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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个时代，获知与性相关的信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成本几乎为零，网络、电视中有太多内容对他们构成诱惑。好奇、窥视、窃窃私语中，他们获得了粗糙、扭曲的性知识。而大人们本该在恰当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告诉他们：生育是怎样的过程，两性又有哪些不同。
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给孩子预备的物质生活已经丰富了很多，到了该照亮他们的眼睛和心灵的时候！
官方性教育仍然摸着石头过河
一份调查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女性月经初潮在13岁左右，男性首次遗精在14岁左右，分别比上世纪60年代提前了2年和1年。中华儿科学会内分泌及遗传代谢病项目组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我国女孩青春期发育平均年龄为9.2岁，比30年前提前了3年多。
与此同时，网络时代让这些飞快长大的孩子接触到的信息，比他们的父母当年多得多。广州市近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无论男孩女孩，他们获得的与性有关的信息，七成来自网络以及各种媒体。
可是，面对这样快速成长的一代，我们的性教育却几乎停滞不前，只有少数一些性教育的尝试在不同的地方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2003年，南京一些中学在课堂上教学生如何使用避孕套，这种做法在一些学校受到欢迎，而在另一些学校则被强烈抵制；广州的类似授课内容，却被一部分学生认为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和“道德的怀疑”。
山东和浙江的一些教育者则采取了保守的姿态，他们给学生上“守贞课”，听课的多是女学生，她们宣誓把人生第一次留到洞房花烛夜。
而几乎在同时，北京市教委则在思考尝试建立更加完善的性教育体系，向全市推广。这个尝试源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份调研：无论学校、家庭还是社会，都没有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做好准备。学校缺乏师资，家庭缺乏知识，社会教育鱼龙混杂。于是，2009年，北京市的性教育试点在30所中小学正式启动，并由首都师范大学编写《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性教育大纲》（草案）。
官方采取的态度是谨慎而稳重的。主持这份性教育大纲编写的张玫玫认为，目前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对于性教育的开展可能会稍好，但更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领域，有的甚至滞后或漠视。但并不是说，经济落后的地方就不需要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
2011年，北京市又有15所中小学加入试点学校。历时三年制定出来的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大纲草案，在北京45所中小学中开始了新一轮试点。
性教育不是生物老师的事情
东直门中学是《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模式初建》课题最早的试点之一，但他们的尝试走得更早。这里的学生到了高一下学期或者高二上学期，就会开设一门心理健康课，这是学校自主决定和开发的课程。其中有8到10个课时，将涉及青春期的性教育，为学生讲课的老师，是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陈萱。
七、八年前，也就是陈萱当老师的头几年，学校的生物课到了某几个章节是这样上的：一个班的男女生分开，到不同的教室，一台录音机将播放标准的课程内容。即便是老师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些青春期的孩子讲这些课。
渐渐地，老师们意识到，这样的遮遮掩掩需要被坦然面对替代。对这些中学生，要讲的不只是性的自我保护，还有对性的态度和价值观。
陈萱开始给孩子们以自己的方式上课，她编了一个案例：高二文理分班，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分到一个班，男孩子球打得好，帅气，女孩对他有好感。有一天，男孩子脚崴了，没来上学，女孩子心里空落落的。等男孩子脚好了，回来上学了，这个女孩子觉得天也蓝了，心情也好了。“这个女孩子对男孩子是什么感情？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她最后问学生。
一个班的男女生开始分组讨论，分辨这是喜欢、迷恋还是爱情。学生们在纸上列出“早恋”的关键词：单纯、美好、浪漫、冲动、不追求结果。
然后他们开始分析利弊。在早恋里能获得什么？孩子们给出的答案是：浪漫、了解、关怀。
那么付出的是什么？回答是：时间，成绩可能下降。
接下来的讨论是，如果女孩给男孩写了表白信，男孩子不接受怎么办？怎样拒绝既明确又不伤害对方。
他们讨论的结果是：即便不喜欢对方，也不应该把信拿出来传阅，也不要交给老师或家长。可以拒绝对方的感情，但是不应该嘲笑，应该尊重对方的情感。
通过开展性教育课程，陈萱相信，在校中学生发生性关系的案例在他们这种性教育开展较好的学校，很少发生。但是整个社会相对数量的未成年少女怀孕不见减少，还是显示了整体上中学性教育的缺失，以及社会应对的迟钝。
确实，并非所有中学都有东直门中学这样的师资。北京市目前仅有两名老师有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课程的授课资格，陈萱是其中之一。而性教育课程还不是生物老师所能讲授的，因为“生物老师只是对人的生理层面了解很多，实际上有关性的问题，除了生理层面，还有心理层面、社会层面等更多方面”。主持编写性教育大纲的张玫玫如是说。
卧底博士的性教育试验
“传统观念中的性别不平等，有时在一个无意识的取名中就灌输给了孩子。这样的性教育实在是太糟糕了。”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说，他是全国性健康教育基地的首席专家。
方刚关注性的话题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他开始做一些关于中国同性恋的社会学研究，结果被人当做同性恋者。2006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为写毕业论文，他用两个月时间到深圳一家夜总会做研究，对象是男公关，媒体报道的标题是《人大博士卧底深圳夜总会写论文》，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后来，这名饱受争议的博士生成为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研究性学的人士中最年轻的一个。
方刚开始关注性教育的时期，正是中国青少年开始跑步进入青春期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2009年，方刚在一部名为《开放的性教育：影响孩子一生的性教育》的书稿中，提出了众多在一些家长看来惊世骇俗的观点：譬如性教育要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就开始，中学生卫生室里要有创可贴也要有安全套，他呼吁一种开放的性教育。
执著于青少年性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方刚和一家心理咨询中心联手组建了一个教学团队，开始试行性教育课程。
最初的课程只在北京朝阳区安慧里学校一个年级中进行，每周有两节课。咨询中心的老师讲课，学校老师辅导。他们在黑板上给学生们展示男女的裸体图，以及讲解什么是月经和遗精。
有老师发现，一些孩子在课堂上自慰，为此恐慌不已。方刚跟他们说，告诉孩子，自慰没有害处，但它是私人的事，不要在公开场合做。
在半年的授课之后，咨询中心与学校商议，决定将性教育基地设在这里，他们给家长发公开信，介绍教育模式，争取到了家长和老师的支持。
和张玫玫官方的性教育试点相比，性健康教育基地的专家方刚带领的民间性教育团队似乎顺利得多。现在，全国性健康教育基地——北京朝阳安慧里学校的老师们说，有90%的家长愿意让孩子听性教育的课程。
编辑手记：
我国每年有2000万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在青春期这辆加速前行的过山车上疾驰，过时的生理教育围栏已不足以保护他们的安全。眼下，从学校到社会，都在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亦步亦趋地尝试着青少年的性健康教育。而这些尝试的教育结果，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出来。但衡量的标准其实只有一个，这些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在未来是否会少遭遇坎坷，同时感到更多的幸福。
值得庆幸的是：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开始。
性教育的尺度和边界在哪里
在以张玫玫为代表的官方性教育试施和以方刚为代表的民间性教育实践中，都遇到一个同样困扰他们的问题：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尺度。
就拿是否教孩子用避孕套的问题来说，一种意见认为，这会被孩子理解成只要使用避孕套，发生性关系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另一种意见认为，教孩子使用不是支持孩子去做，社会主流是反对未成年人性交的，应鼓励成年人相爱的、婚后的性交。
但无论是方刚的民间项目，还是张玫玫主持的试点工程，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打破“性教育仅仅是生理卫生”的褊狭。
“我们推行的性教育实际上是人格的全面成长教育。这其中包括了自尊与尊重他人、社会性别平等、自我保护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早期的公民教育。”方刚说。他的预期是，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基地向全国中小学开放，提供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课程。
而对于北京市性教育大纲的试行目的，张玫玫则认为：“总体的目标就是要引导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成为一个健康、自信、快乐的男孩或女孩。”
国外孩子如何接受性教育
●美国：三成学校增加禁欲教育
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开始传授生育、两性差异、性道德等知识；初中阶段讲授生育过程、性成熟、性约束等；高中阶段讲授婚姻、家庭、性魅力、同性恋、性病、卖淫现象、性变态等，并向学生发放避孕套。
最近10年里，全美有1/3的学校增加了禁欲教育，提倡将性行为推迟到婚后，并告诉学生实行安全性行为的做法。现在全美14个城市的32所公立学校中都有性咨询室，其内容对教师和父母都保密。
●英国：5岁开始强制性教育
英国法律规定，必须对5岁的儿童开始进行强制性教育。根据“国家必修课程”的具体规定，英国所有公立中小学都将学生按不同年龄层次划为4个阶段来进行不同内容的性教育。
目前，英国还流行“同伴教育”，即利用朋友间的影响力，通过发展青少年的自我教育和自助群体，抵御来自社会的消极影响。
●瑞典：从小学起接受避孕教育
瑞典的性教育亦称“避孕教育”，是世界性教育的典范。从1942年开始对7岁以上的少年儿童进行教育，教师采用启发式、参与式和游戏式的教学方法，在小学传授妊娠与生育知识，中学讲授生理与身体机能知识，大学则把重点放在恋爱、避孕与人际关系处理上。1966年，瑞典又通过电视节目实施性教育，打破了家长难以启齿谈性的局面。
●日本：性知识从小学教到高中
日本文部省出版的小学第一册《卫生》教科书封面，就有女性和男性的性器官图。日本初中、高中还会设立由专家学者成立的“协助者协会”，负责向学生提供各种性咨询、性教育，并编写性教育指导手册。
●新加坡：推出多媒体性教育教材
新加坡教育部制定了一个系统的性教育方案，并为中学低年级学生设计了一套多媒体性教育教材《成长岁月系列》，随后又推出3个《成长岁月系列》教材，分别适用于小学高年级、中学高年级和中学以上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