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新闻乌托邦”思想的初步探究及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思想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著名学者方汉奇先生曾称“在中国新闻史上，成舍我是以个人力量从事新闻教育，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成绩最突出的卓越的教育家”[1]。自1933年2月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起，成舍我先生从事新闻教育事业近60年，其间千难万险，甚至生死一线，成先生始终没有放弃以新闻教育为基石建设“新闻乌托邦”的伟大理想。 所谓“新闻乌托邦”，其含义有二，一是指成舍我先生对中国报纸之将来发展前景的看法，尤其是中国报纸未来的组织形式，成先生认为“未来的中国报纸，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应该属全体工作人员，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他在营业方面虽然还可以商业化，但编辑方面，却应该绝对独立，不受‘商业化’任何丝毫的影响”[2]。其二取“乌托邦”一词，是从之后的现实来看，成先生对中国报纸发展前景的美好愿望并未实现，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军阀混战、新闻管制以及国内新闻行业发展水平低等内外因素，使得成先生的新闻理想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似的乌托邦而已。 既然是乌托邦，研究意义何在？首先，通过对成先生新闻理想的追根溯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成先生“新闻乌托邦”的形成脉络，并从其新闻实践中去理解“应把新闻教育纳入到新闻事业体系之中”这一新闻教育思想的深刻含义，将目前对成先生新闻教育与办报实践各自为营的研究领域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期更加全面且深化对其新闻思想的学术研究，此为理论意义。 其次，成先生“新闻乌托邦”在当时无法实现，是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然现在看来，在当今新闻传媒行业深化改革的大变局时代，成先生“新闻乌托邦”的新闻理想对当代新闻改革不无裨益，如在传统新闻机构的市场化改革中如何预防“新闻商业化[3]的倾向，以及如何监督新闻媒体合法合理地使用话语权，为公众服务等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此可视为现实意义。 成先生“新闻乌托邦”思想的形成，除了他所提倡的“应把新闻教育纳入到新闻事业体系之中”外，还有一些较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新闻事业扩张的需要。军阀混战局面结束之后，新闻行业发展迅速，报馆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一报多馆、报业联合和兼并等现象时而出现”[4]，凭借“世界报系”相对雄厚的实力，成舍我逐渐萌生了组建“中国新闻公司”的念头，事业扩张势必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但有感于“当时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和品德十分低下，且‘积习太深’”[5]，“要实现我们的理想，非有根本彻底的方法不可。而人才的准备，尤为必要。促进报业之发展，则必须从新闻教育做起，为发展新闻事业造就全能的新闻人材”[6]。 二是改革中国新闻事业的志向。首先，在当时看来，“报纸大众化是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趋向[7]，而成先生认为“现在国内的报纸，大半可以说，只是特殊阶级的读物，而不是社会大众的读物”[8]，“每一报纸，祂所记载的消息，大都偏于政治方面”[9]，如何改善这一问题？只有通过专业的新闻教育，使报纸向民间去。其次，就办报而言，“在通商大埠，则渐次有了资本化的倾向”[10]，报馆内部，劳资对立，矛盾尖锐，如何缓和劳资关系，显得十分迫切。在成舍我看来，解决“报纸商业化”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培养“手脑并用”的人才，“消除劳资对立以及劳心劳力的界限”，“设法使一个报馆成为一个合作的集团，由排字工人起，至社长止，都要忠诚合作，全成报纸的主人”[11]。 由此看来，成先生“新闻乌托邦”的理想是以新闻教育为基础的，是故从他所倡导的新闻教育理念——“手脑并用”着手，将成先生的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融会贯通，探究“新闻乌托邦”思想也是较为合理的路径选择。 一、成舍我“新闻乌托邦”思想的初步探究 若要实现成先生的“新闻乌托邦”理想，从当时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现实及成先生的个人观点来看，必须从彻底的新闻教育出发，通过以“手脑并用”为理念的新闻专业培养，“消除劳资对立以及劳心劳力的界限”[12]，改善当时普遍存在的报馆内部劳资对立的紧张关系，进而改革报馆产权制度，变报馆私有制为报馆公营化，即“报纸单位员工产权化模式”，成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在资本商业化基础上对资本家私有垄断报馆的有效改革途径”[13]，“因为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容许新闻大王的存在，然尚可容许私人报纸的经营”[14]。若实行报馆的产权员工化，是否又会出现报馆员工为“一馆私利”而滥用话语权的问题，成先生因此提出“关于报馆主张及言论，应另有一监督机关，所有报馆对政治、社会的批评，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编辑之进退，亦由此机关决定……如此则个人操纵舆论，或违背公众福利的弊害，自可铲除。”[15] 故而从“手脑并用”新闻教育的角度探究成先生的“新闻乌托邦”思想，不仅可以对成先生新闻教育与办报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相对清晰的认知，更能为当今我国新闻教育以及新闻事业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些许思考。 （一）“新闻乌托邦”的起源——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与“手脑并用”的提出 成先生所期望建立的“新闻乌托邦”，新闻教育是最基础的事业，他认为“训练完全手脑并用，吃苦耐劳的新闻人才，应当由下往上，逐步彻底的作去。办大学新闻系，招大学程度的学生来训练，不从根本着手，将来也恐怕难见成效”。故而成先生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手脑并用”新闻教育理念，更从最基础的新闻教育实践做起，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人才现状。 首先何谓“手脑并用”？从字面意思解，即不仅要训练学生排字印刷的动手实践能力，还要培养学生采访、编辑及管理等方面的才能，进入报馆服务后，不仅对报馆的基础业务了然于心，并且拥有扎实的业务能力。按成先生比较形象的说法，即“他们将来的技能是一方面穿上长衫，做经理，当编辑，一方面也可以换上短衣，到印刷工厂中，去排字铸版，管机器”[16]。这样一来，面临排版印刷的问题时，以前只专注“劳心”的编辑也懂得一些排版和计算的方法，就不至于引起双方业务上的争执，避免出现当时报馆时常发生的印刷工人罢工事件。相较编辑，如果印刷工人接受过一定的新闻教育，当编辑发稿时，甚至可以担负起校对的职责，工作效率与普通工人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也不会闹出如1925年，《世界晚报》的印刷工人错将军阀“张福来”印成“张祸来”的笑话了，社长成舍我差点因此丧命，可见印刷工人的文化水平，对于报馆而言，也是不可忽视的。 值得一提的是，成先生对报馆的报差也提出了希望，因为报差经常出外勤的缘故，况且一天除送报的两三个小时外，其余时间皆无所事事，若是这些对北平街巷胡同大事小情十分熟悉的报差，受过一些新闻教育的话，那么对于所遇到的新闻线索或突发事件相较于报馆固定的外勤记者而言，他们在时效上的优势无疑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善加利用，某些方面也许不比外勤记者差。 所以说，“手脑并用”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是成舍我在长期新闻实践中一线经验的总结，“成舍我设想的‘手脑并用’之最高境界是‘记者在采访之后，只要有腹稿就可自行排字、排版、校对’，高效而便捷”[17]。 其次，为使“新闻乌托邦”由理想变为现实，1933年2月，成先生以《世界日报》的经济实力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新专”），从报界转战到教育界，个中缘由虽十分复杂，但成先生还是对此做了简要说明，“在第一届初级职业班招生简章中，开头阐述办校的意义说：‘本校目的，在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及训练手脑并用之新闻人才’”[18]。 为“从根本做起，彻底训练一般新的报业人员”[19]，新专将整个培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初级职业班，学制2年，主要课程是属于印刷方面的排字、铸版、管机器，目的是造就印刷工人，但对于编辑和采访，“因为他们十分爱好的原故，经过这两年的训练，似乎也勉强可编可访”[20]。第二阶段是高级职业班，学制2年，主要课程是事务方面的发行、广告、会计、簿计，目的是造就发行、广告及事务上管理人员。第三阶段是本科，学制3年，“为造就一方既常识充足，一方且学有专长，而对新闻事业又以得到深刻了解的编辑采访和报业指导者”[21]。 新专的培养模式可谓是循序渐进，课程安排也相对科学合理，对于初级职业班办学两年之后学生的专业表现，成舍我曾说“他们的编访能力，固然还谈不到十分满意，但就他们的学程说来，实已出乎我们预算之外”[22]，可见教学已初见成效。虽然后期因为战争的缘故新专停办且未复校，但成舍我在艰苦的历史条件下创办新专，意图培养“手脑并用”之新闻人才，改变中国新闻事业，建立“新闻乌托邦”的努力，不得不说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乃至新闻史上的一次伟大尝试。 （二）“新闻乌托邦”的升华——“手脑并用”的实践与报馆国营公营之辩 “新闻乌托邦”的升华，在于“手脑并用”的实践将新闻教育与成先生的办报实践融为一体，并上升至报馆产权制度之辩，即报馆国营化或是公营化的辩论。理解“新闻乌托邦”的升华，应从成先生对未来新闻事业组织上的设想入手，他“觉得未来的新闻事业，它的内部组织，不但应消灭资本劳动两阶级的对立，并且连劳心劳力的界限，也应该一扫而空”[23]。这一设想缘于对当时报馆普遍存在的如印刷工人与编辑之间的纠纷、劳动与资本两阶级之间的对立等问题的深刻反思。 成先生提出“手脑并用”的新闻教育理念，意图通过彻底的新闻教育培养全新的新闻人才，并将新的报业人员应用到新的组织上去，“这些新的报业人员，他们将没有劳心劳力的区别，他们一方面可以做劳力的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做劳心的经理或编辑”[24]，虽然一个人很难对报馆的工作全知全能，但至少应对专业之外报馆的全部工作有普遍的了解，这样就不再至于出现印刷工人与编辑之间关于字号、排版、印刷等问题的无谓纠纷了。消除劳心劳力的界限，意在“设法使一个报馆成为一个合作的集团，由排字工人起，至社长止，都要精诚合作，全是报纸的主人”[25]。 成先生的论断看似有悖常理，“劳心者”“劳力者”怎么都应成为报纸的主人？其实，这是成先生根据多年办报经验对未来新闻事业发展趋势做出的判断。中国从前有文人办报的传统，凭借文章和资望，报纸也能办起来，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成功的希望将会越来越渺茫。为何？这与成先生1930—1931年赴欧美考察的经历有关，在考察中，他不仅对西方新闻教育有深刻的感触和理解，也察觉到西方“报纸商业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甚至出现了“新闻大王”，由此他感叹道“一个赤手空拳的文人，如何同那班坐拥巨金的资本家去竞争，没有法子，只好拱手让人。所以在现今资本制度和‘报纸商业化’的口号下”，‘报’只是资本家的专利品，别人是无从染指的！”[26] 但报纸的属性毕竟带有社会公共服务性质，更为重要的是，报纸作为公共读物，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它甚至可以左右社会舆论，决定人心向背。如若报纸被一群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所掌握，成为他们谋利之工具，又何谈公众福利，新闻理想？此中危险，不言自明。 在彼时中国，如何扭转这一趋势，避免“报纸商业化”的危机呢？成舍我曾当面请教美国密苏里大学校长威廉博士，威廉博士“经过很深切的考量，答复我说，唯一希望，还在一般读者知识和道德，能较现在增进，对于报纸的价值，能有明确的认识。那些只知谋利的报纸，不但不能迎合一般社会心理，反将为一般社会所厌弃。如此，则彼辈伎俩已穷，报纸风格，自可一变云云。”[27] 然威廉博士的“读者进步论”并未得到成舍我的认可，仅靠读者进步，对于当时中国大多数人读书识字尚成问题的国情而言，显然并不可行，“一般人们的知识和道德，究竟何时，才能达到我们理想上的标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促进中国报纸的发达，一方面又要努力阻止中国报纸，和欧美资本化商业化的报纸走入同样的运命。我们就不能不从静待读者知识和道德增进的唯一希望以外，来另找一个新的希望”[28]。 是故，成先生认为“假使在中国，有革故鼎新的机会，我想，将来报纸的趋势，在组织方面，定不外两种方式。一种是报纸国有，一切报纸，都有国家来经营，或指导，不许任何私人，握有如此伟大的舆论威权。另一种，是虽可许私人经营，但其资本，惟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自社会以至工人，均为主权者，均由分担保管责任分享，报馆利益之权，非工作员无坐分红利，换言之，即不劳而获之大资本家，概在摒除之列”[29]。总而言之，“成舍我先生提出改革中国未来报纸免遭‘商业化’侵害的两项措施：报纸国营化和报馆公营化”[30]。这两项措施在于从根本上改革了报馆的产权制度，既避免了劳心劳力者双方的纠纷，又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报纸商业化”的趋势，既能提高报馆的运作效率，又维护了报纸社会公共服务的属性。 值得一提的是，“如此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在1932年就在中国提出了反对新闻事业私人资本垄断化主张的成舍我先生，无疑走在了中国，乃至世界新闻界的前端”[31]。这比1947年美国哈斯钦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整整早了15年。 （三）“新闻乌托邦”的蓝图——报馆公营化的理想与第三方监督机关的完善 报馆国营抑或公营的想法，在当时因为战争及政治高压等历史条件限制，并未有实践的可能，所以就当时而言，到底孰优孰劣，也只能停留在理论思辨阶段，这也是为何将成先生的新闻理想喻为“新闻乌托邦”的原因所在。 不过，从历史文本分析来看，成先生更偏向第二种方案，即报馆公营化，报馆产权属于报馆全体工作人员，也可称之为报馆产权员工化，他认为“在中国最近的将来，似乎第二种方式，比较第一种方式容易实现。因为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容许新闻大王的存在，然尚可容许私人报纸的经营。而资本与言论分开，使报纸与社会合一。如此，则报纸的营业方面，尽可商业化，报纸的言论却不应商业化，而损害社会福利。此不但可以矫正现代资本主义下报纸的恶弊，而比较报纸国有的办法，亦实平妥易行”[32]。如此既能调动报界的办报热情，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促进报业发达，又可预防新闻大王的产生，一举两得。 但值得思考的是，报馆产权员工化虽遏制了“新闻大王”的存在，但很难防止以报馆员工为组织的利益集团，利用强大的话语权，恶意发表轰动性的言论或报道来达到报馆为自身谋取利益的目的。如此看来，报馆产权员工化的制度依然是存在缺陷的。 针对这一问题，成先生指出“关于言论方针，现在中国的报纸，一部分是依着报馆主人的喜怒为转移。除却极少数，他们在良心上，或顾虑到销路的关系上，不能不对与社会公共福利，有所考量外，其余多半是只图自身的利益，社会公共福利，他们是丝毫不管的。这本是资本制度下，报纸‘资本’‘商业’化共通的现象”[33]。而这正是成先生改革中国新闻事业的方向，扭转“新闻商业化”，维护报纸的公共属性。 他认为“关于报馆主张及言论，应另设一监督机关，所有报馆对政治、社会的批评，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编辑之进退，亦应由此机关决定。此机关之人选，应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而每一报之读者，亦得有权推代表参加每一报馆之此种机关。如此，则个人操纵舆论，或违背公众福利的弊害，自可铲除”[34]。 若能如此，前面所提到的“使报纸向民间去”也更具实现的希望了，因为报馆在新闻报道和言论上若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那么报纸想必也将告别过去只关注政治消息、强盗恋爱、奇闻轶事等内容了，而转移到公众所关心为问题上去，成先生对此预言到“将来的人们，他的兴趣，一定会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科学的兴趣，科学上一个新的发明或发现，必能占将来报纸最要最多的篇幅。一方面是艺术的兴趣，人们要求精神上的慰藉，对于艺术，一定会有特别的爱好”[35]。总而言之，“中国未来的报纸，他的言论，既然要受民众的监督。那么，他的言论方针，自然会专以民众利益为前提”[36]。 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关无论对于社会公共福利还是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是必要而且现实的，此举不仅可以完善报馆产权员工化所忽略的弊端，还能够带动报纸读者参与到新闻事业活动中来，吸引公众参与公共辩论，甚至形成我国舆论的“公共空间”，于“新闻乌托邦”的实现是极为有利的。 二、“新闻乌托邦”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反思 （一）“新闻乌托邦”思想的历史意义 成先生的“新闻乌托邦”，从新闻教育出发，探讨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法，进而从新闻教育实践上升到报馆运营模式的变革层面，并在“新闻商业化”的趋势下，极富预见性地提出对报馆的第三方监督，为当时的新闻人描绘了一幅我国未来新闻事业的美好蓝图。 将“新闻乌托邦”放在历史的具体的语境下思考，首先它是对新闻教育的创新。成先生所提倡的“手脑并用”之新闻教育理念，对当时新闻教育中所存在的“手脑”二元分立教育方法，是一种相对新颖且实用的教育模式。当时我国的新闻教育比较注重“劳心者”，即一般记者的教育，忽视了“劳力者”，即普通印刷排版工人的培养，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因劳心劳力差异而爆发的问题。有感于这一现象，成先生对症下药，从根本的教育着手，意图培养既善于“劳心”，还勤于“劳力”的新闻人才，以比较彻底的教育方式改变了新闻人才的面貌。在当时报业一片繁荣的背景下，成先生对新闻教育的创新，不仅改变了当时新闻教育的单一模式，更为不断发展的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手脑并用”，符合报界需要的新闻人才。 其次，“新闻乌托邦”是对报馆运营模式的创新。虽然“新闻乌托邦”是从新闻教育理念出发，但以此为基础上升至报馆运营模式的探究，对当时“新闻商业化”的倾向也具有现实的意义。若报馆只图自身名利，而不顾公共利益，只为少数资本家发声，不问人民疾苦，报纸将不称其为报纸，成先生以“新闻商业化”这一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报馆国营化”与“报馆私营化”两种方案，试图改革我国报馆的运营模式，避免“新闻商业化”的倾向。成先生本人倾向于“报馆公营化”，即报馆产权员工化，以此来减少报馆内部争端，降低少数资本家垄断新闻事业的可能性。但无论哪种方案，对于当时的中国新闻业而言，尤其是在商业化不明显的情况下，都是极富创造性的。 最后，“新闻乌托邦”是对报馆监督理念的创新。针对“报馆公营化”所可能衍生的报馆自私自利问题，成先生提出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关，以保证报纸的公共属性，维护报馆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社会形象。对于当时中国新闻界而言，报业正是一片繁荣景象，只有报纸针砭时弊的表演，何谈对报纸的监督？但成先生根据自身办报实践，大胆地揭露了当时中国报业所隐藏的问题，并针对“报馆公营化”的不足，提出了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关的建议，无疑又是一种创新。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可以说“新闻乌托邦”都是令新闻人所向往的，但因为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一理想确实很难实现，甚至成先生本人对此也颇乏自信，认为这一理想“难免不失败”[37]。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成先生对于“新闻乌托邦”的过分向往，使得他并未重视新专学生毕业后的现实生存问题，“不少新专学生因无法忍受城市报关待遇低、工作苦而愤而离开”[38]。“成先生毕竟不是纯粹的教育家，他对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对报纸生存与舆论引导的研究、对报社利益和报馆扩张的关注，多过对新闻教育事业发展的思索，这也使得旗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的发展轨迹、新闻教育理念实践的磨合碰撞更多地体现出一个私有的、本位的教育体系才具有的特点，是值得人们深思的”[39]。 （二）“新闻乌托邦”思想的当代反思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探究成先生的“新闻乌托邦”思想，首先为了从学术理论研究的角度，将成先生“手脑并用”的新闻教育理念与其办报实践融会贯通，以此串联学界对成先生新闻教育与办报实践相对分离的研究，深化对这一新闻界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其次是在历史的关照下，无论是当今的新闻教育还是新闻改革，都暴露出类似的问题需要以史为鉴。从新闻教育方面来看，“手脑并用”的理念对当代我国的新闻教育仍然适用。相较于新专的培养模式，如今我国的新闻教育仍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面，甚至对于采写编评等技能式的训练都少之又少，何谈在实践中参与学习如何经营与管理新闻媒体等更为宏观性的问题。另外，新专学生毕业后因为比较系统的训练和学习基本是上岗就能用，而现在很多新闻系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还需要经过媒体的二次培训才能应付实际的工作，诚然这其中存在学生个人的问题，但普遍的现象则足以说明，目前我国的新闻教育确实存在问题。比如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媒体与仍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教育之间的矛盾；媒体所要求的跨学科背景与当今专业化新闻教育之间的矛盾；主流的理论教育与客观现实所需的实践要求之间的矛盾等等，如此看来，当今的新闻教育也亟需一次彻底的改革，只有彻底的教育方式，才有希望改变僵化的新闻教育现状。 从新闻改革方面来看，在传媒市场化的浪潮下，成先生所提出的“报馆产权员工化”以及建立民众监督机关等建议，对当前现实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针对我国的传媒现状，一则大部分媒体人员冗余，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市场竞争力薄弱，有必要在合乎我国国情的情况下，适度调整运营模式，甚至成先生所言之“报馆公营化”仍有借鉴的意义。二则是在市场竞争中，部分媒体为了生存，不惜利用所掌握的话语权进行新闻寻租，或是对广告主大肆吹捧，或是以负面新闻要挟企业签订合同获取所谓的广告费等，令人咋舌。媒体本应发挥舆论监督的的功能，而目前的现实是媒体本身更需要被监督，所以，成先生所提议的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关，在现在看来仍有施行的必要。 从历史中观照现实，成先生的“新闻乌托邦”不仅不应该被历史尘封，反而更应该成为当今新闻人的研究主题，以史为镜，在历史中为当今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业的发展探求一条创新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