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文化与人性探险的深处——作为“新历史小说”一支的“匪行小说”论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支论文,文化与论文,历史小说论文,人性论文,深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作品，往往以某些土匪或类似土匪的人物行为为描写内容，写他们的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我把它们总称为“匪行小说”。在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中，它的确形成了某种不大不小的“热度”，成为一些具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小说家对人性与文化进行深入探求的一个特殊的视角，它所负载的文化意识、审美趣味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匪行小说”在新时期的产生基本上可以说是从莫言1986年的《红高粱家族》开始的。作家对其中主人公“爷爷”余占鳌的匪行事迹的描述不但没有导致一个传统的故事模式，而且在其美学特质与价值评判上也把人们引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余占鳌身上，“匪性”成为其人性和生命力的基本特征与必然表达，其出生入死、纵身于红高粱密林“杀人越货、精忠报国”的英雄行为与匪行特质已经完全以二元复合的形式重叠于一起，互为依存、无法分拆了。这种全新的判断很明显是来自新的文化哲学观念的启迪与思想烛照。
或许是莫言在这一题材领域上的创新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还是莫言这一作品的轰动性的成功使新的参与者一时还找不到新的介入视点与突破的位置？所以在此后的三、四年中，一直再较少有人触及这一题材领域，只有在一些市井世情小说和先锋小说中有某些类似仇杀情节的零散涉及，但似乎也较难算得上典型之作。然而1990年，一向以安分忠厚的商州百姓为描写对象的贾平凹却一股脑儿推出了他被称为“土匪系列”的四个中篇：《烟》、《美穴地》、《白朗》和《五魁》。这一年，杨争光也以他的中篇小说《黑风景》而赫然崛起，这篇叙述村庄人们与土匪游寇的殊死搏斗的作品与他此后发表于1991年的《赌徒》、《棺材铺》等构成了他的令人瞩目的匪行系列。1991年比较典型的土匪题材作品还有朱新明的《土匪马大》和阎新宁的《枪队》等。1992和1993年以来，“匪行题材”的加入者不约而同地多起来。除贾平凹又推出了中篇《晚雨》之外，仅在《小说月报》上选载的就有刘国民的《关东匪与民》、冯苓植的《落草》、尤凤伟的《金龟》、《石门夜话》、《石门呓语》等中篇，另外还有李晓的《民谣》，我甚至认为池莉的《预谋杀人》也可以算是一篇十分典型的匪行小说。与此类似的还有刘恒的《冬之门》、季宇的《当铺》等。短篇小说有陈启文的《流逝人生》、刘连群的《根》、孙方友的《绑票》、蔡测海的《留贼》等等。限于视野之故，实际上匪行题材小说可能远不止这些。但是，在1994年以来的小说中，这类小说却迅速减少了，各种迹象表明，随着“新历史小说热”的冷却，“匪行小说”热也已经完结。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出现了这样一种具有相当“热度”的小说现象呢？从这些作品的实际内容来看，它们并不是一些拘泥于对历史上某些真实或传奇事件进行追述的零散现象，相反，它们象1993年以前流行的“新历史小说”一样，表现出一种对历史的“虚构”或“戏拟”倾向，或者说是在试图对纵向历史与人性内容进行“平面式的解构”，换言之，时间标出与“土匪”角色作为历史过程的象征符号，在这里只为作品的途述提供展开的依据，而作者所真正探求的则是隐藏在情节与故事背后的永恒的人性与文化内容。但是我们又不禁要问，小说家们在展开这些对于人性与文化的深入探求的时候，为什么要通过土匪、盗贼、兵痞、奸商或绿林侠客一类人物来作为承载物呢？也就是说，“匪行”行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现象，它有着什么样的特定意蕴和价值、它们为什么会成为作家完成对历史和人性的特殊形式的解读时必须采用的方式和视角呢？
二
我们还是应当从历史的深处寻找这个原因。事实上，“匪行小说”在我国可以说有着渊远流长的历史。在第一部具有叙事文学特征的著作《史记》中就已专设了《游侠列传》，可见独立于官方与王权社会之外的“武林”游侠精神自古就已存在了，而这种游侠行为与“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兵匪行为实际上是一脉传承、十分相近的。明初出现的《水浒传》可以说是第一部不朽的经典性的匪行小说作品，它所塑造的众多打家劫舍又“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不但使匪行母题成为古典小说中最重要的族类之一，而且其所负载的美学精神更产生了深远的辐射与影响作用。之后，在近代更广泛地流传于民间并与世情小说构成对照式景观的“侠义小说”可以说是这一母题的延伸和派生。因为其基本美学思想与审美取向实际上都是从《水浒传》承袭而来的。而且这类小说中所彪炳的“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等人格精神与社会道德力量对其他题材、尤其是历史题材小说都打上了深刻的影响印记，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匪行”或“侠义”小说的变种。
匪行小说为什么会同“侠义”小说一样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呢？这是因为“匪行”本身不但意味着另一个特殊的社会与行为空间，而且意味着另一种与世俗道德社会相对立的生存状态、行为规范、生命理想与人格标准，在这个别一的世界与空间中，蕴寓了巨大的意义内容。即使就古典匪行小说与侠义小说所共同宣扬的“节义”主题而言，这种“节义”也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一种唯一的可以替代或独立于具有“权力政治”色彩的道德伦理价值尺度之外的第二价值尺度，正如“聚义厅”成为聚合众多绿林英雄的旗帜或标志一样，“节义”这种实际上与王权和官方政治构成了本质对立的价值准则已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精神和文化探险意味的心理需要，它以富有象征意味的“江湖”色彩，为人们展示了另一种不受权力社会所束缚的生存空间、行为方式和人格精神，使他们倍受压抑的自由理想得到了艺术满足。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全独立和自足的秩序空间，人的一切行为和精神取向在这里都具有了更为广阔的探寻与实现的可能。
但是，观念和意识的种种局限，使得传统的小说对这个广大的空间世界实际上又缺少发现。它们更多地是在一种与权力社会的依存与联系中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与行为的，他们往往被硬性地涂上符合王权政治标准的道德釉彩，往往既忠且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样，他们本来具有的美学价值便常常在实际上又被取消了。
这种局限在新文学的一些作家如30年代的沈从文和艾芜笔下曾有过可贵的突破。《南行记》和湘西小说中都写到了不少盗匪式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愚昧、野性、狂暴、仇杀、放纵本身已成为他们可贵生命力的一部分，善与恶的道德对立在这里基本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性本身的魅力，这种人性是以善与恶、美与丑、文明与愚昧、高尚与鄙下等等的二元复合形式存在的，是一种文化整体生态模式的感性承载，历史与文明进程中的悲剧性二律背反在这里曾闪烁出灿烂的光彩。所惜的是，沈、艾两位作家的努力毕竟是在较为近代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的烛照下进行的，他们更多地局限于宗法传统和乡土精神的张扬，局限于对自然状态与民间风情的热衷，缺少对人性和文化的更大气魄和更具现代意识的深入探求。
单一的认识论、阶级论的思维方法在此后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是把对人的观照引向了极端的二元分裂与对立，人的阶级对立性代替了其他一切属性。新时期以来，这种局面逐渐有所打破，但直到80年代中期新的文化哲学思潮的兴起才真正为文学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与美学方法。就匪行小说母题来看，莫言的《红高梁》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它是对一切传统道德标准和二元对立美学观的一个反叛。作家不惜一切力量，调动了全部激情和表达了这一豪壮的叛逆主题，使匪行母题所蕴藏的巨大的人性与文化内容得以真正富有当代意识深度的开掘与发现。
三
这是一个金矿。当我们不再用旧的和孤立的眼光看这个领域、而试图把社会与匪行加以对照和反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两个天然对立而依存的世界，它们是人性中道德意志与自然属性的两个终极指向，人的一切行为与意识在这个两极之间会不断地出现巨大的“空间位移”，换言之，在人性的道德指向与匪行指向之间、在“神性”与“兽性”之间，有着十分巨大的张力空间。在这个“实验场”式的空间中，人性的摇摆与位移必然会导致任何价值坐标的变更。这就是“匪行小说”为什么又突然兴盛起来的原因。
考察这类作品，精确地综合与分类未免是困难的，但其两种大致的趋向还是明显的。一是侧重于外部行为的文化观照，一是侧重于内部心理的人性分析，前者较多地注意揭示人物的行为与文化传统、种族命运之间的隐喻关系，在以文化溯源为主要目的的前提下，也注意一些文化批判因素：后者较多地注意到对人物的精神境遇的分析和对人性内容及其指向的检验，这类作品有较为浓厚的超验色彩，过多地投射了主体精神的感知意向，所以我们宁愿视其为一种“灵魂的历险”。
先看前者。文化的观照实际上是对人的命运和行为的某种模式化、意向性的认证，人物行为与命运的宿命色彩实际上就是某一文化模式的必然规定。杨争光的《黑风景》没有象莫言的《红高梁》那样对负载于匪行与暴力之中的祖先生命精神进行激烈的张扬，而是展示了这个文化结构中的另一面，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黑色文化怪圈，生存在这里陷入了永恒的不可躲避的悲剧宿命。小村上的人们在面临土匪血洗的危难之时，实际上已经按照古老文化模式的规定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同样的角色——他们本身已成为另一群“土匪”，无论男女老幼，他们的人性丑恶在这一特殊境遇中无一不生动地暴露出来。内部的争斗、出卖、谋夺和残杀在小村精神统治者六姥的策划下渐次展开，他们不但以狭隘的个人私利代替了应有的众志成城和同仇敌忾，而且还卑鄙地谋杀了他们这个群体中唯一的英雄——杀死土匪头子“老眼”的桃客鳖娃，企图以向土匪谄媚逃脱被洗劫的命运。在这动乱和内讧的丑剧中，六姥，这个村庄的统治者实际上已非常形象地充当了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她是专制、愚昧与暴行的一个交混物，她的权力、冷酷和阴险的互为因果代表了这个文化背景中最典范的生存特性、生存要素与人格选择。她和小村的人们同另一些明火执仗的盗贼匪徒除了表层的对立关系以外，并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揭示文化模式或怪圈之中生存的命定悲剧是杨争光的长处，他的《赌徒》、《棺材铺》更是这样。在这些富有象征意味的作品中，人物的匪行都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行为动作，而是由文化所规限的生存方式与必然选择，人与人的互为谋夺（赌博）与残杀（经营棺材）不只作为一般的人性丑恶、更作为普遍的生存行为与文化生态中的规律性因素，而显现出命定的苦难和恒在的悲剧命运。生存与悲剧，从来就是这个文化构造中互为正反和互为因果的两个平面。
相比之下，贾平凹的《白朗》和陈启文的《流逝人生》等小说似乎没有杨争光式的悲厉与尖锐，它们从另一面反过来揭示了传统文化模式中土匪与好人之间界线的模糊与无常。白朗虽是强盗，但他又是个侠义俱备、智勇双全的英雄，他劫富济贫且不近女色的品格更使他接近传统的道德理想，然而这一切并不能使他摆脱作为一个土匪的最终毁灭的命运。《流逝人生》写了一个在大学读书、身负父辈重托、前程无量的贫家书生张耀祖被土匪劫持，一夜之间变成了土匪“刀二爷”，一切改变得如此简单而荒谬。从此他杀人放火又修造桥梁，无意行善却也做着善事，但最终他所建造的桥梁也被一群败兵炸毁了。在这里，文化自身的逻辑作为命定的客观因素在看似偶然的表象下显示了不可选择的力量，个人及其愿望则没有任何抗争力。好人与土匪、恶行与义举永远不可思议地纠缠在一起，并时常发生着奇异的互换与翻覆。
另外值得提到的是池莉的《预谋杀人》。这篇作品同样也是对一种文化模式与文化心理习惯的戏剧性的摹拟。尽管作者表面上对故事细腻而真实的叙述似乎有意把我们引向某种轻松的游戏，但仔细地想想，类似丁、王两家这样的盛衰交叠、迁异无常并在不期之中结下永世冤仇的故事似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殊形式的缩影。这种冤仇易结难以解的社会如同一个没有尽头的舞台，上演着无尽的人间惨剧。作者在这里带了更多的道德倾向性和宿命色彩来揭示文化的对立，仁爱与匪行在此构成了界线较为分明的对立关系。靠不正当的经营而起家、最终又富贵如烟终归一空的王家，同勤俭兴业、以地为本、“诗书传家”的丁家，它们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是两种生存选择的必然结果。王腊狗由一个破落子弟到兵痞的人生历程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农民文化的某些负面，他的执着和坚定固然有几分可爱，但他的偏执、愚昧、自私、残忍以及不择手段、终其一生只是在重复自己的行为，却是可悲可叹可恨的。从内在素质上说，他并不是不够聪明和机智，但他奶奶在他幼年就给他种下的狭隘的仇恨种子——一种无形的文化模式限定了他终生的选择，使他一步步走向失败。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基本上是从社会文化视角来审视人物的匪行的，在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处理上，不免流露出一种对传统的忠奸对立、善恶必报模式的比附。但有价值的是，作者仍注意到了对人物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及其蕴涵的揭示。
四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更为重要的后一种情形。
刘国民的《关东匪与民》和贾平凹的《晚雨》大致可以算作同一种类型。它们是对人性构成中善恶对立界线的一个否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这两篇作品中人物的共同选择。但他们又有明显的不同。一半是盗贼、一半是英雄，此刻是土匪、彼时是豪杰，这是前者当中人物的特点。“郑三炮”——这是一个“戏拟”、一个“关于虚构的虚构”人物——尽管干过无数杀人放火、敲诈勒索的坏事，但当他面对一个家中出了“绑票”祸事而不得不屈嫁于他的十五丫、而且已经是“洞房花烛”、可以轻易地得到这个姑娘的时候，他竟然良心发现，不但没有“整”她，而且还发誓要为她夺回自幼订婚的刁学少爷，以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惯匪盗贼，在这里竟然变成了一个几近圣徒的好汉，这种不合逻辑性恰恰表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人性在某一刻与匪性的界限的消失。这就具有了明显的探险意味，因为他与传统小说中那些外表虽然猛恶但内心却是充满仁豪与道德意识的人物（如李逵）不同。在恶人身上，有没有良心发现和人性复苏的时刻？《关东匪与民》展示了一种可能，同时又充分地写出了这种内心搏斗的真实性。
对贾平凹的《晚雨》，我更愿意将它看成是作家自己灵魂的某种“历险记”，这篇小说不但在其对人性与匪性复杂关系的探寻主题上与他以前的几个系列作品一脉相承，而且更加具有自我虚拟性——即在对自我深层意识的外化与演示的基础上自我的灵魂拷问。它仿佛表明作家在人性与匪性关系的探寻上走过了一个圆圈。在此之前，贾平凹曾痛快淋漓地书写过人性的崩塌。在《五魁》这个小说中，主人公五魁由原来的一个圣徒、一个以牺牲自我奉献于一切美善女性为幸福而不求任何报答的圣徒，最终难堪灵魂的重负而信仰坍毁，一下变成了一个拥有11个压寨夫人的土匪。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拟喻了人性的脆弱与“原罪”本质，而匪行和罪恶也许是对苦难人性的一种必要的解放，是其不断的轮回转化以求生存和均衡过程中的必经之路甚至归宿。很显然，这个人物实际上已具有了较多的“意识符号”色彩，其经历基本上可以视为作家精神漂流过程中“意识历险”的一个演示。在《晚雨》中，土匪天鉴身上也已很难看得出其山林野气。在他不期然杀了一个边远小县的新任县令并决计过一回官瘾冒充上任后，时常苦于对自己旧日罪行的忏悔，决心改邪归正。他施廉政于民，造福百姓，矢志不移，可谓爱民如子、废寝忘食。在他与寡妇王娘的爱情上更表现出高贵的诚挚与坚定。最后，在不能得到王娘的时候，他竟予以自残，饰演了一出动人的爱情悲剧！这篇作品在试图证明：匪性、人性和神性在一切人身上是同时存在的，区分在于有的人是有灵魂自觉的，他能在自我拷问中最终良知发现使自己朝向善与神性超升——天鉴就是这样的人，而有的人不能。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会发现一个不断进行精神忏悔又不断进行灵魂历险的知识分子的影子，寻求匪性体现了他对生命力的追寻和热爱，不断向善则又标识着其灵魂的终极指向。这不是单纯对人性复活的歌颂，而是对人性在怀疑、迷惘和苦难中又注定必须不断探求、历险并自我救赎的矛盾与悖谬的揭示，这正是它主题的深邃和撼人之处。自然，这篇作品中对“官”“匪”之间界线的反串式描写同样也充满了社会批判力量，不能不令人想到李逵大闹东京回来路上寿张县坐衙审案那种过瘾。
在人性探险这一向度上，尤凤伟的《石门夜话》是更加富有深度和“远足”意味着的一篇。这个小说与其说是在力求揭示出人性的复杂，不如说是在昭示人性的弱点与真实。作家有意通过特殊的环境氛围割断了人性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而将其放在盗贼土匪的营帐这一特定氛围中来考察它的状态，这是一个更加富有先验意味的假定。这个眼睁睁看着丈夫与公爹被土匪七爷杀死并被虏上山的女人，最初抱定一死的决心，“不共戴天”之仇使她“泪眼怒视”，一切都仿佛已经注定，她宁死决不会就范，而且小说还有意交待了女人与丈夫和睦融洽、相敬如宾的关系。按照通常的逻辑，她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以死殉节，二是象土匪二爷给她指出的逃生之路那样，趁他熟睡之机将他砍了，拿上令牌下山。但故事在这里却完全背叛了一个道德逻辑，三夜之内，在二爷温软的语言攻势面前，一切防线均被瓦解，最终女人只轻轻地发出了几声“天呐”，仇恨与反抗的理性意志便化为沉默。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人性作为生命本源的不可抵御的力量。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在这个土匪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跃动的、充满征服力的能量，他对社会历史、人生选择的另一角度的“宏论”尽管不乏土匪式的强辞霸道，但仔细想想也是不无道理的。在这个女人一夜之间完全被改变了的生活中（被虏上山），世俗的道德标准实际上仅仅作为微弱的精神力量存在于她的心中，而山贼土匪特殊而迥异的生活氛围与秩序却以巨大的物质力量割断并摧垮了她与世俗道德社会的联系，在这种较量中（作者试图把两种力量放在公平的竞争状态中，土匪没有采用“强迫”的手段），人性的本源不断暴露出其真实的弱点，为二爷所描述的那个不免有几分“色情”诱引意味的偷情故事犹如洪水中的一个漏洞在女人的意识中不断起着诱导崩塌的作用，在很短的时间内，她仿佛一个被引渡者，经验了一个由道德社会向土匪社会的空间“位移”。在这个意识和精神的“搬家”过程中，一切都发生了奇妙的、令人回味深长的变化，人性——本源于生命深处的不再受到社会与道德干预的真实的人性，在这里不由自主地起了唯一关键的作用。
五
单从上述两个角度的抽样与概括，似乎还难以说明全部问题。因为从大部分作品的实际情况来看，都是较为复杂的，每个作品都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这应当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对文化与人性的探求注定了是不能从一个视角、用一种尺度去观察和衡量的，这个主题本身已为操作者提供了广阔而深邃的空间。所以总体而言，近年的匪行小说又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多种认识视点和多种参照与评判标准，文化的多维性、结构性、悖论性特征决定了探求者视角的多样和对立。第二个特点是更加分散、多向、细腻的发展趋向。这也可看作是第一个特点的结果，主要表现在题材内容的扩展、人物身份的多样化、其经历和性格发展指向的多向性、以及它们所蕴涵的主题内容上，都呈现出一种由典范和核心向“边缘”地带的逸出与扩张。第三，文化主题与人性主题在互为结合的前提下，人性主题的表达和揭示似乎更具有探险精神和意识深度，因为它比文化主题更少一些外在的历史限定，同时也由于文化主题在前些年已达到的高度确已较难超越，所以相形之下，人性主题便有了更多突破的可能。
显然，匪行小说也还有着种种不足。我在强调其力图“走向文化与人性探求的深处”这一成就的同时，还应指出，它们总体上的深度还掩盖不住某些作品的不足，有的作品实际上是缺少匠心和创意的，过分的虚构也许标志了作家的慵懒或肤浅，过于追求奇谲和巧合也意味着对现实和历史的感受与把握能力的缺乏。这一点，还应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可以这样说，作为单个作品，近年来的匪行小说还难以找到一篇能够对数年前的《红高粱家族》形成全面突破的扛鼎之作，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