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美苏对华政策与国共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国共论文,时期论文,关系论文,美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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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动向对战时的世界局势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美苏等国为了争取战局能朝着有利于本国安全的方向发展，均开展了积极的对华外交。它们所实行的对华政策，又直接影响了抗战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可以说，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合作、分裂、谈判……无一不受到美苏对华政策的深刻影响。
一
抗战爆发前后，美国的“中立”政策和观望态度，促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寻求苏联的援助。苏联的力促中国抗日政策，直接推动了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步步进逼，国民政府一直在寻求美英各国的支持。美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虽然曾多次对日本发出呼吁、警告，并积极帮助国民政府改革金融，统一币制，增强实力，但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力避卷入一切国际纠纷，加上对日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又占极大比重，因此，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美国拒绝采取援华制日政策，在“中立”的旗号下仍然与日本大做生意。
与美国相比，苏联则竭力主张制裁日本。斯大林早就认定日本的侵略矛头是对准苏联的，中国东北不过是其“进攻苏联的跳板”。[1] 加之1933年德国纳粹分子上了台，苏联的西线又受威胁。因此，如何能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便成为苏联外交的重点。但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要求国际社会遏制日本侵略行为的呼声难以得到响应。为了能使东线免遭战祸，苏联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是设法与日本“保持和平关系”，“总是让日本一步”，以免激化矛盾。为此，苏联不仅低价出售了中东路，而且与日本解决了存在多年的西伯利亚渔场问题。[2]二是改善中苏关系，推动中国抗日，使日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力北犯苏联。这一政策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安全，但是对中国全面抗日局面的形成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来说，也早已意识到中日全面交战迟早要发生，且中日战端一开，沿海地区必遭日军封锁，寻求与中国接壤的苏联的援助势成必然。因此，在1934年10月，蒋介石便密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赴莫斯科进行非正式访问，探询中苏缔结抗日联盟的可能性。苏联便开始了积极的促战外交。
1935年10月9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通过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探询苏联政府的援华态度，问如若中国被迫武装抗日，“中国政府能否经过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苏联方面的回答是不仅同意卖给中国军需品，而且希望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3] 当蒋介石要求缔结互助条约时，苏联明知为避免对日作战不可能与中国缔结该项条约，却不作正面回答，仅强调时机未到先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多次向陈立夫、蒋廷黻、翁文灏等人表明苏联援华抗日的态度。抗战爆发前夕，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表示，中国先出面向英、美等国倡议召集太平洋国际会议，起草一项集体安全条约，如条约无法达成，苏联便与中国单独签订安全互助条约，并将一份草案交给了王宠惠。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即令王宠惠与孙科去与鲍格莫洛夫签约。但鲍格莫洛夫却强调，苏联还未作好战争的准备，只能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虽感失望，但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暗示是苏联将在适当时机参战。[4] 这些对于和战举棋不定的蒋介石来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对中共关系作出适当的调整。在中苏谈判中，蒋介石一再要求苏联政府给中共和红军施加影响，使其承认国民政府的权威和指挥，保持军队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5]苏联政府表面上拒绝了此项要求，要蒋介石自己去与中共谈判，实际上却施加了重要影响，使中共的策略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正是在此背景下，蒋介石于1936年1 月委派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人王明进行了接触，国共之间的秘密谈判才得以开始。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即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建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为了在实践上实现这一任务，不把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作为联合的条件。”[6]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王明起草了《八一宣言》。11月，张浩从莫斯科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策略方针的指示，要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以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高表现形式，改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等等。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就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3个月后， 斯大林根据欧洲局势的变化和中苏谈判的进展，又指示中共采取迫使蒋介石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便向国民政府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9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内部指示。西安事变发生，苏联、共产国际力主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以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就坚定了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也促使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中共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提出五项条件四项保证，主动对国民党作出重大让步，红军接受改编，政权进行改制，放弃暴动方针，这些均与蒋介石向苏联提出的要求相一致。可以说，此后的国共谈判乃至蒋介石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均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由此看来，美苏对华政策对于国共再次合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若不是美国的冷眼观望与苏联的积极促战，蒋介石不可能从实际出发考虑调整与中共的关系。同样，若无苏联、共产国际的直接推动，中共也难以有“逼蒋抗日”和“四项保证”。但因此也就产生两大问题，其一，斯大林为达到牵制日军北进的目的，确认蒋介石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要求中共单方面作出重大让步，置中共于服从的地位，构成了两党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埋下一大隐患。中共如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便不能“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更不能“发展阵地”，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7]如要强调军队、政权的独立性， 又势必与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服从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发生矛盾。这一问题必将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日趋尖锐。其二，蒋介石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其前提是联苏抗日，也就是说中苏政府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间的关系，一旦战争形势发生变化，联苏退居次要，那么国共关系也将急剧变化。同样，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其前提也是服从苏联、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一旦国际局势变化，也难以坚持“四项保证”。因此，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就已隐伏着难以排除之危机，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共分裂似是必然之事。
二
从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苏对华政策有起有伏，国共关系也由融洽走向分裂。
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后，国民政府竭力呼吁国际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虽发表了“防疫隔离”演说，却不改变中立观望政策，布鲁塞尔会议美国居然拒绝讨论制裁日本侵略问题，致使解决中日冲突问题的会议不了了之。与此相反，苏联援华态度积极，不仅在国联“为我尽力声援”，而且派出志愿空军和军事专家参加对日作战。
苏联的军援和参战深深吸引着蒋介石，斯大林对蒋介石领导地位的肯定又增强了其“溶共”的决心。1938年1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便执意要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2月， 蒋介石进一步提出要国共“溶成一体”。6月，国民党监察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 恢复毛泽东、周恩来等26名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
武汉会战一结束，日苏美均调整了对华政策。日本因无力再发动新的攻势，只得采用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对华方针。苏联力促中国抗日的目的业已达到，不必再重复对日作战的诺言。鉴于欧洲局势的日趋恶化，斯大林在远东仍采用两手政策。一手是继续拉住蒋介石，防止他“效法汪精卫，寻找同日本军国主义妥协的途径。”[8] 因此仍然对华提供援助，仍然要求中共服从蒋介石的领导，“避免采取使国共关系尖锐化的一切措施”。[9]另一手是寻求与日本的妥协。 针对英美的反苏攻势，斯大林在与德国磋商互不侵犯条约之时，也开始与日本商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中立条约。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却出现了转折。1938年11月3日的日本第二次近卫声明， 宣布要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直接否定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因此，美国为了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拉住蒋介石，使他不至于因依赖苏联的军火援助而落入“俄国共产主义手中”，[10]决定向中国提供适当援助。1938年12月，罗斯福批准发放一笔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此举带动英国也宣布对华借款50万英镑。数目虽不大，却意义重大，表明美国已由“中立”观望开始向援华制日转化。此后，美国为防范日本南进，对日态度日趋强硬，不仅宣布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宣布对日全面禁运废铁与钢铁，而且修改了《中立法》，中国可直接向美国购买军火。就在日本宣布承认汪伪政府的同一天，美国竟针锋相对地宣布向国民政府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和50架新式战斗机。
美苏对华政策的交叉起伏，国共关系也迭起波澜。在蒋介石看来，苏日妥协迹象明显，表明继续促苏参战已属徒劳，对苏军事外交只可能获取有限的军事援助。美日矛盾日趋尖锐，预示着美日一战难以避免，对美政治外交是促美参战的重要途径。政治外交的两个基本点，那就是：（一）中国的抗战既是为本民族而战也是为世界各民主国家而战；（二）强调中国得不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势必将因失望而倒向共产主义的苏联。因此，在蒋介石的外交棋盘上，重心显然已经西移，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溶共”之策本属“上策”，但中共力拒合并，不肯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加之中共力量在敌后的猛烈发展，表明中共的让步显然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日后终要推翻国民政府。因此，原本就打算要“在抗日过程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蒋介石，便决心乘正面战场相对稳定之机，利用美苏对华政策中对其有利之处，多管齐下，迅速解决这多年的“心腹之患”。具体办法是正面劝降，“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11]反面威逼，加强反共宣传，制造反共“摩擦”；再“派人在莫斯科向第三国际要求斯大林命令中共听从中央命令”，造成中共不得不“投降”的形势。[12]于是，在一阵紧一阵的“摩擦”声中，融洽的国共关系便逐渐走向分裂。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9～10 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已统一了思想，就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达成了共识，因此面对蒋介石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决不会让步，还之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加之莫斯科提醒中共要防止国民党叛变投降，毛泽东便断定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责任已“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故在确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革命目标之时，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至此，国共分裂已呈难以弥合之势。
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提出， 国共之间已由“摩擦”发展到对抗。蒋介石令中共军队一个月内全部开赴规定地区，军队总数不得超过10万人。中共则以50万军队要抗战，开到黄河以北无法生活为由加以抵制。[13]结果，不久发生的黄桥战役和百团大战使蒋介石进一步坚定了“军事反共”的决心。11月14日，军令部拟定了黄河以南消灭新四军的计划。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署解决“江南匪部”，“勿再宽容”。[14]1941年1月6日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发生，实际上是国共合作形成时隐伏之危机的大爆发，国共两党也均准备摊牌。蒋介石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并密令“各战区应防范当面之匪，相机袭击。”[15]毛泽东也认定“现在的问题是根本破裂的问题”，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的问题”。[16]国共全面破裂似已无法避免。但是，正如国共合作深受美苏对华政策之影响一样，国共破裂与否也受到美苏对华政策之制约。
蒋介石要维持其统治地位，必须坚持抗日，要抗日又必定要争取美苏的支持和援助，因此，美苏的对华态度便直接影响了他各项政策的实施。中共要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反击，必须得到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支持，若得不到支持，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均难占优势。而美苏恰恰均需要利用中国的抗日来牵制日本的南进或北进，绝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因此，各自运用其有力“武器”迫使国共继续维持合作局面。美国主要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先是总统致电蒋介石，希望国共继续合作，后是总统代表居里访华，进一步表示：“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17]蒋介石因“顾虑英美援华态度”，不得不把反共气焰暂加收敛。苏联则分别对国共均施加了压力。对国民党，通过外交途径发出暗示和警告。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斯基要中国大使邵力子转告国民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驻华大使潘友新则直接面见蒋介石，指出进攻新四军损害了中国的抗战力量。军事顾问崔可夫更明确暗示何应钦、白崇禧，国民党如再进攻中共军队，苏联将停止对华援助。对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发出指示。事变前，季米特洛夫便一再要求中共不要对国民党采取任何行动，停止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即要中共忍让。事变后，季米特洛夫更明确指示中共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要集中火力打击亲日派。[18]军事顾问崔可夫则再三叮嘱周恩来要设法延长同国民党的关系，并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停止援助国民党之要求。正因为“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毛泽东遂决定“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19]
事实上，中共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守势使国民党陷于极端被动的地位，既失却了继续进攻的口实，又惨遭国际舆论的抨击，最后只得以蒋介石出面公开保证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才告落场。这一结果显然是受美苏的影响才可能出现的。蒋介石深知“抗战时对共党作战，容易失去国际同情”，只得再摆出“政治解决”的姿态。[20]毛泽东虽已认定“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但也认识到“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21]正因为如此，几近全破裂的国共关系又得以缓和起来，但要恢复融洽已无可能了。
三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整个世界大战的格局，中苏、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共关系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转折。
苏联因对德作战的需要，停止了对华的军事援助，调回了在华的军事顾问。为避免激怒日本，不能“给人以对日联合战线的印象”，苏联甚至避免与中国政府的直接接触，并拒绝了中国政府欲打开西北运输通道的要求，再加上新疆盛世才的弃苏投蒋，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美国则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了中国同一战壕的战友。为使中国政府能更积极有效地组织对日作战，牵制日军在太平洋的行动，为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服务，罗斯福总统不仅提议成立了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联军统帅，而且将中国列入了“联合国家宣言”四个领衔国之中，与美英苏三国并列，这就使中美关系达到了空前热切的程度。
在此背景下，认定中国抗战胜利已指日可待的蒋介石便又急切地将解决中共问题摆上了桌面。苏德战发，蒋介石的谋士们便断定“苏联今后世界革命之火恐不易燃起”，中共今后之动向“一投降敌伪，二投降中央，三割据，以投降中央之可能性为大。”[22]美国一参战，蒋介石的腰板更硬，一面批示：“对共党应施以各种宣传，使其党员及一般民众皆对共产党前途与过去作为无异出卖民族及其必败之道……”[23]一面制造反共事件部署反共军事行动，分化孤立压迫中共，迫其“投降”。
此时，中共确是处在“国内政治最困难的一年”。苏联正处于最艰难的对德作战时期，“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避免从我们这方面发生一切可能导致这种关系更加紧张的做法”，[24]也就是要杜绝蒋介石因反共而反苏的一切借口，全力配合苏联牵制在华日军的军事行动。正是为了缓和国共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五周年的宣言中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对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实践到底，决无丝毫违误之处。”[25]这一表态使蒋介石惊喜地以为“中共已有觉悟，愿悔祸团结”了，便提出要毛泽东到西安一谈。毛泽东也认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26]后经周恩来力劝才改派林彪去重庆谈判，“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27]
随着林彪赴渝谈判，国共表面关系是暂时得到了缓和，但是国民党的基点是要中共交出军队政权，声称只要中共军队接受命令、听从调遣，防地可以不尽如何应钦1940年10月“皓电”中的要求。中共的方针则是“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争取好转，不忘防御；争取合作，不忘斗争；争取发展，不忘巩固”，故强调实行“三停三发两编”，[28]黄河以南部队战后北移，目前只做准备。很明显，国共两党的谈判因要求“相距较远”而不可能有满意的结果。拉锯战拉到1943年6 月4日，张治中干脆提出谈判“须搁一搁”了。原因很清楚，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国民政府的地位大为提高。5月22日，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共似乎失去依托。蒋介石居高临下又重弹“溶共”老调了。6月7日，张治中便对周恩来明言，国民党对中央有两种意见：“一为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合法；一为同国民党合并。”要中共择其一。[29]也就是说谈判已无必要，中共只有“投降”一条路了。于是，随着蒋介石部署的“闪击延安”和“中国之命运”大论争的开始，国共关系又重趋紧张。
此时，苏联显然已无力阻遏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攻势，唯能劝导中共忍让而已。美国却再次运用其特殊的影响力使国共继续维持合作的局面。在罗斯福看来，蒋介石是“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又与苏联有着“严重的政策冲突”，是美国战时及战后在亚洲的理想伙伴，因此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进入“四强”。但是蒋的积极反共姿态显然将影响“有效地联合进行战争”，且将造成战后国内的分裂，给苏联提供可乘之机。特别是德黑兰会议前斯大林就已同意出兵东北，“如果中国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时还未统一，它将面临一场危机”，那时中共控制的华北将与苏联控制的东北连成一片，中国便将落入俄国的手中。[30]因此，罗斯福不仅不支持蒋介石反共，反而要求他进行民主改革，组织“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联合政府，以便“在政治上抓住中共，不让其全部为苏联所把握”。[31]罗斯福的态度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再次收起军事反共之念，继续“以政治手段谋求消灭共产党”了。
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毛泽东虽早已洞察蒋介石的灭共之心，但正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断定“国共将有协调的必要和可能”，不失时机地派出林伯渠再行恢复国共谈判，“表示我们是要同国民党合作”的。[32]同时，采取“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邀请外国记者赴延安访问，要求美国派员长驻延安或派遣代表进行视察，以扩大解放区在国际国内的影响。随着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的进入延安，中共领导人与美国外交官直接进行了交谈，解放区战场的战况也为国内外人士所了解，美国舆论更对中共有利。报界不断呼吁中国政府亟需改组。驻华官员要求总统“将援助国民党转为援助共产党”，“使国民党不能发动内战”，甚至认为“中国武力均衡之重点已移向共产党”，而“中共制度是民主民族之政治，……中共是美国未来之友”。[33]面对国民党豫湘桂战役的溃败，史迪威坚决要求指挥包括共产党力量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罗斯福也不断致电蒋介石施加压力……就在蒋介石惊恐地感到“美国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之时，[34]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召集国事会议、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显然是根据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提出来的。毛泽东、周恩来曾多次对进入延安的美国官员表示，要赢得抗日胜利和避免内战的唯一办法就是美国“既支持国民党、又支持共产党”，建立国共平等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35]确实，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既与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一致，又得到国内各界的一致赞成，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方案。
但是，蒋介石深知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无疑是“推翻政府”，由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他就无法解决“心腹之患”，因此抱定破釜沉舟之决心，以调换史迪威为借口，拼命抵制美国的现行政策。面对这一僵局，早已将自己置于战后世界领导地位的罗斯福，为了不失去一个能在远东遏制苏联的伙伴，再三权衡，只得调整对华政策，决定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对付中共，可通过缓和中苏关系，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来限制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得不到苏联支持的中共当然就只能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了。于是，随着史迪威的被调回，赫尔利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对华政策便不再是缓和国共关系的政策了。蒋介石态度强硬地坚持：“中共交出军队，然后政府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虽然赫尔利还在不辞劳苦地进行国共“调停”，但是蒋介石已胸有成竹地准备战后“荡平”共产党了。
1945年2月雅尔塔密约的签订， 预示着国共战后合作的可能性愈益缩小。斯大林为了获取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构筑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屏障，同意与蒋介石签订一项公开声明不支持中共的中苏友好条约，从而与美国扶蒋压共的对华政策达成了一致。于是，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宣称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36]蒋介石在重庆的“六大”上高呼：“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也就是说，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八年的中国共产党，到抗战胜利时居然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美苏对华政策从其出发点来说，都希望中国避免内战，但其实际效果却均鼓励了蒋介石实施武力解决中共的方针。在此背景下，国共焉能有平等合作的可能？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为实现其奋斗目标，当然只能走上反抗的道路了。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美苏的对华政策均以本国利益为准绳，审时度势，变换手法。当与中国利益相对一致时，便能促进中国团结抗日的局面，对国共关系起到积极的影响。当与中国利益发生矛盾时，则不惜牺牲盟国利益，为我所用，从而对国共关系投上不利的阴影。从中也可以看到，国际环境对国共两党的关系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无论从两党策略方针的制定，还是两党自身力量的消长，均有其不可忽视的因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如何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抓住时机，达成第三次国共合作，确属当务之急。
注释：
[1][8]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32页。
[2]别列日柯夫1982年在美国接受《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的讲话，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2期。
[3]《苏联外交文件》662～663页，参见曹学恩、 徐广文主编《民国外交简史》第375页。
[4]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2卷， 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8年版，92页；秦孝仪：《战时外交》（二），台北，407页、 47 9页。
[5]《苏中关系（1917—1957）文件集》64～65页。 参见《民国外交简史》，379页。
[6]莱布索里·希里民业：《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 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178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394页。
[9][24]季米托洛夫给毛泽东的信。 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2～3页，第2页。
[10]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30页。
[11][14][15]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543页，570页，570、571页。
[12][17][20]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218页，190页，377页。
[13]《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463页。
[ 16] 《毛泽东关于考虑与蒋介石根本不破裂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1月2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7页。
[18]同[9]，1941年1月20日、2月5日。
[19]《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表“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恩来、德怀、胡服电》，1941年1月23日。
[21]《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
[22][23][34]同[12]，第218、254、459页。
[25][26][27][29][32][35]同[13]，536、538、5 39、557、570～573、581页。
[28]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
[30][31][33]，《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卷，第545、695、618、615页；1945年，第158页。
[3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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