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的康德哲学著作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著作论文,哲学论文,宗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牟宗三是哲学大师、儒学大师，亚洲最著名的康德哲学专家之一，一生研 究东西方哲学，配合康德哲学消化中国哲学和文化，以康德哲学为桥梁融通中西哲学， 在与西方大哲学家的对话中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他以一人之力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 判”和《道德底形上学之基本原则》以及作为其《圆善论》第一章附录的《限制在理性 范围内的宗教》的第一部分，这是康德哲学著作翻译史上的一个奇迹，足以堪称为一个 异数。他不仅翻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且此前已译出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学 之基本原则》与《实践理性之批判》，并详加注释，将二书合为一册，以《康德的道德 哲学》为名，于1982年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修订本于次年再版，最后又译注了《康德 <判断力之批判>》，分上下册，先后于1992年和1993年在台北学生书局出版。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牟宗三先生的译注本名为《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 ，分为上下两册由台北学生书局于1983年出版，1986年和1987年先后出第二版上下册修 订本。这个译本也像其它的中文译本(注：康德：《纯粹理性的批判》，胡仁源译，万 有文库本，1931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一样主要是以士蜜 斯(Norman Kemp Smith)的英译本为底本，同时参照米克尔约翰(J.M.D.Meiklejohn)(第 二版的译文)和米勒(F.Max Müller)(以第一版为基准，第二版为附录)的译本，必要时 也对质于德文而译出的。上下两册皆有《译者之言》，以说明翻译的旨趣，并随文作注 解，加案语，对段落进行疏解，意在嘉惠读者。译者说：“肯·士蜜斯之翻译下工夫甚 深，参考专家校刊亦多，彼于译时皆有注明，吾译亦皆照录(但有时甚琐碎者亦略)，且 附加吾译文之注语。除译文注语外，吾亦随时附加关于文段之疏解语，以期读者能了解 此文段之义理。”(注：《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牟宗三译注，上册，台北，学生 书局，1986年第二版修订本，第5页。)第二版的上下册又有《改正志言》，记述对第一 版修订的情况，并告诉读者译文以第二版为准。译者在下册的《译者之言》中指出：“ 思辨理性有虚，实践理性归实。虚实之辨正是康德学之精髓。”(注：牟宗三：《译者 之言》，《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牟宗三译注，下册，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 二版修订本，第Ⅱ页。)而在上册的《译者之言》中，则根据自己一生研究康德哲学的 经验，为读者指出了一条如何阅读此书的法门，他写道：
先有一完整而可理解之译文置于此，读者从康德此书之序文起，一一逐句读下去，读 此书之引论，读此书之超越的感性论(超越的摄物学)，读此书之超越的逻辑(超越的辨 物学)，往复读之，始可真知西方哲学之宝藏，而于读时亦必须有基本之训练与相当之 学力始能入，复亦必须有超旷之识见始能悟其归向，盖因为此书决非一通俗之书。读此 书已，再进而读《道德底形上学之基本原则》与《实践理性之批判》，此则必须先精读 于儒学，然后始能照察出双方立言之分际与异同。如此往复读之，必可得康德学之要领 而知其归向矣。”(注：《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牟宗三译注，上册，台北，学生 书局，1986年第二版修订本，第5页。)
牟宗三译注的《康德的道德哲学》有《译者之言》，是对译文的说明。再版时，增加 了《改正志言》，指明对第一版译文的四处修订，声明译文以第二版为准。这个译本乃 是以艾博特(Thomas Kingsmill Abbott)的英译本为依据，同时参照贝克(Lewis White Beck)的英译本和帕顿(H.J.Paton)所译的《道德的形上学之基础》，对于三种译文相违 而不明朗处，则查对德文，直接从德文译出。译者说：
“此译系严格地对应英文语法而直译，务期由语法定语意，句句皆落实于英文语法之 构造，决不可恍惚而臆测。语法不谛，语意不准，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此种义理精 严之作，概念思辨之文，只有直译，无所谓意译。直译者，看准语法之结构而相对应地 出之以中文语法之结构(自然是近代学术性的语体文)，而亦自有其可读之文气者之谓。 ”(注：《康德的道德哲学》，牟宗三译注，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二版修订本， 第Ⅷ页。)
吾兹所能尽力者，乃在尽量把握英文之句法。句法无误，句意自顺。无误则‘信’， 意顺则‘达’，信而达则‘雅’。该此种概念语言不能出巧花样，亦不能如作文章之夸 饰。若变成鼓儿词之语言，则虽通俗流畅，亦为不雅。……若以通俗文言出之，此于翻 译其他作品，或有时可能，而于译康德书则决不可能。故只有依概念语言以严格语体文 出之为宜。中文行文大体为流线型，而西方语言则为结构型。只有严格语体文方能曲尽 概念语言之结构，乃至此十分复杂之结构。”(注：《康德的道德哲学》，牟宗三译注 ，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二版修订本，第Ⅹ页。)
由此可知，译者是以语体文严格对应英文语法而直译的。这是牟译康德书的一个基本 特征。他的译文之所以要特别采用语体文的形式，乃是由于他认为语体文在翻译上可以 曲尽严复所谓的“信、达、雅”的标准。翻译是如此严谨，阅读亦不可马虎。他告诫与 要求读者“按下心去逐句顺文法结构仔细读，不可当闲文一目十行”，并指出“读此书 亦须先有《纯粹理性之批判》之知识”，“若精熟儒学，则理解更易”。(注：《康德 的道德哲学》，牟宗三译注，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二版修订本，第Ⅺ、xii页。) 职是之故，译文中多随时加案语，“以期与儒学相比照，使吾人对于双方立言之分际可 有真切之理解。”(注：《康德的道德哲学》，牟宗三译注，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 第二版修订本，第xii页。)译者以为“康德对于道德情感与良心等之看法是其不同于儒 家正宗孟学系之重要关键”，所以又将其《道德学底形上学成素·序论》中关于道德情 感、良心、爱人以及尊敬的文字译出，作为附录列于书末，以便比观。译者的良苦用心 ，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的译注，则是根据梅尔迪西(Merdith)的英译本，对照伯 纳德(Bernard)和普卢哈尔(Pluhar)的译本，三译对刊，并对质于德文原文，经多次反 复修改，历时七年而译成。译者自序云：“吾译前两批判时，未曾费多次修改工夫，故 于译文，以此译为较佳。”(注：牟宗三：《译者之言》，《康德<判断力之批判>》， 牟宗三译注，上册，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第Ⅳ页。)这一译本出版后，译者作题 词云：
“此书之译，功不在玄奘罗什之译唯识与智度之下，超凡入圣，岂可量哉，岂可量哉! 然真正仲尼临终不免叹口气，人又岂可量哉，岂可量哉!诸同学共勉。牟宗三自题。”( 注：参阅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87页。)
可见，这是译者引以自豪的一个译本。该书上下册均有《译者之言》，不仅说明了译 注的旨趣和原委，而且以儒家和康德相比较，揭示中国传统儒学与康德哲学在义理上的 异同，并指出：“我们只有一‘道德的形上学’，而并无‘形上学的道德学’。读者若 精熟儒家心性之学成德之教之全蕴，自可对于康德有一恰当的和会。不但儒家与康德可 和会，甚至道家之玄智玄理，乃至佛家识智对翻三德秘密藏，亦可与之相观摩，如是， 可见人类智慧之大通。”(注：牟宗三：《译者之言》，《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牟 宗三译注，下册，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第2页。)特别需要提示的是，译者在此书 的上册写有《关于审美判断之超越原则之商榷》一篇长文，列于卷首作为导引，以为可 以引导读者去接近康德的思理。在这篇引论中，牟氏提出了著名的“真善美之分别说与 合一说”，由于他认为全部批判哲学的义理之最后的谐和统一太深奥，因此遂就审美判 断之超越原则，即“合目的性之原则”，作一详细的疏导与商榷。“疏释已，遂就审美 判断之四相重述审美判断之本性，然后依中国儒家之传统智慧再作真善美之分别说与合 一说，以期达至最后之消融与谐一，此则已消化了康德，且已超越了康德，而为康德所 不及。”(注：牟宗三：《译者之言》，《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牟宗三译注，上册 ，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第Ⅴ页。)
著名的康德哲学专家李明辉先生在评论牟译的康德著作时说：“牟先生之翻译康德底 著作，是东西两大哲人之心灵照面。牟先生对康德哲学理解的深度在相当的程度内可以 弥补其德文知识之欠缺。此外，他所附的注解也大大提高了其译本底价值。其注释有两 种：其一是文句和思路之顺通，其二是与中国哲学底相关义理之比较。第二类注解是最 有价值的部分。尤其是在《实践理性批判》底中译本中，牟先生以不少篇幅来比较康德 哲学与儒家义理之异同，显示出他对中西两个哲学传统的深入理解。牟先生底这类注解 实可媲美多玛斯为亚里士多德底《形上学》所作的注释。”(注：李明辉：《略论牟宗 三先生的康德学》，《牟宗三先生纪念集》，蔡仁厚、杨祖汉主编，台北，鹅湖出版社 ，1996年，第526页。)这的确是指出了牟译本的特点与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牟氏惯常在极具古典韵味的中国哲学的语境中译述与诠释康德哲学， 因此他的译文的另一大特色，就表现为尽可能以相应的中国哲学范畴或概念对译康德。 实际上，这也构成他以中国哲学、尤其儒学与康德哲学相融通的一部分。叶秀山先生说 ，牟宗三先生(还包括王国维、陈康、贺麟、宗白华诸先生等)所做的工作，“不仅以西 方哲学文化为参照，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多有阐发，同时也以中国哲学文化为背景，对 西方的哲学文化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解方式。”(注：参阅叶秀山：《古今中外， 有分有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第71—72页。)牟 宗三在其译注的《康德的道德哲学》的《译者之言》中深有感触而又意味深长地写道：
康德书行世至今已二百余年，而中国迄今尚无一严整而较为可读之译文，是即等于康 德学始终尚未吸收到中国来。吾人如不能依独立之中文读康德，吾人即不能言吸收康德 ，而中国人亦始终无福分参与康德学。进一步，吾人如不能由中文理解康德，将其与儒 学相比观，相会通，观其足以补充吾人者何在，最后依‘判教’之方式处理之，吾人即 不能言消化了康德。(注：《康德的道德哲学》，牟宗三译注，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 第二版修订本，第xii—xiii页。)
因此，他不顾耄耋之年，以他个人之力将康德的“三大批判”及其它部分哲学著作译 出，这确实是一项古今罕有的壮举，为200年来世界之第一人。他当然要自许“功不在 玄奘罗什之译唯识与智度之下”了!他又写了若干部书对治与消化康德的“三批判”： 以《认识心之批判》(上下册)、《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和《现象与物自身》对治与消 化“第一批判”，以《圆善论》对治与消化“第二批判”，以《关于审美判断之超越原 则之商榷》和《康德<第三批判>演讲录》对治与消化“第三批判”。此外，尚有一部《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和长篇巨制《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的绪论也是他消化康德与融 通中西哲学的重要著作。他在《康德<判断力之批判>》上册的《译者之言》中说：“如 吾对中华民族甚至人类稍有贡献，即在吾能依中国智慧传统会通康德并消化康德。此非 浅尝者所能知也，亦非浮光掠影者所可轻议也。”(注：牟宗三：《译者之言》，《康 德<判断力之批判>》，牟宗三译注，上册，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第Ⅵ页。)正是 通过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之中对康德的消化，牟宗三说“吾可谓内在于康德学本身 予以重新消化与重铸而得成为善绍者将在中国出现”(注：牟宗三：《译者之言》，《 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牟宗三译注，上册，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第二版修订本 ，第5页。)。应该说，这不仅是牟先生对于自己的期许，而且也是他对于来者的期许。
然而，不能不看到，牟先生所译注的康德著作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例如，康德的《纯 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部分，牟先生出于“如此整治太费工夫，亦费精力”而 “不想再译，期来者续成”(注：牟宗三：《译者之言》，《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 ，牟宗三译注，上册，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第二版修订本，第4页。)，就没有译出 。因此，他的译注本也就不是一个全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李明辉先生在评价 他的这些译注工作时，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中肯地指出：“牟先生译注 康德底三大批判及《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无论就其篇幅之庞大，还是就工作之艰难 而言，均可媲美于玄奘之翻译唯识经典。这些都是硬工夫，属于专家研究底工作。但若 衡之于西方学术界对专家研究的严格要求，牟先生底翻译有其明显的缺点，即他系透过 英译本来翻译这些著作。尽管他详细比对不同的英译本间，亦请人核对德文原文(笔者 亦曾代为核对)，但并无法完全避免误译。”(注：李明辉：《略论牟宗三先生的康德学 》，《牟宗三先生纪念集》，蔡仁厚、杨祖汉主编，台北，鹅湖出版社，1996年，第52 7页。)因此，他认为：“牟先生翻译康德底著作，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将来一 旦出现更好的中译本时，他的译本必然会被取而代之。”(注：李明辉：《略论牟宗三 先生的康德学》，《牟宗三先生纪念集》，蔡仁厚、杨祖汉主编，台北，鹅湖出版社， 1996年，第527页。)实际上，牟先生自己也说：“吾之所作者只是初步，期来者继续发 展，继续直接由德文译出，继续依中文来理解，来消化。”(注：牟宗三：《译者之言 》，《康德的道德哲学》，牟宗三译注，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二版修订本，第xiii 页。)
尽管如此，牟先生的这些翻译却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这也正如李明辉先生所说，一 切学术著作的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是广义的“诠释”。哲学著作的翻译涉及两 套不同的概念系统、乃至价值系统的转换。这种转换实际上就是一种诠释，其中包含高 度的创造性。(注：李明辉：《略论牟宗三先生的康德学》，《牟宗三先生纪念集》， 蔡仁厚、杨祖汉主编，台北，鹅湖出版社，1996年，第527页。)论及哲学著作的翻译， 牟先生说过一段非常重要而值得我们重视的话：
康德学是真理，是智慧，是理性决定，而非气质决定，是造道之言，而非兴会之文， 是有格范法度之学，而非游谈无根之烂漫之论……(注：牟宗三：《译者之言》，《康 德<纯粹理性之批判>》，牟宗三译注，上册，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第二版修订本， 第5页。)
同样，李明辉先生也指出：
哲学著作底翻译者，除了要具备足够的语言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能真正掌 握作者底思想。迄今为止，西方哲学著作之中译本虽已不少，但令人满意的并不多，其 主要原因恐怕在于翻译者本身底哲学素养。(注：李明辉：《略论牟宗三先生的康德学 》，《牟宗三先生纪念集》，蔡仁厚、杨祖汉主编，台北，鹅湖出版社，1996年，第52 7页。)
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由此看来，对于康德哲学著作(乃至一切哲学著作)的翻译，除了 有足够的语言能力以外，尤其重要的是，必须能以理性把握其格范法度之学，从而透辟 地了解其思想义理。牟先生以康德哲学为西方学问的一大骨干，一生以能精深和知心地 了解康德与讲述康德，并以康德哲学为桥梁会通中西哲学而引以为自豪。他不无自负地 写道：
自民国以来，讲康德的尚无人能作到我现在所作的这点区区工夫，亦无人能了解到我 这点区区的了解。(注：牟宗三：《序》，《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著，台北 ，商务印书馆，1971年初版，第3页。)
不仅如此，他还说明了翻译康德哲学著作乃至一切重要的西方哲学著作为中文的必要 性与必然性。他指出：
“如果中国文字尚有其独立的意义，如果中国文化尚有其独立发展的必要，则以中文 来译述与讲习[康德哲学]乃为不可少。不同的语言文字有不同的启发作用。”(注：牟 宗三：《序》，《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初版 ，第3页。)
这段话可谓掷地金声，昭示了西方乃至一切域外的学术著作的中译与绍述，对于包括 中国文字语言本身在内的中国文化的重大与深远的意义。在中国文化自身独立发展的历 史上，佛经的中译、讲习与消化，就是最为有力的绝佳证明。无疑，牟先生对于康德哲 学著作的译注乃是“牟宗三的康德学”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牟宗三的康德学” 是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而非西方古典学意义上的或严格专家意义上的“康德学”，然 而他的康德哲学著作的译注工作是永远功不唐捐的，必将照亮来者的路。叶秀山先生指 出：
贺麟先生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古典著作，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渗透了他对这些著 作的理解和研究；牟宗三先生晚年致力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也表现出了他对康德哲 学的独特的理解方式。我认为，他们的译著，对于相关的研究工作来说，是跨越语言、 文学意义的必读参考书。(注：叶秀山：《古今中外，有分有合》，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第72页。)
信哉，斯言!
当我们在阅读和消化牟先生的译著时，我们翘首期待着更好的直接由德文原文翻译的 康德哲学著作的中文本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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