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活动的生命张力与审美内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核论文,文艺活动论文,生命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人类有了自觉的生存和生命意识起，无论在哪一个特定的阶段或时期，都未曾放弃过对生存空间的开拓，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反之，人以自己具有无限灵性和可逆性的特有机能，在寻求与更为广阔而久远的世界对话，从而获得超出现存时空的物质的、精神的能量与信息。其间，即包含着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共同开发，对物质领域与精神天地的全力拓展。通常来说，人类为了首先确保从个体生命到种族（群体）生命的物质性的生存与发展，所要着重进行的是物质领域的讲求实用和实效的活动。但是，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其在一定生存阶段和生存环境中对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物质上的（包括科学知识上的）开发与把握，是极有限的。况且，人生苦短，天地久长，万物皆变，一切皆流，人若仅限于对外在世界的具体的物质性把握和实用性开垦，又必然陷于压抑的、自视渺小的悲观或困顿之中，所以，便需凭靠伸展精神的双翼飞向远方——此可谓人性深处的一种强烈的冲动，所指向的正是人把自己的精神同天地间永恒的精神相融合，渴求超越有限而进入无限，让生命的意义在自由无碍的空间升值。这样，人就有可能脱开现实局限而将自身与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激发出崇高、永恒的精神和深挚的信念。可以说，这正是人类从事文化活动，特别是文艺活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永恒性的心理及哲学依据；是人类生命情调中的一个绿色命题。
一、文艺活动：由现实超越走向精神自由
文艺活动是用一种独特的暗喻形式来表现人类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志的。苏珊·朗格将艺术作品比作“生命的形式”，认为“每一个艺术家都能在一个优秀的艺术作品中看到‘生命’、‘活力’或‘生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首要任务便是赋予他的艺术作品以“生命”。[1]p41 这种所谓“生命的形式”，包含有丰富的基质，浅近地说，它是艺术家特有情怀意趣、人格精神投注后的产儿，是一种个体生命意志的外化。而延伸到人类文化的目标上看，则是作为从精神上掌握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方式，文艺家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借此而追求并获得人生宇宙中更为丰富的生存和生命意味，乃至绝对价值的东西。这可使人类的生命空间得到极大的扩展。如，在对那个远离大地的天体月亮尚可望而不可及（甚至在理性认识上尚不可知）的时候，人类已将其引为知己，在文艺活动中开始了情长意深的对话、交流；一块就在眼前交错着条条斑痕的“丑石”，却又会让人发现凝结其中的历史沧桑和同时写进了瞬间与永恒的史诗。
扩展生命空间作为人类文艺活动的重要指向，与人类的精神需求相默契。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演进过程中，不同时代，不同种族或群体，对于精神需求的局部理解和认同，可能有种种差异，但在表面的差异背后，却潜在着永恒的共性。正因如此，才使历史成为一个整体，才使人类无论发生多么强烈的对立碰撞，经历多少曲折迷误，终究还是要指向共同的文化命题。这潜在着的具有永恒共性的人类精神需求，就是实现从个体到群体的身心态势的极大自由，以及整个生命体的充分张扬。所以，人类既不留恋于蒙昧阶段上的混沌状态，也不满足于文明阶段上的分离状态，而是以对人类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生命呼唤与理想追求，总是信念执著地不断走向生存发展态势的更新境界。文学和艺术从其最初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起，便始终以关心人的身心态势、拓宽人的精神世界为特质，并且创造了开启或渲染人进入身心自由状态的最佳形式。它的最具超拔性的人文关怀和人文导向，是宇宙意象和生命情调。它可以从更为宽广的时空来反思、省察和表现人生万状，并以特有的方式和魅力使人不同程度地超越自身和实有，进入自由的别具情味的精神世界，或者在自身生命体验中使瞬间永恒化，使本能神圣化。
“每一粒水滴中都有我和世界”，这就是艺术境界中的发现，有限中蕴蓄着无限，瞬间中接通了永恒。发现至此，体验至此，生命空间自然便开阔起来。何况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往往会各有千秋，因而，在艺术创作和感受，乃至整个审美活动中，主体自己就可以是一个太阳，一轮明月，一颗星辰，放射出蕴藏于自己胸襟中的万道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活动不光可使人扩展精神自由的生命空间，而且还可以从中焕发和增强人生美趣、人类的自信。
二、文艺活动：审美发现中的生命张力
生命空间的扩展首先在于发现。人类通过文艺活动扩展生命空间，就其生成的机缘而言，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的万物有灵观念，以及原始思维。人类神话产生的主要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生活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之下。“这种观念认为宇宙万物都像原始人类一样具有生命甚至‘灵魂’。”[2]p4 这种观念在原始人类与宇宙万物之间建起了特殊的交感通道。在他们的心目中，自身的生命和感知同外在的万物是同一的和相融合的，因而永远是一体的，某种无所不在的灵性充满于宇宙万物之中，把万物统一在一起和联系在一起。原始人类体现这种观念及思维方式的关键是一种“类比”。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即指出：“儿童和原始人在描述一座山岭时，往往把它说成是温和可亲的或狰狞可怕的；即使在描述搭在椅背上的一条毛巾时，也把它说成是苦恼的、悲哀的或劳累不堪的等等。”[3]p337 按照这种思维，当然不可能对外物作出纯客观的科学实证性的判断和把握，但其于不自觉间表现出来的作为生命体的人，自为一个世界，一个小宇宙，时时与外在的宇宙生态的大环境通灵感应，则无疑使人可以拥有神游情往、彼此激活的更为自由的生命世界。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所能设想出来的许许多多微妙复杂的关系——微观宇宙和宏观天体之间的关系，人和某些星体之间的关系，个体命运和星体命运之间的关系等等”，[4]p89 也都是得自于原始人类生态感应的“有灵”观念及其思维中的互为类比。这种观念、思维，以及借此而对宇宙万物的判断、发现，原始人类中便生成了巫术活动、图腾崇拜、原始宗教和前艺术活动、类艺术活动等体现生存信仰和生命意志的活动。
黑格尔在《美学》中讲过：“人还通过实践的活动来达到自己（认识自己），因为人的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的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的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人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观察。”[5]p38 从人类产生“自意识”起，便开始使人的实践活动执著于发现自己，实现自己，并以在宇宙万物间寻求和创造人的自由无碍的生存与生命空间为旨归。可以说，这一“冲动”和追求是穿越时空，直指人类发展的终极命题的。其中，为了满足人的心灵自由的需要，“是艺术以及一切行为和知识的根本和必然的起源”。[5]p40 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讲述的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理论的、实践——精神的、艺术的、宗教的）来看，“艺术的”和“宗教的”其内核显然是属于心性的，或曰心理的。如果说“理论的”和“实践——精神的”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侧重利用身外的自然和身内的自然创造和扩展客观的现实时空，那么，另二者主要是指向主体性的心理时空的创造和扩展。不过，宗教的方式终究只能使人产生虚妄的永生和幻想，而文学和艺术活动却确实可使人以另一种存在方式进入广阔而自由的甚至永恒的精神世界，至少能够使人在主观体验中得到灵性的自由伸展，或者开启现实时空中尚闭锁着的门户，使人的生命意志在一种创造性的理想的境界中得以实现。因为，“艺术并不完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律”。[6]p136 这从原始文化的结晶——古代神话开始，便格外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总之，信赖心象与物象的感应交接，古人类获得了与凭靠知解力、科学实证发现而把握外在自然和人的内在自然所根本不同的另一种途径——文艺的——审美的。文艺活动中的审美发现和把握，并不止于视听觉的看到听到，而是需要人以整个身心去感受，去体认。大千世界，形色纷呈，声息俱来，只有心灵世界与自然世界的交接，才会得到超物的天趣。“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无情物中有了有情人的生命情调，让人从中看到了一个客观现实和心理世界的索引。
三、文艺活动：审美体验中的精神指向
人类文化史上有过这样颇具极化性的现象，那就是，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在总体情势上处于相融或相拒状态时，都极容易生成普泛性的文艺活动冲动。其中，“相融”所获得的通常为同型体验，而“相拒”则获得更多的悖型体验，二者分别构成的文艺活动的具体过程和情态有所不同。但是，在通过文艺活动而实现生命意志的张扬，以至使人进入身心自由状态这一点上，是内在相通的，一致的，亦即在终极意义上是指向相同的。
所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融或相拒，是两种不同现存状态，又主要生成于个体或一定群体身心俱至的感受、体验。关于人与外在自然间相融相通的同型体验，在东方文化中体现得很突出，如中国的“天人合一”说，堪称这方面的生命哲学主题。《庄子·齐物论》中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于“天人之际”将自然视为可禀的、与人息息相通的生命本体。这种文化意识建构，在物我“异质同构”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上，不仅成为许多哲学伦理的逻辑起点，也成为文艺活动中意往情通、精神畅游的潜在契机。自然界弥纶万物而又维妙难测，人可以随清风明月舒卷优游，得到最广远的宇宙精神，又能以微妙之心去体悟其深沉的况味韵律，得到精深的生命隐微。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司空图语），思微而入神，即于刹那间通向永恒，细微处见出大千，主体恰在此融融相凝的审美体认活动中，可以得到“超以象外，得其寰中”（庄子语）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超越。如，文与可画竹，“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李太白浪迹山水“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王国维讲“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等等。这样交感相融状态中的虚灵化、情致化，宗白华先生认为：“扩而大之，体而深之，就能够成一种泛神论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7]p183 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在此中间自然而然即解脱了来自主客两方面的束缚，得到一种无拘无束、一任自然的自由心境，在“物物”——“物我”相适相谐的节律中，涌起深层的活力，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生命体的能量。
如果说“相融”是让人在“感而融通”、“物我之情已契”[8]p53的体悟中滋生心驰神往的冲动，艺术的精灵在从容洒脱的情势中自由翻飞，而“相拒”状态通常因自然的或社会的力量造成对人的生命或生存的危及，或精神压抑，或心理撞击，等等，则必然激起人的抗拒性生命潜力，当这种抗拒尚不能变成行动，或者在现实中难以达到目的时，便生成更为强烈的具有一定指向性的精神冲动，因而对艺术的需求也往往会更为强烈。
通常来看，自然环境的险恶、严酷，社会制度的黑暗、腐败，最容易造成更多人的生存艰难，精神压抑，乃至主体生命遭受种种束缚、威慑或不堪。在此情势下，人与自然或人与社会的抗拒状态便自然生成。如，险恶的自然环境可能危及人的生存，给人以恐惧感，但同时又会激起人的对抗力与征服欲；黑暗的社会制度往往扼杀主体生命意志，对人的身心态全面抑制，但同时即必然会激起人对现实的抗争和对合理的自由社会的强烈期盼。在这种相拒相对的状态中，对于主体生命力的张扬、对于自由境界的追求，总是首先体现为异乎寻常的精神冲动和心理渴盼。而当客观条件对于人追求生命力张扬和身心自由的实践形成严格限制或阻遏时，唯有文艺凭借其特殊的媒介、手段和方式，在审美理想的指导下，可以冲破现实时空的限制，创造出使人在整个身心进入自由状态的审美境界。此时，主体一但伸展了生命意志，可以“去拜访人性意义上的天上堂”，[9]p93 许多在现实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中难以实现的东西，在艺术世界里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即是“对自由的表态，对自由的确认”，是使人身心态势“从有限世界的黑暗与不可解中”[10]p52 得到解放的有效形式。亦如黑格尔所说：“美的艺术，作为从压迫、危险中，回复人的生命力；并作为主体的自由的希求，是非常重要的。”[10]p53 而且，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欣赏，使人受到来自自然的、社会的限制或压抑的个性生命得到发泄，得到解放，是构成人类文艺活动及至整个文化活动的另一重要的动力因。
如前所述，人与自然的亲近融通，易于在相谐中构成“诗情画意”，展示主体对外在世界的情感意味的感受、体悟，因此往往使人的身心态势在对于外在自然的同一感中达到一种顺向扩展。而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拒相对状态下，艺术境界的形成，往往是文艺家在现实生存环境中获得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之后，又从外部世界走向内心世界从而获得超越，最终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将现实中的不幸和痛感转化为艺术情境中的美感。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个体的生命价值和人性的崇高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而且，由于在一定现实环境中，包括创作者和欣赏者在内的多数人之间，普遍存在着性质相同的生活体验——生命力被压抑；又都有着相同的生命力的律动，因此，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共感共鸣——审美者受到作品的刺激或感召，被压抑的生命力就会激荡起来，伸展开去。
四、文艺活动：人类自身的审美“建造”
我们知道，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最初的哲学沉思，也是人类最初的人文关系，因此，在原始神话以及其他种种被称作前艺术或艺术中，便出现了立于天地之间的“人”（尽管有的是以神的面貌出现，但却仍然体现了人的意志，人的愿望），并含有了关于人的呈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的追问。
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面临着从自然到社会诸方面更为复杂的命题，同时，社会分工促成了独立的艺术生产，使它成为精神生产的一个部分，并有了专门的文艺家。文艺门类增多，且各自的存在都具有了内在的必然性；创作的情态千差万别，且各以其个性的突出为追求，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并未因此而成为某种自我限制的存在物，它的形成与目的都决定了它必然执着于生命体验，并又能超越生命个体而在人类命意的高度上与更为广阔而久远的世界对话。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在变，文艺形态也在变，可是在为使人获得身心更大自由而扩展精神时空，并启示人对其所生存的现实时空予以积极把握这一点上，则在整个人类文艺活动中是意脉相通，一以贯之的。如果说艺术也是一种生命体的话，那么，这也正是它的生命之核。正因如此，经过历史长河淘洗而愈见其光彩，并作为精神财富为人类共享的，说到底总是那些开启或召唤人身心自由灵性的文艺作品。
马克思主义发生学即认为：艺术活动作为人的生命表现活动，也是一种生产，艺术创作不仅生产艺术作品，也生产欣赏艺术的审美者。这样，在由“文艺家
文艺作品欣赏者”共同构成的文艺活动“整一”过程中，艺术的生命链环也就是人的生命之环。人类祖先筚路蓝缕，在劳动中创造了人化的自然界，但那只能在幻想中不知不觉地直观自身，欣赏自己的力量，而通过文艺活动，首先即引起了人身双重的欣赏：创作过程体现了人的个性、意志和对象的特征；作品的生成展示了人的人格和本质力量；别人对作品的欣赏既是对作品作者的体认、理解，又是自己身心态势的自由延续和补充；既是在作品中欣赏他人的本质力量，又促成自己本质力量的呈现。如此而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就会一次次唤醒和拓展身内和身外的自由空间，“按照美的规律”实现对身心和人格的审美“建造”。有了这种审美的激活与建造，人对于自身与自然的观照、把握便不再是孤立的，单一的了，而可以达到“游心之所在”，即灵犀相通的自由境界——主体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感应相通，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11]P151 的生命空间。如，一首《春江花月夜》，多少年来不知摇动了多少人的情怀，照彻了多少人的心境，穿越时空，况味无穷。这除去其形式的优美独绝之外，更主要的即是因为在其抒情化的字里行间艺术地向世人揭示和袒露了诗人于自然人生中所理解到的生命的本原和人生的极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世人走进诗境，那时间在空间中不断延伸的流动意象，可以激活人生形而下的体验，或形而上的冲动，超越现实环境和生命个体的局限，在追寻人类终极命意的高度而实现人生信念的升值。
五、人的全面发展：生存实践活动与艺术审美活动的相谐而行
我们从人类为了寻求身心的更大自由，为了获得生命空间的更加扩展的意义上，探讨人类文艺活动的生成、发展，乃至认识其终极性命意，在很大程度上正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相适相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憧憬，其间的一个核心性问题，即是人的全面发展。《资本论》中明确讲到：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2]p649 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要凭靠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两个轮子的共同推进，其理想之境便是从个体到群体的自由空间扩展，生命价值升华。马克思在谈及美学和文艺问题时，时刻不忘建构他关于人的“整体”的理想，他指出了“属人的活动”与人的自然活动即单纯出于生存目的活动的本质性区别，人要“按照美的规律”，按照“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想进行“建造”。所以，无论是对于人类的个体还是群体，其健全的活动应是生存实践活动与艺术审美实践活动的结伴而行。其中，文艺活动所担负着的根本性、永恒性的人类使命，是其他任何活动都不可替代完成的。诚然，文艺活动并不能拯救一切；但它之不可或缺亦如人不能没有物质食粮一样——不要以为一个人没有物质上的饮食难以生存，而一生不问津文艺仍可以活得健康，便似乎有理由轻看甚至漠视文艺的存在价值。因为在这里，我们的眼光不能只停顿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要投向一个民族，以至投向整个人类，特别是要寻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前程。
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在当今的大千世界里，确曾出现过或正存在着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事业的漠视，或忽略，或将其挤向“边缘”的现象。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由于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渴望、对于工业文明的追求，较之于对人格精神建设的期待，较之于对精神建设的热情，从心理需求到实际行动，总是显得畸重畸轻，所以，属于精神生产性质的文艺便难免被“边缘化”。而于此同时，又往往会导致另一种情况发生，即，一些来自于生命体验的、有精神力度和文化意味的高品位的文艺创作会遭受冷遇，而一些以消遣性、刺激性为特征，以赚钱获利为目的的，也冠以文学或艺术之名目的东西，倒是因市场看好，很容易迅疾兴起，一时间竟会成为时尚。但将这类东西放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宏阔视野中看待，多数都属于文化垃圾。因为它不光不能对人的身心自由态予以良好的渲染和开启，不能对人的生命力的张扬予以应有的美学关怀，反而很可能造成对精神家园的涂污，对真正的文艺导向的干扰，以及人们对文艺价值认识的错乱。
其实，就是在欧洲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进而步入工业时代的大背景下，那些具有人类良知和远见卓识的人们，即已意识到并提醒世人注意单纯的工业革命与经济升值可能为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呼吁人们勿忘精神世界的建设与拓展，以保证人与社会的健康而全面发展。无奈，实用的商品价值总是以极大的优势遮蔽着非尚“用”的精神价值（包括文艺审美价值）；人们直接功利性的物欲追求，总是挤压着超越直接功利目的的精神开垦，所以，最终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留下了不可低估的遗憾。大哲学家罗素在谈到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经济的控制力时讲过：“随着无知的消失，人类便能够逐渐将他们的自然环境、社会关系乃至他们自己改造成他们认为最好的形式。他们若是明智的，这种新力量就是仁慈的；他们若是愚蠢的，情况就会决然相反。因为科学文明若成为一种好的文明，则知识的增加应当伴随着智慧的增加。我们说的智慧指的是对人生目的的正确认识。这是科学本身所无法提供的一种东西。因此，科学本身的增加并不足以保证任何真正的进步，它们提供的不过是进步所需要的因素之一。”罗素正是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中作出这一论断，是有见地的，耐人寻味的。尤其对于相信仅仅依靠科技发展、工业文明即可实现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现代人，对于过热的消费社会和金钱理性来说，更具有警示意味。当今之时，如果我们不怀疑片面的“发展”，特别是不怀疑将社会上的一切（人的劳动环境、文化等）都商品化，都可以用市场价格衡量，必然导致拜金主义盛行，人的生命表现萎缩，精神世界匮乏，同时，又真正相信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是社会大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真正相信文艺及其独具的美学品质是帮助人进入身心自由状态——扩展生命空间的最佳形式，那么，在对待包括文艺活动在内的精神生产、精神建设时，就必须将目光放远去看，视点最终落到关于人的理想的生命形式上，落到人类发展的真正目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