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咸以来的文化走向与传统学术史的编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学术论文,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咸以来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时期。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契机。从此，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伴随而来的是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它同样经历着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形式而曾经盛行一时的汉学和宋学相继处于颓势，代之而起的是西汉的今文经学；另一方面，作为西方近代文化的西学乘势而入，应运而兴，“西学东渐”已成为一股文化潮流，冲击着古老的神州大地，从而引发了尔后的中西文化之争。
本文将着重探讨造成上述变化的原因及其对当时的传统学术史所带来的影响。
一、道咸之际的社会危机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兴起
考察道咸以来的文化走向必须从道咸之际再度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说起。
如所周知，清代的“经世致用”思潮前后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在清初，它是针对明末以来理学“清谈误国”而发的；第二次在清代后期，它是针对道咸之际的严重社会危机而发的。因此，考察道咸之际再度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必须对这一时期所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道咸之际，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它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英国对华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使白银大量外流，银荒蔓延，银价上涨，从而造成清政府财源枯竭，国库空虚，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则因不堪忍受银价上涨而增加的额外负担，纷纷破产。
二是，清朝政府了为缓解财政危机，增加财政收入，除将财政负担转嫁于民之外，又沿袭清初以来的捐纳制度，大开捐钱买官之路，从而使封建官场贿赂公行，聚敛成风，吏治愈益败坏不堪。
三是，土地买卖加剧，土地高度集中。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其时封建官僚和地主拥有土地约占全国耕地三分之二以上，从而出现了“无田者半天下”的严重局面[①]。农民大批破产沦为佃农和流民。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连续不断，严重威胁到清朝的统治。
四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及随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使原来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而且更引发了新的危机：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更肆无忌惮地对人民进行搜刮，在旧税捐之外又加上新税捐；鸦片泛滥、白银外流、银价上涨的情况有增无减，从而更加重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外国商品大举输入，充斥中国市场，促使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的破产，从而导致作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土地买卖更加剧烈，土地集中更加严重，有的地区（如两广地区）地主占有土地高达当地可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无地的农民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从而使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各地农民纷纷起义。1851年，终于“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称这是鸦片战争后“延续了十年之久”的各地起义的一次“大爆炸”，而推动“这次大爆炸”的原因，“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②]，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与英国对华侵略直接相关。这样，就在原来的社会矛盾之上又引发了新的矛盾，即中国人民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原来的社会危机之上又引发了新的危机，即民族危机。这种新旧矛盾和新旧危机的交错，构成了清代后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贯串于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
面对道咸之际错综复杂的新旧矛盾和严重的社会危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转向现实，从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等方面进行反思，试图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其思路与清初学者颇为相似。于是，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思想重又受到重视和提倡，蔚为一时风气，而开此风气的代表人物应首推龚自珍和魏源[③]。他们于此期间纷纷发表批判现实、抨击当道、倡言“更法”、改革旧制的政论，提出“通经致用”的学术文化主张，从事本国边疆、史地和外国史地的研究等。所有这一切，无不出于经世致用的考虑，而魏源于此期间先后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和《海国图志》（一百卷）[④]，更是具体反映了这一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的历史事实。魏源称《皇朝经世文编》之作是“志在措正施行”，以备“纪世”之用[⑤]；称《海国图志》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⑥]。其经世致用的编纂意图十分鲜明突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此两书的编纂问世看作是这一时期纪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的重要标志。
二、道咸以来的文化走向
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兴起直接影响到清代后期的文化走向。这是由思潮的性质特点及其所面对的历史文化环境决定的。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兴起，是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发的。因此，如何挽救社会危机就成为这一思潮代表人物普遍关注的焦点和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综观他们在这方面的言论和主张，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都把挽救社会危机同文化批判和转变学术风气联系起来。他们的文化批判，其矛头所向是程朱理学和乾嘉汉学（省称宋学和汉学），而批判的重点是宋学“性命”之空谈和汉学考据之烦琐。
如所周知，宋明理学经清初学者的批判已呈颓势。然而，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因一直得到清廷的提倡而重振。御纂《朱子全书》被广为刊布颁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经典依据，它只许人们尊信，不许人们怀疑，因而造成一种“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的社会风气，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一切理论创造的生机。总之，宋学演变至此，已经成为科场程式的具文，而株守宋学则成为读书士子奔竞功名利禄的捷径。对于宋学之流弊和在宋学氛围笼罩下科场之腐败，思潮的代表人物无不痛加针砭。他们从学风上批判宋学家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习气。例如，龚自珍指责宋学家只会“坐谈性命”，空话连篇而无所“施于家邦”[⑦]；魏源批评宋学家只知“心性迂谈”而置国计民生之事于不顾[⑧]；包世臣也指责宋学家只知“谈性命”而“鄙夷田事”等[⑨]。龚自珍更进而揭露在宋学思想控制下科场之腐败：其文“万喙相因”[⑩]，其学“不通乎当世之务”，其所造就之人材只知“浮沉取容”以求仕进[(11)]。
至于乾嘉汉学，它在济宋学之空疏、对抗宋学之专制等方面，自有其积极的意义；在整理古代文献史料，包括经书的辨伪、校勘、辑佚、笺释、鉴别、名物典制的考订和文字的音韵、训诂等方面，自有其不可抹煞的成就。然而，汉学家的研究视野始终没有超出古书的范围。他们的研究路数也仅限于借训诂的方法以考证古书、古训的真义，求得古字、古音的真解。显然，这是一种厚古薄今的学风，它与道咸之际再度兴起的旨在挽救社会危机的经世致用思潮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然遭到这一思潮代表人物的严厉批判。例如，魏源尖锐指出：当时的汉学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途”[(12)]。龚自珍则从治学方法上揭露汉学的实质，指出它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烦琐考据，“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13)]。沈垚指出：正是这种烦琐考据使汉学家“术愈精而人愈无用”[(14)]，从而导致“学术衰而人才坏”[(15)]。
总之，从思潮代表人物的文化批判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学风的严重脱离实际。因此，为了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就必须转变汉学与宋学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通经致用”就是他们为转变这种学风而提出的学术文化主张。魏源说：“（古之）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即《诗》）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16)]他认为，“求道制事，谓之经”，通晓经术就是为了“制事”，切于实用，故所谓“通经致用”，其实就是“以经术为治术”。
从魏源对“通经致用”所作的诠释来看，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所谓“经”，即“道”之见诸于行事而能“制事”者，故“经”与“治”是一致的，“经术”即是“治术”；二是，既然“经术”即是“治术”，那么，“通经”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致用”，古人之以经义断事，就是体现了“通经致用”的精神。这样，魏源就为他们提出的“通经致用”的学术文化主张找到了历史根据。熟悉经学史的人都知道，他所找到的历史根据，其实是今文经学家的治经传统。
龚自珍也有类似的言论。他说：“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17)]他的解释是：每一朝代王者之治，一靠“立法”来理顺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二靠“师儒”“推阐本朝之法”以“宣示士民”，使之各守其分，各司其职。为此，每一朝代之“师儒”，必以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为率，此即是“师儒”之“学”。可见，龚自珍所说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就是以“治”为“学”，“学”以致“治”，强调“学”与“治”的一致性。这与魏源所说的“通经致用”就是“以经术为治术”，强调“经”与“治”的一致性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是旨在经世的十分务实的学术文化主张，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时代精神。
从龚、魏对他们提出的学术文化主张所作的诠释和论证来看，他们不仅以“学”、“用”一致立论，而且将这一立论的根据还原于历史，采用托古改制的形式。这充分反映了他们思想的两面性格，即既有务实求变的历史觉醒，又有受历史传统束缚的精神负担，因而最终不能不向传统的文化形式复归。其情况与清初早期启蒙学者颇为相似。所不同者，在于他们所采用的传统文化形式，既不是宋学，也不是汉学（即古文经学），而是今文经学。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和经学自身的性质特点所决定的。
就历史文化环境而言，道咸之际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兴起要求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形式来反映思潮代表人物的思想和愿望。这就涉及到文化形式的选择问题。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作为西方近代文化的西学，“东渐”初开，尚未形成风气；而从思潮代表人物思想的两重性格来看，他们不可能选择外来的西学，而只能是从本国原有的传统文化中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文化形式。具体地说，只能是从儒、佛、道三家文化中进行选择。佛、道两家文化因其“出世”思想而与经世致用思想大相径庭，自然不能入选。至于儒家文化，由于其主“经世”、重“人文”而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提倡，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它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式。概言之：它在汉唐时期表现为经学形式，在宋明时期表现为理学形式，故又有汉学与宋学之称；而在汉学中，又有西汉今文经学和东汉古文经学之分。清人所说的汉学，一般是指东汉古文经学。从清代学术文化史来看，汉学与宋学都曾居于主导地位，盛极一时。乾嘉以后，国势日弱，民生困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因而有旨在挽救社会危机的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曾经主导过清代学术文化的汉学和宋学，因其严重脱离实际而遭贬斥，日益衰颓，故而在思潮代表人物对文化形式的选择中，自然不在审视之列。这样，他们的目光必然转向今文经学这一最后可供选择的传统文化形式。
如上所述，今文经学之所以在这一时期重新崛起，取汉学与宋学而代之，除了上述历史文化环境的原因以外，更有经学自身的原因。
大家知道，经学兴起于西汉，初无今古文学之分；有之，自西汉末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始。其时，今古文学之争集中在《春秋》“公羊”与“左氏”二传之优劣问题上。今文经学推崇“公羊”，治经一尊公羊“传义”，专主“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推崇“左氏”，治经一尊左氏“传事”，专主“名物训诂”。这两家的治经传统分别为清代经学家所继承和发展。乾嘉汉学家继承汉代古文经学的治经传统，重实证、主训诂，并将这一套方法系统化，发展成为一专门学问——考据学。乾嘉考据学以儒学典籍为研究对象，以考证字音、字义、名物、典制、版本为内容，并辅之以小学、金石、辑佚、校勘等手段。乾嘉考据学虽以“实事求是”相标榜，但由于它只重“传事”不重“传义”，故往往舍本逐末，“考证于不必考之地”，终于陷入烦琐考据。其流弊所至，“学术衰而人才坏”。这种情况表明：汉学的烦琐考据已经将经学引向了绝路。为了求得经学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转变汉学治经的路向。于是，以探求经书“微言大义”为宗旨的今文经学悄然兴起。开此风气之先者，应首推常州庄存与（公元1719—1788年。他于乾隆间撰著《春秋正辞》（十一卷），一反汉学的治经传统，专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自称：“《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18)]所谓“《春秋》非记事之史”，就是认为《春秋》所重在“传义”不在“传事”；所谓“不书多于书”云云，就是认为《春秋》蕴含着不见诸于文字的“微言大义”。这些都是西汉今文学的标准观点。无怪乎阮元称他治经“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19)]。庄存与的治经精神得到其侄庄述祖、外孙刘逢禄、宋翔凤的继承和发扬。他们批评汉学家“详训诂”而“略微言”，推崇东汉公羊家何休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认为他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一书最得《春秋》“微言大义”之正。为此，刘逢禄专门撰著《春秋公羊何氏释例》一书，阐发何休的公羊“义旨”，并将何氏“三科九旨”之说与《春秋》的“张三世”、“通三统”之义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春秋》的精义所在，大力加以表彰，指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无《春秋》则“奚微言之与有”[(20)]！可见，由庄存与开其端的探求《春秋》“微言大义”之风，经三代人的努力而不断引向深入，形成规模，最终确立了《春秋》公羊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嘉道间，龚、魏师从刘逢禄，得其治经要旨。例如，龚自珍在《春秋决事比自序》中说他既治《春秋》，“独好刺其微者”，“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五”等，“纯用公羊氏”[(21)]。又说：“七十子大义，何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恻恻乎权之肺肝而皆平也。”[(22)]魏源也明确主张废弃汉学家的治经传统，提倡治经旨在通晓大义，“止以经文汇观”的今文经学“家法”[(23)]。随着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兴起，今文经学的思想传统成为可供思潮代表人物利用的精神资源。今文经学素有“通经致用”的传统，它与思潮代表人物经世致用的思路是一致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也便于思潮代表人物借经议政，搞托古改制；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说更是思潮代表人物倡言变革的理论根据。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今文经学这一传统文化形式就成为与再度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实现思想接轨的最佳形式，它之重新崛起，取汉学与宋学而代之，是时势所使然，也是经学自身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因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同（治）、光（绪）以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互相撞击，但仍属于浅层次的性质。“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学东渐”的最初回应。这一理论的实质仍然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即使是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倡言变法维新，宣传西学，也不能不以中国传统文化——今文经学作为表达其思想的主要文化形式。反映到学术史领域，它表现为用传统学术史的理论和方法编修学术史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三、道咸以来编修的传统学术史
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编修在经历了修史相对沉寂的乾嘉时期之后，于道咸间又开始活跃起来。应该说，这与道咸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潮及其文化走向的影响不无关系。综合考察这一时期编修问世的传统学术史，按其内容性质分，大体有两大类、四种情况：
第一类，是为挽救汉学与宋学的颓势而作。例如：道光间，潘世恩的《正学编》（十卷）、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四卷）；咸丰间，汪佑的《明儒通考》（十卷）；同治间，张星鉴的《国朝经学名儒记》（一卷）；光绪间，王棻的《台学统》（一百卷）、徐定文的《皖学编》（十三卷）、汪大钧的《传经表补正》（十三卷）等，都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一类的传统学术史，根据其编修意图和宗旨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重在为汉学修史，但又注意为今文经学家立传。例如，张星的《国朝经学名儒记》，草创于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成书于同治二年（公元1862年），历时二十载。他自称：“是《记》以汉学为宗”，“诸儒撰述无关经学者”，“概不录入”[(24)]。其体例本之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只是在内容上有较大的补充，故费延厘为该书作序时称：“此即汉人所谓家法也。”从该书补充的内容看，主要是增补了一大批江藩书中未为之单独立传的清初经学家和乾嘉汉学家，如陈启源、朱鹤龄、万斯大、万斯同、徐乾学、朱彝尊、毛奇龄、顾栋高、秦蕙田、杭世骏、段玉裁、程瑶田、王引之、阮元、毕沅、江藩等；同时也增补了若干有影响的今文经学家，如庄存与、庄述祖、宋翔凤、龚自珍等。后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今文经学再度崛起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时期的文化走向对传统学术史的编修所产生的影响。
又如，汪大钧的《传经表补正》，成书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按《传经表》系乾隆间洪亮吉所著，旨在“考两汉经师之授受而证其家法之异同者也”[(25)]。自《传经表》成书至汪大钧为之作补正，其间已有百余年，所以有对该《表》进行补充、订正的必要。汪氏的《补正》就是据《表》而“小变其例”编修的，目的在于使《表》更加完善。可见，汪氏作《补正》与洪氏修《表》，用意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表彰两汉经学。在清代后期汉学势颓的情况下，汪氏作《补正》以表彰两汉经学自然包含着重振汉学的用意，而清代后期的文化走向对传统学术史的编修所产生的影响也由此可见一斑。
再一种情况是：专门为理学修史。例如，潘世恩的《正学编》，成书于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他在该书《序》中说：“儒者之学”本为“正学”，但“后之学者”“捃摭训诂以为精，泛滥词章以为富”，“或废经治史”，或“甚至援儒入释”，使“正学几乎熄矣”。幸有宋明“诸大儒起而扶持之”，才使“正学”不致失传。为此，他特著此《编》为他们立传，记其“醇且正”之言论，“其要在去人欲以存天理”[(26)]，自周敦颐至李颙，共四十家。他们均为宋明理学史上有影响的理学家。可见，潘氏此书是一部旨在表彰理学、为其扶危济困的学术史之作。
又如，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成书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何氏此书，顾名思义，是“续”窦克勤的《理学正宗》之作，而他之所以“续”窦氏此书，是奉唐鉴之命。他说：唐鉴：既辑《国朝学案（小识）》，因以《理学正宗》示余”，谓“其书自周子迄于薛子，择之甚精，惟继河东之后者，尚有敬斋胡子，障姚江之澜者有整庵罗子，不可谓非正宗也，其续之。余又以国朝正宗请，则曰：平湖陆子、杨园张子，其选矣。”[(27)]就是说，何桂珍所要“续”者，是《理学正宗》之所缺者。根据唐鉴的意见：在明初薛瑄之后，应该“续”上胡居仁、罗钦顺，因为他们生当陈献章、王守仁之间，“痛惩其迷溺，力破其矫诬，虽狂澜大肆而正学卒未尝挠”[(28)]；在清初，应该“续”上陆陇其、张履祥，因为他们接武胡、罗，“起而昌之，扫荡群嚣，统归一是”，为“周、程、张、朱之继绪”者[(29)]。何桂珍此书，就是秉承唐鉴之意，“精选其所以发明程朱者”而成的“续录”[(30)]。其专门为宋明理学修史以表彰程朱理学之统绪，用意至明且切。
再如，汪佑的《明儒通考》和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则是分别为明清两朝的理学修史，属断代学术史之作。
《明儒通考》成书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系由《明儒崇正录》扩编而成。汪佑自称：“志学以来”，即宗尚明代朱学学者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高攀龙，谓四子之学可与濂、洛、关、闽诸学相匹配，并以四子为纲，“以类相求，汇次几百人”成《明儒崇正录》一书。尔后，“窃谓明三百年来，儒宗辈出，应不止此。因搜集自正学醇儒外，凡理学、心学、阳儒阴释之学，皆详列之，特标四字名目，以别其宗派，得四百五十人”，题名“通考，犹史氏之通鉴云尔”[(31)]。所谓“特标四字名目”，就是将有明一代的理学家，根据他们的学术特点以及在“圣道”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成三派九等，即“正学真儒”、“正学醇儒”、“正学名儒”；“理学真儒”、“理学名儒”；“心学真儒”、“心学名儒”、“心学学者”、“心学入禅”。从立传的对象来看，“正学”、理学”诸儒均一宗程、朱。如：“正学真儒”唐怀德，“于六经百家之言无不研究，而以濂洛为宗”[(32)]；“正学醇儒”章懋，“学术宗依，远惟程朱是敬是信，不敢少有违戾”[(33)]；“理学名儒”周蕙，“究通五经，笃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34)]；等等。说明该书之作重在表彰程朱理学，以其为儒学正宗，故汪佑在论及该书时说：“前乎儒者以紫阳为宗，后之儒者自当以东林为宗。东林归依紫阳者也，故《通考》卒篇以刁祁阳（包）先生、高锡山（世泰）先生终焉！”至于该书为心学一派立传，其用意并非表彰心学，而是在于反映有明三百年“儒宗辈出”的全貌。为了不致混淆明代朱、王学术异同，故“特标四字名目，以别其宗派”。可见，汪佑此书是一部为明代理学修史且以程朱理学为大宗的学术史之作。
《国朝学案小识》成书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沈维
称该书之作“盖从卫道辨学起见”，“以救阳儒阴释之弊而存道脉之真”[(35)]。唐鉴的外孙黄膺在论及该书时称：“公之书，悉本之朱子，即公之《学案》也，亦即国朝诸先生宗朱学、朱者之学案也。”[(36)]又说：《国朝学案小识》“辨阳儒阴释之非，揭穷理尽性之实，所以示学者向道之途，人人皆当宗朱子也。”[(37)]从该书内容看，沈、黄的论断深得其中的要领。具体地说：
所谓“卫道”，即护卫“孔孟程朱之道”。为此，该书专门设立“传道”“翼道”、“守道”三大学案。凡“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38)]而又“辨之严”、“行之力”，使“孔孟程朱之道”晦而复明、废而复行者[(39)]，如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等四人，入“传道学案”；凡辅翼“孔孟程朱之道”因而使“道”不孤，使“乱道者不能夺其传”者，如汤斌等十九人，入“翼道学案”；凡信守“孔孟程朱之道”“独立不惧，百折不回”因而使“道”不致“沦丧”、“灭裂”者，如于成龙等四十四人，入“守道学案”[(40)]。可见，上述三大学案，“翼道”、“守道”固然是为“卫道”而设，其义甚明。至于“传道”，特别强调“辨之严”和“行之力”；“辨之严”则“异说不能乱”，“行之力”则“同志服其真”[(41)]。其“卫道”之意与“翼道”、“守道”一样，十分显明。唯其如此，我们认为三大学案是为“卫道”而设的。
所谓“辨学”，即辨“训诂之学”和“阳儒阴释之学”。为此，该书专门设立“经学”、“心宗”两学案。唐鉴认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则大抵解说辞意者也，综核度数者也”[(42)]。就是说，自孟子之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经：一种是朱熹所治的“传圣人之道”的经，一种是只“解说辞意”、“综核度数”而不“传圣人之道”的经。后人将唐鉴所说的这两种经解释为“道德性命之经”和“字里行间之经”。所谓“字里行间之经”，就是“但训诂其文字，考察其典章，重名物不重心身，知猎取不知格致”之经[(43)]。正因为存在着两种经，所以有“辨”之必要。辨经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护卫“传圣人之道”的“道德性命之经”，贬抑非“传圣人之道”的“字里行间之经”。由此可见，“经学学案”之设，是试图辨经以“卫道”。
至于“心宗学案”之设，则是旨在辨王学之非。唐鉴说：“夫学之所以异，道之所以岐，儒之所以不真”，“皆由不识格致诚正而已”[(44)]。又说：阳明“援象山之异，揭良知半语为宗旨，托龙场一悟为指归，本立地成佛，谓满街都是圣人，大惑人心”，“天下闻风者趋之若鹜，骎骎乎欲祧程朱矣”[(45)]；而自“无善无恶之说倡，天下有心而无性矣。有心而无性，人非其人矣，世安得不乱！”[(46)]故必须设立“心宗学案”以辨其非。从唐鉴对王学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其重点在揭露王学“阳儒阴释之非”，目的在于维护程朱在道统传承中的正宗地位。可见，其“辨学”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卫道”。
总之，根据以上分析，《国朝学案小识》是一部以“卫道辨学”、表彰程朱理学为宗旨的清代学术史。在清代后期宋学势颓的情况下，唐鉴此书以“卫道辨学”自任，大力表彰程朱理学，显然隐含着挽救宋学势颓的深意。应该说，这是对清代后期的文化走向所作出的一种回应。
第三种情况是：修史兼综汉学与宋学。例如，王棻的《台学统》，成书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按传统学术史以“学统”命名者，始于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的《学统》一书。但该书专门为宋明理学修史，旨在尊程朱而贬陆王。王棻的《台学统》则不然：其一，它是一部记载晋唐以来台州地区（今浙江省东南部天台、黄岩、临海一带）学术源流的地方学术史；其二，它虽以“学统”命名，尊程朱而贬陆王，但并未因此而专主程朱性理之学，而是兼及经济、训诂、词章诸学，特别是训诂之学。他说：“有宋程朱诸子出，一洗章句之陋，考六经之微言以求圣人之精意，其学高矣！然舍先儒之古训，则圣人之意亦奚可得而见哉！”[(47)]认为有宋的程朱理学与汉儒的训诂之学不可偏废。所以，王舟瑶在《王子庄先生传》中称王棻 “论学不立门户”、说经“不偏主于汉、宋”[(48)]。王棻此书具体贯彻了他的上述学术观点。例如，从案卷的设立来看，它既为“性理之学”立卷，也为“训诂之学”立卷。“性理之学”立卷三十三，为之立传者主要是“朱子学派”和“朱子余派”，而以“朱子余派”的石
为台州“性理之学”即宋学之开山。“训诂之学”凡八卷。其中，除专门为“汉学派”立传外，还特立“参汉宋派”上下两卷。所谓“参汉宋派”，是指学兼汉学与宋学的清乾嘉以来的经学家。如：金鹗，他虽与王引之、郝懿行等汉学家“相推服，无异同”，但治经不株守汉学家法，而是“推阐汉宋先儒诸说，辅翼群经，发前人所未发，无别户分门之见，矜奇标异之情，玩味经文，不拘墨守”[(49)]。可见，王棻此书，不但同时为汉、宋学者立传，而且还设立《参汉宋派》案卷，专门为学兼汉、宋的清代学者立传，充分体现王棻修史旨在兼综汉学与宋学的学术特点。
又如，徐文定的《皖学编》，成书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专门记载汉唐至明清安徽地区的学术源流。该书《凡例》称：“经学为理学实际，不通经则理学何由明？”认为明理必须通经，肯定了理学对经学的依存关系。因此，尽管他是“有志于朱子之学者”[(50)]，自称“理学以朱子为宗”，故为皖学修史时，“凡源本朱氏者，自详录无遗”[(51)]，但是，他并不因此就以朱学为限；恰恰相反，他还特别兼及到汉儒经学和清儒汉学。他说：“汉儒通经多由口授，最重家法师承，故是《编》于汉儒特详师弟授受以徵渊源有自。”[(52)]至于皖中清儒之治汉学者，他也“详录无遗”。可见，徐氏此书是一部兼综汉学与宋学的学术史著作。
第二类，是为提倡实学而作。例如，道光间，云茂琦的《实学考》（四卷）；同治间，戴望的《颜氏学记》（十卷）等，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云茂琦的《实学考》，以“实学”相标榜，旨在考证自汉迄清的“实学”源流。从内容看，该书所谓“实学”，其义有二：一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思想。因此，凡是在这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就成为考察的首要对象，如汉之诸葛亮，辅佐刘备，有功于蜀，遂奠定三国鼎立之基，世称亮“有王佐之才，有儒者气象”[(53)]；唐之陆贽，善理财，世称“才本王佐，学为帝师，三代以还一人”[(54)]；宋之韩琦、范仲淹，位居三朝重臣，经略四方，以政绩武功显名于世，史称“韩范”[(55)]；等等。二是指理学家重躬行力践的修身养性功夫。因此，凡是在这方面有影响的理学家，不分是程朱派还是陆王派，均成为考察的重要对象，如宋之程颢有“人须就事上学”之言[(56)]，朱熹有“力行可畏”之称[(57)]；明之薛瑄有“知一字，行一字”的为学方法[(58)]，王守仁有“人须在事上磨”的立身之论[(59)]，顾宪成有“为学要得躬行力践”的救“虚弊”之方[(60)]；清之李颙有“改过自新”之说[(61)]，孙奇逢有“见义必为”的力行主张[(62)]；等等。从案卷设置来看，该书首记汉之董仲舒，终于清之李颙。董仲舒为汉武帝进“天人三策”，首倡“独尊儒术”以经世，故有“汉四百年识正学者”之称[(63)]。李颙师从颜元，传其真知力践的经世实用之学，世称“天下言圣贤实用之学，必尊颜、李”[(64)]。由此可见，该书所要考证之“实学”，实以经世、力行为要义，而所要考证之“实学”源流，实以儒家经世思想为主线。因此，凡是在这些方面卓有建树者，人无分今昔，学无分派别，均分别为之立传，予以表彰，充分体现该书的主经世、重力行的务“实”精神。
又如，戴望的《颜氏学记》，成书于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专门记载清初思想家颜元及其学派的思想和授受源委。颜元以提倡“实学、实习、实用”见称于世。他认为，“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65)]。其学“以事物为归，而生平未尝以空言立教”[(66)]。李颙 “承习斋教，以躬行为先，不尚空文著述”[(67)]，重在经世，故史称“颜李之学”。传人王源、程廷祚，恪守“颜李之学”，“其读书极博而皆归于实用”[(68)]。可见，“颜李之学”及其传人均以提倡真知力践的经世实用之学为旨归。戴望专门为颜李学派修“学记”，显然是为了表彰“颜李之学”，故他称“颜李之学，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陈抟、寿涯之流，以其私说簧鼓天下，圣学为所汨乱者五百余年，始得两先生救正之”[(69)]。这种以颜李经世实用之学为周孔之道，上接“圣学”之统绪，而将宋明理学一概推倒，排除在“圣学”之外的学术观点，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宋明理学、表彰颜李之学的独特形式，从中我们可以体察到时代思潮对于当时传统学术史的编修所产生的影响。
注释：
①《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五《因时论十·田制》。
②《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页一——二。
③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一名巩祚，字璱，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魏源（公元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
④《皇朝经世文编》，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成书；《海国图志》，据林则徐《四洲志》扩编而成。道光二十二年初撰，凡六十卷，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重补，成一百卷，刊于高邮。
⑤《皇朝经世文编五例》。
⑥《海国图志叙》。
⑦《丁亥诗》，《龚自珍全集》页四八五。
⑧《古微堂内集》卷三《默觚下·治篇一》。
⑨《齐民四术·农政》。
⑩(11)《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与人笺》，第一辑《对策》。
(12)《古微堂外集》卷四《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13)《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页一九五。
(14)(15)《落帆楼文集》卷九《与许海樵》，卷八《与孙愈愚》。
(16)《古微堂内集》卷一《默觚上·学篇九》。
(17)《定庵文集》卷上《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18)《春秋正辞》附《春秋要旨》。
(19)《味经斋遗书》卷首《庄方耕宗伯经说序》。
(20)《刘礼部集》卷三《春秋论下》。
(21)(22)《定庵文拾遗》。
(23)《古微堂外集》卷一《论语孟子类编序》。
(24)《国朝经学名儒记·例言》。
(25)《传经表补正·自叙》。
(26)吴荣光：《正学编·序》。
(27)《续理学正宗·序》。
(25)(29)(30)唐鉴：《续理学正宗·序》。
(31)(32)《明儒通考·通论之一》。
(33)同上卷二。
(34)同上。
(35)《国朝学案小识·序》。
(36)(37)《国朝学案小识·跋五》。
(38)(43)同上《跋一》。
(39)(40)(41)(42)同上《提要》。
(44)(45)同上《自序》。
(46)同上《提要》。
(47)《台学统·训诂之学第五》。
(48)《默庵集·戊申稿》。
(49)《台学统》卷九七《训诂之学七·参汉宋派上》。
(50)洪良品：《皖学编·序》。
(51)(52)同上《凡例》。
(53)(54)(55)(63)《实学考》卷一。
(56)(60)(61)(62)(64)《实学考》卷四。
(57)《实学考》卷二。
(58)(59)《实学考》卷三。
(65)《颜氏学记》卷三《习斋三》。
(66)《颜氏学记》卷三《习斋一》。
(67)《颜氏学记》卷四《恕谷一》。
(68)《颜氏学记》卷九《绵庄》。
(69)《颜氏学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