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辩思潮与芝诺悖论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芝诺论文,悖论论文,思潮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5；B502.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5—0115—06
一、问题的提出
谈到名家，人们很容易想起《庄子·天下篇》这句话：“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1〕 （P480）从古至今，许多人正是这样看待名家学派的。然而，批评者却没有意识到：名家那种被庄子视为“其道舛驳”、“散于万物而不厌”的“小道”，显示的正是一种科学的探索热情和逻辑的理性思维，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欠缺的。对比古希腊芝诺悖论的历史命运，名家被排斥的遭遇尤其值得我们深思。从学术发展的历史上看，名家以及墨家这种纯粹逻辑思辨的缺乏，不仅限制了中国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也对民族思维深度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新的审视。
按照逻辑学家伍非百先生的归纳，名家大约可以分为三派：名法派、名理派、名辩派。名法派研究“刑名法术”之学，其代表人物是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他们主要是将刑名法术研究应用在政治方面。申不害曾经在韩昭侯手下当过8年多的卿相， 据刘向《别录》称“其学本于黄老”，其要在于“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而其术则为“循名以责实”〔2〕（P1618）。所以这一派就成为“综核名实”的所谓“刑名家”。后来韩非的“循名责实”，走的仍是这条路子。名理派的兴趣则在于“极微要眇”之论，他们辨“天地之始终，风雨雷霆之故”，“万物所生至起”，讨论“影不动”，“火不热”以及“时”、“所”、“宇宙”等等问题，这些人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理论自然科学家，其代表人物就是惠施。名辩派“控名责实”，由于对逻辑思辩的精深研究而成为名家的主流，最典型的代表则是公孙龙。作为“辩者之徒”，他不仅是先秦名辩思潮中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更是中国古代名辩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所进行的哲学、逻辑学思考，从正反两个方面启发了“墨辩”逻辑学派的理论探索，从而共同形成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伟大精神遗产，然而正是这一宝贵遗产的丧失，给我们带来了至今仍能深刻感受到的负面影响。面对当代学界许多人依然存在的陌生与漠视，我们有必要回到他们那个时代。
二、自然哲学家惠施
惠施生活的年代是战国初期，当时百家争鸣已经成为现实，他的学说与“儒墨扬秉”（公孙龙）并列为显学。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面前，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学者能够脱离实际去从事纯粹的理性思辨活动。相对说来，惠施以处相位15年的身份，却能凭“博学”、“多方”，以及“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的思辨方式“闻名”于世。惠施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作为，因为他的兴趣本不在此。惠施最大的价值在于他学术上的贡献。遗憾的是，他的著作却没有留下来。幸好《庄子·天下》、《列子·仲尼》、《荀子·不苟》等文章中记载了他的一些零星论点，这样我们才能对他的思辨有所了解。下面就是《庄子·天下》所录的引起了时人惊骇的论点，它们的内容与表达方式都非常奇特而珍贵，我们不能不原文转录：
1.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5.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6.南方无穷而有穷。
7.今日适越而昔来。
8.连环可解也。
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汜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11.卵有毛。
12.鸡三足。
13.郢有天下。
14.犬可以为羊。
15.马有卵。
16.丁子有尾。
17.火不热。
18.山出口。
19.轮不碾地。
20.目不见。
21.指不至，至不绝。
22.龟长于蛇。
23.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
24.凿不围枘。
25.飞鸟之景未尝动也。
26.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
27.狗非犬。
28.黄马骊牛三。
29.白狗黑。
30.孤驹未尝有母。
31.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由于《庄子》的作者对名家的轻蔑与漠视，所以书中将惠施的观点与公孙龙混为一谈（“鸡三足”等论点并非惠施提出，其“离坚白”与惠施的“合同异”正好是相反的观点，详下文论述），而且惠施诸论的详细论说（扬雄曾说惠施“诡辞数万”）也完全看不到。不过这一珍贵的记载足以让我们认识惠施这种科学理论的主要思想与特征了。上述命题中，属于宇宙时空问题的有1、2、3、4、6、7、8、9、13、17，共计10条，物理类有17、18、19、23、24、25、26、31，共8条，11、14、20、22条则可归于生物类，其余8条为一般哲学、逻辑类。 前三类共计23条，占全部命题的近80%，说惠施是理论自然科学家应该说具有充分的依据。
这些看似违反常识的论点在当时备受人们的嘲笑，实际上它却包含了相当深刻的道理。比如太阳在正午阳光最盛的时候，也就是它衰落的开始，动物一出生就不断地走向死亡，天和地一样高，大山和沼泽同在一个水平面上，这些都是相当超前的相对思想和辩证的思维观。这些被古人视为奇谈怪论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却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论价值。以当代科学的角度而论，惠施的论点对我们仍然极具启发性：（1 ）思维的相对主义。在他看来世界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人类对时空以及宇宙万物的看法常常是局限于有限感观世界作出的，常人看到的表面无关的事物常常含有根本的共同点（“卵有毛”、“丁子有尾”）；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事物，宇宙是无限的（“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南方无穷而有穷”）。（2）方法论的价值， 即由个别具体的事物出发上升到普遍的结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3）科学的想象与天才的猜测。今天的宇航员在太空遥望地球时， 一定会惊叹地佩服惠施“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的天才预言。爱因斯坦曾肯定地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2 〕（P284）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应该再像前人那样去一味指责惠施的个别结论，尤其是全盘否定他的“诡辩”，而应该充分认识这种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价值。
遗憾的是，古代的大多数人却对名家的理性探索和思考极不理解。庄子就曾经说惠施“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材，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1〕（P480）其实可悲的并不是惠施，而是庄子对他的不理解。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说，惠施的探索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惠施“逐万物而不反”，他与“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散于万物而不厌”，整天和他们“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作为一个自然理论科学家，惠施倾其全部精力于宇宙奥秘的观察思考之中，并将观察思考与推论贯彻始终，表现出一种纯粹的理性思辩热情——即为学术而学术，而不是为政治而学术。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缺乏的精神，它与主流文化的实用政治伦理倾向形成鲜明对比。
从他那些被古人视为奇谈怪论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了比一般的观察更为精深博大的理性思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首先是他的纯粹理性思辨热情引发的实证主义方法，即认为认识对象是一种不依照人的主观情感思想转移的客观实际，这种独立于精神的宇宙物质对象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其二是他的逻辑分析方法。从惠施的论题来看，他是通过具体的个别事物的分析进而得出普遍的结论。这种由个别事物的分析，上升到普遍结论的方法，正是一种科学的逻辑方法。这种方法与墨辩逻辑学有着根本的一致性。因此，尽管从现象上看，惠施的言论显得荒诞而神秘，然而正是这种神圣的好奇心驱使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不用时势的字眼去表白他所观察到和感受到的东西。从根本上讲，他这种科学探索所引发的思考与结论深深地渗透着一种科学的实证精神。他竭力运用逻辑思维的方式去考察“大一”、“小一”、“厚”、“积”、“有穷”、“无穷”等等概念与范畴，思索“同”与“异”的矛盾，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这种穷极万物的思索中，他的头脑里充满了一种不顾时俗与成见的独立大胆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力求以理性的逻辑分析方法与推论去代替具有主观色彩的情感思维。这与当时主流文化学派的道德情感体验与实用政治认同的伦理哲学相比，是大异其趣的。
然而，惠施所得出的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却受到时人的嘲笑。庄子极其轻蔑地斥之为“弱于德，强于物”，“散于万物而不厌”的诡辨。在先秦时代，这种所谓“不休”、“不厌”、“不反”的辩难方法，被普遍地视为烦琐的作风。他们的结论也一概被视为无用之辩。然而，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学术中逻辑与科学传统的欠缺。古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政治实用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学术研究的，凡是不符合这一目标的探索，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用的。他们根本不懂得科学思辨与逻辑思维对提高和深化人类思维水平的巨大作用。传统学术中这种理性精神的缺乏，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历史遗憾，也给中华民族的思维深度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痛切地感受到。
三、名辩大师公孙龙
在古代，与惠施一派学者同样被视为无用之辩的还有名辩家公孙龙子，而这一派正是名家最典型的代表。从学理上看，公孙龙的知识论在许多方面正是由惠施的理论引发出来的。比如惠施认为世间的事物看起来千差万别，时时刻刻处在变化不定的状态之中，但从根本上说“天地”、“山”、“泽”种种相异的事物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故“同异”皆可以“合”，即认为万物没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所谓“合同异”的观点。而公孙龙则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面。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东西，万事万物都是分离的。他通过两个著名的命题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证：一个是“白马非马”，另一个是“离坚白”。前者的推论是：“马之所以命形者，白之所以命色者”。“命形者非命色者也”，所以白马不是马。在后一个论题中，他认为一块石头的坚硬度和白色是由人们的不同感官引发出的，但是白与坚各自独立，互不联系。他甚至认为坚白的性质不仅离开石头，而且也离开万物而独立存在。总之，万物都是互不联系，独自存在的。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
从《白马论》、《坚白论》的具体论题出发，公孙龙在《通变论》中进一步论证了他的万物分离的观点，这就是所谓“二无一”的主张。对此庞朴先生解释说：这里的“二”指的是事物的复合体，“一”则指它的复合部分〔3〕（P88—91），意思是说，由两个要素合成的事物（“二”）不再含有它所组成的要素。正如“白”是“一”，“马”又是“一”，“白”“马”合成一个“白马”。这个复合体就已经不是马了。反对者曾经提出一个例子来驳斥公孙龙说，青色与白色混合在一起，就成了碧色，这不是二而一吗？公孙龙却说，这只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种反常状态叫作“木贼金”。公孙龙认为这里“一”和“一”融合已经出现了新质，与原来的各个要素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他甚至认为不同的要素根本不能合成同一个事物。这个观点是明显地针对惠施的“合同异”的观点的。惠施认为万事万物没有根本的区别：山与泽平，白狗黑。公孙龙则认为，这些事物是完全不同的，甚至连白马也都不是马。只有离析万物才能真正认识万物：白是白，坚是坚，马是马，白马是白马，这才叫作“正”，才是事物的本来状态。
这样，公孙龙就得出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最后结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指客观存在的物质，“指”本意是手指，又转化为指出、指意，即意识或思维。公孙龙认为，万事万物都不过是由人所指认的，但这种指认只是一种人的主观意识的反映。然而，主观意识到的物却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这一认识深刻地指出了事物的客观性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所以，公孙龙的个别命题虽然也有违反逻辑思维的地方：比如他将个别与一般的区别加以绝对化，进而认为一般根本不存在于个别之中，二者互不联系，相互对立，最终走向了绝对的唯心主义。
然而公孙龙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他的具体结论，更在于他的独特方法与思维兴趣。首先公孙龙也与惠施一样显示了一种纯粹理性思辨的热情。他的“白马非马”、“坚白论”等命题，虽然被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视为荒诞无稽之论，实际上却体现了公孙龙独特的逻辑思维方式：它从这些具体的命题出发，对名实关系即人类思维与客观实际进行了深入的周密的思考。他从概念的外延入手，由“正其所实”的精深探索，去思辨地把握如何更加准确深入地研究主客观事物，即怎样通过判断推论去准确地判明客观世界，使人类的认识更符合事物本身的实际。其次，公孙龙提出了完整的思想体系（而这一点是其他思想家很难达到的），仅此一点就使他在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他通过“系辞抗辩”的不倦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哲学范畴，从而推动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极大提高。如“指”“物”关系，即已远远超越了前人的直观粗浅认识，而达到了一种从本质上把握物质与思维关系的高度。当时的人之所以感到难以驳倒他的“迂怪”之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不能达到公孙龙那种思维的深度。其三，他在真理探索中体现的怀疑精神更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公孙龙无视政治权威与人们世代沿袭的常规意识，大胆怀疑一切固有的常识与观念。在真理的探求中，他只是大胆地追随自己的论点，而不论将它引向何处，这正是一种建设性的学术活动所不可缺少的理性精神。公孙龙不顾时人的讽刺，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不倦的探索，这不仅显示了一种追求真理的自信，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客观真理的理性追求（不计利害，排除感情的客观公正态度最有利于学术探索，而这正是中国学术界缺乏的）。后来《墨经》的逻辑成果正是通过对公孙龙正反两方面的批判继承而取得的。总之，他的探索在学术史上具有深刻的价值，它能启示人类不断反思自己的认识能力，不断推动纠错的能力，而这一价值是从古至今许多人所未曾认识到的。
四、名辩思潮与芝诺悖论的历史命运
如果我们对照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芝诺的悖论在西方学术史上的影响，就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埃利阿的芝诺曾经提出过和惠施、公孙龙相当接近的几条悖论：如飞矢不动，阿基利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等。对于前者，他的理由是：飞速前进的箭沿着一条直线前进，由于运动要经历每一个时间点，而箭也要占有每一个空间点，所以从每个瞬间来看，飞矢是不动的。而后一悖论的理由则为：兔子虽然跑得快，但它在到达终点之前必须到达这一进程的一半，由于有无限个中点，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它绝不可能到达终点。虽然当时希腊的学者们无法反驳他的这种观点，却并没有对此加以讥笑排斥，而是引发出了不断深入的思考。其原因就在于古希腊人的理性精神。正如基托所说：他们相信“是必然的法则而不是偶然的机会主宰着世界；宇宙以理性为基础，推理能够揭示其内在的真实。达到真理的大道不是建立在感觉而是建立在思想之上的。”〔4〕（P248）正是这种对真理的纯粹理性思辨，引导了希腊人的哲学逻辑学探讨。其哲学研究即显示出这种一贯的倾向，即使当他们在探讨道德伦理时，使用的仍然是与科学逻辑研究同样的分析方法。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思考道德哲学的问题。正是在研究同样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东西方学术文化的又一明显区别，这就是分析哲学与内省思辨的差异。亚里士多德曾说：“有两种东西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5〕（P58 ）苏格拉底虽然使希腊哲学从恩培多克勒等人的自然哲学转到了研究以人事为中心的伦理哲学，但在思维方式上他仍然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逻辑论证方法。比如在讨论什么是美德时，他针对对方列举的许多具体分析，指出“有无数的美德，因而对它们不难有各种定义”，而他要探讨的则是包括一切道德在内的普遍的道德，即美德之为美德的共同本性，而不是那些彼此区别的具体东西。这种方法是“归纳和寻求一般定义”的逻辑方法（对比孔子对“仁”的种种解释，我们不难看到二者的明显差异）。
到柏拉图探讨“理念”时，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逻辑分析的方法。他提出了著名的二分法，即以研究对象有无某种属性作为标准，把它分为两类，然后取其一，如此再分下去，直到获得某个“理念”的定义为止。在《智者篇》中他对如何定义“钓鱼”的技术作过如下区分：“在一切技艺中的一半是获取，在获取的技艺中一半是征服或由暴力获取，它的一半是猎取……然后再分一半，这就是用钩子把鱼从水下面拖上来这种技艺。这就是我们要寻求的定义。”这在中国的学者眼里完全是玩弄文字游戏的“无用之辩”〔1〕（P53），即使它还有一点什么用处，也只不过是“骈于辩者”〔1〕（P53）的小智。然而正是这样看似无用的繁琐分析，表现了希腊学者们最早企图从逻辑上把事物的概念整理为一个完整系统的努力，这对后来的哲学有重大启示意义。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严格定义说（即定义是“种加属差”）以及凭种属关系建立的三段式演绎方法，正是对柏拉图上述努力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还必须看到，柏拉图的分析尽管很粗糙，却表现了一种细密的逻辑思维，而且是针对当时普遍流行的混淆逻辑条理的诡辩的。柏拉图反对某些智者从一个原则一下子跳到所要得到的结论，而不说出论证的中间步骤。他认为无论归纳或演绎，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秩序和步骤，才能避免思维的混乱和诡辩。柏拉图充分意识到这种论证方法的意义，同时也指出：“这既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又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可是“大多数人不理解，唯有通过这种研究一切迂回曲折的过程，心灵才能获得真理和智慧。”〔7〕（P281—284）
由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尤其是柏拉图所表现出来的哲理思维兴趣和使用的逻辑分析方法，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发展为系统的逻辑理论。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首先得谈谈亚里士德方式的特征”，“对于他，最重要的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他竭力把每个对象加以规定，但他更进而思辨地深入到对象的本性里面去”。亚里士多德认为，要进行准确深刻的哲理思辨，首先必须进行“智力的训练”，从语言表达上就是要首先准确界定词义的含义：“考察一个词有几个含义是有用的，这既是为了词义清楚（因为一个人在弄清一个词有多少含义之后，就更容易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是为了使他的看法能确保推理与实际事实相一致，而不是只作字画的讨论。”从这一思想出发，他反对“使用语言含混”和下定义使用比喻。他要求：一个概念在同一论证过程中要保持同一的意义，严格地说，一个词项在一个证明中要保持相同的形式和意义〔7〕（P281—284）。亚里士多德从谓词研究出发，细致深入地探讨了定义及其方法，模态命题与非模态命题，有效论证与反驳方法，尤其是归纳出了具有重大逻辑价值的三段论，并由此使推理的彻底一贯达到最大效果。这一点在《工具论》中有明显表现。《正位篇》开宗明义地指出：这篇论著的目的是要找出一条研究的线索或探索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对各种问题从普遍为人所接受的意见出发进行推理。犹如古希腊数学从最简单最基础的几条定义、公理出发，推论出一整套数学体系一样，亚里士多德从定义分析出发，进而研究概念判断推理，并由此建构成了他著名的三段论逻辑体系，从而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更加认识到芝诺悖论的价值。就其论点本身而言，它对于逻辑与数学的严密性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因为只有发展了连续和无穷的精确概念后，才有可能进一步解决这些悖论。其次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他的研究方法继承了巴门尼德的抽象、解析方式，而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由于他的悖论涉及了数学连续统的严肃的基本的问题，从而推动了后人对此的深入研究（当时第一流的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能力解决）。
在西方，正是在这种深入的思考当中，通过解决这一悖论而促进了科学的不断发展：对于飞矢不动，莱布尼兹通过对它的思考发明了微积分，借此证明飞矢在一个瞬间即使没有前进也可以有运动（即速度可以为0）。 同时他又以无穷多个不断减少的量之和可以是一个有限量的理论，解决了“阿基利斯的乌龟”这个悖论。以后阿·塔斯基由此进一步取得了数理逻辑方面的贡献。而对于同类性质问题的思考，更使得著名的数学家哥德尔在1931年提出了震惊于世的“哥德尔定理”，从而取得了古希腊无理数发现以来数理哲学上的最惊人的成果。不仅如此，其他像集合论、几何极数、无穷极数、复分析等一系列重要的数学理论的发展也都和悖论有直接的关系。在傅立叶那里甚至将它发展为研究热学、电磁学等物理学的有力工具。这些工作不仅取得了极大的科学成就，同时也对提高人类思维能力产生了重大的意义。
反之，从中国古代到当代的两千多年中，名家（包括墨家）却备受排斥。在百家争鸣的自由气氛中，公孙龙、惠施之说“持论雄赡”、“耸动天下”〔8〕，然而在当时它也受到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讽刺，《庄子·胠箧》斥之为“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荀子亦认为他们是“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甚至“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1〕（P53）。《韩非子》则认为名家的辩谈是误国之道：“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秦汉以后百家争鸣早已成为历史，但对名家的责斥仍然一如既往。像王充这样的叛逆思想家亦不能免俗：《论衡·案书》就说“公孙龙著《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曲折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以后徐干的“汩乱乎先王之道”（《中论·考伪》），扬雄的“公孙龙诡辞数万”（《法言·吾子》），葛洪的“徒饰弄华藻”，刘勰的“辞巧理拙”（《文心雕龙·诸子》），黄震的“儿童戏语”，杨慎的“淫放颇僻”〔9〕（P134—138），种种贬斥都是这种流风余韵的体现。即使在当代，学术界对名家依然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全面公正的评价。
逻辑思维传统的缺乏不仅在历史上使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水平受到极大影响，而且当今我们仍然在品尝着这一苦果。当政治因素与之纠合时，这种恶果就更为严重。由于没有遵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我们所讲的“辩证法”也常常正好违背了辩证法；由于缺乏“研究迂回曲折的过程”那种精湛细密的思辨传统，我们的整体思维深度也就显出欠缺。在政治高压的长期历史中，中国人更习惯于接受现成的结论和前人的教条，而较少问一个为什么（甚至连学术界也常常出现这种状况）。因此，我们将古代名家的理性探索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通过中外学术史的比较，我们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们那种纯粹理性思辨热情的价值。
收稿日期：200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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