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品种质量提高农业生产力_质量改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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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近代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截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高达60%左右[1]272。对于农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细致的定量研究,有助于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趋势做出清晰的定性判断。然而,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究竟是处于长期停滞状态,还是经历了一个温和但真实的增长过程,学界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近年来,通过大样本微观历史数据的详细整理,现有文献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了具有开创性的实证研究工作。

      通过对于长时段历史数据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截至19世纪前20年,作为传统经济中心区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农业土地生产率为欧洲英格兰地区的9倍,而单位劳动的农业生产率约为欧洲英格兰地区的90%[2]。对于中西方经济增长“大分流”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尽管19世纪20年代欧洲英格兰、尼德兰等地的人均GDP、人均名义收入和人均真实收入等指标已较之同期长江三角洲地区高出1倍左右[3],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近代初期前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并不逊色于同时代的欧洲地区。

      通过对于代表性区域农村经济状况的长时段观察,部分文献发现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较快发展的若干特征性事实。Linda Grove(2006)[4]5~8通过对于河北省高阳县100多个乡村农户调查资料的详细整理,运用细微观察法实证研究了在人地压力较明显、农业劳动力过剩较严重的华北内陆地区,农村经济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百余年间的发展历程。研究发现,虽然不断遭受气候灾害、外国军事入侵、世界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等对经济的冲击,但以高阳县为代表的华北地区农村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仍出现了一个长期自发性增长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从市场需求出发对于农作物品种的不断改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农村手工业的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改进等方面。此外,龚启圣等(2011)[5]选取工业集聚更明显、经济外向度更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通过系统整理《江苏无锡县农村经济调查》(1931)[6]、陈翰笙和薛暮桥《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1929-1957》(1988)[7]104等近代农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近代工业化核心区域农业经济的增长情况。结果发现,1929-1949年期间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并未引致农村的衰退。一方面,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农村居民存在向收入更高的非农部门与邻近工商业城市进行移民的更大可能性,伴随迁移该部分农户的户均收入将获得提高;另一方面,随着高教育水平农村居民向非农部门与邻近工商业城市的迁移,农业部门的人地压力得以纾缓,保留在农业部门的低教育水平农村居民从而可租佃更大面积的耕地,最终使该部分农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从近代中国代表性区域的微观历史数据人手,现有文献对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率水平、增长方式及其动力机制等问题进行了颇具启发意义的经验研究;然而,选取某一具体行业为例,运用微观历史数据对其农业生产率的变动状况进行大样本的直接测算和影响因素分析,现有文献则尚不多见。为此,本文拟以棉业为突破口,通过对中央棉业试验所《国产棉花品级及品质检验报告》[8-9]、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棉产改进事业工作总报告》[10]、中国棉业统计会《中国棉产统计》[11-12]、国民政府经济统计研究所《中国工业调查报告》[13]等大量微观调查数据的统计整理,对于近代中国棉花品种质量改进、农业生产率提高以及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定量研究。本文选择棉业作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率实证研究的典型行业,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棉花自明代以来就一直作为中国农业生产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14]2,其播种面积和产量仅次于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因此,对棉花的品种质量改进与农业生产率进行实证研究,或有助于学界加深对于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的理论认识。第二,对于以美棉引种为代表的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现有农业经济史研究已有较多关注[15-18]。从大样本历史数据角度出发,对于品种质量改进与近代农业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则并不充分。第三,通过对有关近代中国农业宏观数据的现有文献分析[19]203-214,本文发现:在1840-1949年的近110年间,粮食总产量、人均产量或未出现实质性增长,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或更多地体现在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上。因此,对于棉业进行深入剖析,或有助于学界更深入理解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温和但真实增长”的侧面。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题:首先是历史分析,通过对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统计整理,就美棉与中棉的质量标准对比分析、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实际规模和推广速度、品种质量改进对于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的定量;其次是实证检验,基于1934-1937年中国棉业统计数据的县级面板数据,计量验证棉花品种质量改进对于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数量影响;最后是结论。

      二、历史分析

      19世纪中叶以前,我国种植的棉花品种都是亚洲棉。亚洲棉在中国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所以通常又将其称之为“中棉”。从棉花品种质量上分析,亚洲棉具有纤维粗短、捻度低等弱点,只能纺制16支以下的棉纱[20]70-72。中棉的品种质量特点适宜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工具要求,并因此从明代后期开始逐渐形成“男耕女织”的家庭棉纺织生产体系[21]。但是,低质量中棉并不符合近代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要求。将原来栽培的中棉改种为纤维较细长、捻度较高的陆地棉,成为近代中国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首要任务。近代中国改种的陆地棉,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引进的,所以历史文献一般将其称之为“美棉”。学者们普遍认为,美棉引入中国并在全国各棉产区的推广,是近代棉业品种质量改进的代表性事件[22]。

      美棉进入中国,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是在1865年,英国商人将部分美棉品种带入上海试种,其后一些地方督抚和实业界人士也在部分地区购买美棉零散种植。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洋务运动在民生领域推进程度的加深,美国棉种开始在中国大范围推广。湖北省是第一个大规模引入美国棉种的省份。189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购入美国棉种34担,分发给江夏、兴国、大冶、武昌等15个产棉区官员,令其免费发放棉农试种,其后也有数次大规模引种的事例[23]。1904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开始有计划、系统地从美国引入棉种,并在直隶、山东、山西、江苏、湖北等各产棉省区进行全面推广,这次大规模引种,促进了美国棉种在全国的普及[24]。在山东、直隶等宜棉省份,地方官员积极引导棉农种植美棉,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经济成效①。北洋政府时期,美棉引入品种较清末有所增加,但由于时局动荡、经费短拙,造成棉种驯化和育种等配套工作不力,造成近代中国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重大挫折[25]。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棉花品种质量改进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政府相继成立中央农业试验所、中央棉产改进所等美棉推广机构,并在湖南长沙、常德和江西湖口等地成立棉业试验场,并依托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科研院所采用现代育种技术培育适宜中国棉产区的美棉良种[26]。中央政府推广美棉的政策得到了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积极响应,各省通过成立省立棉场、模范植棉区、成立运销合作社和发放配套低息贷款等方式,加之民族工业较快发展等经济因素,促进美国棉种在华引种规模的不断提高。20世纪30年代中期,优质美棉在华播种面积或超过50%[27]70-75。

      通过对描述性史料的系统整理,现有研究叙述了近代中国美棉引种和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基本脉络。但是,对于从质量标准上定量分析美棉与中棉的质量差异,从播种面积和亩产量等数据角度估算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实际规模和推广速度,从亩均收益角度测算品种质量改进对于农业生产率的实际影响等实证问题,现有文献并未详细涉及。上述问题有待通过调查数据的统计整理进行定量研究。

      (一)品种质量差异

      如前所述,美棉引种是近代中国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代表性事件。但是,描述性史料缺乏数据支撑,致使无法在质量标准上定量分析国产美棉与中棉的质量差异。为此,本文采用近代国产棉花分级质量检验的调查数据对此进行统计分析。

      1934年中央棉产改进所成立,国民政府开始系统进行各省棉产区的棉花分级质量检验。根据当时国际通行的质量标准,棉花质量分为纤维长度、纤维整齐度、纤维强度、捻度和纤维量共5项指标[10]12。其中,纤维长度和捻度两项指标尤为关键,对于棉花能否用于机器棉纺织业、能否纺制成高品质的高支棉纱等起决定性作用。1934-1935年,中央棉产改进所进行了一次涉及全国10省、204县的棉花质量检验。对于主要棉产区国产美棉与中棉的质量差异,此次调查获取了较为丰富的数据样本,并最终形成《二十三年度国产棉花品级及品质检验报告》、《二十四年度国产棉花品级及品质检验报告》两份调查报告。根据现存史料的对比分析,上述调查报告或为近代中国110年间最为详实的棉花质量检验记录之一。通过对上述调查数据的统计整理,本文对国产美棉与中棉的质量差异进行了定量比较。

      

      表1给出了1934年中国各省棉花质量检验的统计结果②。研究发现:在纤维长度、捻度两个关键性质量标准方面,美棉均显著优于中棉。平均而言,与中棉相比,美棉纤维长度与捻度分别高出14.8%和84.7%。数据表明,美棉具有纤维细长、牢合度高等优势,适宜用于更高质量的高支纱纺织品生产。时人评述“中棉可纺十支至十四支纱或作棉毛交织物等用”,而美棉普遍“可纺二十四支至三十二支纱”[8]2,对于优质棉产区的山东省而言,该省邹平美棉“堪称良好,可纺四十二支之纱”[9]4。客观数据与描述性史料的记录基本一致。

      然而,尽管国产美棉与中棉相比具有较明显的质量优势,但上述数据表明:近代棉花品种质量改进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体现在纤维整齐度、纤维强度、纤维量3项指标方面,国产美棉质量检验结果均低于中棉,而上述3项指标则是传统中棉的质量优势。这表明,近代中国棉花品种质量改进工作存在“重引进、轻培育”的缺陷,美棉引种的本土驯化工作尚待加强。

      (二)质量改进的规模和速度

      基于棉业调查数据,本文较全面地定量统计了近代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规模和速度。对上述问题,现有文献多引用胡竞良《中国棉产改进史》披露的部分数据[20]76。但胡竞良(1946)[27]75~78仅根据小样本调查预估了1923年、1930-1936年美棉种植面积及其占全国棉田面积的比例,数据准确性有限。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详细查阅了近代中国历次棉产调查的相关资料,发现中国之有“棉产统计,始于民国八年(1910年)”[12]1,但此时的棉花统计工作由华商纱厂联合会主办,存在数据完整性较差、统计口径不一致等缺憾。1932年以后,中央棉产改进所下设的中国棉业统计会承担了棉花统计的主要工作。通过实地调研、海关报告消费统计和各地运输记录等多种数据来源的综合比较,中国棉业统计会发布的历年《中国棉产统计》数据精度逐年提高。其中,该会1938年发布的《中华民国二十五、六年中国棉产统计》,对于中国11个省区1919-1937年的分省棉田面积、皮棉产量进行了数据修正,同时对于1922-1923年、1929-1937年间中国历年美棉种植面积和产量进行了统计,并采集了1934—1937年间中国11个主要产棉省份中棉与美棉在种植面积、产量等方面的县级指标[12]2~4。并且上述数据考虑到了度量衡统一的关键问题,数据精度得到较大提高。因此,本文通过《民国二十五、六年中国棉产统计》的数据整理,对于近代中国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绝对规模、相对规模和年均增速展开实证研究。

      

      通过1922-1937年期间美棉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数据,本文测算了近代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绝对规模和年均增速,参见图1、图2。研究发现,在上述有可信数据的15年间,美棉种植面积从512.3万亩增长到2720.2万亩,增长5.31倍,年均增速11.8%;美棉产量则从129.2万担增长到459.2万担,增长3.56倍,年均增速8.8%。通过美棉播种面积占比和美棉产量占比作为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代理变量,本文进一步计算了近代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相对规模和年均增速。结果发现,在1922-1937年的15年期间,美棉种植面积占全国棉田总面积比例从15.3%增长到42.3%,年均增速7%;美棉产量占全国皮棉总产量的比例则从15.5%上升到43.1%,年均增速7.04%。以上数据表明,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来看,近代中国的棉花品种质量改进事业得到了较为平稳、快速的增长。

      

      

      (三)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棉业调查数据,本文定量统计了品种质量改进对于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弥补现有文献在实证分析方面的缺憾。农业生产率可从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两个角度进行测算,由于缺乏近代农业人口尤其是从事棉花生产农民数量的准确数据,本文从土地生产率角度计算了棉花品种质量改进对于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影响。

      以棉田亩均收益作为农业土地生产率的代理变量,本文比较了美棉与中棉在农业生产率方面的数量差异。棉田亩均收益为棉花亩产量(斤/亩)和棉花价格(元/斤)的乘积,在亩均成本差别不大的情况下,该指标从数量上可较好反映单位土地农业产出的实际绩效。为此,本文通过《中华民国二十五、六年中国棉产统计》披露的1935-1937年的省级棉产量数据计算了中国10个主要产棉省份中棉与美棉的平均亩产量,并结合上海市通志馆年鉴委员会《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市年鉴·上海棉价升降表》[28]57记载的美棉和中棉批发物价计算了两种棉花亩均收益的统计指标。本文选择1935-1937年作为研究时段,主要基于亩产量指标和棉花价格相互匹配的技术原因;而选择上海棉花批发物价作为棉花价格的代理变量,则是因为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棉花集散中心,其批发物价能较为全面地反映棉花市场价格的一般情况。

      表2给出了1935-1937年期间各省美棉与中棉亩均收益的计算结果。为便于比较,表2剔除了县域棉花统计数据不完整的部分省份样本。结果表明,美棉与中棉确实存在较显著的农业生产率差异。平均而言,美棉亩均收益较中棉高出16.2%~32.3%,其主要原因在于具有较高质量的美棉不仅产量较为稳定,并且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与中棉相比,国产美棉的销售价格普遍高出20.57%~38.12%。因此,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美棉推广所引致的棉花品种质量改进使得中国棉田整体亩均收益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从棉业这一代表性行业出发,本文数据表明:在品种质量改进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率有可能经历了“温和但真实”的增长阶段。

      三、实证检验

      基于近代棉业调查的历史数据,本文第二节从质量标准上定量分析了美棉与中棉的质量差异,从播种面积和亩产量等数据角度测算了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绝对规模、相对规模和年均增速,并选择棉田亩均收益作为代理变量比较了两种棉花的农业土地生产率。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在棉花等代表性行业方面,近代中国农业的品种质量获得了较快的改进,而品种质量的改进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

      以近代棉业为例,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了品种质量改进推动近代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定性判断。然而,农业生产率不仅受到品种质量改进的影响,其他经济因素如生产规模、气候、农业资源禀赋、农业产业结构和工业化水平等对于农业生产率也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品种质量改进对于近代农业生产率是否具有显著为正的促进作用,则尚待通过大样本历史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基于1934-1937年中国棉业调查的县级面板数据,本部分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实证验证了品种质量改进对于近代农业生产率的数量影响。

      

      (一)计量模型

      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因变量

表示第i县、第j省在第t年棉田亩均收益的自然对数值,本文以其作为农业生产率的代理变量。品种质量改进则采用各县美棉种植面积的自然对数值

作为代理变量。参数

表示品种质量改进对于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根据前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预期符号应显著为正。为解决解释变量

与样本个体特征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模型设定需控制县域、省份和时间三个维度的样本个体特征信息。因此,计量模型(1)式进一步涵盖了各县棉田总面积的自然对数值

、各县棉田灾害的虚拟变量

、各省农业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状况

、工业化水平

以及省份和时间的虚拟变量

等控制变量,从而在现有数据基础上充分控制生产规模、气候、农业资源禀赋、农业产业结构和工业化水平等因素对于农业生产率的潜在影响,以规避模型设定不足问题。

为随机误差项。

      (二)估计结果

      表4给出了品种质量改进对于棉田亩均收益的数量影响。以棉业为例,计量估计结果表明,品种质量改进对于近代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证检验结论与预期符号判断相互一致。在逐渐引入生产规模、气候、农业资源禀赋、农业产业结构和工业化水平等方面的控制变量之后,以美棉引种为代表的品种质量改进对于以棉田亩均收益为代表的农业生产率始终具有统计显著的正向关系,其弹性系数处于0.048~0.068的取值范围内。尽管其影响数值不大,但考虑到1922-1937年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绝对规模增长5.31倍的经验事实,本文发现:从棉业这一代表性行业来看,品种质量改进使近代中国整体的农业生产率出现了一个“温和但真实”的增长过程,棉田亩均收益总体而言提高了25.5%~36.1%。

      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究竟是陷入“长期停滞”还是出现了“温和但真实”的增长过程,现有经济史文献的理论判断并不一致。近年来,部分研究文献通过对于近代中国华北、长江三角洲等代表性区域微观调查数据的统计整理,从实证分析角度颇为生动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在部分区域温和增长的侧面。然而,从典型行业入手,对于近代中国整体农业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

      

      为此,本文基于棉业这一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产业,以品种质量改进作为研究视角,通过对于近代大规模调查数据的综合运用实证研究了品种质量改进对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影响。通过历史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县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本文研究表明,作为近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棉业出现了较为典型的品种质量与农业生产率“双改进、双提高”的发展趋势。作为更高质量的棉花品种,美棉在纤维长度和捻度两个关键性指标方面均显著高于传统中棉,数据表明美棉更适应近代工业经济发展尤其是棉纺织工业对于农业原材料的质量需求。由于美棉的亩产量更为稳定、市场售价更高,美棉引种造成亩均收益获得了较大提高。在经济激励的驱动下,近代中国的美棉引种和推广工作取得了较为长足的发展,品种质量改进使得农业生产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此外,基于棉业的实证研究,本文认为近代已出现了“隐性农业革命”[30]127-138的若干萌芽,即近代农业在以棉业为代表的部分行业领域已呈现出摆脱“过密化增长”、“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发展趋势,通过品质改进、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农业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收益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考虑到农业占据近代国内生产总值60%左右的特征性事实,本文基于棉业的实证研究也进一步印证了近代中国经济或呈现出一定程度“温和但真实”的增长过程的研究结论。

      受篇幅限制,本文对于近代中国品种质量改进与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实证研究,并未就品种质量改进的区域差异、地方精英对于品种质量改进的作用以及近代交通通讯设施、商业资本对于品种质量改进与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等问题展开分析,并且本文对于粮食、油料等其他主要农业产业部门也未及论述。上述未尽之处,有待今后研究工作进一步完成。

      ①据1910年《大公报》载:“东省(指山东)西北,直隶南端,各府县地土,于棉尤相宜,从前所种土产,现已悉改美种,收成有十倍之望。”(引自《山东种植美国木棉之成效》,《大公报》1910年7月7日)

      ②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并未列示1935年中国各省棉花质量检验的统计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邮件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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