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的汉语修辞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汉语论文,五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值此建国50周年之际，回顾一下汉语修辞学的发展，总结其经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它将有利于推动21世纪修辞学的进程。
本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修辞学进入了一个由复兴到发展的新时期，其中英语修辞学、俄语修辞学发展更快，诸如美国及前苏联的修辞学经过突飞猛进的进展，已经居于世界的前列。汉语修辞学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20年发展速度很快，而且保持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令世人刮目相看。其中某些分支学科的研究，在国际上已占领先地位。当然总体上，要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方面还很多。
以下将50年来汉语修辞学分三部分论述：大陆修辞学分为“十年动乱”前及“十年动乱”后两个阶段，台、港、澳的修辞学研究则集中论述。最后集中概括几个特点。
一、白话修辞学从普及走向提高（1949—1966）
我国现代修辞学在20世纪上半叶经过了一个从萌芽到建立到初步发展的历程。（注：请参阅拙著《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7年再版。）其发展的重点集中在古代汉语修辞学，对白话修辞学（即“国语修辞学”），虽于30年代已有人提出，但影响不大，未占主导地位。确切地说，我国的白话修辞学是建国后才正式建立并取得稳固地位的。
（一）白话修辞学的普及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迫切需要普及文化科学知识。而语言运用、修辞常识，乃是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旧时代报刊上盛行的半文半白的文体急待扭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传播修辞知识，成为时代的急需。在《人民日报》1950年6月6日发表重要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后，毛泽东同志又两次作了要重视掌握语法、修辞、逻辑知识的批示，以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和张瓌一《修辞概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为代表的一批修辞学普及读物相继问世，为修辞知识的大众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吕、朱的《语法修辞讲话》是建国后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为修辞知识的普及作出贡献的著作。其特点是发行量大，影响深远。不足之处是谈修辞欠系统，只从消极方面讲病例，未从积极方面论述应该如何修辞。于是，同样发行量很大，建立了完整修辞学体系的张瓌一的《修辞概要》，就成为白话修辞学建立的标志。《修辞概要》所建立的用词、造句、修饰（辞格）、篇章、风格的修辞学体系，虽说是对古代修辞学和本世纪上半叶王梦曾、曹冕等所建立修辞学体系的继承，但作者所作阐释及所用例句全为白话，这一点又是对前人的发展。由于写得深入浅出，结合实用，所以问世后大受欢迎，初版即印行10万多册，再版又发行3万册，到80年代再版又印行21万册。 该书所建立的体系还被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汉语》课本及《汉语知识》所采用，读者的面又普及到中学生，影响就更大了。
由于社会急需修辞知识的普及，这一时期各省市出版了面向各种层次读者的修辞普及读物。 如倪宝元的《修辞学习》（上海东方书店， 1954）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及一般干部；王禹卿的《和小学教师谈修辞》（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以初中、小学教师为对象；张文风的《中学生修辞例语》（河北人民出版社，1963）以中学生为对象；倪海曙的《初级修辞讲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以工农群众为对象，等等。在教材方面，除有上述初中《汉语》课本第六册《修辞》之外，还有以大学生为对象的北京中文系编的《现代汉语》中册、合肥师院出版的张煦候的《现代汉语修辞》等。
（二）白话修辞学的提高及深入
1.陈望道等修辞理论的新发展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陈望道发表了多次演说，论及修辞学的对象、性质和方法等问题。关于修辞学研究的对象，陈望道认为是“修辞现象”，即“研究语文的各种材料、各种表达方法，表述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现象。”关于修辞学的性质，陈望道指出是“介于语言、文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关于怎样进行修辞学研究，陈望道提出了著名的“继承性研究”与“创造性研究”说，并且阐明了两者的关系。这些理论（尤其是后两点）富有创见，确实发人所未发。
这一时期其他学者的修辞理论，如林裕文、吴哲夫对陈望道修辞理论的阐发；郑文贞、余纲对“修辞格的客观基础”理论的剖析；林裕文、周迟明、杨欣安等对语体的定义、语体形成的因素、语体的分类等，都作了有相当深度的论述。高名凯的《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对语言风格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回答。有关语体风格的论述，受苏联的影响较大。
2.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建立了现代修辞学的第二座里程碑
张弓研究修辞学数十年。早在1926年，他的《中国修辞学》就在天津出版。1963年，他的力作《现代汉语修辞学》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笔者认为此书应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继陈道望《修辞学发凡》之后的第二座里程碑。这一看法，十多年来已被修辞学界所认同。该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建立了独到的修辞学体系。这个体系由“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词法）与修辞”、“修辞方式与寻常词语艺术化”、“修辞与语体”三大部分组成，突出的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强调了注重语言结构因素（包括同义手段的选择），体现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观点。
第二，特别强调语体的地位。作者认为：“语体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语体系统的研究应肯定为新修辞学的主要内容。”该书对各类语体的特点、语言因素的特点以及对修辞手法的适应性、局限性等问题，均作了深入的分析。如此重视语体，这在中国修辞学著作中是空前的。
第三，重视修辞学理论。该书精辟地继承和发展了陈望道“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著名观点，提出“修辞的原则”是“结合现实语境，注意交际效果”，尤其是强调上下文也是语境的一个方面，观察细致，见解精当。同时在修辞学界中首先提出“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它和语言学的其他各部门（词汇、语法、语音）密切关联，而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不是词汇学、语法学的附属物”。这一观点有它对的一面，虽然并不全面。但在60年代就能提出，确实不易。由于该书有相当的理论色彩，就使它颇具深度，对后代影响很大。
“十年动乱”开始后，修辞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处于停滞状态，研究跌入深谷。只是到了“文革”后期，才有一些为配合大学语文教学而编写的修辞学教材问世，由于内容无突出创新，不赘述。
二、现代修辞学众多分支多角度齐头并进（1977—1999）
“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汉语修辞学发展的大背景空前有利，同时还增添了有助于修辞学快速发展的几个大好条件。第一，建立修辞学专业队伍，进行学术交流，编辑学术成果。1980年底，中国修辞学会成立，接着中国修辞学会华东、中南、华北、东北及西南、西北等分会、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以及江苏、浙江、福建、辽宁等省修辞学会相继成立。全国各学会总共出版论文集达数十本，华东分会出版《修辞学丛书》十余本。第二，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与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联手合办《修辞学习》杂志，18年来共出版95期，发表文章2000多篇。该刊已被评为国家语文类核心期刊，不少文章被引用和转载。第三， 复旦大学为了推动修辞学繁荣， 从1994年起面向全国设立“陈望道修辞学奖”，对作出贡献的修辞学专著给予奖励。以上几方面均为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事，对修辞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修辞学在以下多个领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一）修辞学理论领域的深入
1.重大修辞理论的争鸣，促进了认识的提高
20年来重大修辞理论的争鸣很多，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第一，关于修辞学的对象。一种观点认为，修辞学只研究积极修辞，不应包括消极修辞。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两种修辞现象都研究，修辞学探讨才能全面。一种观点认为，修辞学主要或只研究同义手段选择，另一种观点认为，修辞学主要或只研究话语组合规律。不少人认为，修辞学应该研究言语交际即语用中的一切语言现象，同义手段选择与话语组合规律也包括在内。
第二，关于修辞学研究的范围。一种观点认为，修辞学只研究词句修辞，不探讨篇章。更多的人认为，修辞学的对象决定了应该研究到篇章。一种观点认为，修辞学只研究表达，不研究理解，另一种观点主张，修辞学既然探讨的是言语交际全过程，表达和理解就都应该研究。
第三，关于修辞学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修辞学属于纯语言学；另一种观点认为，修辞学既属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它又是一门多边性学科，边缘性很强。
以上不同观点的争鸣，既说明思想的活跃，言论的自由；也说明通过争鸣，认识上一定会提高一步。一般说，各类观点中，持后一种见解的较多，认识也较全面。
2.代表性修辞学体系的诞生
80年代修辞学的代表作主要有以下几本，它们各自代表特定的体系。（1）郑远汉《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全书由语言三要素的运用和语体风格等组成，是张弓修辞学体系的扩大和发展。（2）倪宝元《修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是张瓌一等“用词、造句、辞格”等体系的深化。（3 ）吴士文《修辞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是陈望道两大分野体系的深入。 （4）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是对各家观点的综合，又从美学因素、辩证法等角度出新。（5）宗廷虎、邓明以、李熙宗、 李金苓《修辞新论》，特点是以辩证法为观察一切修辞现象的出发点，从对立统一观点的两端来分析修辞现象，体系独特。
90年代修辞学体系的代表作为：（1 ）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是一种以“唯美主义”观点出发，以辞格和辞趣为纲所建立的体系，在辞格与辞趣的论述上，均较前人有颇大的发展。（2）张炼强《修辞理据探索》（首都师大出版社，1994）， 以修辞与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论证、话语衔接等的关系为纲，并从中寻找修辞的逻辑理据，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3 ）王希杰《修辞学新论》、《修辞学通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尤其是后一本，从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的角度提出了人文色彩浓厚的语言观及修辞观，从陈望道、张弓等学者那儿吸取理论后提出“0度与偏离”、 “语言环境”、“得体性原则”等论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此外，如陆稼祥《内外生成修辞学》（重庆出版社，1998）、冯广艺《变异修辞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骆小所《现代修辞学》（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等，也均有特色。
（二）修辞格领域的突破
这一时期修辞格研究的最大突破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1.修辞格的综合研究。以吴士文《修辞格论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为代表。该书最重要的贡献是对辞格的定义、性质、结构、分类、形成的客观基础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作出了独到的回答；同时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而科学的修辞方式系统，总结了辞格运用规律。这是继20年代唐钺《修辞格》之后，我国又一部全面论述修辞格的重要专著，成就远在前者之上。
2.新辞格的增建。从《修辞学发凡》问世后，不少论著虽陆陆续续提出一些新辞格，但多半比较零碎，不成系列。谭永祥《修辞新格》（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增订本）、《修辞精品六十格》（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使研究面貌一新。如《修辞新格》增订本拈出了30个新格，对新辞格的特征和功用，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概括，实例新鲜而有说服力，系作者多年研究的力作。作者是继陈望道之后，对新辞格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
另外，对辞格辨异写出专著的有郑远汉《辞格辨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濮侃《辞格比较》（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对单项辞格研究取得突破的有袁晖《比喻》（安徽教育出版社，1982）、李济中《比喻论析》（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等。这些专著，也各有特色和贡献。
（三）词句篇章研究领域的发展
这一领域研究的最大特色是，除了一般的修辞学通论性著作论及词句篇章修辞外，还出现了一批专著，比较起来，以篇章修辞研究更为突出。这个分支涌现了三本专著：郑文贞《段落的组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徐炳昌《篇章的修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郑文贞《篇章修辞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三本书分别对段落和篇章修辞中的诸多课题，作了系统的回答，尤其是《篇章修辞学》探讨了篇章修辞的若干理论问题，初步建立了这方面的一个系统，贡献较大，对我国长期以来未曾涌现过篇章修辞学的专著，是一个重大突破。
词句修辞方面的专著，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批。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倪宝之《词语的锤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林兴仁《句子的选择和运用》（北京出版社，1983）。后一本在引进西方同义结构理论的基础上，以同义的句式研究为纲，有自己的特色。
（四）语体风格研究的收获
这一时期，除了一般修辞通论性著作，如宗廷虎等《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郑颐寿、林承璋主编《新编修辞学》（鹭江出版社，1987）等提出有新意的语体风格理论，影响较大外，还出版了以下一批专著。
1.语言风格方面。以三本专著为代表，即张德明《语言风格学》（东北师大出版社，1989）， 黎运汉《汉语风格探索》（商务印书馆， 1990）、郑远汉《言语风格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8年修订再版）。三本书各有特色，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风格学理论，并且各自建立了风格学体系。比较起来，郑著除了重视理论外，还注重个人风格的个案比较研究，与言语实际结合得较紧。
2.语体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黎运汉主编的《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该书建立了语体研究系统，是我国第一本语体学专著。分支语体方面，有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潘庆云《法律语体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另外，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与华东修辞学会在联合召开“语体学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共同编辑出版了《语体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集中了不少名家从不同角度撰文探讨语体学。
（五）汉语修辞学史领域的突出成就
用“跨人汉语修辞学史研究的新天地”来描绘这个时期修辞学研究的突出成就，是毫不过分的，这已是不少学人的共识。与20年代胡光炜的两篇修辞学史论文，以及与30年代仅有的几本修辞学专著中开辟了修辞学史专章相比（这些专章多半抄袭外国修辞学中的观点）八九十年代有关“史”的研究，可说起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可从两方面论述。
1.修辞学通史方向
已有五部专著问世。其中前四部为：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易薄（宗廷虎）、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袁晖、宗廷虎主编《汉语修辞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修订本），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四本专著体系各异、新意盎然，均为作者多年力作。其中郑著及袁、宗主编的两本书以古往今来的著作和作者相结合为纲；宗、李合著的以特定的课题和项目为纲，与历史上的著作相结合；周著则以作者为纲。三种体系特色各异、争奇斗妍、竞放异彩，为学人所称道。第五部专著为郑子瑜、宗廷虎主编、陈光磊副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该书有以下特点：第一，紧密结合社会文化特点，对古今富有民族特色的修辞理论进行系统的评价，为21世纪创建有汉语特点的新修辞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第二，史论结合，系统考察了历史上不少重要论点的流变，理论色彩浓。第三，资料丰富、新颖，与前几本史著相比，挖掘出不少鲜见的新资料。此书问世后被誉为“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精品”、“汉语修辞学史集大成之作”，《复旦学报》1999年第4 期出版专栏表示祝贺，并刊出一组书评。著名美学家蒋孔阳于逝世前所写最后一文即该书书评，认为此书贡献已超出修辞学领域，它“对20世纪世界文化学术史来说也是一个可贵的创获。”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林万菁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认为此书是“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一大里程碑。”香港《文汇报》、上海《文汇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均纷纷刊出书评，给予高度评价。
2.断代修辞学史方面
已出版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 1997修订再版），该书除系统建立了现代修辞学史体系外，还挖掘了一批建国前鲜为人知的史料。另外，据说袁晖探讨20世纪修辞学史的专著，将于近期内推出。
三、台港澳修辞学的发展（1949—1999）
以下按研究领域集中评析台港澳50年来修辞学代表作。
（一）修辞学理论和体系方面
1.在评价二三十年代修辞学专著中建立理论
台湾师大高明教授是台湾修辞学的开创者。他从1949年起即在台湾师大开设修辞学课程。1952年在台湾《中国语文》一卷二期发表《中国修辞学研究引言》，一卷二期至五期发表《修辞总论》，首先对二三十年代的17本修辞学著作进行“检讨”。他把这些著作按问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削足适履”的，即用西洋修辞学的规律来套中国的修辞。第二类是“以管窥天”的，认为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系从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扩充而成，杨的眼光越不出俞氏的范围，俞著就是杨氏用以窥“天”的“管”。第三类是“指鹿为马”的，指出有些著作把作文法也列入了修辞学的范围，混淆了两门学科的界限。批评尖锐泼辣。高明在反面批判的同时，也正面论述了修辞的定义、功用、技巧和界域，尤其是指出修辞学与文法、美学、文字学、逻辑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具有密切的关联”，见解精当。高明的修辞学理论，对台湾50年来修辞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2.修辞学通论方面的代表作
黄庆萱《修辞学》（台北三民书局，1975）虽说以30种修辞格为纲建立了体系，范围较狭，但该书特色鲜明。第一，挖掘了众多辞格的理论基础。黄氏提出了“向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实验美学、哲学进军”的观点，即吸收这些学科的理论（尤其是心理学、美学理论）来剖析修辞格，使论析颇具理论深度，这在大陆修辞学著作中也极为罕见。第二，冲破了此前台湾修辞学囿于文言文修辞的状况，开拓了白话文修辞的新领域。全书十之八九的例句，取材于近20年来台湾的文学作品，并从广告、报刊、日常口语中寻找了不少佳例。
董季棠《修辞析论》（台湾益智书局，1981；香港南联图书公司再版）全书上、中、下三篇共论析了30种辞格。但作者在“前言”中强调：“措词明确”、“用字浅显”、“照应周密”、“层次分明”等“消极修辞手法”，乃是修辞“最起码的条件”。该书的特点是对辞格分析作法及评价运用优劣的话语较多，“旨在探颐发微，有新的发现”，例如探讨“譬喻”时，以较多篇幅讨论如何以已知、具体、酷似、近取、求新等方法去创造佳喻，这样的论析实用性较强。
（二）词语修辞方面
黄永武《字句锻炼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台北洪范书店，1986）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最大特点是建立了炼字锻句的修辞学体系，这对笼罩台湾多年的辞格中心论，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在锻句方面，全书着重探讨怎样使文句灵动、华美、有力、紧凑、变化等五种技巧。在炼字方面，作者概括出“运字”、“代字”、“增字”、“减字”等四种方法，每种方法又分小类，如“代字法”即包括以“生动字代平庸字”，“以空灵字代板滞字”等23种手法，见解有独到之处，对读者运用语言很有帮助。
（三）言语风格方面
程祥薇《语言风格初探》（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是北大毕业生，“十年动乱”后去澳门大学执教。该书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高名凯50年代末提出的风格学理论。全书虽仅六万字，但特色鲜明。一是探讨风格学基本理论，对“风格”、“语言风格”、“风格要素”、“风格手段”、“风格原则”等语言风格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作了言简意赅的界定，科学性较强。二是以老舍作品的语言风格为重点，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剖析。此书对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大陆出版的一批语言风格学专著，有着积极的影响。
（四）修辞学史方面
1.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该书是对作者1984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史稿》的扩展和补充。后者是第一部中国修辞学史，它所建立的体系和所作的历史分期具有开创意义。前者大部分乃后者之旧，但增补的不少部分均饶有新意。如“甲骨金文中谈修辞记载之发现”一节，考证精到，有相当的说服力。“经传谈修辞”一节，补写了《诗经》、《周易》、《尚书》、《礼经》和《孝经》、《春秋左氏传》、《国语》中重要的修辞理论，发人所未发。该书“结论”中“修辞学与修辞学史”一节，讲清了两者的不同及相互间的关系，是重要的修辞学史理论之一。
2.吴礼权《中国修辞哲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李运富、林定川《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两书虽均系大陆学者所撰，但因系在台、港出版，故列入此处论述。吴著联系哲学论述修辞学，有其特色；李、林著着重论述和梳理重要的修辞学理论，史料丰富。两书各有千秋。
3.沈谦《〈文心雕龙〉与现代修辞学》（台湾益智书局，1990），重点论述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比兴”、“夸饰”、“隐秀”与现代修辞学的关系。以“隐秀”为例，作者把“隐”与现代修辞学中的“曲折”、“微辞”、“吞吐”、“含蓄”等手法联系起来考察，慧眼独具，解析细密，启人深思。同时，该书对篇章修辞的论析，也很有新意。
4.谭全基《〈文则〉研究》（香港问学社，1978）、蔡宗阳《陈骙〈文则〉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3）两书均对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修辞学专著《文则》的修辞原则、修辞手法、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蔡著除评析更深入细致外，还对《文则》的版本，该书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重大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刻的阐发。
笔者于1999年6月应台湾师大之邀， 参加了该校国文系与台湾修辞学会在台北召开的台湾首届修辞学学术研讨会，发现台湾各大学比较普遍地开设有修辞学课程，台湾中青年学者研究修辞学的比例颇大。从会议所编辑的论文集《修辞论丛》看，涉及的领域很广，已远远超出束缚台湾多年的“辞格中心论”的旧框框，形势喜人，台湾修辞学21世纪肯定将有更快的发展。
四、五十年来汉语修辞学发展的特点
50年来，汉语修辞学发展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发展速度较快，多个分支学科均涌现了一批有相当质量的代表性著作
如前所述，50年来汉语修辞学多个分支学科的面貌均有很大改变，从总体上看，发展速度较快。可以纵横两方面相比。纵的方面，与本世纪上半叶研究的范围多半局限于通论性著作相比，研究的领域已大为拓宽，发展速度较快，多个分支均涌现了一批论著，其中不乏质量较高之作。横的方面，与语言学有些分支学科相比，修辞学已被公认为是一支比较活跃、发展较快的学科。与国外修辞学发展的情况作比，50年涌现了几千篇论文、几百部著作，发展速度似不逊色，内容也保持着特色。这都说明50年来修辞学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方面，进展是显著的。
就50年两个历史阶段相比，“十年动乱”后的20多年，在整体上又超过“十年动乱”前的17年。
为什么50年来汉语修辞学的发展会取得如此成就？笔者在《修辞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21世纪发展前瞻》一文中曾指出：“社会需要是修辞学得以迅速发展的动力”，只有社会对修辞学形成了需要，而修辞学研究者又能积极适应这一需要，修辞学研究才能发展。“而某些时期这种需要尤为迫切”（注：《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例如建国初年和70年代后期迄今， 党和政府为了形势发展之需，甚至还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修辞学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发展更为有利。
（二）从重模仿到重交融
本世纪前半叶，现代修辞学研究中模仿外国的痕迹较重，下半叶情况大有改观。尤其是后20年受改革开放大背景的影响，比较重视中外文化的交融，重视从西方修辞学、语用学、语义学、话语语言学和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学科吸取营养，为我所用。有些论著虽然还打有模仿的印记，但更多的是重交融，从消化中进行改造。正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注：《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学，已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
从3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语言学受结构主义影响较深。对此，史有为回顾说：“我们不能否认，结构主义引入中国后的几十年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结构主义将语言从社会、文化、心理等组成的复杂背景中抽取出来，把它当成一种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文世界的纯形式系统，努力排斥意义或尽量回避意义，使语言变成一个由零件和部件组成的机械世界。对此人们是并不满足也并不满意的。”（注：史有为《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序》，语文出版社1995年。）
在语言学整个思潮的影响下，我国修辞学也深深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笔者与赵毅在《弘扬陈望道修辞学理论，开展言语接受研究》一文中曾经指出：“结构主义方法用来研究修辞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不完全合适的一面。结构主义的初衷是为了使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向自然科学靠拢，它的途径之一是排斥单个人在行为过程中的主体意识。”于是，许多修辞学者也“排斥主体意识，乃至意义、内容等，热衷于形式、格式、公式、模仿。这种方法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既成修辞作品描写的畸形发展和‘辞格中心论’。而结合语境，尤其是交际双方的主体意识来探讨和解释从修辞现象的生成直到效果实现的全过程则远远不够，这一缺陷越来越成为阻碍修辞学发展的因素之一。”（注：《复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6期。）
现在已有不少修辞学者看到了问题所在，认为在肯定结构主义积极影响的同时，必须突破结构主义的束缚，继承和发扬汉语修辞学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既要重视从语言形式上总结规律，又必须紧密联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修辞学。对此，如前所述，各个分支所在领域均有代表性著作作了回答。总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汉语修辞学，已成为不少修辞学研究者的共识。
在深谙汉语修辞学发展特点的同时，21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如何更健康地发展，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对此，笔者近几年来也另有专文探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注：参见宗廷虎《21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向何处发展——关于现状与前景的思考》，《云梦学刊》1996年第2期；《修辞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21世纪前瞻》，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