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初俄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基于人体测量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生活水平论文,测量论文,居民论文,人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的著作对“生活水平”或者其同义词“福利”的概念缺乏一致的解释，因为生活水平的内涵十分宽泛，常与意义相近、但又有区别的“生活质量”、“居民状况”等概念通用。20世纪末以前，对生活水平存在不同解释，其中物质要素是关注的重点。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概念应当包括更加广义的福利。因此，当代经济著作提出了由多项生活水平评价指标组成的模式。俄罗斯采用国家统计委员会制定的包括56项指标的评价体系和俄罗斯科学院人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所制定的包括46项指标的评价体系。联合国1989年制定了包括50项指标的评价体系，最简单的评价体系有14项指标。所有的评价体系都包括就业与劳动条件、生活卫生条件、人口特点、营养状况、收入与支出、生活成本与价格、教育与文化、社会保障、休息制度以及人身自由等普遍性指标。从1990年代起，开始使用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评价生活水平的概括性指标。人类发展指数考虑3项指标：人口寿命、教育水平和国内总产值。居民对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是确定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①。
我多年致力于研究该问题，整理了能够接触到的全部资料，得出了悲观性的结论：尽管竭尽全力，但历史学家永远都无法获得现代科学提倡的关于生活水平抑或生活质量的最低评价指标，哪怕是帝俄最后几十年的评价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只能近似地评估1861～1913年间的情况，并且仅针对国家总体而言；或者应当放弃在较长时间段内认识生活水平发展趋势的尝试，或者需要寻找具有史料保障的替代性指标。
令人欣慰的是，学术界发现了评价生活水平的替代指标——人的最终平均身高，又称为“生物状况”。这个指标的采用依赖于在人体生物学中得到证明的事实，即最终平均身高反映了一个人对饮食、服装、住房、医疗服务等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基本需求得到较好满足的人在身高上超过基本需求满足欠佳的人，反之亦然。从生物学角度讲，身体完全发育成熟以前，人将消耗的食物转化成能量，然后支出能量以满足不同的需要——维持机体的生命活动、工作、学习、运动、抵抗各种传染病及其他疾病等，食物的净剩余能量转变成身高，如果能量过剩则形成体重。身体完全发育成熟以后，身高不再发生变化。生物状况下降时，人的体重减少；生物状况提高时，人的体重增加。根据这个范式可以得出结论，在单一民族框架内，多数高个子的成年人和儿童营养状况较好，得到精心的照顾，居住条件良好，很少生病等；换言之，高个子人的生物状况要优于矮个子人。因此，平均身高的资料有助于评估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并据此判断居民福利的发展状况②。
影响居民生物状况的因素很多，择其要者有收入、饮食、工作强度、迁移、居民的社会结构、物质生活水平、疾病、气候变化等。因此，作为所有这些因素的合力，平均身高是生活水平的集成指标，从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角度评价居民的生活水平。
世界经济史学科利用人的平均身高作为评价其生活水平的指数已历时四十余年。人体测量学著作成果丰硕，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新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弗格里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充分说明了问题。
本文总结了作者关于19～20世纪初俄国历史人体测量学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的资料充实：9.77万名新兵、11.42万名工人平均身高的个人信息，以及1874～1914年间全部1020万名应征入伍新兵的汇总材料，使用了9个档案馆的资料③。除了人体测量数据，还分析了现存帝俄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史料。
在分析人体测量资料之前需要进行严谨的史料学分析。比较不同史料的记载，登记重复性测量，对人体测量资料进行内部考订，确定人的身高，并据此得出结论，与新兵和工人的人口社会资料一样，在研究中可以依据身高资料。
一 19～20世纪初男性与女性平均身高和体重的变化
表1反映了1801～1920年俄国男性身高的变化。
从引用的数据可以看出，始于1796～1800年的上升态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除1821～1825年外，男性平均身高几乎持续增长，从162.2厘米增长到165厘米，增长了2.8厘米，达到20世纪初的水平。然后出现了10年的身高下降时期，1856～1865年身高降低了1.3厘米。1860年代后期出现了较长时间的身高增长，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只出现两次身高下降的情况：1891～1895年(与1891～1892年的歉收有关)和1901～1905年(与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俄国革命有关)。1866～1915年的50年里，身高增长了4.5厘米，同18世纪末相比增长了8.8厘米。这样，1796～1915年间，人的身高不断增长，1911～1915出生的男性比18世纪初出生的男性高4.2厘米。换言之，18世纪的危机被克服并取得了相当的进步。1861年改革(简称改革，下同)以后，随着俄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居民的生物状况和福利水平迅速提高。
不同社会群体生物状况都发生同步变化，尽管程度不同。20世纪初，非特权等级——农民和小市民的生物状况变化较大，分别增长8.6厘米和7.6厘米；特权等级——军人、贵族、官员、僧侣的生物状况变化较小，增长幅度在3.6～3.9厘米之间。因此，不同社会群体的生物状况变化一致，都趋于增长。有趣的是，改革前僧侣的生物状况比其他等级变化大，改革后则正好相反。应当注意到，特权等级的资料尚不足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数据主要涉及社会地位下降为工人和士兵的群体。
我们分析男性体重变化所使用的19世纪资料包括1880～1890年防疫诊察期间中部工业省份工人和农民的数据，20世纪的资料包括1900～1915年应征入伍新兵的资料。因此，某些年份的资料空缺。19世纪，男性体重基本上在身体完全发育成熟——27岁时停止增长，然后在40岁前略有增加，此后体重开始下降，初期不很明显，从50岁开始体重下降明显(见表2)。
体重资料证实了根据身高数据所做的观察。19～20世纪初，体重呈积极发展态势。
生活水平下降反映了经济社会状况。1821～1825年，粮价大幅下跌，意味着农产品出口收入锐减；1856～1865年，克里木战争引发财政危机，国家进行了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1891～1895年，发生了1891～1892年大减产；1901～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爆发了1905～1907年革命。总而言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困难时期，居民生活水平会下降。
在居民生物状况数据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1801～1915年间，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仅仅发生在5个5年期间，即1821～1825年、1856～1865年、1891～1895年和1901～1905年，其余的18个5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积极发展占主导地位，其原因有二：第一，生活水平下降的时间较短；第二，在不好的年份居民生物状况下降不大，而在好年景上升较明显。改革前居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后提高慢，而在筹备改革以及改革最初几年间，生活水平甚至出现下滑。农奴制存在的最后70年里，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是农民收入增加，这意味着地主和国家使用农奴劳动不如以前划算。改革后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说明，废除农奴制给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我们将检验这些假设。
二 食物生产
缺乏19世纪上半叶食品消费的直接资料，因此只能依靠食物的生产状况开展研究。从当时的主要食品——面包谈起。由于19世纪上半叶统计制度不完善，因此不可能准确判断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变化情况。俄国改革前最权威的学者估计，废除农奴制前夕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俄石，其中包括畜禽饲料。这大致与士兵每月32公斤面粉的给养水平相当。考虑到面包吃水重量，每天为士兵提供近1.5公斤的黑麦面包④。即便在这种较高消费水平条件下，仍然有充足的粮食满足城市、军队、酿酒及出口需求。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官方的统计数字通常会将粮食产量压低10％～30％。
但是，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生产本身，而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居民的粮食需求。表3列举了粮食的平衡状况。计算粮食产量时增加了10％的最低修正值，尽管粮食产量实际上被低估10％以上。
计算结果表明，根据粮食定额，整个19世纪上半叶粮食需求大致得到相同程度的满足。同前一个十年相比，1821～1830年和1851～1860年粮食和马铃薯净产量减少。这两个十年间粮食生产下降，出现短缺。荒年除外，农民生产的食物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剩余的粮食用来出售，卖粮得来的钱用于购买家庭经济不能生产的必需食品和工业品。
人体测量资料证实了这个结论：改革前几十年间农民身高不断增长，在饮食条件改善的情况下这完全可能实现。尽管官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令人质疑，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如果农业生产恶化，那么改善营养状况就无从谈起。我们清楚地看到，1820年代和1850年代的两个十年间粮食产量减少，男性身高下降，而在粮食产量增加的四个十年间，男性身高出现增长。
牲畜的饲养数量同样存在被低估的问题，而且数据很不准确，从1850年代开始才有记载。根据资料，1859～1864年，欧俄地区平均每100人拥有34.4头牛⑥，每户2.9头，实际上每个农户都有奶牛。普通奶牛每年产奶时间为25～30周，产奶量不超过850升，每天产奶6～12升⑦。绵羊的饲养量较大，平均每100人拥有绵羊71.9只，每户8～9只。但是在我们研究的时间段内，农民饲养绵羊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羊毛，而不是羊肉。农民饲养猪和山羊的数量较少，平均每100人仅饲养15.4头猪和2.3只山羊，每户为1.3头猪和0.2只山羊。1851～1871年的资料显示，牲畜数量的变化不大。
研究人员一致认为，改革后居民人均粮食和马铃薯生产大幅稳定增长。据官方统计，1861～1870年人均净农作物产量316公斤，1909～1913年增长到462公斤。
但是，同以往一样，官方人为压低作物产量和播种面积。统计粮食收获量的专家发现，根据中央统计委员会的资料，1906～1914年间的总产量被降低19.3％，播种面积降低10％⑧。这些结论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家的认同，他们通过自己的计算得出结论：中央统计委员会将农民的粮食产量压低10％左右，总产量降低20％，地主产量被降低的幅度更大。
我们进一步确定粮食和马铃薯的主要消费途径，并评估直接用于农民消费的数量(见表4)。
表中数据表明，1860～1880年，农民的人均粮食和马铃薯消费从320公斤下降到317公斤，下降了1％。1880年代消费比较稳定。1890～1913年，人均消费量从317公斤上升到422公斤，增加了33％。但是，即便是在1860～1880年，生产的粮食也完全能够满足农民的饮食及畜禽饲料消费。
根据官方资料，改革后农民人均占有的牲畜数量下降：从1864～1869年到1913年，马匹数量减少43％，牛的存栏数下降37％，小家禽数量减少到原来的47％⑩。官方数据严重低估了牲畜数量。1916年的第一次农业调查是在战争环境下进行的，当时由于军队征用了约260万匹马和犍牛，牲畜总量下降(11)。调查发现，同1913年相比，马的数量增加了16％，牛的数量增加了45％，小家禽数量增加了83％(12)。1913年的牲畜绝对数量至少被低估50％，每1000人对应牲畜数至少被低估88％。1917年抽样调查的结果大致与此相近。这说明，1916年的调查数据没有被夸大(13)。由于畜牧业统计数据不准确，无论是评估肉奶产品的生产水平，还是评估其变化趋势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由于出口超过人口增长，因此可以推断，俄国的肉类生产超过人口增长。
山禽、鱼类、家禽、蜂蜜、蘑菇、蔬菜和水果是重要的补充食品，但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较准确的资料。
这样，如果以官方大致的统计数字为基础，那么可以确定，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主要食物的人均产量稳定，能够满足居民的粮食需求，1890～1913年还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能否据此认为广大民众的饮食水平提高了呢？税赋负担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食物的生产稳定，那么农民手中的粮食储备就取决于税赋的多少：农民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不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是为了获得支付税赋的资金。因此，如果税赋减轻，那么大概就可以说居民的营养状况得到改善，反之亦然。
三 1801～1860年的收入与税赋
首先从国家农民和皇室农民谈起。1795年，这两部分农民占农民总数的40％，占总人口的36％。1857年，这两个数字相应为43.9％和52.8％(14)。根据现存资料，我们可以认为，总体上1801～1850年(同18世纪相比较)在财政和经济方面对农民而言属于较有利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税收和代役租负担减轻。1860年以前，各省大多数农民实行统一的直接人头税。从1798年开始，国家农民和皇室农民的代役租出现差别。根据粮价和土地盈利水平，将全国各省分为四级，每个级别的省份都确定了相应的税赋标准。1824年开始，有16个省的级别提高，税赋加重(15)。1810～1815年，国家农民的代役租提高了1倍。税赋提高也影响到皇室农民，但程度不大。1810～1823年，皇室农民的税赋较轻。1824年，一级和四级省份皇室农民的税额与国家农民的税额持平，二、三级省份平均低2卢布。1839～1843年，由于人头税转变为土地税，两类农民的税赋完全平等。因此，1810年以前和1842～1860年间，皇室农民与国家农民的税赋相同。1810～1823年，皇室农民的税额比国家农民低24％，1824～1840年低10％(16)。
从18世纪末开始，国家农民和皇室农民的实际税赋呈下降趋势：1791～1810年，两类农民的税赋下调19％，1811～1820年，国家农民的税赋降低11％，皇室农民降低35％。1820年代，由于粮价下跌以及皇室农民的代役租提高，实际支付负担短期增加，但仍低于1780年代的水平。在随后的30年里，皇室农民和国家农民的支付负担继续下降，1850年代达到最低点，比1780年代的水平低35％。
这些统计结果没有考虑农民承担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义务，如地方自治差役、应募兵役、修桥和筑路差役等。同样也未计算农户庄园地、畜牧业、林地、村社财产、渔猎、采摘、女性手工制作等收入，这部分收入通常可以补偿某些额外的支出，同代役租相比，后者一般数额不大。根据地方自治差役组织委员会的统计，1849年，各类农民实行统一的修桥、筑路差役和大车官差，以货币表示为61.75金戈比，地方自治差役为32.15金戈比，合计93.9金戈比，占农民总收入的2.1％。但是，仅菜园每年的收入就不少于1卢布(17)。一头奶牛每年带来的收入约为7卢布，一只山羊每年可带来收入1.5卢布，一只绵羊每年带来收入0.5卢布，一头猪每年带来收入2.1卢布(18)。
谈一下兵役情况。1801～1860年，共招募新兵430万人，平均每年7.16万人，占年平均人口的0.18％，占18～60岁有劳动能力男性的4.4％；整个18世纪相应为203万、0.09％和2.3％。兵役负担每十年发生一次变化，取决于征兵的次数和规模。如果将兵役按照应募新兵的价格折算成货币或者按照黑麦的价格折算成粮食，那么，1751～1800年，男性人均年应募兵役0.41卢布，1851～1860年为1.31卢布，即以货币计算增长了3.2倍，折算成黑麦增长了1.5倍。但是，如果将应募兵役价值纳入税收总额，那么实际支付负担仍将落后于国家农民和皇室农民收入的增长，尤其是如果比较1780年代和1850年代的情况，因为1780年代兵役的负担最重。
1849～1858年，5个中部非黑土省(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和雅罗斯拉夫)国家农民的全部支出不超过总收入的14.1％，说明税赋负担适中。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比较了1853～1856年间10个县国家农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结果发现，支付全部税赋和满足农民的衣食住等需求(按照当时的温饱标准)以后，8个县有资金盈余：男性人均盈余从马卡里耶夫县的5戈比到卢克雅诺夫县的6.2卢布不等。2个县出现赤字：格尔巴托夫县1.1卢布或者年收入的4％，阿尔达托夫县2卢布或者年收入的7％。全省平均收入比支出多2银卢布。需要指出的是，支出是按照最高标准计算的，收入则被过分降低，因为收入是按照官方资料评估的，没有考虑到采摘、渔猎、女性手工制作等其他进项。此外，农民经济弹性较大，总是能够将开支压缩或者将收入增加4％～7％。
在农业生产稳定条件下，税赋下降意味着19世纪上半叶国家农民和皇室农民的粮食储备增加，说明营养状况得到改善。如果将这个结论转换成收支术语，那么就可以说，改革前国家农民和皇室农民的收入超过支出，这是他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结论没有考虑农民的非农业性收入，19～20世纪初这部分收入显著增加。
由于地主的赋税名目繁多，因此评估地主农民的税收、代役租和徭役租负担问题比较复杂。毫无疑问，19世纪上半叶，由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地主农民的赋税名义上提高了。但问题的关键是收支是否成比例。1780年代是18世纪农民福利水平的最低点，1850年代是改革前农民生活水平的最高点。从1780年代到1850年代，在支付基本税赋——人头税和代役租以后，4个省的男性地主农民的净收入总体上增加0.66倍：莫斯科省增加0.97倍，特维尔省增加0.64倍，奥尔洛夫省增加0.46倍，梁赞省增加0.58倍。18世纪末，代役租和人头税耗费了农民收入的29％左右，19世纪中叶这个数字达到34％。
1850年代，纯粹的徭役制农民占农民总数的45％左右，此前数量要少一些(19)。1842～1860年，欧俄48个省的地主耕地面积总体上减少0.3％，据此可以推测，20年间徭役负担实际上没有变化。12个地区中，5个地区地主的耕地面积增加，7个地区地主的耕地面积减少。但是变化不大：西南地区增加最多，为2.5％；乌拉尔附近地区减少的幅度最大，为5.2％。鉴于原始资料不十分准确，推断徭役制发生某种变化缺乏可靠的依据。因此较为合理的结论是，20年间徭役水平没有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下，由于粮价上涨和人头税下降，农民的份地收入应该增加。换言之，徭役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有所提高。
四 1861～1913年的收入与税赋
改革后盛行一种观点，认为是在对农民不利的条件下废除了农奴制。在苏联时期的历史编纂学中这个观点成为公理。实际上，这一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三个原则性因素对此起到促进作用：改革使农民获得足够的份地，土地赎金适中，改革后税赋减轻。
国家农民和皇室农民获得了足够的份地，28％左右的地主农民土地数量不足(20)。改革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非常大和非常小的份地消失，针对2月19日法令规定划给本地区的面积最大的份地进行大规模平整(21)，且农民赎买土地的价格并非过高。如果计算1863～1872年农民赎买土地的价格，那么会发现，西部省份每俄亩土地农民支付36.74卢布，非黑土省份38.51卢布，黑土省份48.96卢布。按照这个价格，到1906年农民赎买土地的价值为10.7亿卢布，而农民仅支付了8.67亿卢布，即比市场价值低19％(22)。改革使大多数农民得到维系稳定生存的份地，促使其留在农村。结果，改革后农民家庭经济在农村占优势，尤其是由于斯托雷平改革，家庭经济逐渐演变成家庭农场。
政府的税收政策是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改革后，税收政策进行了三大调整。第一，所有居民均须缴纳直接税，包括以前不交税的人数众多的群体：贵族、官员、哥萨克和少数民族，改革前，农民和小市民缴纳直接税，商人缴纳基尔德税(经营税)；第二，从1860年代起，俄国的税收制度开始从按人头征税原则改为按收入征税原则，税赋从穷人向富裕居民转移(23)；第三，税收体系中，间接税数值提高。得益于此，税赋更多地从农民转向相对富裕的市民等级，因为间接税主要向市民征收(24)。大部分火柴、石油、烟草、白糖、甚至伏特加酒都是在城市里消费。1901～1912年，农民的纳税额仅占全部税额的32％，而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超过83％(25)。20世纪初，农民的纳税额度大幅降低，仅为市民的28％。
将税赋从穷人向富裕居民转移、提高间接税可能产生两方面后果：一是农民的一小部分收入用于支付直接税，二是农民维持生物状况的支出增加。
1850年代，各类农民平均税赋支出占其收入的20.5％，19世纪末这个比例仅为5.7％。税额较低的国家农民和地主农民的税赋几乎减少50％。改革使各类农民的法律和财政关系划一，改革前饱受压迫的地主农民获利最大。
改革后，不仅农民的直接税赋标准下降，而且债务支出减少。1850年代，农民人均直接税赋占其收入的20.5％，间接税占15.8％，关税占2.3％(26)，合计超过38.6％。1901年，直接税、间接税及其他支出占收入的20.6％，1912年占14.6％(27)。改革后农民的税收压力减轻，税后净盈余增加。
历史学家常常将欠税视为纳税人处境艰难的论据，但是这个标准并不可靠。农民和小市民甚至在有资金支付税赋的情况下，也不急于交税。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最高当局常常免除国家农民的欠税。这种情况影响了税赋的提高，因为纳税人总是能够提出资金紧张的证据，最重要的是引起当权者的关注(28)。熟悉情况的同时代人证实，农民喜欢装穷，而不是炫耀自己的富有。现在保存有1849年欧俄44个省国家农民、地主农民和小市民的税收、赋役和欠税资料(29)。
相互关系的分析表明，纳税额与欠税之间不存在依赖关系。地主农民、小市民的相关系数不高(相应为0.01和0.12)，没有统计的价值。国家农民的相关系数有统计价值，但是为负值(－0.34)，表明欠税额与纳税额之间成反比关系：税赋较低的省份欠税较多。我们不仅掌握1850年代7个省的纳税和欠税资料，而且还有收入方面的资料。欠税最严重的梁赞省税赋的绝对值最低，而在纳税额最高的莫斯科省实际上不存在欠税现象。根据税赋和欠税情况对各省进行的排名是不一致的。
改革后，欠税额持续快速增长：1875年，仅国家农民的欠税额就达2910万卢布，或者年均税额的22％；1880年，相应为4830万卢布和36％；1900年，相应为1.19亿卢布和119％(30)。经济学家、时评家、官员常常引用这些数据，作为农村支付能力差、贫穷和危机的证明(31)。但是，各类农民之间欠税额的分布和及时纳税的情况颇令人费解。20世纪初，皇室农民的欠税额最多，为应税额的1.52倍，其次是国家农民，为应税额的1.43倍，最后是地主农民，为应税额的0.96倍。后者的欠税额要少67％，尽管同其他农民相比，地主农民摆脱农奴制的条件最苛刻。另一个不可思议的是，农民非常准时地支付了赎金：1885～1904年的20年间，地主农民平均每年拖欠的土地赎金从250万卢布减少到130万卢布，下降了48％(32)。结果，一方面，最富裕的农民交纳赋税最及时；另一方面，赎买土地有钱，交税却没钱。
五 人口中心南移
18世纪以前，2/3的人口居住在北方和森林地带。18世纪，由于人口从北方向南方迁移，大部分人口居住在比较适于农业发展的森林草原地带和草原地带。到1914年，这些地区集中了近2/3的欧俄人口。经济活动中心南移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经济潜力，农业是后者的主要来源。
在南部地区的垦殖活动不仅增加了土地储备，而且提高了土地利用水平。由于边界南移，适于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土地增加。从1696年到1887年，由于扩张和移民活动，熟地的百分比从24.4％提高到45.9％，增加了近1倍。根据不同的评估，到1914年，耕地增加了2.1％到6％，占土地总面积的48％～52％。但最重要的是，人口南移降低了生产费用，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18世纪到20世纪初，农业移民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比老区高1～2.8倍(33)。
因此，由于气候温和，土壤比较肥沃，以及衣食住上的支出低，人口南移的经济效果显著。可以说，18世纪俄国为开拓和巩固边疆投入巨资，到19世纪这些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六 最高政权的经济社会政策
从18世纪末起，政府开始进行更为坚决的尝试，限制地主权力，恢复农民失去的某些权力。1797年，保罗一世颁布诏书，规定每周服3天徭役。1803年的自由农法令允许地主根据同农民签订的契约解放农民。1842年，政府对前项法令做出补充，颁布所谓的义务农法律，允许地主经与农民协商，给农民以自由，作为交换，农民需要承担规定的赋税。1802、1804、1808、1827、1833和1841年颁布的法令规定了一定的条件，限制地主买卖、赠送和向西伯利亚流放农奴。农民获得了自由赎身的权力，无论地主同意与否。但如果地主的地产已经拍卖出售，那么需要征得地主的同意农民才可以自行赎身。国家在这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到1861年，1837年成立的国家财产部赎买了178处地主地产，将原土地上的地主农民划为国家农民(34)。
18世纪末开始，财产权利和经济活动自由发生变化，增加了农民的非农业收入。1798、1799和1812年法令归还了各类农民从事贸易的权利。1818、1824年法令允许农民开展工业经营活动。1827年，允许农民在首都以外的其他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1848年，允许农民在首都拥有自己的住房。1801年，国家农民和获得自由的农奴获得购买土地的权力。47年后，到1848年，地主农民也获得了购买土地的权利(35)。
19世纪上半叶，在国家的施压下，地主的家长式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到19世纪中叶成为农村生活的重要元素。依照法律，在饥荒时期地主必须关心农民的粮食供应，在发生不幸的情况下对其提供帮助，避免农民陷入赤贫境地(36)。从1761年起，地主开始根据政府的指示建立粮食储备。从1799年起，开始建立粮食储备仓库，在歉收的年份发放贷款。皇室农民和国家农民的农村同样采取这些措施(37)。给农民的粮食帮助减轻了歉收造成的后果，尽管由于数量有限，不能完全消除歉收的破坏作用。改革前，地主的家长式经营表现出新的形式：发展教育(建立普通和农业学校、开展反酗酒活动)，采取对农民经济具有显著影响的合理化措施(播种牧草、使用新肥料和更加完善的农业技术)(38)。
18世纪，法律对世袭权力的调整力度有限。19世纪，这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1832年法典调整了惩罚制度，1845年法典则明确规定了地主法庭的权限，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惩罚。根据1817年和1826年法令，当地主超越自己的权力时，政府行政部门将起诉地主或者托管其地产。现存资料尽管很不完整，但我们仍然可以认为，由于滥用权力被起诉和被判有罪的地主数量相当大。例如，1834～1845年的12年间，被起诉的地主有2838人，其中630人被判有罪。1836年、1851～1853年平均每年托管地产212处。有趣的是，由于滥用权力被国家起诉的地主数量与由于不顺从地主而受到起诉的农民数量在一个水平上：1834～1845年间，因违法被判有罪的农民和地主均占各自总数的0.13％(39)。
废除农奴制以后，地主农民的状况发生很大变化。他们不再被视为地主的财产，获得了结婚、签订民事合同、诉讼、从事工业和贸易的权利，可以离开自己的住地，有权考取任何学校或者转为其他身份。农民自治权力扩大。解放农民不仅考虑了地主的利益，而且也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农民在赎买土地时，国家向其提供赎金总额80％～85％的赎买贷款，这部分资金由国家一次性支付给地主。农民应当在发放贷款之日起49.5年内偿还贷款，年利率6％，大大低于改革前农民向地主交纳的代役租。在与地主自愿达成一致的条件下，剩余的15％～20％赎金由农民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地主。1883年，规定所有的临时义务农必须赎买，平均支付金额下降到年应税额的73％，土地税取代人头税。此外，政府不顾地主明显的不满，拒绝修改2月19日法令规定的赎金额度(40)。
皇室农民的生活条件比地主农民要好。1797年，专门的皇室地产管理机构成立以后，对皇室农民的照顾范围逐渐扩大。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征税制度(使各地税赋标准一致，实现收入与赋税比例协调，从1830年开始由人头税转为土地税)，在歉收的情况下保证农民的土地和粮食供应(建立粮食储备制度，设立社会耕地)，发展农业生产(1797年建立农业实践学校，1833年成立培养农民子弟的农业专科学校。1839年建立示范农庄，传授先进经验，举办展览会。从1830年代开始引进马铃薯栽培和牧草种植，鼓励推广蔬菜栽培、园艺、养蜂，为农民提供改良牲畜品种和高级作物种子)。皇室管理机构支持农民发展副业，帮助农民寻找就业机会，通过建立农业银行同高利贷行为作斗争。成立粮食贸易公司，关心粮食销售问题，开展保险业务。同样没有忽视居民的保健问题：开展疫苗接种，皇室领地有自己的医生、兽医、接生婆，成立临时的和固定的医院。为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皇室机构付出了巨大努力：到1863年，共有皇室学校376所，学生11394人；私立学校1185所，学生26370人(41)。
从18世纪末开始，政府相关部门也对皇室农民实行照顾政策。这些政策与皇室地产管理机构采取的政策类似：关心农业发展，建立粮食储备仓库，关注土地分配和缺少土地村镇的人口迁移问题，预防火灾、洪水、疾病、牲畜疫病，防止产生赤贫现象，关心孤儿和病患，提供农业技术帮助和贷款，开办学校等(42)。
1837～1839年П．Д．基谢廖夫改革后，国家对农民的照顾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这场改革改善了农民的法律、经济、司法、行政和文化地位，扩大了其自治权。根据法律规定，农民有权选择居住地、身份、职业种类，可以进入任何一所学校学习，甚至可以向沙皇递交呈文、进行民间交易等(43)。1837～1866年，国家财产部做了大量工作。20多万无地农民获得份地和资金补贴，少地农民分得340万俄亩土地，在册人口人均5.5俄亩。从人口稠密省份迁出农民26.2万人左右。重新平均分配土地储备，整理税册和地籍簿，将人头税改为土地税和副业税，消除不同地区的实物税差异，采取重大的农业技术举措。立陶宛、白俄罗斯、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地区取消了徭役租，停止将国家土地租赁给个人，向农民收取代役租。1839年，开始成立信贷机构——辅助性的储蓄所，每年向农民发放贷款总额的6％，包括村社大会担保的贷款。1865年，在国家农民居住的村镇有4631家储蓄所，流动资金1230万卢布，发放贷款1030万卢布。国家农民村镇建有学校、养老院、诊所和兽医站、农场、展览馆、示范性农户，粮食生产规范。1837年，在П．Д．基谢廖夫改革以前，国家农民管理机构共有60所学校，学生1880人；而到了1865年，相应为7869所学校和280328名学生(大俄罗斯省份共有6596所学校和220710名学生)。同普通教育一样，专门的农业教育迅速发展起来，建立了初等、中等和高等农业学校(44)。
改革后，地方自治局接手了国家财产部的广泛活动，前者更胜任保护农民的任务。但是改革前国家的照顾政策就对国家农民的福利状况产生明显影响。
皇室农民大体在1863年获得解放，1866年解放了国家农民，而且是在比地主农民好得多的条件下解放了皇室农民和国家农民。1863年，皇室农民在保留其利用的全部土地的所有权条件下，强制赎买土地。他们必须在49年内按照以前的标准缴纳税赋，不允许进行调整，每年支付应税额6％的赎买费用。1866年，国家农民获得了以前自己使用土地的长期使用权，20年后修改代役租。1887年，进行强制赎买，土地成为其财产。为此国家农民需要在44年内支付相同的费用——最低要比以前地主农民少支出20％，尽管后者的赎金从1883年开始降低了27％。
改革后，政府的经济政策更加明确、更加具有连续性，效果也更显著。例如，减轻税务负担，加快铁路建设，调整费率，鼓励出口，对粮食价格实行国家调节，发展工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一系列举措都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1860年代进行的税收改革要求特权等级履行纳税义务。结果农民的税赋减轻：1901～1912年，农民的纳税额仅占全部税收的32％，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83％。
铁路的兴修首先降低了农产品产地到消费地的运输费用；其次，依靠提高地方农产品价格，平衡了港口与国内市场价格。1889年实施的新费率政策显著加强了提高地方价格的有利趋势。这项政策的基础是实行差别费率。根据距离远近(随着距离的增加费率降低)、粮食出口还是内销(对出口和供应大型工业、贸易中心的粮食实行优惠费率)以及粮食的运输方向(对某些方向采取鼓励政策，对某些方向采取限制性措施)，确定不同的费率，对粮价较低的边远地区给予优惠。新的费率标准推动了边远省份进入国际和国内市场，有助于拉平出口和地方价格，增加了国内农民的收入，尤其是远离港口省份农民的收入。以前单一的费率仅为临近港口的地区——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黑海沿岸等大俄罗斯省份带来优势。制定了专门的出口费率，鼓励将粮食加工成价格较高、国外需求量较大的面粉(45)。
国家通过采取诸如建立粮食储备，不向贸易中介、而是向直接生产者——地主和农民(后者占整个供应量的1/3左右)——采购军粮，国家银行、私人商业银行发展粮食贷款业务，发展铁路，在粮食价格非常低的某些省份用农民的粮食冲抵土地税和地方保险费，依靠修建彼尔姆—科特拉斯铁路和建立车里雅宾斯克费率公式，鼓励西伯利亚经过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口粮食等经济调节措施提高当地粮食价格，增加农民收入。调节价格还产生一个积极的结果：扩大国内粮食消费，有利于维持当地的粮价。
1894年，经过长期的顽强斗争，俄国贸易代表团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与德国签订新的贸易合同，确保了俄国28％以上出口粮食的销售(46)。
最后，工业发展，尤其是农村工业的发展，以及铁路建设为饱受农业人口过剩之苦的农民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位：根据不同的评估，到190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劳动者总数的22％～52％(47)。
因此，政府的政策不仅保证了俄国经济的集约发展，而且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七 结论
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国居民的生物状况，也就是生活水平总体上表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其原因主要包括：改革前，尤其是改革以后人均主要食物产量增加；农户的副业和农业收入提高，尤其是改革后；实际税赋下降，改革后降幅尤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征税标准非常适中，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从1815年开始，在货币流通稳定的情况下，粮食价格提高；由于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衣食住节约和克里木鞑靼人停止侵扰，人口中心南移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果；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仅促进了俄国经济的集约发展，而且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新发现的史料使人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待19～20世纪初俄国经济和社会历史的某些争议性问题。19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农民经济还是地主经济都没有出现下滑，因此，废除农奴制多半不是经济因素决定的，而是农民自我意识增强，统治阶级害怕起义，以及人道、军事和政治意愿的结果。П．Б．斯特鲁韦以及后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西方历史学家都持这种观点(48)。
根据食物、农业生产、农民收支、人口死亡率和健康状况等资料，人们推测，改革后仅仅在4个5年里居民生活水平下降：1856～1865年、1891～1895年和1901～1905年，而在其他的8个5年里生活水平提高。1856～1865年间生活水平下降与1853～1855年克里木战争有关。这场战争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克里木战争引发的危机平稳过渡到俄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尤其是1860～1870年期间的全面改革，这场改革至少始于宣布解放地主农民法令前5年。改革在1870年代基本上顺利结束，1880年代居民生活水平已经超过改革以前。积极的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1891～1895年因为歉收、1901～1905年间由于日俄战争和1905～1907年革命，积极发展的趋势出现两次中断。
需要强调的是，只是在改革后，在俄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人民的生物状况和福利水平才取得突破性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时间上与1870～1880年代的世界农业危机相吻合，这场危机强烈冲击了1880年代的俄国(49)。或许，农业危机是妨碍性因素，但它却不可能停止生物状况的改善。
身高情况的国际对比表明，俄国完全与其他欧洲国家同步发展。19世纪末，俄罗斯人的该项指标在世界不同民族中处于中间水平。在欧洲民族中，俄罗斯人(以及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略高于波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匈牙利人和法国人，逊于其他欧洲人和发达国家的民族，日本人除外。北欧民族、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个子最高，比俄罗斯人大约高7厘米(50)。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人的身高排名大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因为发达国家的身高同样出现增长。
收稿日期 2011—07—05
注释：
①М．Р．叶菲莫娃、Г．С．贝奇科娃：《社会统计》(М．Р．
，Социалън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莫斯科2004年版，第462～475页。
②Г．格里姆：《结构生物学与人体测量法的基础》(Г．
，Основы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би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метрии)，莫斯科1967年版，第71～93、113页；Дж．科姆洛斯：《生活的生物水平与现代经济增长类型》(Д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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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иология человека)，莫斯科1979年版，第386页。
③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陆军——海军国家档案馆、炮兵和通讯兵军史档案馆、圣彼得堡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以及萨拉托夫州、下诺夫哥罗德州、诺夫哥罗德州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国立档案馆。
④И．И．威尔逊：《欧俄经济统计图解》(
，Объяснения к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му атласу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第4版，圣彼得堡1869年版，第106～107页。
⑤资料来源：И．Д．科瓦里钦科：《俄国农业生产水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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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за100 лет：1811～1913)，莫斯科1956年版，第25～29、44～47页。
⑥И．И．威尔逊：《欧俄经济统计图解》，第348～349页。
⑦А．А．卡拉达尔：《19世纪末俄国的畜牧业》(А．А．
，Животноводство：Россия в конце Ⅹ Ⅸ века)，圣彼得堡1900年版，第183页。
⑧С．Г．斯特鲁米林：《论产量统计的平衡方法：统计与经济》(
，О балансовом методе в урожай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е：Статистика и экономика)，莫斯科1979年版，第235页。
⑨Л．Г．别斯克罗夫内：《19世纪的俄国陆海军：俄国的军事经济潜力》，第12～15页；А．С．尼方托夫：《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粮食生产：基于欧俄产量统计资料》，第143、211、310页；《俄罗斯与外国农业经济统计资料汇编》(Сборник статис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по селъскому хозяйству России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圣彼得堡1915年版，第32～33、180～181、338页。
⑩П．П．索伊金：《同欧俄其他地区相比较中部农业区农民的福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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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А．М．安菲莫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俄国农村：1914～19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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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13～1917年统计汇编》第184～185页。
(13)Н．П．奥加诺夫斯基、Н．Д．孔德拉季耶夫主编：《20世纪的俄国农业：1901～1922年经济统计资料》(Н．П．
，Селъ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Ⅹ Ⅹ веке：Сборник статис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за 1901～1922 гг．)，莫斯科1923年版，第260～263页。
(14)В．М．卡布赞：《18～19世纪上半叶俄国人口分布的变化》(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азмещении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вⅩ Ⅷ-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Ⅹ Ⅸ в．)，莫斯科1971年版，第114～115、176～177页。
(15)И．П．鲁科夫斯基：《人头税的历史统计资料》(И．П．
，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сведения о подушных податях)，圣彼得堡1862年版，第5～16、32～36、40页。
(16)《皇室百年发展史(1797～1897)》(История уделов за столетие их сущестовоания．1797～1897)第2卷，圣彼得堡1901年版，第79～90页。
(17)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РГИА)，ф．869，oп．1，д．789。
(18)《经济统计材料》(Хозяйств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圣彼得堡1857年版，第42～43页。
(19)И．Д．科瓦利琴科：《俄国的农奴农民》(И．Д．
，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ъянство)，莫斯科1967年版，第62～63、66～67页。
(20)А．А．考夫曼：《俄国的农业问题(第一部分：土地关系与土地政策)》(
，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Ч．1．Земелъ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земелъная политика)，莫斯科1908年版，第53页。
(21)С．Г．卡先科：《俄国西北部地区的1861年2月19日改革：资料的数量分析》(
，Реформа 19 февраля 1861 года на Реверо-Западе России：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й анализ массов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莫斯科市档案馆，1995年。
(22)史蒂文·L.霍克：《俄国的被解放农奴真的为很少的土地支付了很多赎金？统计异常与长尾分布》(Seeven L.Hoch,"Did Russia's Emancipated Serfs Really.Pay Too Much for Too Little Land? Statistical Anomalies and Long-Tailed Distributions")，《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第63卷第2期(2004年夏)。
(23)Н．П．亚斯诺波利斯基：《俄国国家收入和支出的地理分配：金融统计研究经验》(
，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оходов и расходов в России：Опыт финансог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圣彼得堡1890年版，第27～31页。
(24)(26)М．К．沙齐罗：《19世纪俄国税收制度的演变》(М．
，“Эволэция налоговой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вⅩ Ⅸ в．”)，《2002年经济史年鉴》(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роия．Ежегодник 2002)，莫斯科2003年版，第376、358页。
(25)А．М．安菲莫夫：《20世纪初欧俄农民的税收和土地支出(1901～1912)》(
，“Налоги и земелъные платежи крестъян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Ⅹ Ⅹ в．1901～1912 гг．”)，《东欧农业史年鉴》(Ежегодник пг агра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明斯克1962年版，第502页。
(27)А．М．安菲莫夫：《20世纪初欧俄农民的税收和土地支出(1901～1912)》，第489～505页；А．М．安菲莫夫：《1881～1884年欧俄农民的经济状况与阶级斗争》(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и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ъба крестъян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1881～1884гг．)，莫斯科1984年版，第110～111页。
(28)И．П．鲁科夫斯基：《人头税的历史统计资料》，第205、208页。
(29)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РГИА)，ф．869，оп．1，д．789。
(30)《1901年委员会资料(第一部分)》(Материалы Комиссии 1901 г．Ч．1)，第290～291页。
(31)П．Х．什瓦涅巴赫：《俄国的赋役》(
，Наше податное дело)，圣彼得堡1901年版，第145～147、168～169页。
(32)(33)С．Г．斯特鲁米林、И．С．卢比诺维奇：《苏联的自然历史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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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М．А．奥帕琳斯卡娅、С．Н．西涅古博夫、А．В舍夫佐夫：《俄国国家史：19世纪上半叶传略》(М．А．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Жизнеописания．Ⅹ Ⅸ век，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莫斯科1997年版，第344页。
(35)Б．Н．米罗诺夫：《18～20世纪初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形成》(
，Социалъ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ⅩⅧ-начало Ⅹ Ⅹ Генезис личности，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емъи，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прав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第1卷，第3版，圣彼得堡2003年版，第392页。
(36)В．И．谢美夫斯基：《解放前夕的农民》(В．И．
，Крестъяне в царстовоание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Ⅱ)第1卷，圣彼得堡1903年版，第263～273、379～393页。
(37)И．И．伊格纳托维奇：《解放前夕的地主农民》(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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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С．А．科兹洛夫：《改革前俄国的农业传统与创新：中部黑土省份》(
，Аграрные традиции и иновации в дореформенний России：централъно-черноземные губерни)，莫斯科2002年版，第61～76、188～190、320～383页。
(39)М．А．拉赫马图林：《1826～1857年间大俄罗斯省的农民运动》(
，Крестъ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великорусских губернях в 1826～1857 гг．)，莫斯科1990年版，第179～197页。
(40)Л．В．霍茨基：《Ф．А．布罗克豪斯与И．А．叶夫龙百科辞典：第82卷临时义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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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皇室百年发展史(1797～1897)》第2卷，第338、343、360页。
(42)《1837～1887年国家财产部活动的历史评论》(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50-летней деятелъност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муществ，1837～1887)，圣彼得堡1888年版，第5～28页；Н．М．德鲁日宁：《国家农民与П．Д．基谢廖夫改革》(Н．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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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Н．М．德鲁日宁：《国家农民与П．Д．基谢廖夫改革》第1卷，第628～632页。
(44)П．Н．米柳科夫：《Ф．А．布罗克豪斯与И．А．叶夫龙百科辞典：1861年解放前的俄国农民史》(П．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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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6)Т．М．地基塔尼娜：《1875～1914年的俄国粮食贸易：政府政策概述》(
，Хлебна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в 1875～1914 гг．：Очерки правителъ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列宁格勒1978年版，第77～95、170～243页。
(47)Е．П．伊万诺夫：《俄国农业人口过剩历史文献》(Е．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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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П．Б．斯特鲁韦：《农奴制经济：18和19世纪俄国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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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Л．А．门德尔松：《经济危机与周期的理论和历史》(Л．
，Теория и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кризисов и циклов)第2卷，莫斯科1959年版，第144～173页。
(50)В．В．布纳克：《从苏联身体学研究角度谈当代青年的身高增长和性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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