县，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都有较大幅度的突破，而中职校的招生计划几乎都没有完成。在北京，普通高中的招生同样十分“火爆”，就连以往被戏称为“第三世界”的一般高中也门庭若市，而那些在生源上连续多年堪与重点高中平分秋色的热门中职校及其专业却风光不再……
恰恰是在这一年：国家出台并开始施行了《职业教育法》，中央又召开了全国职教工作会，而出现的一度有所缓解的“普高热”重新升温的现象意味着什么？著名职业教育专家金善鹤的如下分析引人注目：
几年前我就说过，国家不把职业教育的体制理顺，中职校招生难的问题很快会出现。发达国家的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是配套发展的，而我国长期以来，高教部门把高职排除在外，职教部门又只管中职，造成高职自上而下没有一个部门管，这在体制上是典型的条块分割。
经济越发展，想念大学的学生就越多。上普通高中的学生，只要毕业会考合格，就可以随意选择报考普通高校或电大、夜大、职大之类，即使直接接受上岗培训，也具有较好的条件和文化课知识基础。这是“普高热”重新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观职业教育，10多年总在中等层次上发展，没有形成初、中、高一条线，早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职校中总有一部分优秀生，国家现行的高等教育对职高毕业生关闭大门的政策，无异于断了这部分优秀生的深造之路。这样的政策导向，必然使进了中职校的感到没有奔头，还没进中职校的转向普通高中，到头来特别是国家重点中职校的发展势必受到严重制约。
据了解，在金善鹤担任校长的国内第一流示范性旅游学校——上海旅游服务职业技术学校，近年报考人数也毫无例外地呈现下降之势。
社会对高职教育的需求，迟迟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响应
金善鹤所说的中职校发展受到制约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中职毕业生在人才市场被日益冷落。在’97春季国家部委专业技术人才交流洽谈会上，无论是实业公司还是机关事业单位，只要以业务水平高低及应变能力强弱作为录用与否的重要依据，不被看好的往往是中职生。一家中型企业的代表直言不讳地告诉供方：“我们的组装货质量怎么也比不上原装进口货，有的产品一成批生产就面目全非。从企业的发展考虑，我们当然更需要高层次的实施型人才。”
诚然，近年来事业单位的缩编，国有企业的裁员，“三产”的涌现趋于稳定，都对中职生的出路产生了直接的不利影响。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就业不顺，终归都是对职业教育生命力的巨大威胁。江苏省高教学会会长叶春生，自90年代初开始，就多次从不同角度撰文呼吁国家发展高职教育，请听听他的见解：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改革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那些当初依靠较低水平的技术装备起来的乡镇企业，早已不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情形，而是力争上等级、上规模、上水平。在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中，合资的已过半数。为了不断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更新换代能力，这些企业不仅把“高中毕业”作为录用一般工人的必要条件，而且特别需要受过高职培训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如果把这些地区专科教育的大多数专业引向高职教育，为当地提供高等专业实施人才，那么它将带来的整个高等教育结构、规模、效益方面的积极变化，会从根本上改善教育与经济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从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看，现在教育体系的分类方法是难以反映各类教育的内在联系及各自规律的。我认为应当是两大系列，即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普教系列，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的职教系列。这两大系列可以互通、互补，但不能互替、互换。当前，适当发展高职教育，完善职教系列，应该成为深化高教和职教改革的重要任务。这有赖于国家的宏观决策和首先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开拓性实践。
对叶春生等一批有识之士的这些呼吁，尽管国家主管部门反应迟缓，却很快付诸一些地方高校的行动。常州工业技术学院积极开拓高职教育职能，紧紧围绕职业技术岗位设置专业课程、调整教学内容、加强能力训练，为当地提供了数千名深受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欢迎的高等技术和管理人才。该院院长彭玉芳在这种开拓性实践中更加认识到，地方普通高校具有师资、设备之优以及地利、人和之便，完全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本地高职教育的中心。
在上海，根据市教育部门发展高职的部署，1993年由两所职业大学分别改制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也开始了迈向高职目标的改革征程：基础课以“必需和够用”为度，专业课以掌握基本原理为主，教学方式以理论传授、实验实习和岗位操作三位一体，强化实际应用和技能操作的训练。学生毕业可获得大专层次的高职证书和岗位技术等级证书。遗憾的是，由于得不到国家的认可，不仅这两所高职性质的职业大学已面临被迫停止招生的困境，而且该市拟定经过改制再兴办6—10所高职校的计划也有可能落空。
高职教育发展滞后的主因，在于不肯放弃学科本位观念
我们的教育素有重视基础理论教学的传统。在舆论界常为一些学生频频在国际学科大赛中获奖而津津乐道时，恰恰忽略了我国与国外教育注重专业能力训练相比日益拉大的差距。1987年，化工部教育司司长樊丽秋曾提出，企业最需要既懂机又懂电的技术人才，其特点是有专业接口性。这实际上就是对高职教育的一种期盼。
在今年的“两会”上，清华大学教授刘西拉从工程技术发展的角度，谈到现代化建设对两类人才的需求时说：
学科性教育突出学科基本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培养的目标是科学家、设计师这样的创造型人才；而非学科性教育的主干课程则注重综合性和实施性，培养的目标是操作师、工程师这样的实施型人才。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这两类人才的共同努力。
国外教育界所以强调非学科性教育的同等重要，并有国家政策的保证给予同级别的设计师和操作师一样的待遇，是因为任何一个工程设计方案的完成都是某种“社会活动”。在国外，对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要求与一个设计人员的贡献要求不同。设计人员的贡献主要强调创造性，而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首先是解决工程技术问题，完成工程任务。因此，在培养设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观念和方法上，我们特别应该明确加以区别。
单一类型的“学科本位”教育模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无怪乎当年国家教委聘请的职业教育顾问、德国的伯克博士就曾有“中国现有大学的60%，应按德国的非学科性专科教育那样来办”的提议。我们的学科教育传统当然是个优势，但一旦固守“学科本位”模式，优势就会变为固步自封的包袱。扔不掉这个包袱，也就不可能向高职的方向迈出改革的一步。
对于我国在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之间所设置的一个专科教育层次，80年代初，我国机电工程教育专家高锡金就主张，专科教育应定位在“培养具备常规工艺、常规管理和常规技术方面实施能力的人才”上。1983年，全国高教会议确定的“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方针，不仅强化了学科性人才的本科培养模式，而且把这种模式正式纳入专科教育，使之成为“压缩型本科”。从此，发自一些有识之士的兴办我国高职教育的呼吁，停在了“说了也白说”的阶段。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随后，在一些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办起的职业大学，对于完善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培养当地紧缺人才和探索高教改革，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实行学科性教育与高职教育并举适逢其时。
然而到1990年，全国高专工作会议却又以所谓“职业大学无明显的职教性质”将其改为普通高专校，同时把本来以高职教育为宗旨的高专校也纳入了普通高校范畴。1993年，国家教委职教司的代表在一次委主任办公会上退一步提出“至少应该使重点中专校沿着最初具有的非学科性的方向靠拢于高职教育”的意见，也被否决。这样，起步不久的高职教育再次痛失了一个继续发展的良机。
可见，以往发展高职教育的最大阻力一直在国家主管部门内部。而时至今日，能不能解决好一个如何发展高职教育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疑问。
接受行业的牵动，是高职教育适应社会需要的根本标志
高职教育的兴起是工业化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必然产物。经济起步时，需要普及义务教育；工业化过程中，需要加强职业教育；产业结构转型、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需要发展高职教育。这条基本规律，已由发达国家近40年的职业教育发展足迹所印证。以汽车工业为例，在发展到电脑化和自动化取代熟练工操作所有生产工序后，要能够监督机器人的工作，以及解决机器人不能处理的技术故障，就必须精通机械、冶金、电子诸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这都不是仅仅受过高等学科性教育或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所能胜任的。
来自国外的职教信息使我们了解到，就是为适应各行业发展的需要，70年代末，发达国家的职教普遍出现了由中级向高级的上移。在法国，由高等技术专科学院专门负责培养既有一定理论知识，又受过专门训练的高级技术人才。在日本，职高毕业生有1／3进入大学的高等技术专科深造，其中专业技术考核合格者，可得到政府发的技术证书。在美国，以高职教育为核心的社区学院，1987年在校生数与综合大学在校生数之比就已达到2∶3，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
我国高职教育率先在经济发达地区艰难地破土萌发，正是建立在这条规律基础上的。江泽民总书记强调的教育要“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的需要”，也是我国高职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当前我国发展高职该如何实现这个“适应”？职教界一位资深人士谈了如下意见：
所谓“适应”，就是“适合客观需要”。具体说，客观需要是第一性的，而适应则应以其固有的随动性，努力向客观需要靠拢，以求不断满足客观需要的变化。但在教育部门内部，一种发明于90年代初的“主动适应”的提法，延续至今还不知道衡量它的客观标准何在。
硬把“主动”与“适应”这两个词搭配在一起，既不合逻辑也无法操作。事实上，高职教育的“主动适应”只能制造出一些“不适应”的事来。今年初，某市畜牧专科（大专）学校风风火火地派人到上级主管部门称，因村级干部无人培养而要开办“村政管理”的高职专业，希望尽快得到单列计划的支持。经询问，该校的这一设想并没有与当地农业部门商议过。而我在早些时候与农业部教育司副司长李晶宜交流职教办学情况时曾被告知：“以全国的乡和村的实际而言，能有一批中专毕业生当干部就不错了。”
利用中专校培养乡村干部比较现实，这是行业部门说的。因为他们对本行业所需人才的规格最清楚。现在，职校及教育主管部门不征求行业意见的办学实在数不胜数，其特点是：“越俎代庖”——根本不考虑怎样配合有关行业培养所需人才，“大包大揽”——往往把自己想当然设的专业强加给行业。这样做的后果我知道一个很典型的事例：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在1995年调查时就发现，金融专业的职校在校生数已超出未来几年社会对该专业的需求总量。这不能不说是职教自身尚不懂“谁该适应谁”的悲哀。
由此我想，主要是面向行业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没有行业的密切参与是办不好的。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施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今天，尽管有的很不健全甚至还在酝酿之中，虽拿不出成文的或成熟的东西，也总还有口头的或初步的意见。因此，这并不能成为职业教育可以不受行业牵动的理由。应该说，在怎样办好职校这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上，至今不能由行业方说了算，而由一味“主动适应”的教育方说了算的最大教训在于，办职校尤其是办高职校绝不是只要教育一方“主动”了就能够适应行业人才需要的。
只有当经济向职教提出人才需求时，职教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才能显示出来。浙江交通学校的发展，就是一个并没有“主动”但却适应了省交通行业对各类人才需求的典型。该校在省交通厅大力支持下，不仅成建制接收了浙江航运技校并融为一体，充分发挥出自身的基础和实力的优势，而且与行业建立了招生、就业和服务的合作网络，全方位地适应交通行业的人才需求。该校努力向全省交通行业重要的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发展的一系列尝试，得到了交通部的肯定。
没有拿来“双元制”的本质，而把高职教育放到了二等地位
众所周知，“双元制”的技术培训模式，是德国二战后经济腾飞的锐利“武器”。80年代初，我国把它拿来，做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战略决策，进而使中职教育得以成为90年代我国整个高中阶段教育的一翼。“双元制”的经验有千条万条，最本质的一条就在它的结构层次、数量规模都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节奏。1974年，前西德经济最活跃的巴符州率先建立了非学科性的职业学院，就标志了这一模式开始向高教领域的延伸。而我国的中职教育却一直没能适应经济发达地区人才需求而出现相应的层次上移。
为什么这个蜚声全球的好端端的经验，拿到我国来就变了一副模样？对此，“我们有自己的传统和国情”恐怕是最典型的解释。然而，这种解释却抛弃了一个拿来“双元制”的前置条件，即我们的教育水平还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双元制”毕竟是个规律性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就不仅是人家自认为成功的，而且是经过屡试不爽积累出的科学。是我们的传统和国情应该服从于“双元制”的本质？还是“双元制”的本质应该服从我们的传统和国情？正是在这个最根本问题上我们没有定好位，才使职教乃至高教改革从一起步就显露出不彻底性。
对此，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孟广平说：
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和结构，本质上就是一种分别以升学或就业为目标的“双轨制”。这种有着两类教育目标、课程及前途的“双轨制”，由于并不具备人家“双元制”的本质内容，导致了职业教育只能是面对不能升学者的“二等教育”。它的形成，出于决策者思想深处对职业教育的轻视。而“三级分流”方针的实行，又在客观上使“双轨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尽管近年来我们强调普教要渗透职教因素，要设劳技课之类，但到高中阶段仍是“升学”、“就业”两股道分明：“升学”的，高考若落榜则苦于无就业准备；“就业”的，若想继续学习则苦于无门。
现在对发展高职教育有一种主张是，为每年众多的高考落榜生开辟一条既低于普通高等教育的要求标准、又能进入高等教育的出路。与这种“桌子底下放风筝——出手就不高”式的办高职教育的主张相呼应，高教界的一位人大代表目前也谈到：“对一些办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不高的普通高校，可引导其向高职教育发展。”这种主张的出发点及其实施构想，不都是对整个职业教育“二等”地位的绝妙注释么？
我们确实需要从基本思路和体制上认真考虑改革“双轨制”的教育结构。中小学教育应是做合格公民的教育，也是为他们将来成为高效率的从业者做好准备，即包括了认知的准备、操作能力的准备及情感的准备，从而使受教育者不但具有进入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的基础，又能具备就业的基础。至于一个中学毕业生究竟升学还是就业，那是因个人条件而异的选择，并不意味只有升学或就业一种基础。
因此，有必要按照初、高中教育的特点，把学习学科的知识和掌握从业的基本能力结合起来，重新设置课程计划，学用结合，遵循教育规律渐进。我认为，这种基于“合流”的方针，是从根本上着眼于“全面发展的人的开发”的教育改革。
孟广平的上述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据报载，英国教育部门去年末准许两万名优秀的中职毕业生被普通高校接纳为大学生。而在10年前英国兴起的城市技术学院，还是旨在为中职毕业生提供两年制的职业教育。沧海桑田，从昔日的搞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流”到今日的二者“合流”，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牵动力，说到底还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需要。
谁都知道，职业教育从一开始就以其区别于普通教育的实际、实在的技能、技术教育特色，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然而，也正是由于脱胎于普通教育，它在当初的标新立异之后，或许因资金缺乏、师资不足，或许因劳动力市场风云万变，近年不少职校又重新向普通教育的习惯思维和习惯行为靠近，有的甚至已经轻车熟路地回归到普教之路，把中职校办成了普通高中的低水平。上海松江县职业技术学校校长许道先告诫说：
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势必导致职校的教学无特色、学生无特长。而职校优势的丧失，又会影响到职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择业优势。结果，职校毕业生有一定的数量却没有相当的质量，学生花了钱费了时，但在校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毕业后必然胜任不了所学专业。一些职校这种自毁声誉的选择，最终只能使整个职业教育的持续稳定发展受到极大影响。
我认为，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一个根本问题。尽管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化，单一的技术培训已不能完全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一专多能”成了职业教育办学的一种思路，但这些改变都不应改变它“能力本位”的特色与属性。具体从职校方面讲，改革不应把学生拉到“学科知识本位”的轨道，拉到如德国职业教育理论家克尔申施泰讷所说的那种“书本式学校”。
许道先这番“职业教育的自身发展必须保持特色”的告诫，同样具有另一个现实意义：没有高职教育的特色，也不会有高职教育的生路和地位。在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只有从实质上而不是从形式上学习和领会西方经验，我们才会及早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教育观念，尽可能少走一些弯路，以利于在政策上牢固地确立高职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应有地位。
“一哄而起”的苗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们的教育改革中的确出现过一些不可思议的事。80年代，执掌审批大权的主管部门，何其宽容地造就了一个每隔数日就冒出一所“升格”大学的发展速度，而在长达10余年的“有没有必要办高职”的舌战中，却又如此狭隘得不近社情民意。如今，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再督促下，发展高职教育的大政方针既定，主管部门内部分歧依旧，在如何从实际出发确定高职依托的载体，以及如何避免只在形式上办高职这样一些大问题上的争论还难见分晓。这种状况，无疑给人们增添了几许对高职命运莫测的隐忧。以下收集到的分析，来自几位研究者的看法：
以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来衡量，目前有条件参与高职教育（即国家级重点中职校办高职班）的中职校，只占各类中职校总数的4%。况且目前整个中职教育的校均学生仅有500余名，办学的规模效益无从谈起，若过分依靠中职校发展高职，还会引起中职教育的不稳定，因此中职校只能作为发展高职教育的补充。
而有着10多年专科层次办学经验的1000余所独立设校的成人高校，情况就完全不同。首先这类高校多为部门或大企业所办，既有注重能力训练之长，又面临多年因囿于学科性理论教学模式而生源日趋萎缩的困境，因而对转向高职教育有内在的要求。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近百所职业大学，也有着尝试高职教育的经验。它们都应有可能成为高职教育的主体。
再说到普通专科校，人们自然会想起那些因理论上不如本科生、实践上不如职校生而被称为“四不象”的专科毕业生的尴尬。这个年纪轻轻的知识群体从一出现就很少摆脱过“就业难”的阴影。有的即使幸运地谋到了一份职业，也往往多被“降格”使用。1995年开始，专科毕业生已连续三年供过于求。国家教委的一项最新统计说，今年社会对占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1／3以上的专科毕业生的需求量继续减少，仅北京地区的需求就比去年下降了10%。因此有一种意见认为，高职教育首先在普通工科类专科校打开局面是适宜的。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一方面，主管部门内部对这种意见还大有持异议者。另一方面，许多一向不承认自己是高职校的普通专科校，如今又转回头来声称：“大家不要再探讨高职教育了，我本来就是高职校，以后增加的招生指标应该给我。”可如果问：“你们的哪些专业属于高职呢？”他们又都缩了回去。类似的事情提醒人们，如果任凭这些还没有搞明白什么是高职教育、以及兴奋点并不在发展高职教育本身的办学者的一哄而起，那只会把我们的高职教育引向歧途。
相比之下，已在全省机电行业中桃李满天下的百年老校福建高级工业专门学校，1996年经国家批准开办五年制高职班后，立即着手进行的大量务实性的调研工作，就很值得那些转向高职教育的普通专科校借鉴。该校校长苏群荣介绍他们的调研工作时这样说：
我们参加了国家级课题“机械制造专业本科、高专、中专教学计划的比较研究”的论证，对国内外高职教育的相关性资料做了认真的分析比较，组织近百名教师调查省内上百家大中型企业对一线人才的业务规格和数量的需求情况，从而基本搞清了普通本科的工程教育与高职教育在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上的区别和联系。这种探索，为我们制订适宜的教学计划，建立科学的课程体系，开展满足实际需要的职业能力训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参加调研的教师们所以这样一丝不苟地做好筹备工作，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个办高职的难得机遇。
是的，凡珍惜目前高职教育发展机遇的人，都不会赶时髦、凑热闹、瞎起哄，而是以满腔热忱和求实精神积极献计献策。在高职校的设立及其管理方面，已有多年办高职班经验的北京劲松职业高中校长郝守本认为：
设立高职校，既要有适当的标准和条件，也要尽量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对策划中的新建校，一定要严格把住审批立项关。考虑到我国新近实行的劳动预备培训制度，有条件的中职校可开设学制为1—2年的高职预备班。办学管理可探索宽进严出。对学生，要实行缴费上学、自谋出路的办法，绝不能搞大包大揽。
有一位职教研究者所提出的“用接受高职教育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修订普通高中现行教学计划的基本要求”的建议，与孟广平上述“重新设置课程计划”的设想不谋而合：
这个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修订原则是减轻学生负担，即所有必修课的教学内容降低一定难度，面向全体学生。其中理科内容应从科学基础知识为主转向技术基础知识为主；文科内容应从学科性系统理论为主转向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主。
这两个转变旨在满足多数人毕业后就业的需要。少数人的升学需要，欲考普通高校的由理论选修课满足，欲考高职校的由实践选修课满足。
今年“两会”期间，还有一些反应值得一提：对国家刚刚出台的“三改一补”的高职政策，许多省市的人大代表不同程度地吐露出一种无法操作的苦衷。他们有的为1996年全国职教会确定的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省市搞高职试点的原则又在淡化而担忧，有的则对用管理普通高等教育的传统做法发展高职教育妥当与否提出疑问。有的委员怀疑主管部门增设的高职协调小组是否真正能起到积极的协调作用，还有的委员甚至表示出一种强烈的不信任；在本届政府还有一年任期的这段时间，指望抱有“守摊子”心理的主管部门，为发展高职教育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程序和办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种对高职教育那迟来的脚步能否走好的疑虑，是不是杞人之忧？所有真正关心它发展的人都将作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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