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意蕴
——再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及其时代意义
许光伟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马克思认为，抽象和具体是黑格尔作品中客观存在的两个专门性的方法用语。他在《资本论》创作中逾越了黑格尔《逻辑学》，使得知识生产超越了一切抽象形式主义规范。目前，马克思根据《资本论》的创作所提出的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区别的方法论存在两种系统性表达：形式表达和实质表达。从学理上看，前一种是“形式框架”界说，我国学者持有的科学抽象法大体属于这一类型；后一种是“工作实质内容”界说，从统一思维学的范畴——“抽象和具体”出发，彰显了《资本论》辩证法道路的真实意蕴。“实质表达”是立在“形式表达”背后的规定。《资本论》中知识生产的安排体现了“思维学与逻辑学的统一”。可以说，“思维学和逻辑学的统一”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关系的深层构境，可据此指导科学知识生产。因此，应立足中国本位，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的方法论规范关系，从中发掘本土化的、真正的思维支持，以利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关键词： 《资本论》；抽象；具体；研究方法；叙述方法
一、辩证法“知识革命”的步伐：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和具体是黑格尔作品中客观存在的两个专门性的方法用语，因而对它的理解仍旧需要从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起步。“黑格尔说道，康德的失误之处是：他把先验统觉思想的对象的统一认识只认作现象……(因而)康德关于范畴的思想是纯形式的，而思想无内容是空的。纯形式因此必然被外在直观所充满，以便产生真正的知识，即(现象的)对象的知识。”[1]可见，黑格尔不同于康德之处是试图抓住思想的本质，或者说这种“批判的科学”的建构路径就在于寻求科学性质的真正解决，据此寻找“理性的批判之路”。“如果说在康德那里，批判与科学的起点是二元划分，最终也没有走出二元论阴影，黑格尔则通过‘内在关系辩证法’使这一缺陷得以弥补。如果说康德的批判指的只是一种外在的、静态的、解剖学式的认识论分析，沿袭的仍是近代经验科学的认知模式，黑格尔则把批判改造成了内含辩证过程的自我反思形式。这是自培根以来西方科学史上一次伟大的科学观革命。”[2]
但是，“一些人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只是‘应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是双重的无知，既不知道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辩证法上区别，更不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方法论的长期系统的探索。”[3]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理解，“抽象和具体”是被当作“两仪的逻辑范畴”来处置的，处置路径是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知识论。在精神现象学层次，黑格尔把握的是“精神的抽象”和“精神的具体”，从思维表现上看就是“无限精神”和“有限精神”。因为，“对黑格尔来说，一幅关于无限的适当图像因此不是一条无限延伸的直线，而是一个圆圈。我们可以看到，按照这种观念，有限不是脱离于无限的某物；而无限是一个有序的全体。有限把自身转化为无限；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假如我们从任何一个局部的现实开始，我们都会涉及去超越那个现实，并最终达到整个体系的问题。因此，作为一个全体，有限与无限相同一。无限发现自身只能表现在有限之有序的全体之中。”[4]于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完成这样的构图：它们是精神上的同步的规定性。这是精神现象学版本的“阴阳辩证法”。就黑格尔的这一贡献而言，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可以说表现了“历史主义的行动”。也因此，黑格尔从思维方式上表现出和康德的对立性。[注] 以我国冯友兰先生为例，他的方式也远超“抽象继承法”的处理方式。“错误在于：把一般当作客观存在的实体，把特殊却当作一般存在的形式；因而把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倒置起来并加以割裂，所以就违反了客观真理。”(参见吴传启：《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哲学研究》1958年第2期。) 但在逻辑学层次，黑格尔的抽象和具体纯粹是表现主义范畴。“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5]“黑格尔试图继续从最抽象之物推导出最具体之物”[6]，并且像笛卡尔一样，也试图把所有知识单纯地建立在思想力量的基础上。“黑格尔具有这样一个观念：概念思维是自我明晰的。”[7]
柔性垂直防渗技术是在传统的垂直阻隔技术基础上发展形成，利用HDPE土工膜卓越的防渗性能（k≤1.0×10-12cm/s）、抗化学腐蚀性能和使用寿命长等特点，与传统矿物防渗材料的高吸附性能和自愈合性能结合，形成一种很好的垂直屏障，从而对地下污染源实现有效地封堵，柔性垂直防渗系统结构示意如图1所示。
为了成为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专业力量以及消除弗兰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对其非专业评价的影响，社会工作沿着里士满的个人主义价值路径，更加强调运用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理方法关注个人治疗和改变，越来越多地从事个案服务活动，开始走向过度专业化而不认同志愿服务[7]。由此出现了注重个人治疗的医学实践模式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之间的冲突，以及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之间平等关系的断裂。随着全球化下社会福利服务多元模式的发展，社会工作开始反思仅关注个人治疗的医学模式的局限，重新强调个人与社会关系，通过重建与志愿服务间的平等合作关系优化整合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本土化的专业服务。
从批判的角度看，康德是从知性出发，黑格尔则是从理性出发。黑格尔认为：“知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古板地看待事物，把它们要么看作是一成不变地有差异的，要么是同一的。只有理性才看到了差异产生于同一并且将重新返回到同一。”[8]理性超越知性，即在于“认识的无限性”超越“认识的有限性”，这是从立足知识论的认知主义转到立足实践论的历史主义，是行动观的重大改变。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仅仅把“抽象和具体”运用为手段范畴(无论存在规定还是思想工具)。所以，马克思仅仅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工作环节为求取“具体对抽象的关系”，从中提取本质规定；与之相适应的逻辑学工作环节，马克思则视之为求取“抽象对具体的关系”，从中提取现象规定。这两个环节整体上对应的是马克思的“本质对现象的关系”，落入马克思认可的科学研究工作范围。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综述二者的框架乃是“叙述的方法”(基于体系构筑的路径)。盖因“《资本论》中的材料的‘叙述方法’只不过是‘经过修改的’研究方法”。[9]然则，“不能把问题设想为，似乎每一种科学在开始时都必须经历对世界采取片面分析态度的阶段，即通过纯粹的归纳从具体进到抽象的阶段，而只有以后，在这种工作完全结束以后，才能着手将已得到的抽象‘组成’体系，才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10]
注释：
二、“抽象和具体”两重存在意蕴：再谈辩证法道路
坦白地说，黑格尔的思维结构就是“抽象和具体”，正是凭借这个强大的结构，黑格尔辩证叙述了绝对理念、绝对真理、绝对精神乃至绝对知识。他认为，“哲学在概念中把握绝对。”[13]“哲学因此是完全沉思的意识样式；思维是精神的真正中介，在思维中，精神是真正地自由的和自为的。”[14]马克思《资本论》最初的计划——五篇工作计划——在结构体式上即体现对它的运用：叙述起点——“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即对象思维形式，应界定为生产一般的始源规定；叙述结果——“世界市场和危机”(交换关系总和)。但表现主义路径及其秉持的绝对唯心主义立场迫使黑格尔不能正确处理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它们的工作合一性)，并最终使其无法正确面对“对象结构”和“研究对象结构”。在这些场合下，黑格尔基本上操持一种“解释学的辩证法”。“对于黑格尔，因为主体是精神，是全体的精神；和解必定通过认知而达到，因为改造整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15]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一直到《哲学的贫困》为止，马克思并没有实质性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或者说，他更多的是借助于其所吸收的黑格尔辩证法来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直到《政治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才第一次在其正确的思想形式上初步建立他的辩证法，从而有意地和黑格尔辩证法区分开来。由此，马克思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领域中找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正确道路。”[16]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资本论》“理论部分+历史部分”的结构体例略有不同，它采用的是“理论结构+历史结构”探究体式。论证的主体部分即理论结构，采用了“正(题)、反(题)、合(题)”研究与叙述结合的独特方式。在马克思看来，理论是置于历史之上的“批判”，即“正”立足于对象批判，“反”立足于理论批判，“合”立足于方法批判(“述”“评”“论”的方法批判)。
[1][4][6][7][8][13][14][15]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53、177、658、716、293、778、789、845-846页。
随着系统复杂性的增强，抽象和具体不断分离、分立，增添了人们对二者一体不离属性的认识迷思。然则，对“抽象和具体”工作关系的解说本身也要采取辩证的态度。根据以上看法，可考虑分成“思维学层次”“逻辑规定”“知识规定”予以分述，进而得到“存在-思维”“存在类型-思维类型”以及“存在知识-思维知识”的不同关系模式。基本结论：(1)在一般思维学层次，“抽象和具体”既是对象的思维，也是对象的存在，是特殊的场的规定，即统一的对象；(2)在逻辑学层次，抽象与具体相对，合成为研究对象规定之“统一认识场”，指示类型不同但规定依存的“存在类型”和“思维类型”；(3)在理论知识(生产)层次，“抽象”“具体”则对应了客观知识标准的两种不同层级。要点是理解抽象和具体具有两重的“对象规定性”：既是思维，也是存在。[注] 方便起见，我们可称之为“两重存在”，即作为对象规定性的“存在”和“思维”。一体两重的构造，说明“抽象-具体”是思维形式的基本构成。但构造的前提是“一体”(即对象规定)，必须将对象视为“互系而矛盾的生成过程”。 在这当中，先要辨明：思维活动是主观的，但思维形式是客观的。这意味着思维对象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并且“历史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对接’使得思维本身必须同时作为‘特殊的客观存在’”。[20]思维形式是哲学范畴，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思维活动形式或使用的方式，这是黑格尔的基本结论。对黑格尔而言，思维是逻辑导向历史的中介活动。“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所以哲学思维无论与一般思维如何相同，无论本质上与一般思维同是一个思维，但总是与活动于人类一切行为里的思维，与使人类的一切活动具有人性的思维有了区别……这些形式必须与作为形式的思维本身区别开来。”[21]黑格尔的这一番话是侧重于逻辑学意义的，该话语的真实意蕴是：只要存在着主观的思维活动，那么，就有必要探索思维活动的客观形式，并且这一行动一刻不能停止，因为那正是“科学的内在需要”。可见，关于思维是“哲学的对象”还是“科学的对象”的问题，黑格尔是有深刻论述的。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具有“独特的思维方法”，这是《资本论》的特质，且铸就了“马恩差异”。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是武断且不适当的。盖因此论忽略了《资本论》是指示“四种线索”(或四重线索)的工作合一。[注] 四种线索指的是：史书工作线索、思维学线索、逻辑线索以及知识线索。 此论断在未充分区分思维活动和思维形式的情况下，贸然把马恩在不同时期的“革命或科学研究思维活动”从形式层面上予以切割和分别比较，最终得出“认知非法性”的结论。事实恰恰与之截然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研究共同体”的共同参与人，通过共享彼此“主观的”思维活动，以“合力方式”寻找到反映他们所处时代发展的“思维规律的理论”，即辩证法的思维形式，又将其具体定格和运用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学术路径中。“马恩思维合力”(理论思维的合成力)是对思维客观性的绝好例证，因为它完全排除了思维研究上的任何门派或意识形态的干扰。
通过详解首篇结构可以看出，《资本论》知识上的象的结构是“一般-特殊和个别”，逻辑上的象的结构则是以历史和逻辑统一为向导的“抽象-具体”。总之，这是辩证法的道路，体现对知性的批评。思维形式形成对思维实践活动的表征，和学科基础经纬互成，成为奠基一门科学的标志。根据首篇的安排，可以认为，黑格尔“概念的环节”以逻辑范畴的形态被保留，形成了具有章节体例意义的“篇章顺序的结构”。总体来看，这是安排知识的形式架构设施。与此同时，“抽象”和“具体”的结合则生成了“客观思维结构”，马克思特别称之为“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存在的抽象性和具体性类型的工作合一)。具体思维形式范畴的规定在这里是既得到存留，同时也被超越的，抽象和具体两重存在规定均反映在“思维形式”中了。[注] 抽象和具体的结合不仅“发生”在对象系统中，也“反映”在知识系统中。一般而言，它划分了学科和科学，以总体思维规定指示“科学规范”之形成。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说明的“两条道路”正是一门科学自身建构所要走的道路，而可以说，“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但只是“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以致，“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史全体发展现象为实例，鸟瞰抽象和具体可能的思维运动，又从资产阶级现象学考察的错误中强调说明采取“正确的方法”的重要性。最后他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讨论的起步，从而，学科规范被提升为“科学规范”。(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这使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规范的思维结构同时既是“历史的结构”，也是“学科知识的结构”。在这里，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方法论规范”开始成型，它从科学规范方面支撑了科学抽象法的具体形成。
尽管如此，由于黑格尔逻辑学的使命旨在建立“全体思维”规定，其思维研究对“解释世界的理论”仍然具有较大的逻辑杀伤力。例如，它对分析和综合的具体思维形式的剖解：“人们常说到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就好像这全凭我们的高兴，随便用这个或那个方法都可以似的。但事实上却并不如此。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要认识的对象本身的性质……认识过程最初是分析的。对象总是呈现为个体化的形态，故分析方法的活动即着重于当前个体事物中求出其普遍性。在这里思维仅是一抽象的作用或只有形式同一性的意义。这是洛克及所有经验论者所采取的立场。”[25]即是说，“就概念的本性看来，分析方法是在先。盖因首先须将给予的具体经验的材料提高成一般的抽象概念的形式，而这些抽象概念又首须在综合方法里先行提出来作为界说。”[26]亦即，“在具体的个体性里，当界说中简单的规定性被认作一种关系时，这对象便是许多有差别的规定的综合联系。”[27]所以，“这些方法在它们自己范围内无论如何重要，如何有辉煌的成效，但对于哲学认识却没有用处，这是自明的，因为它们是有前提的，它们的认识方式是抽象理智的方式，是按照形式的同一性而进行的。”[28]归根结底，“逻辑的理念既是普遍的，又是存在着的，既是以概念为前提，又直接地是概念本身，所以它的开始既是综合的开始，又是分析的开始。”[29]
很显然，黑格尔提及的思维形式作为“思维的全体规定”的特性，是概念自我生产所独有的性质，体现的不是个体主观思维活动属性，而应当是“再现思维中的具体”之组成构件。同样，抽象亦不是概括，具体亦不是具象，“抽象和具体”是对思维形式的全体把握。[注] 这是和辩证法作为“全体方法规定”对应的。 尽管，黑格尔这里使用的是作为概念的发生发展的几个环节——“概念的普遍性”(或思维的一般)、“概念的特殊性”(或思维的特殊)、“概念的个体或个别性”(或思维的个别)，但其实指的就是“思维运动的全体形式(规定)”。也就是说，“概念的每一环节本身即是整个概念，但个体或主体，是被设定为全体的概念。”[30]“概念是完全具体的东西。因为概念同它自身的否定的统一，作为自在自为的特定存在，这就是个体性，构成它〔概念〕的自身联系和普遍性。”[31]这里面尤其强调了“抽象(普遍性)”基始和贯穿作用。盖因“普遍性就其真正的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思想”。[32]过程及结局是，“我们从理念开始，现在我们又返回到理念的概念了。这种返回到开始，同时即是一种进展。我们所借以开始的是存在，抽象的存在，而现在我们达到了作为存在的理念。但是，这种存在着的理念就是自然。”[33]“这样来理解和运用抽象的考察，不仅丝毫不会同具体的考察发生形而上学的对立，而且正好会使抽象和具体现实地结合起来，达到两者的辩证统一。”[34]
三、《资本论》如何安排知识生产：兼析“卢森堡问题”的解决
“革命之鹰”罗莎·卢森堡竟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消费不足”理论所迷惑，其症结在于她不恰当地离开了马克思的研究前提，在再生产问题上混淆了消费模式和生产模式，并持有一种机械的知识论，认为剩余价值只有实现为“价值的纯粹形式”才能转入社会再生产。但如果因此就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不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刻画，而完全是一个纯粹的理想分析、一种分析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运动规律时的中间步骤和一个方法，那又直接降低了《资本论》知识生产的革命意蕴和强烈的实践指向性。“饱受争议的第二卷总体上是在证明：价值实现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生产的问题。生产的冲突以及社会的冲突即是劳资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没有放弃他的假设。”[35]不仅如此，“马克思不会背离有关封闭社会的前提。这不仅是《资本论》第二卷的前提，也是第一卷和第三卷乃至《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况且，这不仅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前提，也是他整个革命活动的前提。”[36]所以可以说，罗莎·卢森堡没有充分意识到：“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可行性之间并不存在内在联系”[37]，这意味着“再生产图式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刻画，但帮助了人们的理解”[38]，“所以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假定均衡条件并不反映真实的资本主义世界”[39]，而按本性来说，“即便剩余价值的实现没有问题，资本主义也依然在剩余价值生产上存在客观限制”[40]。进而，如果说“卢森堡问题”的提出具有某种理论价值的话，其价值恰恰就在于：“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拒绝承认市场的均衡机制，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作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前身而得到了一些人的接受。例如迈克尔·卡莱茨基和琼·罗宾逊，他们将她的作品思想理解为‘有效需求’理论，因为有效需求的缺乏引发了资本主义不断面临的困难”[41]。
《资本论》第二卷从理论安排的位置来看，乃是对“知识生产”实施的正面表达。知识生产总是依附于认识生产，如果说第一卷奠定了系统的“规律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规定，那么第二卷是“规律的方法”向“范畴的方法”的全面转化，于是有了更为系统化的“结构范畴的形式”。“《资本论》中具体规律的转换路径可以总括为：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个别再生产运动规律、社会再生产运动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生产价格运动规律—道和德(价值之道、价值之德以及剩余价值之道、剩余价值之德)的认识规律。”[42]其中，再生产运动规律并非处于独立存在之状况，可以说成是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再讲一遍”。无论资本的循环过程还是周转过程，都必须看作“抽象和具体”同步结合的过程；它不单单是“叙述”，同样是对于研究的工作落实，总之，都要正确处理研究的“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工作关系。[注] 同样，对五篇研究计划也必须这么把握，其整体思路应该为：“I．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对象思维形式：生产一般的始源规定)；II．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对象思维形式总体：生产关系的发展)；III．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关系的总和或制度的体系化)；IV．生产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展开：生产对交换的关系)；V．世界市场和危机(交换关系总和)。”思维学统领了研究和叙述，实现了道、象统一，构筑“整体的存在模式”(经济的社会形态)。在这个图式中，马克思论述的文字内容属于语言结构(形式逻辑)，著述的结构形态属于历史认识结构(辩证逻辑)，或曰“认识生产”。马克思于是强调“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即作为整体社会形态的“自身形态和模式”“关系形态”“关系模式”。于是，上述思路可从范畴的科学制订角度再提炼为：“I．对象思维形式：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历史对思维的关系——研究过程的规定)；II．对象思维形式总体：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思维对语言的关系及理论与实践展开——叙述过程的规定)；III．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之一：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IV．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之二：生产的国际关系；V．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之三：世界市场和危机。”(详见许光伟：《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兼对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机理关系的考订》，《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因为思维学领域的“抽象和具体”是一种存在规定，即“运动”(具体存在)和“构造”(抽象存在)；这种规定保证了“既是生成运动”“又是构造系统”的辩证逻辑特点。“抽象和具体”既是对存在的规定，也是对范畴的规定；并且抽象指示对物质联系的客观性的强调，具体指示对行动的批判性的强调。或者从类型学来看，抽象规定(如黑格尔强调的“纯存在”和“实有”辩证法)所要表达的逻辑学内涵恰好是存在和思维在“联系的观点”上的互系特征，而具体规定(如黑格尔强调的“定在”“虚无”或否定的辩证法)则刚好是突出存在和思维在“发展的观点”上的互系特征。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资本的流通过程》逻辑考察基本是“抽象的”，即这里重点考察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和构造，就容易使人误以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是最终的结果问题。其实，马克思之所以锁定剩余价值的考察中心规定，是因为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和“象”的把握完全和外表上的形式范畴无关，即和剩余价值的形式分割无关，而是必须追求在相对纯净的剩余价值规定基础上的关于《资本论》第一卷业已建立起来的“历史认识”之经验实证及其理论的系统化、具体化，也即进一步将资本主义实际操作和经验活动提升到“抽象的理论科学”层面予以确认并进行知识表达。[注] 郎咸平教授将第二卷归结为一个“数学取象”问题。(参见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但是，他所忽略的恰恰是关于剩余价值生产及其所依附的工业系统的历史发展轨迹的考察。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了使“唯物主义的抽象法”一般推进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法”，必须建立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导的客观思维形式工作模式，从客观对象中正确取“象”，以获得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对象规定。
[24]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9-65、162页。
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是一种小肽，由53个氨基酸残基组成，是类EGF大家族的一个成员，是一种多功能的生长因子，在体内体外均对多种组织细胞有强烈的促分裂作用。分子量6 201，分子内有6个半胱氨酸组成的二硫键，形成3个分子内环型结构，组成生物活性所必须的受体结合区域。EGF无糖基部位，非常稳定，耐热耐酸，广泛存在于体液和多种腺体中，主要由颌下腺、十二指肠合成，在人体的绝大多数体液中均已发现 [24]。
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社会历史性和总体性决定了必须在历史结构统一中考察从对象进阶研究对象的认识生产问题，赋予“辩证法道路”工作意蕴。“这样说来，政治经济学具有党派性，然而，经济思维却并不具有派系性，并且这一说法恰恰真正提升了思维方法的‘工具性’规定。”[22]从中显见，“在思维与语言发生学上，马克思极力寻求思维(形式)的客观性标准，从中发掘‘客观思维’的规定性。”[23]既有的科学抽象法之所以在“研究”层面意义可能被解构，在于它以“解释学”为工作实质指向性。解释学立场忽略了所谓本质即“对象存在”与“对象思维”的内在关系，相应地，也忽略了所谓现象是对象存在与对象逻辑的“全体统一”；并且在这当中，现象和本质相比，是没有“对象思维”这个规定性的，因而缺乏思维学工作内涵。如果“具体—抽象—具体”解释性程式成立，那么，这种抽象法(无论把它说成“系统实证抽象”或“系统抽象法”[注] “系统抽象法并不是一种术，而是法；术就是系统抽象法具体展开的应用……术，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所以要具体和抽象相结合。”因此，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从中国的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中国经济现实和历史材料……以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与演进。”(参见江蓝：《对于方法论的探究——道法术技》，《财讯》2017年第3期；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王彦林：《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道与法”——评〈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7期) )似乎可应用于解释诗歌的创作。也就是从具体中抽取意象，通过人的头脑的灵动思维经历一定的“思维上升过程”，最后具象为思维具体的诗行。“实在具体的整体(生动的整体)—抽象(规定)—思维具体的整体(综合的整体)”，“后一个整体是前一个整体在思维中的复制、再现、反映，前者是原本，后者是摹本。它们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24]但是，“现象中观察—形成思维的抽象物—表现为思维具体或思想总体”，这样的解释路线并不适用于部分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经验。[注] 很多中国古典诗是取象的立意，“取象比类”是较为妥当的理解门径。更深一层的立论似在于：诗歌的创作灵感的始源是指向了发生学工作逻辑，即隶属于思维学的规定。因此，同经济学研究一样，诗词创作的研究过程仍然整体上体现“历史研究领导思维学”之工作规定性。可见，抽象和具体统一，是诗歌思维形式联系的中心，这恰好证明诗歌不是解释学，乃是发生学。 因此，本质(变动)对现象(变动)的关系中一定包含“思维批判”规定性，对象存在、对象思维、对象逻辑三者统一的实质过程在于从批判逻辑方面建立本质和现象的“工作合一”。[注] 若从《资本论》“三卷本”构造看，其依次重点把握“本质(变动)”“现象(变动)”“认识(变动)”规律性，推进线索是“本质(变动)—本质现象统一视角的现象(变动)—本质(变动)对现象(变动)关系视角的认识(变动)”。显然从此角度看，具体性研究的成分越来越多，但内在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反过来看，这也是“思维学”领导地位得到明确的根据所在。[注] 有观点认为，《资本论》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对象结构—思维结构—逻辑知识结构(或者说知识和概念形式的组织结构)”的全息历史影像，即“马克思讲的对象结构，就是为客体存在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本身的结构”，“思维的结构，就是思维中把握的经济范畴、经济概念和经济运动过程的内在联系和内部组织”，而著述形式结构即“是政治经济学体系著述篇章顺序的结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分篇’的结构”。这样的道、象、识自然不会是同一个体系的东西，却被机械地相互认识观照，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规定被抽掉了，中间也丢掉关于对象思维形式演化机理的分析。然则，生产对象思维学必然规定“本质对现象的全体关系”。即是说，从发生学上看，生产一般首要建立“广义生产关系=一般生产关系”的逻辑和思维规定，且可推定《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生产方式，也不是生产力，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包含生产、交换、分配三个环节的‘广义生产关系’，也即狭义生产关系和‘广义交换关系’——包含交换和分配两个环节的交换关系”。(参见顾海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和结构的科学探索及当代意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读解(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6年第1期；杨继国、袁仁书：《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难题”新解——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于是，逻辑推进线路更正为：对象(抽象和具体)—思维(抽象和具体)—知识(抽象和具体)。[注] 本质是现象的内在联系，对内在联系的揭示需要走出解释学(特别是直接简单的文本释义和形式逻辑的演绎)，从而包含了“批判逻辑”以涵容的方式工作置换“实证抽象”的可能性。从“道象识”(方法论的实体内容)和“道法术技”(方法论的形式外壳)的结合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进入方法论的每一个层次的规定中，即生成“顶层设计”(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科方法规定的辩证法)、“方法论原则和工作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抽象法)以及“基层工作单位”(亦批判亦实证的经济研究工具系统)若干层次相互支撑和规定的体系内容。
如图3所示，在AB延长线上截取BE=c-a，则AE=c；连接DE，交BC于点F，过B作BG∥DE，交AD于点G；过E、G分别作EH∥AD，GH∥AB，交于点H；再分别将GH与DE、BC的交点记作I、J.把△DFC平移到△IEH的位置，把△GID平移到△BEF的位置，则矩形ABCD被剪拼转化为边长分别为的矩形AEHG.
共同体(生产一般)—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社会形态)—国家—国与国交往的经济关系形态—全球化生产意味的整体关系模式即世界市场之生成与运动构造，总之，这就是马克思最初在“五篇工作计划”中予以制订的历史辩证法，从思维形式上表达即“抽象辩证法”和“具体辩证法”。[注] 用这个结构把握新中国70年的理论实践统一，同样会得出“70年是工作整体”的结论。盖因统一的象是以促进社会主义主体和劳动发展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而，后40年对前30年的工作关系不仅是“发展的意义”，也是“继承的意义”，不仅要强调“抽象继承”，也要更多强调“具体继承”。 因此，马克思的“抽象和具体”从工作实质看乃是中国思维学两仪范畴“有”“无”和黑格尔逻辑学两仪范畴“抽象”“具体”在内涵上的完美统一。[注] 它所克服的就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即需要知道，“对象规定的发展是历史且复杂的，只有做到‘辩证的表述’，处理好‘得意忘象’‘立象尽意’和‘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的统一关系，才能使这个理论科学规定和中华特有的社会发展规律内在地‘联通’。”(详见许光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兼对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机理关系的考订》，《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资本论》第二卷则仍旧是站在国家角度进行的知识生产。该卷回望“共同体”和“社会”，从科学的叙述与现实运动的关系角度对资产阶级本质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予以“统一国家形式层面的概括”，开显自身存在形态的自我构型，揭露资本对劳动的绝对统治关系，据以眺望“生产的国际关系”与“世界市场和危机”。总而言之，它是以“研究+叙述”浑然一体的结构体式开拓大写的资本逻辑，并以此开启以批判为规定的知识理论生产。
于是，“它(《资本论》第二卷)首要告诉我们，《资本论》完结的是商品经济形态的大写字母的社会发展逻辑，扼要说明的是‘商品-资本批判’(以劳动二重性为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对这一历史辩证法高度的工作发掘存乎于《资本论》结构秘密的发现中。”[47]可见，由劳动二重性规定的“抽象”“具体”决不服从单纯的知识态，而是“辩证法规定的批判知识”。必须再次强调诸如此类的“知识论话语”是错误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起点上就包含着对价值范畴自身的规定”,[48]“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由抽象‘价值实体’和具体‘价值形式’组成的高度对偶体系，它表现了一个事物‘内在实体’和‘外在表现’的辩证关系”，[49]“建立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上的‘价值实体-价值形式’对偶结构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决定性区别。”[50]反过来看，我们毋宁认为，“劳动二重性不过就是方法态的‘劳动价值论’，《资本论》首章乃是‘方法论导论’。”[51]应当说，“劳动二重性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客观思维形式，马克思援引它，(乃是)作为‘工作支架’指导研究商品经济的社会形式。”[52]换言之，劳动二重性作为“思维支架”的意义，决不在于使之实现为解释世界意蕴的“知识支架”，而是在于找到“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的恰当对接之点。由此，人们开始注重研究叙述并行的条目体。
单一能量市场情况下，能量市场不仅负责补偿发电商的运行成本，而且需要负责补偿投资成本。对峰荷机组来说，往往只需要在负荷达到最高峰的一段时间(一般发生在夏季或冬季)运行，因此，峰荷机组在一年内往往只能运行很少的小时。因此，在这些时段，成交价格需要达到很高的程度才能弥补峰荷机组的年折旧费或投资成本。这些常常发生在夏季/冬季日负荷最高时段的极高电价被称为尖峰价格。在单一能量市场模式下，这些尖峰价格对于峰荷机组回收投资成本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不可或缺。尖峰价格必须要体现稀缺性电价原则，价格一般非常高。但这种情况下难于判定该价格为稀缺性价格还是发电商行使市场力。
四、重提“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统一”时代意义：方法论价值和中国工作内涵
不可否认，在方法论探究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一直被视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质。如这种观点：“列宁提出理论教科书化的要求，也与他的‘灌输论’密切相关。”[53]“如果马克思默认自己有哲学，那么，其内容也仅限于哲学方法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54]事实却与之相反。辩证法“知识革命纲领”的意蕴在于扬弃哲学，在于从通往经济学的哲学终结道路中发掘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定和总体形式。“概念服从于工作逻辑，工作逻辑服从于和历史发展过程相匹配的批判性材料，这成就了真正的‘批判分析’。”[55]如果做个归结，那么可以说，马克思以抽象-具体的二重结构表述黑格尔的“形式范畴”，是为了对“总体思维”进行(规定性)的把握，有效对接认识支架和历史支架，最大程度地制止有关于逻辑和知识的种种臆造。
在这方面，马克思尤其强调的是关于存在和思维的“抽象知识”的不可或缺性，以及其必然作为具体科学知识定义的理解基础。“拿《资本论》的体例结构来说，《直接生产过程》必须是关乎‘抽象(普遍)的总体’(思维)的历史知识构图，《流通过程》是关乎‘特殊的总体’(思维)的历史知识构图，《总过程》则是关乎‘个别的总体’(思维)的历史知识构图。”[56]在《资本论》第1卷内部，商品章的篇目是一个“总体构造”，即具有研究意蕴的批判叙述和“质—量—形式—规律”知识路径的结构统一；它拒绝了单纯的逻辑推理或历史现象的归纳，拒绝单边主义工作线索，以“实践化”姿态和“批判逻辑”决定理论部分篇目将可能按照“抽象(普遍)—特殊—个别”这样的方式排列。每一“一般(抽象)—特殊(具体)—个别(具体)”序列的实践发展都表示“总体建构”的一次完成。这表明，总体和它的思维形式的发展是同步的。这是“实证抽象”对“批判逻辑”的工作提升。再如在“剩余价值生产总体”内部，“抽象”作为总的思维形式和具体知识同样是结合的，形成“抽象—特殊—具体总体”论述架构。从抽象规定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三篇)出发，到特殊规定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四篇)，再至具体总体——“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五篇)和“工资”(第六篇)。在“具体总体”内部，工资篇毋宁说是旨在连接“剩余价值生产总体”(直接生产意义态的“工厂总体”)和“资本积累总体”(再生产意义态的“社会总体”)的又一个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反映论”陈述。通过这样的处理，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在复杂现象学上模糊不清的“共时关系”得到了清理，从历史变动轨迹中进一步发掘了“社会形式的运动规定”，并说明“生产总体”总要向着社会统制的系统前进。总体的发展以思维形式表现出来，就形成了“总体思维约束下的客观知识”。显然，这是从对象思维出发的批判路径的逻辑知识生产。即“简单再生产”是抽象一般，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运动乃是特殊路径，这决定必须从“现实的机体”即个别的总体中提取规律认识。
于是可以说，“马克思是以‘劳动二重性’为思维方式，以‘抽象力’(抽象和具体之合一性)为思维形式，以‘抽象和具体’为系列规定的知识形式(一般、特殊、个别)全面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体系构建。”[57]“然则，黑格尔的‘逻辑学期望’被马克思由‘思维方式(主观)—思维形式(客观)—概念形式(主观)’这一工作链条彻底改造为实践逻辑运动的一般形式：思维方式(对客观批判活动的历史反映和能动把握)—思维形式(客观批判规定的反映形式)—知识形式(对主观批判规定之反映和把握)，以服从于改造世界之宗旨目的。”[58]这是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有机统一的阐述框架。[注] 所谓理论科学，即抽象科学对具体科学的关系。以此观之，辩证法“知识革命意蕴”即在于对“绝对思维真理”进行彻底革命的同时，着力以统一路径，以“抽象科学”与“具体科学”统一之实践，重建历史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工作合一性，以期最后铲除“思维神秘性”。 根据此种理论，“资本积累是资本的整体发展体式”，即使在“发展逻辑”转向“生活逻辑”规定性上，亦是如此。可以说，“马克思建立的唯一分析从整体认识形式上看，乃是资本积累逻辑。”[59]在这项社会客观知识下，流通过程体现为“资本积累的条件和形式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体现着资本积累逻辑的“最高峰”。这使得关于“社会总体”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分析终归也成为起点的规定，如同商品的总起点(规定)一样，它是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在现象过程的统一。“资本总体”概念于此才真正地开始形成，因为一个有了流通规定的资本主义分配，就实现了对“三位一体公式”的全面克服，关于“资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一次从思维上被具体把握，形成有抽象规定内置其中的“思维的具体结构”。在这里，“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是普遍的前提，各种特殊剩余价值形式的现象发生和社会成长是“特殊的中介”，关于“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的理论部分收尾阐述，作为“个别的总体”具体形态，既是理论的行程的结束，同时又是思维的认识形式的自我反思的开端。“抽象和具体”的历史认识论也就从此处起步。
大体而言，以上就是马克思所指示的“抽象力”思维结构的含义。在马克思主义知识论上的要义中，范畴是理论形式，“抽象和具体”是表现这种特殊形式规定的历史知识工具，是立在“形式表达”背后的对象实体关系；二者的统一即构成“批判的知识理论”之辩证表达。这显然意味着“大写字母”意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知识生产，体现了对辩证法的方法论构造——对象(具体-抽象)—研究对象(抽象和具体合一)—知识理论构建(抽象-具体)——的实践化思索。[注] 又之，“抽象”“具体”在表现上何以成为客观知识的两种不同层级，作为知识生产标准意义态的存在形式规定呢？盖因具体知识即是形式逻辑之工作内核，形式逻辑是属于“知识”的范畴，所谓形式逻辑，即“具体知识对抽象知识的关系”。与之相反，抽象知识是辩证逻辑的工作内核(规定)。然则，辩证逻辑亦必须作为“方法”之范畴，在规定性上是“抽象知识对具体知识的关系”。 对马克思本人而言，从“方法术语”上区分研究和叙述，使用不同的工作规范，乃是一种特别的研究规范约定。它把完整的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规定赋予了理论研究，同样意味着“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工作贯通，意味着对“资产阶级解释学”的彻底拒绝，在极大程度上保证了批判者避免陷入思维单边主义和理解神秘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思—批判—重建”的学术之路写就“中华学+《资本论》”工作地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规范由此起航。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中国本土化的、真正的思维支持，其实质是“历史的支持”和“学科的支持”。人类经济知识的生产确已走过一条曲线回归的道路：出发点是“天人合一的知识生产”，经由资产阶级知识理论逆转，而后走向知识生产的“非天人合一类型”，经过《资本论》“事物的辩证法”对“概念的辩证法”的总扬弃，最终实现“哲学取象”向“历史取象”的回归。在探究思路上需要追问：科学抽象法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答案应是：抽象力。我们已经说明，是“批判逻辑”而非“实证抽象”构成了捍卫和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的工作线索。新中国70年经济实践及其伟大成就凸显理论科学建设的紧迫性。整体而言，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建成”与“未成”的历史辩证法。虽然与体用兼备、“上中下游”配套的完善体系要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但可以说，在当下具有特殊生长关系的规定的体系性特征越发明显，理论特质也业已显露。所以就行动逻辑的现实性内涵而言，它再次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一个体系，同时又不是一个体系，因为形成资产阶级社会总体的东西同样就是不断驱赶它的东西……社会主义不能安心满足于低级的研究论稿，而它把自身看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60]
要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论》的“学术保卫”中，首先应落实“对象存在”“对象思维”“对象逻辑”的本土规定性。其次，应充分认识到的是，伴随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体系在工作指向上的一分为三，我们需要立足中国本位，寻找时代化的中华马克思主义规定(国学马克思主义)，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此乃继承发展之道。为此，有必要在时代语境中认真梳理《资本论》创作上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工作统一关系”，通过内涵的创造性转化、外延的创新性发展，达到为“我”所用之理论目的。如前所述，从学科规范来看，《资本论》蕴藏的一种工作努力是对“共同体经济学”的回归，在科学上又是对“天人合一的方法论”的知识生产的再次回归。“马克思的尝试是彻底的革新，他是第一个将辩证逻辑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的人，他也开启了科学哲学的新领域。”[61]然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同时被看作具有中华“知行合一”意蕴的工作规范，它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强了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的深度“历史对话”。“马克思的新语言将自身分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从整体来看，‘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为他的理论革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导论。”[62]这意味着，本质总是存放在实践当中，离开实践的理论思维是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其对于中国的有益启示是：在新时代条件下阅读《资本论》，首要的任务是发掘蕴含其中的“方法规定”“文化规定”，如同实践和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规定一样，同样要把方法论研究作为“行动的规定”“行动的历史”“活的文化元素”看待。中国从“天下主义”走向“世界主义”的历史实践和文化架构彻底击破了“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同时，“抽象和具体”(对象思维学)重构了具体和抽象的逻辑关系。这就需要在对象存在—对象思维—对象逻辑的整体(工作)链条中把握“本质”对“现象”的实践发生关系，并扎根于民族对象，发掘知识逻辑背后的“行动规定”。最终的研究宗旨显然指向了这一点，即同步地把批判作为“思维”和“行动”的规定。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思维学意义的“道”“象”“识”规定，就在于避免局部思维之“唯识论”，提升抽象力与判断力，从统一思维学的高度层面加强对待复杂问题的整体思考性。
据此而论，只有立足黑格尔的基础上继续超越黑格尔，才能使辩证法落到实处。也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绝不是后来教科书所理解的，只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实际上，马克思继承和推进的是作为黑格尔辩证法‘伟大之处’的内在‘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自我否定原则。马克思对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的理解，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这一真正精华的汲取。”[11]归根结底，“马克思看重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绝不是它的形式的方面，而是它的实质的方面。”[12]马克思的辩证法意在消除思维“神秘性”。[注]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不能直接看作为“思维方式”，它也不仅仅是“认识革命”，同时也是客观过程所发动的“革命”；固然产物通常是一定形式的“思维结构”，但说到底，辩证法应当归结为关于“批判”的工作规范，从而，也是大写字母意义的“行动逻辑”——历史和逻辑的相统一。 在此种意蕴上，亦可以说《资本论》既不是“概念辩证法”，也不是“资本辩证法”，是把批判的规定作为“活的辩证法”予以展开。[注] 关于马克思“活的辩证法”构造元素及其工作关系的探讨，参见许光伟：《〈资本论〉辩证法的三个认识维度——兼析马克思思维的发生学研究》，《经济纵横》2017年第8期。 进而，马克思以辩证法为“知识革命”纲领，巧妙灵活地以“抽象和具体”涵容知识逻辑和行动逻辑，对思维形式的运用达到艺术的境界，终结“形式逻辑哲学”和“思辨哲学”，并最终从《资本论》这里逾越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使得知识生产超越一切抽象的形式主义规范。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围绕“您对所在区域乡村文化建设的建议”问题随机抽取张掖市甘州区、临泽县、民乐县部分乡镇的120位乡镇干部、村委会成员、普通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回收的100份有效问卷当中，有40%的受访人员建议多开展特色乡村文化建设，有28%的受访人员建议利用乡村传统民俗资源建设乡村文化，有20%的受访人员建议开展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另有12%的受访人员提出了“建设乡村文化品牌”等建议。
这意味着，《导言》第三节是第一节(正题)和第二节(反题)的综合，是“我”(立)与“非我”(破)的观点统一。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一版序言中将这些方法论研究成果集中称之为“抽象力”的规定，即所谓的“抽象和具体之合一性”。[17]概括而言，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的地方集中为如下三方面：一是马克思没有局限于思维本位，而是时刻越出它的束缚，寻找产生思维形式的历史客观内容。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18]二是在思维形式与工作内容的统合问题上，马克思始终坚持“辩证的总体的观点”，有效避免了思维派系主义。三是坚持将劳动二重性视为思维形式运用的“总装置结构”，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抽象”和“具体”不是任意的规定，而是在劳动二重性中萃取的“思维形式”。[注] 鉴于此，有学者主张“把《第二版跋》作为马克思的方法论的总论”，理由是马克思在这里“把总的方法区分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逻辑方法)”，从而使我们认识到：“研究方法阶段和叙述方法阶段的统一，是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高度统一的过程，所以，它才能成为《资本论》方法中的总方法、总公式。”(详见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9-65页) “一言以蔽之，劳动二重性必须作为商品生产交换史上的‘总体思维(结构)’看待，它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按工作性质看，且既是主观批判路向的，也是客观批判路向的。这样也才有辩证的叙述形式产生。”[19]
[2]范畅：《“批判的科学”：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6期。
[3]本刊记者：《承继马克思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访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永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19页。
[9][10][34]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107、68页。
[11][12]白刚：《从“概念辩证法”到“资本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
[16]黄志军：《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思马克思辩证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月31日。
共同富裕是我国的一个重要使命，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我国国际形象。马太效应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如果政府不采取“看得见的手”推动财富的二次分配，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势必难以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特别是贵州这样一个显著受地形条件限制的地区，除了贫困，由此带来的教育匮乏、思想落后等都严重阻碍了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通过“六个精准”，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政府调控，实现国家对财富的二次分配、社会资源的重新安排和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确保位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共享改革红利，从而摆脱贫困，形成帕累托最优的格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7][57][58]许光伟：《王阳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的方法论议题》，《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9页。
[19][20][22][23]许光伟：《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FLUDW在Web页面提供了多种数据检索、序列同源搜索、基因组检索、序列可视化展示以及其他分析服务。图4是流感病毒序列数据库的检索分析界面。左侧的横向边栏为系统的服务功能菜单，右侧边栏为相应服务的子菜单和内容界面。
[21][25][26][27][28][29][30][31][32][33]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8、412-413、416、415、416、424、332、334、332、428页。
因此，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如何安排“作为原理的资本”与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工作关系。在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后，这项工作开始整体加速。“就是在设计六分册结构的时候，属于资本一章的内容大致被命名为‘资本一般’……但差不多同期，他认为，除了‘资本一般’，资本部分还包括‘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三部分。”[43]“到1862年12月，马克思已经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这个《资本论》的副题，但还是没有放弃原来的计划。1861—1863年的手稿完成以后，马克思就着手‘整理手稿，准备付印’的工作，这时他才开始放弃了六册结构以及资本本身的四部分结构……‘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从而确立了一个以资本关系为主题的理论结构。”[44]“因此，现在的《资本论》决不是原来设想的《资本一般》，属于一般的仅仅是‘资本的生产’。也因此，这一次修订和调整，差不多真的是把过去的一切推翻重来。”[45]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书写“资本关系主题”，并又经过对“本体论批判”的认真梳理，马克思最终宏构了体系完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说”，并力图着眼于“方法和逻辑”层面全面展示这种工作路径。“第一卷侧重史书把握的‘演化形态’，第二卷侧重经济学的‘内科(机理)’分析。”[46]于是可以说，“资本”正好提供了全套的历史素材，并且在这个主题上，研究和叙述、条目体和章节体从结成“艺术的整体”的角度恰当地各居其位，最终有了《资本论》写作体系之诞生。
[35][36]Dunayevskaya, Raya. “Luxemburg’s Theory of Accumulation: How It Differed with Marx and Len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 Vol.XII No.4, April 1946, pp. 107-111.
[37][38][39][40][41]Mattick, Paul.，Rosa Luxemburg in Retrospect ，Kurasje Archive (First Published: in Root and Branch), 1978.
肉牛的饲料利用率通常还会直接影响到其养殖效益，因此相关养殖人员还需要通过多种改进措施，来不断提升肉牛的饲料利用率，这样也就能够有效保障肉牛的生长速度、产肉量跟牛肉品质，借此来获得良好的肉牛效益[3]。
[42][46]许光伟：《〈资本论〉与条目体——兼析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2期。
[43][44][45]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9、290-291、291页。
[47][59]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80、434页。
[48][49][50]裴宏：《实体与形式对偶的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1期。
2018年的调查显示，由28岁～34岁的35%直到35岁～45岁达到顶峰(接近50%)，随后下降到45岁～54岁的41%。
[51][52][55]许光伟：《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东南学术》2017年第2期。
野黄芩苷对血管紧张素Ⅱ诱导的新生大鼠心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及ERK1/2、p38 MAPK信号通路的影响…………………………………………………… 辛 博等（5）：629
[53][54]鲁克俭、施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早期建构及其反思》，《哲学动态》2017年第7期。
[56]许光伟、许明皖：《马克思“抽象力”理论规定本根与溯源——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经济问题》2018年第4期。
[60]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张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58页。
[61][62]莱文：《不同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2、74页。
看到这里，泥巴先洗澡了，左小龙在窗边看局势，然后左小龙再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看见泥巴躺在床上，警灯闪耀的光芒隔着窗帘映在天花板和墙壁上。很快，救护车的顶灯也来帮助柔和警车灯光的锐利，房间里一片光辉。左小龙去拉紧了窗帘，发现远处已经起雾了，楼下的人渐渐被降下的水汽包围。
Dialectical Implications of Abstraction and Specificit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Narrative Methods of Das Kapital for the Era
XU Guang-wei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Jiangxi)
Abstract :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Marxist methodology indicates that when writing Das Kapital, Marx put forward a methodology in which “research methods” and “narrative methods” are differentiated.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ystematic expressions: formal and substan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principles, the former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formal frameworks”, which includes the scientific abstraction methods adopted by Chinese scholars, while the latter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substantive contents of work”, which includes unified thinking - “abstraction and specificity”. “Substantive expression” is the regulation behind “formal expression”. Therefore,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narrative methods is “the unity of thinking and logic”, which guides the cre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methodological norm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Das K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tap into genuine localized thinking support.
Keywords :Das Kapital , abstraction, specificity, research methods, narrative methods
中图分类号： B0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4-0006-12
收稿日期： 2019-02-21
作者简介： 许光伟，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叶颖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