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边缘的抉择———九九六年文化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六年论文,九九论文,边缘论文,报告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间，我给《现代传播》所作的文化报告已是三年。
时光之河步入1996，有人说这是注定平庸的一年，我们只是在缅怀与向往中悄然度过。
一
有关1996，我们肯定会感受到话语中心的缺场，多极化的话语一如五颜六色的大众传媒让人头晕目眩，而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中国人似乎早已习惯、早已承受、早已麻木也早已疲倦了。一百年来，各种话语体系对中国人民狂轰滥炸，并且各领风骚三五年，其结果是信息的冗余和结构的耗散。不知道有没有人为百年来的流行话语编一本词典，那一定是洋洋千万言，我一直担心这种话语的泛滥会导致人们对于基本的价值观念产生逆反的或者漠视的态度，比如“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我甚至担心近百年来我们民族朝向现代化的努力更多的流于语言上的游戏，而缺乏制度与心理资源的准备，那样我们就会陷入《阿Q正传》的不幸预言中。与文化领域的中心缺场相对，1996年全民族的趋利意识再度膨胀。我们肯定欲望的合理性，肯定利益驱动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但是类似1996岁末的股疯，类似产权重组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与市场交易中虚假行为的泛滥，类似足球职业化中吹黑哨打假球暴炒球员现象的滋生，都提醒我们必须注意民族性格中的非理性无理性，注意由于缺乏现代化准备而导致的对于游戏规则的践踏与破坏。在此，我想引用韦伯的一段语录：“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①]
1996年的文化现象中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主义的衰落。在西方，现代主义的登场是以反抗资本主义秩序为姿态的，它与其说是缘于社会不公正与社会压抑，不如说缘于人性中潜在的对于既定规则与既定秩序的破坏意识。但是由于大众传媒的强调（如好莱坞电影），以及足球等现代游戏的兴盛，这种个人主义的破坏意识在虚拟情境中得到了宣泄与疏导，现代艺术也因此丧失了社会普泛的心理基础。另外，现代主义的自我重复使它丧失了初始的震惊效果。丹尼尔·贝尔埋怨道：“现代主义像历史上所有糟糕的事物那样反复地重复自己。一开头是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激起的时髦狂热，其后流行绘画中拙劣的磷光效果和几何造型中没头没脑的抽象。每一流派的宣言都要在结尾打上惊叹号，几回反复之后却都成了无限拖曳的省略号。”[②]在中国，现代主义的兴起与意识形态的压抑有关，因而它一开始就带上政治功利色彩。随着政治压抑的消解与稀释，现代主义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弃儿，一夜之间几乎兵不血刃就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就文学而言，我们很怀念卡夫卡、加缪式的精神向度的紧张与断裂，我们也难忘博尔赫斯的自我缠绕的语体试验与羊皮经书般的寓言式写作，但是这一切逐渐成为消逝的风景。1996，中国文学有两大潮流，一是韩东、朱文、张旻为代表的“晚生代”作家，主要描述日常生活中断续发生的私人故事，侧重于记录了无意义的庸常人生经验，其风格接近契弗的作品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追求故事的完整与当下的经验。但是由于商业动机的驱动，“晚生代”的写作正朝着“私人”与“性”的方向滑去。另一个潮流是所谓新市井小说，又有人称为社区生活小说，以何申、谈歌等为代表，主要写倒闭工厂与下岗工人，所以我把它叫做“城市扶贫文学”，手法上自然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这种作品的功能是社会关怀，其社会学意义要超过文学本身。
因为到了世纪末，许多朋友在做整理这百年风云的工作，所以在透视1996时，我们的目光会多了一份沉重与复杂。有识之士指出，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是现代化。那么，总结1996，我们会发现，在现代化这一课题上我们还留下了许多困惑，某些曾经喧嚣一时的社会思潮甚至与现代化背道而驰，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焦虑与警醒。
二
90年代以来，中国大地上一直徘徊着一个幽灵，这就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内容广泛，主要有文化上的国学热，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东亚模式与儒教模式，等等。
就国学热而言，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第三代人主要是痛感文化的断裂和母语知识的匮乏，而产生了对于母语文化的“找补”意识，尤其是当他们越来越由思想者转变为知识的职业操作者，尤其是当他们需要频繁地仰望祖父一辈的知识者如章太类、王国维、陈寅恪等时。然而一旦他们跌入瀚如海洋久如长河的轶轶古卷中时，最初的搏击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可笑而软弱，恶补恶食苦心营造的西方逻各斯话语很快土崩瓦解，更何况我们的古老文化博大精深、亲近柔和、诗意盎然。于是，文化的认知欲很快转化为文化的认同感，而对真理的找寻也很快变为知识的把玩。这里一字一句皆语出有典，一草一木皆历经春秋，一砖一瓦皆缘于秦汉，我们千年储备的经史子集、诗词赋曲以及迭代相传的贵族化的生活方式，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一样，会使蓦然撞进者头晕目眩。随之，他由话语的守门人变成了知识的饕餮者，在他的行文中，时常充满盗墓者的欣喜与古玩收藏翁的得意。
另外一股潮流来自海外，所谓新儒学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身处异邦，他们对传统文化充满“绿叶对根的思念”，不免产生母语文化的“意谛牢结”（林毓生语）。又由于身处异邦，时时感受着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感受着文化的压抑与屈辱，自然，救援的光要投向身后的传统中，用鲁迅先生的话是——我们祖上也曾阔过，以此平衡受辱的心灵。再者，这些华人学者虽然跻身于哈佛、芝大、南加州、耶鲁这些名流大学的讲坛，但始终站在主流之外，其话语范围被先天限定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否则其博士论文恐怕很难通过。我们查一下胡适之以来的留美哲学博士论文检索，会发现大多数文章还是做在儒道之间。这些新儒学大师置身西学世界从事儒学研究，学术上不免有“借力打力”之便，美国人自然见不得先秦的古文，中国人也同样在洋文面前汗颜。所以，很多人的学术其实要打打折扣的。
在国学热的大军中，还夹杂着一些显眼的礼帽与官帽。遗老遗少、在野政要都急着要分一杯羹，每年的祭孔活动总有闹剧之感，而让人仿佛回到历朝历代。国学热提出的东方价值论文化本位论儒学至上论，又肯定受到主流文化的欢迎。在意识形态衰落并且渐渐丧失民间基础的今天，国学热不啻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意识”，为整合、支配文化资源立下汗马功劳。
有关国学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作为一项学术活动，其对于古典文化遗产的整理与发掘功不可没，尤其是身处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这种甘于寂寞苦守青灯黄卷的学术立场将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即便是作为文化思潮，国学热对于东方传统价值的肯定与张扬，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工业社会以来的西方价值中心论。
但是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国学热会不会一味鼓吹东方价值而丧失了应有的批判立场？会不会在对所谓西方价值的反动中同时抛弃了人类的基本价值？所谓东方价值到底是什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是三纲五常仁义礼信的伦理观念？是家长制家族式管理模式还是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经济思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愚忠与剥夺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与狭隘？是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蒙昧主义还是视自由民主为“洪水猛兽”的封建主义？是“朕即天下”的专制还是“指鹿为马”的荒谬？
答案只能在历史中找寻。近年来，我翻阅了一些史书，所感受到的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二字，不外乎人性的压抑、人权的剥夺、人生的涂炭。阉人作乱外戚横行，暴君无道奸臣作科，狼烟四起鲜血四溅，冤案如山冤魂如林，先秦暴虐汉刘昏暗，三国纷乱魏晋五裂，李唐污秽赵宋孱弱，晚明黑暗满清愚昧，我真害怕这样的东方价值横行天下，也不理解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夫子为什么置这些基本史实不顾而荒谬作歌。
鲁迅先生对民族性的种种孽根曾作了无情批判，尤其到《阿Q正传》，已是把国民虚荣狭隘蒙昧无知的性格揭示得体无完肤。十分不幸，“五四”的如云战将竟只有鲁迅硕果仅存，时常感受着“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徘徊”的悲凉与寂寞，而其他人大多沉湎于传统趣味的游戏中，甚至于走向新文化的对立面。1995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突然接触到顾准这个名字。顾准身处囹圄牛棚之中，却在苦苦思索我们文化的痼疾，为什么在古希腊会产生民主制度的雏形——希腊城邦制度，而我们的春秋战国却走向封建专制？同样，有过复杂经历的文化老人夏衍在临终之前清醒意识到“五四”精神的失落，并且用他衰老微弱的声音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我们不要忘记鲁迅先生在70年前的呐喊——“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1996，我非常喜爱一本小册子——《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著名学者林毓生这样回忆殷海光在台大上课的情形：“他服膺五四初期所鼓吹的自由主义，常喜征引艾克顿公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溃，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溃’。——来说明中国现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没有方法限制和监督权力的扩张与滥用。他认为，引进英美文明发展出来的自由的价值、人权的观念、民主的制度与建基于经验的理性，才是中华民族应走的康庄大道。殷先生时常慨叹，早期五四精神与风格在台湾的失落；而重振五四精神，彻底实现五四早期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乃是救国的惟一道路。”[③]
关于中国文化走向，从张之洞到胡适之到当代精英，均有连篇累牍的论述，我无力置喙，只想作为后进者提出几点：
1.任何对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的乌托邦式的论述，固然满足了老大民族的虚荣心，但归根结底会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如梁濑溟先生所美言的中国文化是超前的文化，代表了未来的方向；又比如某青年经济学家信誓旦旦地证明：鸦片战争之前的满清政府实行的是无关税壁垒的自由主义贸易，在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上要远远优于西方列强，等等。
2.对于近年来西方学者的一些论述，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萨伊德的“文化霸权”论，它非常容易把“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社会精英引到文化抵抗乃至文化对抗的立场上，而丧失了对于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能力，尤其是把文化交流把对于先进文化的学习视为文化霸权行为，从根本上是一种自伤行为。又比如《亚洲大趋势》等书，常使人陷入虚妄的欢呼，而忘记了中国还有6000万贫困线以下人口，8亿多农民，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忘记了中国日益缩小的耕地与日益恶化的生态；忘记了国有企业的亏损、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严重的腐败行为，这是悬在我们头顶的一柄柄达里克摩斯之剑。
3.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基本命题仍然悬而未决，尤其是制度上的准备。比如法治社会，比如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比如基层政权的民主化程序，又比如经济改革中心产权问题，等等。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它视为洪水猛兽，或者像某些文化本位主义者那样视之为多此一举，那么我们会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呢？前苏联绝对排斥市场经济的乌托邦主义和俄罗斯盖达尔派绝对私有化的乌托邦主义，都曾经产生了一系列恶果。那么，站在历史的边缘，我们将如何理性、有序地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呢？
三
精英层面的文化保守主义渗透到民间，其表现形式就是民族主义。1996，一系列“说不”的畅销书表明，民族主义在中国已成为甚嚣尘上的社会思潮。
精明的书商们及时看出民族主义的市场资源，哗众取宠的语言、煽动性的口号成为这一书系的共同特点。不妨从轰动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中抄录几个标题——“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不要忌言‘准备打仗’”；“焚烧好莱坞”；“我们不要最惠国选择，将来也不会给你这个待遇”；“如果需要，还可以弄出一个萨达姆”，等等。从中不免看出义和团式的生猛与狭隘。有关这些书，我们自然可以找出无数个漏洞，然而当这些东西迎合了当下的社会心理时，我们就不能不加以注意。
民族主义的盛行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首先，80年代初期，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多对美国怀有乌托邦情结。9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争端表明，美国政府不过是美国利益的代表者，申奥的失利，加入世贸组织的受挫，在台湾、西藏这些涉及中国人民族情感的问题上美国人的霸道，都使得“美国梦”在中国彻底破灭。美国人的闭塞视听自以为是更加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人的反感。其次，冷战结束后，国际上集团利益冲突让位于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文化冲突，对此亨廷顿的论述可谓风靡一时。从世界范围看，以民族为基本单位，因文化差异演变为军事冲突的悲剧此消彼长，车臣危机，波黑战争，乌干达内战，莫不如此。同时，伴随着全球经济信息的一体化，文化圈的本位主义愈演愈烈，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儒教国家的东方价值中心论，都说明这一点。因此，包含着国家利益、文化本位在内的民族主义思潮一时风行全球。再次，近百年列强欺凌，使每个中国人都埋下耻辱与仇恨的种子。近十年经济的崛起多少使人扬眉吐气，这自然也使民族主义有了叫板的资本。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祖国和人民。”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我想，对于民族对于母体文化的感情，深深根植于每一个优秀人物的心里，这一点无可非议。但是，民族主义并不等于民族情感，它实际上是对民族情感的非理性的不加抑制的张扬，是把民族情感上升为一种惟一的终极的乃至排它的中心价值，是把狂热的民族情感转化为狂热的政治策略、文化策略、经济策略乃至军事策略。从波黑塞族与穆克两族的厮杀，从胡图族的灭绝种族的屠杀与被屠杀，甚至从希特勒的排犹运动和日尔曼净化思想，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不加抑制随意张扬的民族主义的可怕。
此外，中国的民族主义又常常和文化的优越感联系在一起，表现出“老子天下第一”的奇怪心态。对此，费正清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一个民族主义集团因为害怕被其他一些集团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淹没而维护自己的特性和优越感，因此民族主义好像总与纷争和不安全感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与此相比中国人没有表现出文化上的自卑感，他们或许害怕政治上的征服，但对文化上的征服连想也不去想。因此，中国的排外性与完全相信自己文化的优越感结合在一起，中国不是作为一个文化小单位，而是作为一个大的民族中心主义对世界作出反应，甚至在其军事力量相对落后于这个世界的边缘地区时仍然相信自己文化的优越。”[④]
一方面是政治主权的屈辱与反抗，另一方面是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与得意，它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并且在近代以来成为最蛊惑人心的口号。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中国的情形则是“民族民族，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人民朴素的民族情感像一块蛋糕，被无数历史过客瓜分，政客军阀商人，人人都不想落下。连我们“说不”系列书籍的作者，也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发了民族情感的横财，丰功厚禄面前，自然不会再说“不”。不恭敬地说，我看不出这些人比他们嗤之以鼻的“小小资产阶级情趣的《读者》”高尚多少。
如果仅仅是自私自利拉大旗作虎皮的非道德投机行为，这本身并不值得反思。问题在于它迎合并推动了潜藏在我们不少人内心的非理性情绪——排外的中心的优越的民族主义。而这一点恰恰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致命障碍。
翻开历史，当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开始洋务运动时，曾遭到民族主义者义正辞严捶胸顿足的痛斥，大学士徐桐曾坚持不点洋油灯，大学士刚毅迷信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真正务实真正理性真正开始启动近代化工业化的洋务派只能“外惭清议内疾神明”。近百年来，历史的天平总是偏斜，民粹主义者可以挟劳工民众之名发起反知识反文化运动，民族主义者可以挟民族之名永远正确地站在审判者的立场，而发起一次次蒙昧残酷近乎中世纪宗教专制的审判活动。激进的非理性主义贯穿在百年风云中，它使我们民族丧失了一次又一次发展的机会，并终于在十年文革中演变成整个民族的悲剧。而务实、理性的声音在历史狂热的喧嚣中总是那么孱弱。农民起义式的简单，东风与西风式的粗暴，幼稚蒙昧的激情，一次次将千疮百孔的民族推到崩溃的边缘。谁来审判这些永远正确的民族主义者呢？
李泽厚先生认为，近代以来，救亡压倒启蒙，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遗留下许多基本课题悬而未决。“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并未在中国生根，在中国有深厚基础的是封建统治传统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正是这两者结合起来，构成阻碍中国前进、发展的巨大障碍。它与近代民主主义格格不入，蒙昧、等级、专制、封闭、因循、世袭，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到帝王权术的‘政治’，倒成为习以为常的思想状态和正统力量。”[⑤]
许纪霖、陈达凯指出，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已“成为凝聚人心、整合意识形态的象征。谁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制高点，掌握了统治中国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资源……”但是，“民族主义常常淹没了现代化，并使之偏离主航道。”[⑥]
如果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必须通过全民总动员去抵御外侮。那么在今天，既然我们争取到了难得的和平时机，就应该一心一意投入现代化进程。何况今天的国际形势是有争端也有交流，有自利也有互惠，中美中日关系并没到拔刀相见你死我活的地步。何况中国还需要“韬光养晦不为人先”，以勾践式的隐忍去培育自己。
民族主义最致命的弊端是掩藏自身的一切矛盾，干扰现代化进程一系列课题的解决，诸如法治、生态、产权、市场、经济结构、个人权利、舆论监督、民主机制等等，把现代化建设的整合力转化为排外、黩武的非理性国家意志。民族主义的另一弊端是在排外思潮中把中国排斥在现代化之外，国际贸易变为闭关锁国自给自足，中国现代化重要的“支援意识”——英美自由主义思想与法律契约机制等——被拒之门外。希腊城邦制度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理想，文艺复兴的三大贡献即人性人生的肯定、大陆理性主义、推动近代科技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法国大革命中声援提出的天赋人权，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思想，欺宾诺莎以来的法学思想，等等，这一切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会再次与我们擦肩而过。
所幸的是，理性精神仍然存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然在合理有序地进行。只要我们能正确审视文化本位主义的封闭、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乌托邦化的激情，坚持朝着自由、民主、富强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民族的现代化就大有希望。借用毛泽东极富文采的描述：“它是站在海岸远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⑦]（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第7～8页
②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第36页
③《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第36页
④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81页
⑤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第311页
⑥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第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