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和环境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气候变暖、区域环境污染严重、战略性资源和能源供需矛盾不断加剧，各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各国解决资源环境多重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的共识方案。近年来，许多国家纷纷制定绿色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以努力实现一个资源节约、绿色低碳、社会包容的可持续未来，如美国通过投资清洁能源研发刺激绿色发展；欧盟全力打造“绿色产业”发展绿色经济；韩国提出“绿色增长”经济振兴战略；日本通过建立“低碳社会”来推进绿色经济增长等(郑胜利，2010)。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巴多斯、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也都制定了绿色经济战略计划(UNEP，2011)。
为架起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国际社会开始探究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评判和诊断相关政策是否合理以及整个过程是否在朝着绿色发展的目标迈进(OECD，2011；UNEP，2012)。本文通过对绿色发展内涵的讨论和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梳理，以期能够对绿色发展内涵和外延有一个全面的量化认识，对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进展有个全面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参考，同时在实践方面也能够实现新的突破。
1 绿色发展内涵
绿色发展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博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以及后来戴利、皮尔斯等人有关稳态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一系列论述(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10)。随着人们对经济活动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提出的现实需求，绿色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
目前，国内外对于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主要围绕两条路径展开：(1)以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保护为逻辑归宿，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注重温室气体减排、加强资源环境保护(UNESCAP，2010; UNEP，2012)；(2)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逻辑归宿，强调将绿色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清洁化经济增长的动力，如韩国政府(2010)将“绿色增长”视为一种以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来创造新的增长动力和就业机会的新发展模式。
由于发展阶段和区域的差异，各国对于绿色发展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已经基本解决传统环境污染问题，所以重点关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以及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制度框架的构建和各国的合作行动。对于绿色发展的理解，则强调将绿色清洁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特别突出社会包容性(OECD，2011；ESA，2010)。如World Bank(2012)定义绿色增长是环境持续友好、社会包容性的经济。UNEP(2012)认为绿色经济就是低碳、资源节约、社会包容的经济。而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还没有解决传统环境污染问题，对于绿色发展的理解则更多侧重国内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而较少关注社会包容。如夏光(2010)认为绿色经济是指那些同时产生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人类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经济要环保，即要求经济活动不损害环境或有利于环境保护；(2)环保要经济，即通过环境保护活动获取经济效益。胡鞍钢(2010)认为绿色发展应更加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是更加积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尽管国内外对于绿色发展的定义和理解各有侧重，但在本质上均体现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要求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2 国内外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围绕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不断涌现新的成果，主要围绕3条路径展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绿色发展多指标测度体系和绿色发展综合指数。
2.1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传统国民经济核算只能反映经济总量情况，却不能反映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所造成的消耗成本和污染代价。因此，国际社会开始探寻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弥补对经济绩效衡量扭曲的缺陷。
挪威是最早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的国家，1981年首次公布“自然资源核算”数据，并于1987年出版“挪威自然资源核算”报告，对1978～1986年间的能源、鱼类、土地利用、森林和矿产资源进行核算，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奠定了重要基础(Alfsen，Bye and Lorentsen，1987)。芬兰借鉴挪威的核算经验，建立了包括森林资源、环境保护支出和大气污染排放在内的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1993年，联合国统计局将资源环境纳入国民核算体系，提出与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一致的解释环境资源存量和流量的系统框架，即环境经济账户(SEEA)，为各国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理论框架。在各国实践的基础上，联合国不断进行完善，先后推出了SEEA2000和SEEA2003，为进一步规范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可靠指南和保障(高敏雪，2005)。
SEEA体系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已经成为影响最深、应用最广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一。墨西哥是最早进行SEEA试点工作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墨西哥经济和生态核算体系(SEEAM)，对森林资源、石油、大气和水污染等进行核算(周国梅、周军，2009)。随后，泰国、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发展中国家相继展开核算工作。美国、德国、加拿大、芬兰、丹麦、韩国等发达国家在SEEA框架的基础上，也进行了资源环境核算的探索和实践。美国根据SEEA架构建立了综合经济与环境的卫星账户(Integrat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 Satellite Accounts,IEESA),IEESA主要包括两个结构特征，(1)将资源环境作为生产资本；(2)建立详细的经济核算类别标准，以突出经济活动和资源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BEA，1994)。加拿大在SEEA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合其国情的资源环境核算体系(CSERA)，包括自然资本存量、物质和能源流，以及环保支出账户(Statistics Canada，2006)。德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GEEA)采用SEEA基本理论和原则，从环境压力—环境状态—环境反应3个方面来构建框架结构，分别展开实物量流量核算、自然资源存量核算和环境保护价值量核算，其中实物量流量是德国环境经济核算中最完善的部分(吴优，2005)。
由于资源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当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相关理论方法的不成熟，许多国家都选择从某一领域出发进行局部核算，并取得了较好成果(邱琼，2006)。如瑞典的森林资源与环境核算(Statistics Sweden，1997)、芬兰的木材和林产品物质流量核算(Hoffrén J，1997)、德国的废弃物及其再循环核算(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2011)、澳大利亚的环保支出核算(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1999)、菲律宾的鱼类、森林、水和矿物资源账户(Candido A.Cabrido，Jr.et al.，1998)等。
国内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2001年，国家统计局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工作，重点试编“全国自然资源实物表”，包括土地、矿产、森林、水这4种自然资源(齐援军，2004)。之后，又先后与林业局、环保局等合作启动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及纳入绿色GDP研究”和“将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纳入绿色GDP研究”等项目工作(李德水，2004)。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相关的研究，1999年，北京大学开展了“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课题研究，并在宁夏进行试点核算(雷明，胡宜朝，2004)。黑龙江、重庆、海南作为国家统计局绿色核算的试点城市，分别对森林、水和工业污染损失展开了核算工作。
为了进一步提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力，我国充分利用良好的国际合作平台，多次与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国家合作。1998～2001年，国家统计局与挪威统计局合作，编制了1987年、1995年、1997年中国能源生产与使用账户，测算了
等8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李德水，2004)。2004～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和世界银行联合启动“建立中国绿色国民核算体系研究”项目，以切实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中国的应用进程。该项目组正式完成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等重要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建立长期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全面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树立了典范，起到了探索性和标志性的作用。其中，《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对2004年全国31个省市和各产业部门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的实物量进行核算，同时分别从虚拟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角度对环境污染的价值量进行核算，得出“经环境污染调整的绿色GDP核算”结果(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世界银行，2006)。
2.2 绿色发展多指标测度体系
绿色发展多指标测度体系是指通过一系列核心指标从各角度反映绿色发展进步情况，不需要进行指标加权。这类指标体系能够直观地显示绿色发展的促进和制约因素，但无法类似综合指数从总体上评估绿色发展。
2.2.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绿色增长监测指标体系
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各成员国逐渐意识到发展与环境的相辅相成，认为应进一步实施绿色增长战略，以应对金融危机及更长期的政策回应。因此，在2009年OECD部长级理事会上，来自34个国家的部长授意OECD制定绿色增长战略，并为各国拟定一个集经济、环境、社会、技术和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框架。
OECD界定绿色增长以经济增长为逻辑归宿，强调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其建立的绿色增长战略框架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见图1)。该框架充分考虑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并将其他商品和服务视为生产要素，注重用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来缓解环境压力。基于此框架，OECD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涵盖经济、环境和人类福祉等方面的绿色增长指标体系，以经济活动中的环境和资源生产率、自然资产基础、生活质量的环境因素、经济机遇和政策响应这4类相互关联的核心要素为一级指标，共包括14个二级指标和23个三级指标。
OECD绿色增长衡量框架和指标体系涵盖了各成员国生态、经济、结构和体制特征等方面的大部分信息，指标设计相对比较灵活，广泛应用在荷兰、韩国、捷克、墨西哥等国。2011年，墨西哥(INEGI，2011)基于OECD指标框架构建了符合其国情的指标体系，用DPSR模型来测量经济系统(包括生产过程、贸易流动和消费模式)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压力。荷兰(Statistics Netherlands，2011)虽然沿用了OECD指标框架，但是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其所选取的一系列具体指标大多来自荷兰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捷克(Czech Statistical Office，2011)在OECD指标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可持续发展和公平这一主题，用以衡量除经济和环境之外的社会层面情况(见图2)。
图1 OECD绿色增长战略框架(OECD，2011)
图2 捷克绿色增长指标框架(Czech Statistical Office，2011)
2.2.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色经济测度指标体系
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达成可持续发展共识以来，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指标构建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依然存在着严峻的挑战。近年来，绿色经济已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新的趋势，因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开始探索绿色经济衡量框架，为各国政策制定者提供及时和实用的指导。UNEP绿色经济衡量框架主要涵盖3个方面的内容，即经济转型、资源效率、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见图3)。这主要基于3个方面的考虑：(1)经济转型是迈向绿色经济的核心。当前投资大多集中于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产业，而绿色经济的目标则是将这些投资转移至低碳、清洁、资源节约的产业；(2)经济转型成功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3)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是发展绿色经济的最主要目标。
UNEP绿色经济衡量框架的设计理念类似于OECD绿色增长战略框架，都涉及了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目标都是为了能够降低环境压力。但这两者间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例如OECD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强调从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来实现资源环境保护，而UNEP则更加强调环境保护，将更多的资金投资于环境领域。其次，UNEP在框架设计和指标构建中更多体现了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而OECD则较少关注这方面，更多关注了政策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
图3 UNEP绿色经济衡量框架(UNEP,2012)
2.2.3 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生态效率指标体系
亚太地区相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十分严峻，而改进生态效率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减少区域贫困和降低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理事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UNESCAP)建立了一套能够反映经济活动和资源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生态效率指标体系框架，以评估亚太地区环境发展水平对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UNESCAP设计生态效率指标体系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为政府决策者提供一种衡量生态环境影响和社会经济政策效应的实用工具。因此，UNESCAP基于资源消耗强度和环境影响强度指标，分别从宏观经济层面和各部门层面来构建一组核心指标(见表1)，决策者可以根据指标趋势分析，明确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该指标体系框架设计比较灵活，各国可以依据其国情建立自己的指标体系，但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1)必须以追求低资源消耗和低污染的经济增长为目标；(2)必须能够获得相应数据的支撑。
2.2.4 美国加州绿色创新测度体系
加州是全美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最少的州之一，是美国低碳发展的先驱者。2006年加州将全球气候变化协议(AB32)写入法律，这一开创性的立法把加州推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沿阵地，并要求加州在2020年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到1990年的水平。加州同时也是全美最富创新性的州之一，在信息科学、生物技术等领域都有着创新的传统，其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都得益于创新。为了能够进一步推进能源效率与清洁能源的创新浪潮，同时为了能够严格执行AB32并继续创造就业岗位和促进经济繁荣，加州政府于2009年开始编制“绿色创新测度体系”，以监测加州总体的绿色经济发展情况，包括交通运输和可回收能源，并测度加州的经济是如何从绿色创新而得到发展的。
加州绿色创新测度体系主要包括5个部分，即绿色科技创新体系、低碳经济体系、能源效率体系、可再生能源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共包括18个分指标(见表2)。该测度体系主要以低碳经济为核心，同时也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在促进绿色发展中的作用，但并未将社会、结构、制度等因素纳入绿色经济测度体系内。
2.3 绿色发展综合指数
这类指数通常是在选择核心指标的基础上，根据指标的重要性对不同指标赋予其相应权重，进而加权综合而成的。综合指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排名，通过排名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时期内的绿色发展水平在全球或者全国所处的位置，同时通过纵向比较，也可以反映其历史总体水平的动态变化趋势。但是综合指数只能反映绿色发展的总体水平，难以探寻其深层次的促进和制约因素。
2.3.1 耶鲁大学等提出的环境绩效指数EPI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对世界各国提出了包括减少贫困、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等一系列具体目标，但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却几乎没有相关的定量指标来监测。在此背景下，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发布了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SI)，以弥补可持续发展量化指标缺失的空白，并支持“千年发展目标”。为了能够重点评估各国环境治理的成效，并为各国提供政策指导，2006年开始，在ESI的基础上发展了另一种新的指标体系，即环境绩效指数(EPI)。
EPI主要围绕两个基本的环境保护目标展开：(1)减少环境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压力；(2)提升生态系统活力和推动对自然资源的良好管理。因此其指标框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构建了共包括22项能够反映当前社会环境挑战焦点问题的具体环境指标(见表3)。虽然EPI为各国对环境领域进行更为广泛的严谨分析提供了一个框架，但这个框架并不能对各国的绩效变化进行跟踪，因此，EPI从2010年开始尝试从时间序列上来监测核心指标，以找出全球哪些环境问题得到了提高或恶化，哪些国家环境绩效发生了进步或落后。
对于指标权重的确定，EPI目前也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赋权方法，一般主要通过混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等权法、搜索已有文献并咨询专家意见等方法来确定不同指标之间的权重，并且各指标权重每年都在不断调整变化中。
EPI是一套比较成熟、透明的定量化的评估体系，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应用也相对较广。2009年，中国环保部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将EPI应用于中国省级层面，构建一套符合既能与国际研究思路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省级环境绩效评估技术体系。该指标体系涵盖了包括空气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农业、林业在内的33个具体指标和12个环保政策类别(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2011)。
2.3.2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出的资源环境绩效指数
2006年，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出了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PI)，对国家和各个地区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绩效进行监测和综合评价(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6)，认为一个地区的资源环境绩效指数越低，则资源环境绩效水平越高或者节约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国家层面，该指数系统选取了能源消耗强度等4个资源消耗强度指标，单位GDP化学需氧量(COD)排放等3个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标(见表4)，并通过等权赋值的方法，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2000～2009年的资源环境绩效进行综合评估，以反映各省市之间资源利用技术水平的相对高低和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压力的相对大小。
近年来，国内对资源环境绩效指数探讨较多，黄和平等人(2010)认为资源环境绩效指数的表达意义与直观上的资源环境绩效水平或者节约程度正好相反，容易造成直观错觉，因此对资源环境绩效指数进行了适当改进，改进的资源环境绩效指数认为绩效指数越高，则资源环境绩效水平或者节约程度越高。另外，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指标存在差异，并且各指标间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在此情况下，采用等权赋值方法则缩小了各指标之间的差异，从而造成结果失真，他认为专家咨询法相对能够体现资源环境绩效的真实水平，并用此方法对江西省资源环境绩效进行综合评估。
2.3.3 北师大绿色发展指数和北京工商大学绿色经济指数
近年来，中国国内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挑战以及战略性资源能源的供应安全挑战，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定“十二五规划”来应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研究机构分别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发展监测指标体系，用以全面衡量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北师大提出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特别注重绿色与发展的结合，突出了政府绿色管理的引导作用，加强了绿色生产的重要性。实际上，它是一种广义的多指标绿色发展测度体系，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主要从经济增长绿色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政策支持度这3个方向出发构建指标体系，共遴选了9个二级指标、55个基础指标(见表5)。庞大的指标体系就涉及到如何将各指标进行综合，就需要考虑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在指标赋权方面，北师大征求了经济、资源、环境能源、统计等研究领域的专家的意见，并对其反馈的意见反复斟酌、分析讨论，最后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经过这样的处理，该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绿色发展水平的大致趋势。
北京工商大学等研究机构则从资源环境效率出发来构建绿色经济指数，将北京作为绿色经济指数的基准城市，以北京的资源环境效率为基准来计算其他城市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生态效率评估指标体系。也正是因为简化，使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对全国273个城市以及31个省市及自治区的资源环境效率以及绿色经济指数进行评估。
3 讨论与启示
“绿色发展”概念的提出源于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从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到2012年的里约+20峰会，世界各国努力推进绿色转型，并建立一系列评价指标体系以监测各国的绿色发展进步情况，为政府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提供重要依据。当前，国内外对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1)如何更好地建立反映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状况的评估指标体系；(2)如何使绿色发展评估指标体系能更有效地综合到政府决策和管理中。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不断涌现新的成果，目前比较一致的结论有：(1)各指标体系均试图全面捕捉和反映绿色发展，但由于区域和发展进程的差异，国内外研究的重点存在明显差异，国外发达国家更多关注资源环境、社会包容和人类福祉，而国内还处于工业化进程阶段，更多关注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包容和人类福祉关注较少；(2)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区域和城市层面，对于具体行业尤其是工业行业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
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并日趋成熟，但仍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受主观因素影响太大，这也是目前所有评估研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尽管专家学者们宣称指标框架建立、指标选取和赋权、综合指数合成的过程中会尽量避免主观价值判断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但综合指数依然或多或少渗入了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和主观情感。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绿色转型的巨大挑战和压力，迫切需要绿色发展相关理论进行科学指导。本文针对国内外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并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得到了下面几点启示和建议：
(1)加强资源环境统计数据基础建设，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从国内外绿色发展评估过程来看，数据的不完整性是导致评估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由于历史原因，当前我国各地区统计指标体系还不够完整，统计口径不一致，数据和基础统计资料不够完善，在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公开性等方面与国际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未来需要我国进一步加强统计基础工作建设，完善统计指标体系建设，以为绿色发展评估提供数据支持。
(2)进一步深入对具体行业、具体地区的研究
目前，国际上绿色发展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和区域层面，而国内研究学者对于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和针对具体行业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相对缺乏。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有效耦合产业结构转型和绿色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另外，我国地域广阔，各省市之间的资源环境和经济状况差异也较大，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针对具体行业和具体地区的研究，以有效推进各行业和各地区的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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