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下的中亚:国际战略的新空间_中亚民族论文

大国竞争下的中亚:国际战略的新空间_中亚民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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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古有“丝绸之路”经过,今有“欧亚大陆桥”横贯,是联系东西方、沟通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必经通道,紧邻“石油宝库”中东;同时,该地区又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有色金属和核原料等重要战略物资。由于上述这种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中亚历来为国际力量激烈争夺的地区,从未有过本地区居民建立的独立政治实体,而是始终摇摆于东、北、西三面的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之间。18、19世纪,随着沙俄在与英国的角逐中占了上风,该地区便成为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又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1991年下半年,原苏联在中亚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哈萨克分别于8月31日、9月1日、9月9日、10月27日和12月26日宣布独立, 成为中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独立国家。同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封闭了近一个世纪的中亚地区开始成为活跃的国际战略新空间。

本文试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参与中亚角逐各国所追求的目标;影响中亚权力争夺的因素;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及战略选择。

(一)

当前参与中亚角逐的国家颇多,形成三股势力,即: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以土耳其为先锋、以美欧为后盾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

在独联体国家中,作为原苏联国际政治遗产主要继承国的俄罗斯对中亚局势的发展极为关注,在该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苏联解体之初,由于俄罗斯对外关系的重点是同美国、西欧国家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忽视了发展同中亚国家的外交关系。由于双重国语双重国籍问题、塔吉克内战和美国伊朗土耳其等国在中亚影响的迅速上升等诸多原因,双方关系一度令人捉摸不定。随着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开始重视中亚外交。俄在中亚谋求三个层次上的“安全”,即:(1 )保证中亚世俗政权的“安全”。为此,俄在尊重中亚各国主权的前提下,运用政治、经济、人文等多种手段,间接影响中亚各国的改革进程,保持社会稳定;再就是遏制宗教激进势力在中亚的发展,重点打击得到外国势力支持的塔吉克原教旨主义武装。(2 )保证独联体南部和东部的边界“安全”。主要措施是通过建立集体安全机制推进以俄为核心的军事一体化。1992年5月,《塔什干条约》建立了集体安全体系。1993 年12月,俄又与高加索和中亚的7个国家签订了《军事技术合作协定》 。(3)经济“安全”。利用这些国家同俄的传统经济联系, 将双边或多边合作纳入新经济联盟的范畴,争取实现经济一体化。1993年,中亚五国签署了独联体经济联盟条约。1994年10月,成立了第一个具有实质权限的超国家组织——独联体跨国经济委员会。上述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中亚诸国的合作与积极参与,需要不断弥合双方的分歧。

在目前角逐中亚的国家中,俄罗斯显然具有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但这种优势也会因某些因素消长而受到牵制,比如:中亚国家依然存在的对俄不信任情绪(如对日里诺夫斯基现象的担忧等),在独联体一体化问题上的分歧,俄罗斯人与中亚各国主体民族的关系,独联体以外国家介入中亚事务的加深拓广,中亚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等等。

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未因地缘上的疏远而放弃染指中亚,也没有贸然过深地插手中亚事务,而是选择了以土耳其为先锋去参与争夺,这与土耳其想称雄中亚的意图一拍即合,于是形成了“欧美——土耳其”组合而成的西方力量。它们试图在中亚营造亲西方的政治文化和现代化模式。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亚的活动有如下三个外交目的:(1)在中亚宣扬西方的市场经济成就和“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的价值观,引导中亚走上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为此,美在这些国家独立不久,即与之建交,提供它们迫切需要的国际承认和经济援助。(2)从力量均衡角度出发,有必要遏制俄罗斯重新缔造帝国的幻想,尤其是在大俄主义隐约出现的时候。(3)美特别关注能否有效控制中亚地区拥有的2万枚核弹头、不断扩散的核技术和核材料铀, 关键点是防止它们同激进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尤其是防止它们为以伊朗为首的反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掌握。1992年2月贝克访问中亚时就曾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必将极力阻止伊朗在这一战略要地发挥主导作用。

对于中亚的独立,土耳其自己曾认为是恢复大突厥联盟、重温奥斯曼帝国旧梦的“三百年难遇”的良机,不惜巨额投资,开拓市场,输出政治、经济模式,极力争夺中亚,企图当中亚的盟主,填补在苏联解体后中亚出现的“政治真空”。与中亚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如除塔吉克外都属突厥语系,宗教上同属逊尼派)、推行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土耳其模式对中亚国家的确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些是土耳其参与争夺中亚的优势。但优势并不等于胜势,土耳其在中亚的外交追求与自身实力之间尚有一段不小差距。

伊朗目前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它的封锁,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广交朋友,摆脱孤立,恢复自己在中东乃至世界的国际地位。伊朗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也是为这一总目标服务的。通过结交新朋友,改善国际形象,进一步扩大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加强在海湾地区的地位,增强抗拒美国的实力。为此目标,伊朗在中亚推行一种温和的、韬晦的、务实的政策,即:政治上全力支持,以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联系为纽带,以经济合作为先导,努力发展双边的友好关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煽动宗教狂热和诉诸武力为手段。这种政策选择同俄、美、欧及土耳其等国家对它的遏制及中亚国家对原教旨主义的戒心是分不开的。

在土耳其、伊朗势力进入中亚时,其他伊斯兰国家并没有袖手旁观。沙特、埃及、科威特等发展同中亚国家的关系,是为了争取在伊斯兰世界的主导地位。它们在阻遏伊朗影响这一点上同美、土耳其有共同之处。

除此以外,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四小龙”和东盟等,正积极在中亚大规模投资,创办电器、汽车厂,修筑机场,开辟航线,大力抢占这里的市场。他们更多的是在谋求经济利益。

总起来看,当前在中亚正形成多种力量、多层次的角逐局面。大国较量同地区间国家相互交织,各种力量既相互角逐又相互制约,使得中亚局势更加复杂多变,扑朔迷离。

(二)

在上述国际力量角逐中亚的过程中,各自战略目标的实现受制于中亚地区国际环境中的多种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民族因素。中亚五国居住着近100个民族,这些民族承袭了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具有不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东西方文明又在这里交汇,使中亚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民族“博物馆”。目前,中亚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俄罗斯人与各国主体民族的关系。由于苏维埃时期的民族政策和社会政治结构,俄罗斯人在各共和国都占25%以上,其中在吉尔吉斯占42%,在哈萨克高达56.8%。在中亚诸国享受独立喜悦的时候,俄罗斯人一夜之间忽然发现自己几乎成为异国的操非国语的异族人。双重国籍与第二国语的激烈争辩随之展开。在当前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由于各民族居民社会生活、经济地位的重大变化与利益的差别,使得大众普遍认为,贫困是经济生活好的其他民族造成的,从而诱发了族际冲突和分离主义情绪。“排俄”现象日趋严重。

另一重要民族问题是关于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想最早萌发于19世纪沙俄境内的鞑靼少数知识分子中间,本世纪初发展于土耳其,一战后,土耳其成为泛突厥主义的活动中心。中亚当地的主要民族,除塔吉克族外都是操突厥语的民族。因此,泛突厥主义问题在中亚始终是个极敏感的政治问题。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对极端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是有所警惕的,他们希望突厥人联合起来,但更多的是倚重经济合作。土耳其也深知自己的实力有限,侧重点也是在经济利益。然而,土耳其决不会放弃宣传其与中亚共有的语言、宗教、历史和文化背景,并借机扩大其影响。在这一点上,对泛突厥主义又不能掉以轻心。

(2)宗教因素。伊斯兰教在公元8世纪由阿拉伯征服者带入中亚,经过中亚本土多种文化的改造之后,形成了远离《古兰经》的可称为“中亚模式”的伊斯兰文化。除塔吉克族属什叶派外,绝大多数均属于逊尼派。经过苏联时代的无神论教育和对宗教界的“治理”,宗教意识在中亚许多地区已经淡薄。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的宗教环境比较宽松,加上外国宗教势力的推动,中亚出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这种复兴更多地表现为宗教启蒙、恢复民族传统文化、重建社会道德规范等方面,政治性要求并不普遍。人们在参与宗教复兴运动时并没有把建立神权政体和回归7世纪时的伊斯兰社会作为追求的目标。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中亚都没有多少原教旨主义的深厚土壤。中亚各国政府,俄、美欧等西方国家都对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在中亚的发展严加防范。

(3)安全因素。 苏联南部的伊斯兰地带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一个混乱地带。中亚国家从原苏联保护伞下独立出来后,彻底暴露在这一动荡地区面前。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民族关系、边界问题、人口膨胀对匮乏的自然资源形成的压力,核试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核技术、核材料的扩散等问题正在滋生,并同外部不稳定因素相互影响。在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尚未建立起冷战后的安全结构。上述任何问题都可能引起该地区难以承受的连锁反应,并向周围地区辐射。因此,俄、美欧等西方国家都非常关注这里的安全问题。俄力争在独联体框架内建构起中亚的安全格局,中亚各国也在努力设计选择自身的安全模式,而美国和北约组织也在积极同中亚国家发展军事安全关系。

(4)经济因素。中亚地处内陆,气候干燥,自然资源分布不均, 而且山地较多,无出海口,交通运输不够发达。在苏联时期形成了一种以重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为主的畸型经济结构。在“卢布圈”内封闭了70多年的中亚诸国独立后突然面对世界经济的汪洋大海,一时手足无措。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经济联系的被打破,对中亚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冲击。中亚各国为了稳定和发展本国经济,谨慎地推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争取外援。这就为各种国际经济势力敞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俄罗斯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新型经济合作关系,向国际惯例靠拢,并努力在独联体框架内实行经济一体化;由中亚5 国和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10国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ECO)对中亚的未来发展将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能为中亚提供出海口,帮助中亚引进外资与技术,将有利于中亚国际地位的提高;欧美等西方国家、亚太一些国家也都争先恐后地想在这一新兴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三)

中亚各国的独立给我国西北周边地区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为中国独立自主、与邻国和平共处的战略提供了新的国际活动舞台。

(1)安全利益。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大大减弱了自60 年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来自北方的最大军事威胁。中国西北地区的军事安全进入了60年代以来的最佳时期。可以说,这是中国能分享到的“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和平“红利”。但中亚一下子出现5个国家, 又使我西北安全形势复杂化。首先是边界问题复杂化。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三国与新疆拥有33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中国的谈判对手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3个,且三国都表示在领土问题上绝不让步。 其中与塔交界的帕米尔地区争议的面积最大,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所涉及的是新疆西部最重要的边界问题。其次是民族问题复杂化。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我国西北地区与中亚存在着民族、宗教上的联系。如西北地区居住着100万哈萨克人,15万克尔克孜人,10万吉尔吉斯人,3.5万塔吉克人。在新疆逾千万居民中60%是突厥穆斯林。这些跨界民族是中国发展与中亚友好关系的优势,但也应注意到,当今在中亚泛滥的各种民族复兴思潮和运动,尤其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如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等,都会对我国西北地区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不能不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再次,中国也必须关注中亚的核武器、核装置、核技术、核材料等对我国安全构成的威胁。哈萨克是一个核大国,塔吉克拥有铀,必须防止他们为极端主义者、恐怖分子所利用。

(2)经济利益。我国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 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为了稳定边疆,巩固国防,搞好民族团结,关键是要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中亚五国的独立,为新疆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双方经济合作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中国和中亚诸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外向型经济战略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这为双方经济合作提供了保证。其次,双方地理上毗邻,且有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和一系列交通网相连接。再次,双方在自然资源和工业结构上具有互补性。如中亚的木材、化肥、有色金属能就近弥补新疆在能源、原材料上的不足,而中国的轻纺、电子、日用产品等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亚的需要。

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关系一度发展很快,但近一二年来由于各种因素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双方的经贸合作关系会不断地拓宽加深。中亚诸国都非常重视充满活力的庞大的中国市场,中国也努力使新疆成为我国西北地区面向欧亚的“发展极”。对中国而言,西北经济的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更具有深远的政治、安全意义。

欲达上述目的,中国应在中亚推行何种政策呢?笔者以为:

(1)打开西国门,向中亚开放。 全面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塑造中国在国际和平共处中的形象,使中亚成为中国发挥地区大国作用的有利战略空间。

(2)充分发挥中国与中亚的地缘、历史、民族、文化优势, 重点发展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关系,以此带动我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3)严厉打击境外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对我新疆地区的渗透和颠覆活动。同时,为了全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应避免在敏感的边界、民族和其他安全问题上的冲突,韬光养晦,保稳定求发展。

(4)中国应处理好同角逐中亚诸国的关系, 特别是与在该地区利益关系重大的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关系。利用他们相互牵制的矛盾,维护我国的利益。加强同他们的协调与合作,为中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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