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工会功能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学术界论文,中国论文,工会论文,国内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工会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组织。不仅如此，工会还是一种非常特殊甚至蕴含复杂矛盾的社会组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工会“既是非营利组织，又是强制性的经济组织；既是工人阶级的社团，又是强大的特殊利益团体；既是权利的体现，又与某些个人自由不相容”。①因为工会的这种特殊性，学术界甚至形成了关于工会的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方认为工会是垄断性组织；另一方认为工会是集体代言人。②具体到中国的工会，由于其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密切联系，它的特殊性就更为明显了。正由于此，中国的工会尤其是工会的功能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
一、中国工会功能的研究模式
所谓模式，就是对某一问题的高度理论化的概括与总结。学者们在对中国工会功能的研究中进行了理论提升，从而形成了研究中国工会功能的多种模式。概括来讲，对中国工会功能的研究模式主要有四种：国家决定模式、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中介者模式和独立利益主体模式。
国家决定模式认为，国家对中国工会的行为及其功能发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工会服从与服务于国家的需要而无自主性可言。有的学者通过对大陆与台湾劳工政策的比较，认为，两岸劳工政策的重点都在于控制劳工，国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工会组织体系，这种体系下的官办工会成为执政党的外围组织和御用工具，失去了自发性社会团体的功能。③有的学者通过分析1949年以来中国工会与党—国家的五次冲突过程，认为中国工会与党—国家的关系一直没有摆脱“顺从—冲突”的怪圈，导致中国工会及其改革受到制约，难以真正维护工人的权益，成为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一种工具。④有的学者从改革后中国劳动关系的变化入手对工会的功能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随着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入，管理人员与职工之间出现了权力失衡，工人要求工会保护自己权利的呼声日益增强。但工会功能的调整受到党和国家的限制，很难满足工人的需求。⑤有的学者通过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会的组织与制度变迁的考察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特点及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决定了中国工会组织与制度变迁的总体路径。中国工会从企业治理参与向地方治理参与的转变直接从属于并服务于国家治理的需要。⑥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工会组织的性质是“类政府机关”，工会最主要的力量来源是它在党政系统中的合法地位和身份，当前工会的核心职能是“维稳”与“维权”。因此，中国工会要处理的最核心问题并不是与雇主或资本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处理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⑦
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从“经典二元主义”(classic dualism)⑧出发，认为中国的工会是被整合进政府机构的功能性法团代表之一，被赋予了贯彻国家政策和维护工人利益的双重功能，而且通常是前者占据主导地位。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会在国家法团主义制度下发挥着连接党和工人的“传送带”作用，同时被赋予了双重功能，一方面要动员工人发展生产，代表着国家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利益。但是由于国家的强势地位，自上而下的党的指令传达经常压制了自下而上的工人利益表达。⑨有的学者在分析中国工会的发展前景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会更多地依靠工会来保持劳资关系的平稳。因此，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次，政府、工商界和工会之间会形成一种三方法团主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工会将保持与党的密切联系，维持其代表工人的垄断地位，同时获得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一定的自主权。⑩有的学者指出，在形式上，国家法团主义制度下的工会具有两种功能：一是执行国家的政策，二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但是，在实践中，国家法团主义并不太重视工会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功能。在国家法团主义制度下，工会对工人的诉求选择性地表现出三种行为模式：代表、调解和阻止。(11)
在中介者模式看来，工会既不是工人的利益代表组织，也不是国家的组织，而是国家和企业与工人之间的中介性组织，发挥着协调功能。有的学者将改革中的中国工会定位为“中介者”，这样的工会扮演着两种角色：以“传送带”的角色联系政府和工人，以协调人的角色联系工人和管理方。工会这种“中介者”的角色使它们很难落入“法团主义”或者“公民社会”的范畴。与国家法团主义结构中的组织不同，这种“中介者”的角色意味着，在一些政府正逐渐退出的领域或改革后出现的新领域中，社会力量开始发展起来；而在缺少自愿和自治的情况下，工会“中介者”的角色也不足以反映出“公民社会”的特点。(12)有的学者通过对工会与职代会的研究认为，国有企业的工会“是一个设在单位内部的，专门的协调性组织，它的象征性位置虽然是代表职工群众，但它实际上的位置是在企业行政系统内，做职工和行政的联系工作。它并不单独代表某一方，因为它不和任何一方对立，或给任何一方制造压力。它的确切位置是中介性的”。(13)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进一步证明：国有企业工会的阶层利益代表性虽然有所增强，但是仍然保持着“中介性”的基本特征。工会仍然不是“利益代表组织”，而是“中介性组织”。(14)
独立利益主体模式认为，中国的工会在面临国家、企业和工人的要求时并不只是被动的反应，而是有其自身的独立利益并致力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有的学者通过考察改革开放后15年的工会改革历程认为，当工会受到工人要求和社会角色意识及其自身利益取向的内在驱动而试图充当工人利益的代表者和保护者时，便努力寻求实现其独立自主性。工会的行为，受其组织集体利益和其成员个人利益的支配。(15)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各级总工会系统并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有独立于国家和工人之外的自身利益。工会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一大表现就是新世纪以来各级总工会大力在私营企业组建工会，因为在新建企业组建工会是各级总工会开辟财源的重要渠道。(16)有的学者通过对中国企业工会谈判能力的分析提出“人格化工会”或“能动的行动者”的概念，认为工会组织本身具有拟人化的利益和行动能力，它既不完全是工人利益的代表，也不完全是国家的工具，而更像是一个利益部门，它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既会自主地选择代表工人的利益，又会与其他各种利益群体存在冲突、妥协甚至联合的关系。(17)有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企业工会特别是工会主席主动介入企业的生产管理过程，这些并非是工会必须开展的本职工作，这主要是出于追求政绩的考虑。(18)
中国工会功能的研究模式，主要是对工会在功能发挥过程中与其他相关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和工人)关系的理论概括。通过上述综述可以看出，一方面，已有的研究模式对工会与国家之间、工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概括与提升，而对工会与企业特别是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特定的研究模式。这与中国的私营企业发展时间相对较短，私营企业组建工会起步较晚有关。可以设想，随着中国私营企业的不断发展，私营企业工会的大量组建，私营企业管理层与工会的关系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私营企业与工会功能的研究模式也会随之形成。另一方面，上述研究模式或者强调了工会受到国家控制而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特点，或者强调了工会作为独立利益主体而寻求自身利益的特征，而没有一种模式认为当前的中国工会是完全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虽然像国家法团主义模式这样的外来分析工具在应用于中国工会的具体情形时不一定完全合适，但是中国工会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方面的功能存在欠缺是受到普遍认同的。因此，更好地代表和维护工人的利益，是今后中国工会功能完善的基本方向。
二、中国工会功能的表现层面
长久以来，中国工会的功能具有多重性的特点。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会功能的特点是“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中国工会“十一大”(1988年)以来，工会的功能逐渐被定位为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个方面。而对于工会功能在社会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学者们也进行了分析和提炼，比如有的学者就把中国工会的功能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桥梁或中介说，二是参与管理型，三是劳资关系的调解者，四是工人的代表者。(19)具体来说，学者们主要对工会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社会稳定功能进行了分析。
就工会的经济功能特别是对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而言，学者们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工会对提高工人工资和其他福利有积极作用。有的学者通过对多家企业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工会能够显著地提高工人的福利水平，包括提高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缩短每月平均工作时间，并提高企业养老保险覆盖率。(20)有的学者运用数据对工会在劳动关系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工会并非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形同虚设，而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员工利益，包括工资回报和各项福利等方面。(21)另一些学者在此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通过对全国经济普查的行业资料数据的分析认为，工会并未对劳动报酬产生显著影响，而行政垄断力量在行业劳动报酬差距扩大和工会组织行政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2)有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虽然工会的作用正在加强，但是工会在企业内部的影响力还不强，工会组织在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方面的参与水平和作用总体上还比较薄弱。(23)有的学者通过对工会在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方面的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认为，当前中国工会对工人权益的维护还比较有限，对私营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也不显著。(24)
就工会的政治功能而言，学者们认为工会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基层工会民主选举起到了民主教育的功能，推动了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有的学者认为一些地区实行的基层工会主席直选制度是地方民主发展的重要方面。基层工会主席的直选有利于提升工人的民主意识，提供民主所需的实际技术训练，具有民主教育的功能。广大工人包括农民工通过参与工会组织的民主选举和民主治理活动，从中受到了民主精神的熏陶，训练了个人的民主技巧，还通过工会创制的社会团结网络约束了个人主义，培养了公民间的合作精神。(25)有的学者认为，工会的民主选举促进了工人的社会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转变，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权利意识和权利行为的变化，即公民权利的衍生。(26)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工会在由行政化向市场化的转型中，特别是在基层工会主席直选的探索中，工人的权利意识得以培育。(27)
就工会的社会稳定意义而言，学者们认为工会通过协调劳资矛盾或多种形式的维权，促进了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有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工会作为一种协调意见的中介性组织，除了能满足职工一定的经济福利要求外，其本身发挥的连接和象征作用有着重要的宏观政治意义。工会具有缓冲社会矛盾的作用，它通过分散化处理矛盾的方式，通过单位间福利能力和政策的客观差别，抑制了阶级意识(超过单位意识)的成长。(28)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整合新的社会关系时可以使用的重要战略性组织资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着如何协调劳资关系，保持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问题。为了调解日益增多的劳资矛盾，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发工会的代表、谈判和协商功能来协调新的劳动关系和平衡劳资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工会成为协调劳资矛盾的重要平台。(29)有的学者通过对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的研究认为，地方工会通过主动有为的组织功能发展，构筑起适应职工新需求的社会化维权平台，为党在基层社会中的执政提供了社会整合的具体经验。(30)有的学者认为，面对劳动力市场化过程中的社会转型及利益主体多元化，中国工会以合作博弈的方式达成劳资之间的利益平衡，是在法律制度框架下表达、维护和实现劳动者权益，对构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意义重大。(31)
三、中国工会功能的现实困境
虽然工会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学者们也认为工会在功能发挥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面临着诸多困境。正如有学者所提到的，虽然中国的工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上层和下层都经历了一些变化，但是从工会的组织能力、工会干部的自主性以及工会对管理者和工人双方的影响力三方面来看，中国的工会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32)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功能冲突论、依附论、制度缺失论和替代论。
功能冲突论认为，工会的双重甚至多重职能定位导致工会陷入角色冲突并最终影响了其基本功能的发挥。有的学者将中国工会的模糊角色定位称之为“胎生的矛盾”，即中国工会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是工会应该维护劳动者大众的利益，二是工会服务于经济建设，为生产动员劳动者，这就导致中国工会同时负担维护和生产两个可能发生冲突的功能。(33)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工会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功能：既有国家属性，又有社团性质；既是国家的工具，又是工人组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会很少遇到双重身份冲突的困境，而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两种身份产生了直接的冲突。这是因为改革后国家不再扮演社会主义大家长的角色，甚至可能为了经济体制改革而牺牲工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双重身份和功能的冲突就变得很难避免了。(34)有的学者认为，将维护、建设、参与和教育四大职能统一到一个躯体之中，“一身而四任”的工会，往往因为无法兼顾这四大职能而最终损害其本质功能的发挥，最终削弱了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联系工人的纽带和桥梁的作用。(35)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工会的理论、法律、体制及其运行都体现了中国工会具有双重角色定位：既作为劳动关系主体劳动者的集体代表者、维护者，又成为劳动关系的协调者、中介者、调解者。但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工人运动，表明底层工人已经对中国工会的双重定位提出了质疑。(36)
依附论认为，工会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与工会对党、政府或企业管理层的依附地位密切相关，这种依附地位弱化了工会对工人利益的代表责任。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工会的这种依附地位与工会的行政化密切相关。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工会的维护职能很长时间内显得软弱无力，这与工会成为党政的附属机构密切相关。(37)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企业工会存在着“制度性弱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工会组织对行政主管和企业领导的高度依赖，企业工会的合法性依附于政府行政，企业工会缺乏政府行政权力之外的合法性。中国的工会实际上成为政府负责“生产动员”的组织部门在企业中的派出机构。(38)有的学者提到，各级总工会、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会被纳入国家的政治体制，在政府组织序列中享有特定的行政级别，工会干部由政府任命，实际上成为一个官僚政治团体。工会的这种由于行政化带来的依附地位弱化了工会对劳工利益的代表。(39)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具有“二重属性”以及特有的经费拨缴制度，中国工会面临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缺乏切实履行其基本职责所需要的独立性，而且这种独立性的缺失从工会的成立起就“胎带”而来的。(40)
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行政化是中国工会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本。有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那些有行政背景的工会拥有很多行政资本，从而可以调用或借用大量的行政资源。所以，工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角色尴尬转变为自身的角色优势，充分运用多种资本特别是行政资本进行有效的维权。(41)有的学者用“相容与相悖”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工会的行政化问题，指出这既对工会履行维权职能造成了障碍，又是中国工会在当前中国体制下的现实选择。(42)有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在企业中存在着党、政、工高度重合的现象，工会嵌入在与党组织、行政的多重关系中，从而可以借助党组织和行政的力量，为其争取权力、增加谈判能力创造了空间。(43)
制度缺失论认为，功能冲突论和依附论过分强调了工会的双重功能之间以及工会与党、国家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工会密切联系工人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相应的制度安排。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工会一直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工会的基本作用在于密切联系职工群众，在很大程度上却缺少发挥这种作用的制度安排”。在缺少相应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工会组织不太容易感受到来自职工群众的压力，工会干部尤其是工会领导干部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欲望也不强。(44)有的学者通过对私营企业工会的分析认为，从工会主席的身份制度、权利制度和利益制度三方面来看，私营企业工会主席处于矛盾性的制度环境之中，针对他们的保护性制度严重缺失。工会主席的权益更多地取决于他与资方的“关系”，取决于他的个人权威和魅力，缺少长效的制度性手段。这就导致他们的理性行为偏向于资方。(45)
替代论认为，工会功能不能有效发挥的重要原因是工人在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并不是去找工会，而是去找政府或通过非正式关系来解决。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工会“缺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改革政策和修复措施的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政府不断地推进改革，另一方面通过修复措施缓解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改革政策和修复措施往往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经营者和工人。在各种修复措施通过企业经营者实施的时候，政府和经营者会对企业工会产生一种“替代”效用，即政府政策对企业经营者的限制明显强于工会。这种“替代”效用使得工人并不将工会作为他们的利益代表者和困难救助者。(46)有的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在一些外地民工聚集的地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独立组织，如同乡会、兄弟会、联谊会、劳动者协会等，一些工人非正式组织甚至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承认，如广东省云浮六都的“外来工自治会”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被认为是“外来工自己管理自己的好形式”。(47)有的学者通过对华南地区的调查研究认为这一地区正在崛起一支工人联合力量，它们正在把分散的外来工组织起来，它们的行动正在逐渐改变以往外来工的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并且它们的活动得到了跨国网络的大力支持。(48)在这些学者看来，工人非正式组织的发生发展无疑对工会作为工人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形成了挑战。
四、中国工会功能的完善路径
针对中国工会在功能发挥中面临的上述困境，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解决对策。一种理想化的思路认为中国工会应该去行政化、回归社会，使工会成为工人群体自愿组织和自主管理的社会团体。比如有的学者就直接指出中国工会职能弱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会的行政化，因此，中国工会改革的方向是去行政化、回归社会。(49)还有的学者提出了工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社会化的主张，即非公企业工会的非政府性、非企业性的社会性团体的实际建设过程，这种社会性工会是以民间组织为载体，双向衔接上级政府性工会与非公企业，由非公企业工人群体自愿组织和自主管理的准社会团体。(50)与此类似，有的学者提出了中国工会发展的应然进路：工会组织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团法人存在，在劳动关系领域与政府形成相互协作、相互监督的关系，而不能是政府的附庸。应该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工会的性质，在工会组织的资金来源、组织建设以及职能定位等方面祛除行政性色彩，还原其独立社团属性。(51)
然而，更多的学者还是从加强工会自身建设的角度提出对策，这主要包括工会制度建设、工会能力建设和工会组织体系建设三个方面。工会制度建设方面，许多学者主张继续推进基层工会干部直选制度。有的学者提出，应该推行基层工会主席直选和县以上工会组织的差额选举制，因为这能给工会带来更大的合法性，增加工会的代表性，能够克服工会领导“贵族化”倾向，增强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从而推动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52)有的学者在总结分析了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干部直选的三种类型——劳资协商型、政府主导型和外力推动型后，认为基层工会干部直选是中国工会改革的重要方向。(53)有的学者对中国现行的基层工会干部管理原则提出了质疑，认为现行管理原则导致了工会主席人选大多是行政方说了算。因此，工会主席直接选举是工会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应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54)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的基层工会干部直选主要是由地方推动的，之所以难以推广是因为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制约。(55)要推进工会干部直选就需要建立一个由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政府相关部门领导人、各级工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等组成的联盟并由这个联盟推动工会干部直选。(56)有的学者认为，基层工会的民主化改革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推动力。随着新一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提升，工人的自发抗争会对工会的改革形成压力。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能否成功还要看是否能够得到外部力量特别是上级工会的支持。(57)
工会能力建设方面，学者们提出的主要对策是工会干部职业化，通过这一途径来提高工会在代表工人、维护工人权益方面的能力。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工会干部职业化，就是由地方工会通过社会招聘的方式，招收一批专职的工会工作者，派到街道工会或非公企业工会等基层工会工作，他们与地方工会建立合同关系，由地方工会直接管理并发放工资。工会干部职业化具有社会化、专职化和专业化的特征。其中，专职化是职业化的关键。(58)从工会干部职业化的角度出发，有的学者建构了工会主席素质模型，包括管理技能、人际沟通、心理特质、工会技能、组织文化和人力技能6个维度、40个项目。(59)有的学者通过调查研究认为，要更好地推动工会干部职业化，一是要积极推动职业化工会干部的资格认证，尽早为其正名；二要细化绩效考核指标，建立职业工会干部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三要加大对职业化工会干部工作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工会。(60)有的学者指出，工会干部职业化不仅要实现企业劳动关系中工会的独立性和专业化，还要实现工会的代表性。目前的上级工会从社会上招聘、派遣为特征的“嵌入式”工会干部职业化模式在代表性上存在不足。符合中国工会性质和职能要求的工会干部职业化，应以“内生”于企业的工会代表性为基础，以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独立性为表现形式。(61)
工会组织体系建设方面，学者们主张积极进行工会组织体系改革的探索。有的学者认为，联合制、代表制是工会组织体系改革的方向，即各级工会的领导机关均应是下级产业工会和地方工会的联合组织和代表组织，其领导机构由下级产业工会和地方工会的代表组成，真正做到“工会代表职工，上级代表下级”。(62)有的学者指出，我国传统的工会组织体系是建立在单位制基础之上的，有企业工会、事业工会、机关工会等设置。当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时，基层单位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原来计划行政的色彩逐渐淡出，越来越具有市场需要的系统(行业、产业)、地域特征。诸如一条街模式、大楼模式、园区模式、工程模式、社区模式等新工会组织模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一变化。(63)有的学者通过对浙江省温岭、萧山等地工会的研究认为，在那些企业规模小、相同行业企业聚集的地区，要推进行业工会的建设；在中小企业聚集但不是相同行业的地区，应推进区域工会的组建。(64)有的学者认为，行业工会更易于对非正规就业群体进行组织和管理。中国现行工会组织是产业工会与地方工会相结合的模式，这种主流的组织模式是依照正规就业体系建立起来的。由于非正规就业具有灵活、易流动等特点，传统的纵向管理体制很难将非正规就业群体纳入管理范畴。而行业工会面对分散的、易流动的个体，通过扁平化的管理机制，更易将这一群体团结起来。(65)
从学者们提出的工会功能的完善路径来看，除了相对规范化的一些设想之外，学者们主要是从工会自身如何改革的角度进行阐述的。然而，应该看到，中国的工会处在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工会的行为无不受到党、政府甚至企业管理层的制约，所以仅从工会自身改革的角度出发是很难彻底解决工会功能的困境的。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突破这一限制，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党、政府以及企业为工会功能的发挥提供了什么条件。当然，这更多地体现在工会与党、政府以及企业的协商谈判之中。
五、简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工会功能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工会功能问题乃至整个工会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现实中的中国工会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这些研究也为后续有关中国工会功能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任何后来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这些研究成果之上并从其中获取灵感。然而，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有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对于处在快速转型期的中国更是如此。加之中国工会处在如此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在国家、企业和工人的多重要求下如何发挥自身功能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对中国工会功能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在关于工会功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论，然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在有些议题达成一定的共识是必要的。虽然学术争论总体上来讲是有益的，但也不是无限度的，学术争论一般也应建立在某种共识的基础之上。这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必要的，对于现实中国工会功能的改革和完善更是如此。比如前文提及的中国工会的行政化问题，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当前中国工会面临的一大困境，因为这使工会成为党政或企业管理层的附庸，侵蚀了工会的独立性，导致工会不能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不能有效地维护工人的权益。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工会的行政化是工会获取资源从而提升自身行动能力的重要手段，对当前的中国工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类似这样的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形成某种程度的一致意见，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这样才会为中国工会的改革指出相对明确的方向。
第二，从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对中国工会功能的研究来看，前者侧重于理论，后者侧重于现实，两者的结合还需进一步加强。国外学者倾向于把已有的西方理论工具应用于中国工会功能问题的研究，比如前文提及的法团主义理论。但是由于中国工会处在与西方工会大相径庭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如果把西方的理论套用到对中国工会的分析上来，难免会有牵强之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不应仅仅作为世界其他地区政治研究成果的实验场，而应该是新的分析方法的发源地。(66)比较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在理论归纳和提升方面稍逊一筹，他们更擅长对中国工会的实际运行过程进行描述。可以想象，理论与现实两者中任何一方的缺失都是有遗憾的，对更进一步的研究也是不利的。因此，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在中国工会的研究上应进一步加强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第三，关于中国工会功能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尤其是与工会功能发挥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问题。如前所述，很多学者看到了制度缺失的问题，然而工会功能发挥所需的制度从何而来呢?这就是一个制度供给的问题，制度供给的动力是什么，制度供给的主体是谁，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制度供给满足之后，还有一个制度的有效性的问题，也就是现有关于工会功能发挥的各项制度的运行状况如何。比如早在198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同意了各级工会参加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党和政府的会议和工作机构的机制，那么现在这一机制的运行状况如何呢?再如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会与政府劳动部门和企业方的三方协商制度、很多地区建立的工会与政府的联席会议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效果，还存在哪些问题等，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事实上，这些制度涉及工会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对工会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
注释：
①彼得·莱文：《工会的合法性》，第320页，载阿米·古特曼等：《结社：理论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②理查德·B.弗里曼，詹姆斯·L.梅多夫：《工会是做什么的?——美国的经验》，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郭保刚：《中国大陆和台湾劳工政策之比较》，《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1期。
④张允美：《理顺与冲突：中国工会与党—国家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三年九月号，总第18期，2003年9月30日。
⑤张暎硕：《当代中国劳动制度变化与工会功能的转变》，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吴建平：《从企业参与治理到地方治理参与——从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看中国工会组织与制度变革》，《学海》，2011年第1期。
⑦许晓军、吴清军：《对中国工会性质特征与核心职能的学术辨析——基于国家体制框架内工会社会行为的视角》，《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
⑧所谓“经典二元主义”是指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工会被赋予双重功能，即自上而下传达国家的指示和自下而上代表工人的利益。参见Alex Pravda and Blair A.Ruble.Communist Trade Unions:Varieties of Dualism [A].in Alex Pravda and Blair A.Ruble (eds).Trade Unions in Communist States[C].Boston:Allen & Unwin,Inc,1986,pp.1～21.
⑨Anita Chan.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9.(Jan.,1993),pp.31～61.
⑩Gordon White.Chinese trade union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towards corporatism or civil society,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1996,(34)3:433～457.
(11)Feng Chen.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ur: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The China Quarterly,No.176 (Dec.,2003),pp.1006～1028.
(12)Yunqiu Zhang.An intermediary: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trade unions since the 1980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997,6(14):139～152.
(13)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第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冯同庆：《国家、企业、职工、工会之间关系的良性调整——尚存国有企业在改革中的职工参与案例研究》，“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工运、工会与国家”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http：//www.usc.cuhk.edu.hk/ 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 id=3312
(15)姜凯文：《工会与党—国家的冲突：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工会改革》，《香港社会科学报》，第八期，1996年秋季。
(16)韩恒：《关注工会系统的自主利益——对基层企业工会的调查与思考》，《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五年七月号，总第40期，2005年7月31日。
(17)佟新：《企业工会：能动的行动者——以北京中外合资企业B有限公司工会实践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工会实践中的“效率合约”——以BJC工会集体合同为案例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 id=3322。
(18)游正林：《政绩驱动下的工会行动——对F厂工会主动介入生产管理过程的调查与思考》，《学海》，2011年第1期。
(19)佟新：《中国工会发展状况研究》，第272页，载佟新编著：《中国劳动关系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版。
(20)姚洋、钟宁桦：《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的福利?——来自12个城市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5期。
(21)姚先国、李敏、韩军：《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第9～29页，载颜辉主编：《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08)》，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版。
(22)张原、陈建奇：《工会与行业劳动报酬的剪刀差悖论：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评论》，2010年第5期。
(23)赵德余：《工会组织在职工工资决定中的影响与作用：来自上海的经验》，《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3期。
(24)胡建国：《劳资关系治理与工会绩效：基于中国私营企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5)陈剩勇、吴巍、陈燕：《工会直接选举：中国地方民主的新发展——以浙江省的余杭、余姚、温岭为个案》，《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6)冯同庆：《中国工人的命运：工会民主选举与工人公民权利衍生》，第1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7)林燕玲：《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工人权利意识的演进和培育》，第208～2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8)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第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9)齐凌云：《政党、工会与阶级基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3期。
(30)韩福国、骆小俊、林荣日、葛海有：《新型产业工人与中国工会：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1)许晓军：《中国工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合作博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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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张允美：《理顺与冲突：中国工会与党—国家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三年九月号，总第18期，2003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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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颜江伟：《行政化与回归社会：中国工会体制的弊病与改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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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黄岩：《全球化与中国劳动政治的转型——来自华南地区的观察》，第1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9)颜江伟：《行政化与回归社会：中国工会体制的弊病与改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
(50)李鸿：《非公企业工会的社会化是劳资关系协调的关键》，《理论探讨》，2011年第4期。
(51)蔡金荣：《走向独立社团：中国工会发展之进路选择》，《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
(52)陈剩勇、张明：《中国地方工会改革与基层工会直选》，《学术界》，2004年第6期。
(53)王金红：《工会改革与中国基层民主的新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直选的案例分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54)吴亚平：《关于基层工会主席直接选举的几个问题》，第41～50页，载颜辉主编：《中国工会·劳动关系研究(2008)》，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版。
(55)这些因素包括工会改革的强政治性、直选与原有制度的矛盾、工会国际交往的机会相对较少、工会会员的阶级特性日益混乱、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劳动力过剩等。
(56)Jude Howell：《中国工会改革面临的挑战：工会干部直选及其经验教训》，第136～155页，载赵明华、赵炜、范璐璐主编：《中国劳动者维权问题研究——中国工会法60年与劳动法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57)许少英、陈敬慈：《工会改革的动力与矛盾：以本田工人罢工为例》，第208～233页，载赵明华、赵炜、范璐璐主编：《中国劳动者维权问题研究——中国工会法60年与劳动法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58)沈琴琴等：《中国基层工会干部职业化：缘起和现状》，《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5期。
(59)闻效仪：《工会主席素质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60)张艳华：《上海市基层工会干部职业化改革调查研究》，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61)许晓军、曹荣：《论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独立性与代表性——基于企业工会干部职业化的若干思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62)陈骥：《改革中的工会与工会的改革》，第144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9年版。
(63)柏宁湘：对中国大陆工会组织新模式的研究，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http：//www.usc.cuhk.edu.hk/ 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 id=3288
(64)李力东：《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完善路径——工会转型的视角》，《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2期。
(65)李贺平：《非正规就业群体权益保护中行业工会的作用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
(66)Perry,E.J.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State-Society Rel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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