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3年至1966年，在中华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即四清运动，这场运动历时四年之久，波及全国三分之一的广大地区。它前承三年自然灾害，后接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后党史中十分重要的一段。四清运动的起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国内国际，也涉及党内党外。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以期对该问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不当之处，祈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从1957年到文革爆发，几乎每年都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而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实际上成为四清运动的预演。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提出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说：“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8页。）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于8月8日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1958年，在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中，8月29日中央发出《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3～74页。）。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随着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中央又一次提出在农村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求“各省市区党委，都应该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领导上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在农村进行整风整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今年冬季，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73～674页。）。1961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针对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间还存在的思想问题，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同时，《指示》也指出：“不断地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农民，不断地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这应当是我们一项经常工作。”“没有这项工作，很多农民就会迷失方向，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发展”（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65～771页。）。
在整风整社运动初期，发现基层干部贪污多占、经济手续不清的情况比较普遍，如湖北麻城县1959年4月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参加会议的1万多名干部中，查出有贪污多占行为的干部有4140名（注：《中央组织部关于湖北省麻城县算帐问题的材料》（1959年4月18日），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A001-03-711。）。因此，各地为贯彻毛泽东“旧帐一般要算”的指示，普遍开展了算帐的运动。算帐过程中，各地普遍清查了1958年的分配帐、粮食帐、食堂帐、副业收入帐以及种子调拨帐等。有的地方不仅提出要算经济帐，还要算思想作风帐。要求在清算经济帐的同时，必须下决心清算一下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认为算帐运动的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整风运动（注：《中共江宁县委关于东山人民公社算帐大会情况的第一次报告》（1959年4月12日），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A001-03-711。）。从算帐的基本内容和后果看，它实际上已具备后期经济四清的雏形。
在随后的整风整社过程中，各地在步骤上，大致采取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鸣放辩论，回忆对比，分清大事大非，解决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问题；第二，选择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的代表人物进行重点批判辩论。第三，整顿干部队伍，进行党、团组织建设。第四，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生产高潮。在整社的基本要求上，有的地方提出从思想、政治、组织和制度上巩固人民公社。如湖南省委在整社试点时，提出在思想上，要把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的错误言行，在群众中狠狠搞臭，划清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界限；在政治上，坚持政治挂帅，积极培养和扩大骨干力量，树立三部分人在生产队和作业组的绝对优势，把领导权紧紧握在这些人的手里。在组织上，把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各级组织都健全起来。在制度上，建立和健全生产管理、生活管理、财物、分配和民主管理制度（注：《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整社试点座谈会的报告》（1959年9月30日），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A001-03-711。）。在整社的基本方法上，有的地方，如河北保定采取了“四清”的做法，即通过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以期达到堵塞经济漏洞、加强经营管理、整顿干部作风、促进劳动生产的目的。同时，全国不少地方也在搞“三清”、“五清”、“六清”等，做法不一，但不论叫几清，“实际内容大体相同”（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页。）。
由此可见，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实际上就是四清运动的预演和准备，只不过由于正在进行经济调整等条件的限制，运动没有演变成像四清时期那样大的规模和影响。但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已经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基本形成，其运动中产生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与四清时期极为相同。因此，60年代前期，在国内，因“三面红旗”而在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分歧，在国外，鉴于苏联已经“变修”和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使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从而在全国再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二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造成这一危局的原因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如何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二是包产到户，三是干部的甄别平反。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当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存在30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页。）同时，刘少奇还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1页。）、“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0页。）。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处于经济工作调整一线并担任“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最为清楚。西楼会议期间，周恩来非常赞同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还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75页。）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讲话，但于2月8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他评价了刚刚结束的七千人大会，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帐，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他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7页。），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要求在宣讲大好形势时，“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7页。）。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注：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他指出：“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的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8～1110页。）。
二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他指出：“有些地方，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06～907页。）朱德于1961年在浙江视察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1页。）邓小平说得更直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陈云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16页。）他还就此问题，在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本来不赞成包产到户，但经过湖南农村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当前具有优越性。调查期间，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冷漠，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回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了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注：董边、镡德山、曾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9～92页。）。
出乎刘少奇的意料，毛泽东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并尖锐地说：“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这怎么行？”（注：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8～509页。）并多次批评田家英60%的包产到户、40%搞集体的主张；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同志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2～1123页。）。
三是翻案风问题。在60年代甄别平反的过程中，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庐山会议没有错，问题只是不该传达到县以下。因此，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平反。当他得知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受到批判时，不得不进行辩解和申诉。1962年6月16日，他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特别申明，说他阴谋篡党和有国际背景，实在腹怀委屈，是莫须有的罪名，如果发现事实确凿，他宁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6～1127页。）。
与此同时，康生等人诬陷小说《刘志丹》“反党”、“为高岗翻案”，牵连曾参加过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同志，搞了又一个“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把小说看作是他们的“反党纲领”。毛泽东指出：“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0～1131页。）
对于这一切，毛泽东称之为“翻案风”。他指出：“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7页。）。
同时，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造成困难形势的原因之一就是基层干部作风存在问题。正如1963年2月讨论通过、1963年3月1日中央正式发出的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所指出的，在农村，许多社队存在工分、帐目、财务、仓库不清的现象，许多干部多吃多分多占，手脚不干净。另外在许多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也滋长起来了，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党的各项工作。
由此可见，因对困难形势以及如何解决而产生的意见分歧，使毛泽东认为党内高层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基层干部队伍也存在严重问题。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注：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解决干部作风问题，已势在必行。
三
四清运动的发生，除上述国内因素外，还有着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由此而引出的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
中苏关系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历史课题，但从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针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予以反对，认为赫鲁晓夫“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并认为’苏共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70页。）。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共反对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465页。）。关于和平共处问题，中共反对苏共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总路线。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所谓“议会道路”、“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等观点，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这一点，“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针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问题，中共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针对“全民党”问题，中共认为：“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赫鲁晓夫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3页。）正是由于中苏两党在上述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面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大跃进战略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民公社化实践，苏共领导人一开始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苏联的报纸也很少介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方面的文章。但是到1958年底，赫鲁晓夫开始表态了，原因之一，据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生气（注：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2页。）。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注：沈志华执行总主编、杨存堂分卷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七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190页。）赫鲁晓夫还建议读一读他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所作的报告，认为“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22页。）。苏联的宣传机器也讥讽大跃进政策，并指责中国人说：“他们自认为比列宁的同胞更理解列宁。”（注：安·哈扎诺夫：《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
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他指出：“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那些足以使他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毛泽东又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392页。）他还指示以通讯的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鉴于“苏联变修”以及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维护三面红旗的决心。
从“四清”运动发生前因的角度分析中美关系，有直接影响的就是对由美国倡导的推进中国和平演变图谋的警惕。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1958年10月24日接受英国电视公司记者采访时的言论后，给予了高度重视。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他还指示“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注：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扩大，毛泽东把美国的和平演变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密切联系了起来。这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让人印发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三篇演说，让到会同志认真看一看，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注：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认为杜勒斯宣称的希望“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其实“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步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注：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这些讲话充分表明，毛泽东对敌人策略的变化，给予密切关注，对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目的，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并一再提醒全党，要开展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在客观上，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苏关系日益恶化，1962年发生了新疆“伊犁、塔城”事件，大批中国居民在苏联的策划下，逃往苏联，两国边境摩擦不断；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总之，60年代前期，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当严峻，确有南北夹攻，四面包围之势。正如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所说：“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过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演出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2～653页。）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中国出了修正主义该怎么办”的问题。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四
四清运动的发生，毛泽东是最重要的主观的历史因素之一。换句话说，毛泽东的理论认识和社会理想对四清运动的起源有直接关联。
首先，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认识。四清运动的开展，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认为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注：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页。）、“牛鬼蛇神不一定每个村都有，但相当普遍”、“现在看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大队很坏，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三分之一也要具体分析。”（注：《主席谈话记录》（1964年3月28日下午和29日下午在河北邯郸），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855-7-2843。）这些认识是与毛泽东晚年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分不开的，它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估计，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3页。）。这一理论的提出，造成了建国后长达20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
其次，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四清运动作为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不断革命论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内容。毛泽东指出：“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这种理论在四清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再次，毛泽东社会主义模式中的某些空想成分。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没有科学的认识，其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着某些空想的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是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纯而又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片面强调集体主义、革命道德和政治挂帅，忽视个人的物质利益原则。三是追求某种带有平等、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目标。社会主义教育也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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