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与发展布局概念探析_邓小平理论论文

60年来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与发展布局概念探析_邓小平理论论文

60年中国特色发展观与发展布局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年中论文,布局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9)06-0001-05

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是永恒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贯穿历史全过程的主题就是发展,不同的发展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发展观,从毛泽东的“运动发展观”到邓小平的“改革发展观”,从江泽民的协调发展观到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发展观。在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发展布局,从均衡发展布局,到非均衡发展布局,从“三位一体”发展布局到“四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布局,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框架。回顾历史,研究总结这些问题,意义重大。

一、“运动发展观”与均衡发展布局的探索

“运动发展观”,是毛泽东发展思想的鲜明特点,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是他发展思想的代表作。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开展了“三面红旗”运动,后来提出了“一帅”、“三纲”的发展指导思想。在发展全局上,坚持政治挂帅,推动经济的发展;在工业上坚持“以钢为纲”,通过工业学大庆运动,推动工业的发展;在农业上坚持“以粮为纲”,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动农业的发展;在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文化大革命”运动,反修防修,实现“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的“运动发展观”,在指导思想上和方法上有沉痛的教训。但是,也提出了一系列光辉的发展思想。

1.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矛盾理论。毛泽东提出的社会矛盾的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两类矛盾的学说。薄一波曾指出,提出这个学说,对于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对于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不能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主要方面是“相适应”的,但仍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随着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不断改变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社会主义就会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讲到这个基本矛盾时指出:“从20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1]。这个理论对今天我们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仍有指导作用。

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一是两个同时并举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业化道路,就是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工业和重工业同时并举的道路。二是所有制结构的设想。毛泽东认为,除公有制外,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作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这对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是一个突破。三是新经济政策的思想。1956年12月,毛泽东同黄炎培、陈叔通等工商界人士谈话时提出了“两个主义”、“两个成双成对”和“一个合法化”的设想。即“在消灭资本主义后,又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搞国营与搞私营成双成对;地下工厂(个体经济)要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四是在分配问题上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分配原则。五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经营权;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前提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作补充。六是社会主义建设既发挥中央的积极性,又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3.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一是提出了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这就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个政治局面”。二是制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三是阐明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思想。毛泽东曾指出:“究竟是一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朵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利。”[2]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重要思想。四是在科学艺术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失误过程中提出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一是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的观点。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的思想。二是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的思想。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分两个阶段的思想。第一阶段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后者比前者是更长的历史阶段。同时提出,社会主义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先进国家,至少是100年的时间,等等。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的思想,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作了重要的酝酿和准备。

在毛泽东的发展思想指导下,我们党确立了均衡发展布局。实施均衡发展布局,是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畸形发展、布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全国包括东、中、西地区的人民群众都能同时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实施均衡发展布局,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初,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的国际形势,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于“战备、备荒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需要,搞“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把发展建设的重点放在内陆地区,使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发展相对平衡。毛泽东同志采取的均衡发展布局,核心是强调全国区域发展趋于均衡发展,基本原则是以指令性计划为手段,把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人才技术等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发展尽快赶上东部沿海地区,以最快速度使中国旧貌换新颜。

二、“改革发展观”与非均衡发展布局的提出

改革发展观,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鲜明特点,不改革就不能发展,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3 ]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制定科学的奋斗目标和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并带领人民群众不断为之奋斗,这是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蓬勃生机的根本保证。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邓小平同志认为,在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方面的问题上,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也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因此,他提出了“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直接动力”的光辉思想和“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改革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3年里,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以改革促发展的思想,归纳起来,“改革发展观”包括如下内容。

1.“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同志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路线,制定了实行改革开放“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既要有一定速度又要讲质量、讲效益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原则,为保证“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实施,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方针和政策。

2.确立了两个大局的发展新思路。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另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后,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在地域经济发展格局上,以东部沿海地区发展为重点,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共同发展。

3.揭示了发展的本质、精髓和动力,发展的本质,邓小平认为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发展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发展动力,邓小平认为,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这就从根本上找到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

4.阐明了发展的关键和发展方针。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的发展关键是靠科学和教育,必须把科学教育放在首位,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发展的方针,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立国之本,规定了发展的正确方向,表明发展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发展,而不是“全盘西化”的发展;二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表明发展内容是现代化建设,而不是别的。根据这两个方针,邓小平提出了发展的基本原则: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从根本上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

在邓小平改革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两个大局发展新思路实践中,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均衡发展布局。非均衡发展布局的指导原则,是针对均衡发展布局的局限性,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优势,集中财力、物力、科技、项目投资等向东部倾斜,使东部率先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后,再支援带动内地共同发展。国家对非均衡发展布局采取了三个倾斜:(1)对外开放向东部倾斜。先后创办4个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开辟了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了长江、珠海和闽南3个三角地带,形成了41万平方公里2亿多人口的沿海开放地带。(2)优惠政策向东部倾斜,包括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3)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向东部倾斜。以1994年为例,全国总投资为15 000亿元,其中向东部地区投资占到62.9%。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第六个五年计划以来,非均衡发展布局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了经济结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了宏观经济效益,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但是,非均衡发展布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西部的发展,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针对这种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泽民同志开始对非均衡发展布局进行调整,使非均衡发展进入协调发展的新时期。

三、“协调发展观”与“三位一体”发展布局的确立

“协调发展观”,是江泽民同志发展思想的鲜明特点,指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在充分利用发达地区经济优势和落后地区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之间互补的整体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实现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江泽民同志的协调发展观丰富创新了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发展观,集中体现在九个创新上。

发展本质的新揭示。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把发展第一要务“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4 ]发展阶段的新定位。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新阶段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阶段”。

发展动力的新论证。发展动力包括四个内容,一是党的先进性是重要力量,二是人民群众是根本力量,三是创新是不竭动力,四是精神文明建设是精神动力。这些新的论断丰富创新了邓小平发展动力的理论。

发展主体的新概括。共产党是发展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发展的“根本力量”,社会新阶层中的六种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发展精神的新总结。与时俱进,是发展的时代精神,与时俱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时俱进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与时俱进“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发展方针的新制定。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新的发展方针:一是“四个尊重”的方针。要发展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二是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方针。

发展机遇的新判断。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告诫全党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政治多极化的机遇和科技革命的机遇,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发展战略的新部署。部署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部署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部署了经济结构调整战略,部署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对外开放战略。通过这些发展战略的实施,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发展的根本目的。

发展道路的新设计。这条道路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发展布局的新确立。在江泽民同志协调发展观指导下,党的十六大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布局。这个发展布局,核心是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以协调为灵魂,以适度倾斜为手段,使“三位一体”之间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得益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已形成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并进入实施阶段,为此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强力推进“三位一体”的发展布局。第一,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扩大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建立经济合作区,开放沿江城市和内陆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放区,增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实行各种优惠政策。第二,调整国家投资结构和产业布局,把投资重点转向中西部,加大中西部投资比重,加大中西部重点建设投资力度;加快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调整产业布局,推动棉纺织加工等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第三,1999年9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中包括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加大西部改革开放的力度,对西部地区“十大工程”、青藏铁路建设,“西电东送工程”等项目加大投入,带动西部经济发展。第四,加强东西部地区互助合作,促进东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开展东西地区的扶贫协作,其原则是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加强东西部对口支援,东部省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省区,开展“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活动等。第五,设立重庆市,调整行政区划,加快长江流域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和长江沿岸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等5个城市,使之成为长江沿江地区我国未来“七大经济区”之首。形成以上海为“龙头”,沿岸中心城市为“龙身”,以重庆为“龙尾”的长江流域整体经济开发新格局。

四、科学发展观与“四位一体”发展布局的创新

毛泽东的“运动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形成的理论铺垫,邓小平的“改革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江泽民的“协调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形成的直接思想来源。“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5]。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五大创新,为“四位一体”发展布局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指导。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观的创新。执政观包括执政主旨、执政方式、执政使命、执政方略等,集中回答“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确立了执政的大政方针,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江泽民领导全党完全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兴国,提高执政能力,增强执政意识等新理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丰富和创新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是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执政的根本目标,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执政党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和落脚点。还指出,执政的根本方式、领导方式,是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同时揭示了执政的核心问题,是“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一系列新思想。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创新。这一发展观集中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到江泽民的“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到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是一个创新过程。其创新点是:(1)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是主题,科学是灵魂;科学发展是统领,人的全面发展是目标;又好又快发展是标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途径;统筹兼顾发展是根本方法论。(2)发展价值取向的创新。发展的基本价值,是彰显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新理念。(3)发展重大关系的创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统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跨越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中国和谐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的统一。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众观的创新。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群众观的思想,丰富而深刻,归纳起来:提出了群众观的基石和前提是相信群众,揭示了群众观的精髓与核心是依靠群众,阐明了群众观落脚点和归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胡锦涛总书记继承和创新了党的群众观,集中表现为:(1)把“以人为本”作为群众观的最终目标;(2)把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群众观的基本前提;(3)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群众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把“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群众观的着眼点;(5)把“到三个必须去的地方”即到最困难的地方,到矛盾最多的地方,到发展没有新思路的地方,作为群众观的方法论;(6)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利益”作为群众观的基本要求;(7)把“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作为群众观的检验标准。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的创新。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同志指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大文明”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报告中,又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就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观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胡锦涛总书记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新了和平发展观,阐明了“和平发展、和睦相处、和谐世界”的思想,指出了高举和平、合作、发展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论证了坚持和谐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坚持和平发展,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思想。

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党的十七大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布局。“四大建设布局”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互为目的,共同构成了前后统一、左右协调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布局最大的优势是,又好又快的经济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不断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思想道德引导和智力支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一发展布局的创新,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坚定了政治立场,指明了前进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确立的“四位一体”总体发展布局,是在总结党的不同时期发展布局的经验基础上而确立的。最大的特点: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方法论是“五个统筹”。在“五个统筹”格局中,继续扎实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一如既往地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使“五个统筹”的发展与“四位一体”发展总体布局紧密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五、发展问题的启示与思考

1.发展是体,科学是魂。发展是贯穿60年的一条红线,在发展问题上要树立发展是体、科学是魂的理念。体魂统一,而不能割裂,魂要附体才能统一,才能发展,发展这个体与科学这个魂结合起来,就是科学发展。如何认识发展与科学的统一问题,要把握好四个关系。一是发展与进步的关系。大发展应有尽有,小发展你无我有,不发展一无所有。二是发展与困难的关系。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三是发展与机遇的关系。在发展上,要急,要抢,要争。急的是责任,是效率,抢是机遇,是时间,是速度;争的是项目,是政策。四是发展与看干的关系。在发展问题上,看不准不动手,看准了不松手,干不成不放手;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干成了自有公论。

2.发展问题要有“三性”、“三求”,杜绝“五条路”。第一,在认识发展上,要做到“三性”,即增强发展问题把握的敏锐性、增强发展问题剖析的深刻性、增强发展问题解决的可行性。第二,在发展方法作风上,要做到“三求”。思想上要求新,不求点子有多少,只求抓住关键,切实管用;方法上要求活,不求形式有多少,只求密切联系实际,喜闻乐见;作风上要求实,不求措施有多少,只求面貌改变,群众满意。第三,要杜绝“五条路”。(1)杜绝依靠大量消耗资源、能源换取经济高速增长的“老路”,坚持资源、能源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新路;(2)杜绝粗放式发展、低质增长的“险路”,坚持精益型发展与高质量、高效益相统一的稳路;(3)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坚持生态、社会、人口统筹发展的“直路”;(4)杜绝经济上搞私有化、政治上搞多党制、意识形态上搞多元化的“绝路”,坚持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路”;(5)杜绝走经济发展较快、老百姓得实惠不多的“狭路”,坚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的“宽路”。

3.实践科学发展观关键是改造主观世界。

第一,树立四个意识,坚持四个创新,明确三个着力转变。“四个意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意识、全面发展意识、协调发展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坚持“四个创新”: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发展举措,创新领导方法。“三个着力点”:着力转变不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转变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把科学发展观转变为谋发展的思路、促发展的政策措施、领导发展的能力。

第二,转化“四个追求”。(1)追求个人升迁,追到不会满足,追不到会更加痛苦;(2)追求非法的物质利益,必然会以公谋私,甚至贪污腐败;(3)追求个人虚荣,难免搞劳民伤财、不得实惠的政绩工程;(4)追求个人享乐,很容易玩物丧志,甚至腐化堕落。把上述“四个追求”转化为一个追求:追求为百姓幸福、为国家富强、为社会稳定多作贡献,才能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锐意进取的干事激情、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人民、为国家多作贡献,做科学发展观忠实的执行者。

第三,弘扬优良作风,加强道德修养。一是转变作风,多作解民忧、化民难、增民利的事情。党员干部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第一线去,到实践中去,帮民富民,化解矛盾,又好又快发展。二是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五要”:言路要广,问计要诚,纳谏要谦,为民要实,富民要真。三是作风正、讲大局、团结人;要真干事、干实事、干净干事;敢负责、敢拍板,不回避矛盾,不贪功诿过;守法遵规,情操高尚,健康情趣。四是加强道德修养。坚持政治修养、理论修养、道德修养、纪律修养、作风修养。坚持道德标准:政治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五把尺子。做官先做人,做人先修德。要勤修德、真修德、修大德。坚持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官、“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明月”。五是党员干部要成为科学发展忠实的实践者。做思想纯洁、品行端正的示范者,做爱岗敬业、敢于负责任的力行者,做明礼诚信、遵纪守法的先行者,做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引领者,做政治上靠归,信念上的坚定者,做作风建设上、品行上的端正者,从事政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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