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燕[1]2004年在《山西省部分人群性病/艾滋病KAP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山西省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感染者家属、感染者周围人群和一般社区人群性病/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态度、行为的现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适宜的健康教育对策，为有关部门制定针对不同人群的干预措施、干预计划和项目评估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方法：按照偶遇抽样和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山西省HIV感染者25人；他们的配偶25人；周围生活环境中有感染者人群300人；以及一般社区人群2400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WHO推荐的KAP问卷，参阅相关文献，针对不同的人群特点设计统一的流行病学调查表，经专家评定及预调查后确定问卷，用于四类受试人群在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结果：1、山西省感染者、家属、周围人群和一般人群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现状研究显示：1）对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非传播途径，四组人群对于艾滋病的叁种传播途径如经血传播、经性接触传播、母婴传播的知晓率均超过50%，但不同人群的认识有显着性差异，（χ2 =12.6，P< 0.001）；2）感染者周围人群对感染者的正向态度的比例均超过50%，但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病人的恐惧、认为应隔离和限制感染者的比例仍较高。2、四组人群的艾滋病相关知识的需求情况，1)分别有88%的感染者，84%的家属，86.5%的周围人群和86.6%的一般人群认为自己的艾滋病相关知识不足；而四组人群中接受过健康教育的人则分别占96%、76%、8.33%和15.12%。2)感染者及其家属首选面对面咨询的方式接受的健康教育知识，其次是热线电话和书报杂志；感染者周围人群和一般社区人群则首选影视广播的方式接受的健康教育知识，其次是书报杂志和热线电话。3、影响感染者周围人群对艾滋病和感染者的态度的主要因素是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分值，误解分值，性病知识分值，文化程度和性别；影响一般社区人群对艾滋病和感染者的态度的主要因素则是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分值，误解分值，文化程度，年龄，性别和职业。4、影响有泌尿生殖系统症状的感染者周围人群做HIV检测的因素主要是性别和认为是否应隔离治疗感染者。结论：1、当前，需要在我省感染者周围人群和一般人群中及时、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2、现阶段，我省感染者周围人群的健
王磊[2]2004年在《山西省八所高等院校学生生殖健康问题的KABP研究》文中认为本课题选取山西省八所高等院校（包括理工类、师范类和医学类）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在对其生殖健康知识（Knowledge）、态度（Attitude）、行为（Practice）即KAP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明确不同类型院校和不同学历的学生之间生殖健康知识、自我价值观、态度、行为及需求情况的差异，知识、自我价值观与态度的关系，知识、态度与行为的关系以及研究对象对生殖健康知识的需求情况，为健康教育部门制定高等院校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提供理论依据。针对高校学生性知识缺乏而他们对性问题却持更开放的态度，大学里性教育空白等等，一切都表明在高校中开展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加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势在必行。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ICPD）不仅明确了生殖健康的定义：“在人类生殖系统和过程的一切事宜上，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完好状态”,并将青少年作为生殖健康的弱势人群而加以关注。就我国而言，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至今尚处于启动阶段，相关经验十分有限。目前社会上对性观念、性道德、社会责任的认识比较混乱，而国内外性病、艾滋病呈越来越严重的流行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加强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意识和保健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对高校学生知识、自我价值观、态度、行为和需求的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医学专业高于非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高于本科生，年龄在25-29.99岁之间要好于其他各组，但在对艾滋病病毒非传播途径、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措施、性病种类及女性生殖健康方面知识较薄弱，且对艾滋病病毒非传播途径的知晓率以医学类院校学生最低。大部分学生对自我具有自信信念，师范类学生对自我的肯定信念较差；受教育程度越高，自信信念越强。综合类院校学生更赞成“性自由、性解放”；对性病病人和艾滋病病人持同情态度以综合类院校学生最低，在社交情况下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会避而远之的比例达到54.25%，其中以医
周建波[3]2008年在《合肥市铁路施工单位流动人口艾滋病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铁路建筑工地流动人口的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KAP)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应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及行为干预策略与措施提供依据;并评价行为干预对铁路建筑工地流动人口在预防、控制艾滋病方面的效果。方法对整群抽取的合肥市某铁路施工企业在外施工的2个工地943名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单因素分析、相关分析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口的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影响因素。在基线调查的基础上对干预对象进行为期4-5个月的小媒介宣传和同伴教育等综合干预,之后再随访调查进行评估。结果建筑工地流动人口总体上对艾滋病知识缺乏了解;文化程度和收入越高、打工时间越长者艾滋病相关知识水平越高。在听说过艾滋病的734人中,仅有37.5%(275)的人对艾滋病感染者持同情态度。943名调查对象中,不反对“婚前性行为”、“卖淫”和“嫖娼”者分别占39.6%、7.3%和6.9%。9.5%的被调查对象(90人)承认最近叁个月内有过非婚性行为,其中28.6%(22人)承认从未使用安全套,仅10.4%(8人)的每次使用。文化程度和艾滋病知识得分越高者安全套使用频率越高;探亲时间间隔和打工时间越长,安全套使用频率越低。通过对比干预前943名和干预后随访到的671名建筑工地流动人口有关艾滋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发现行为干预在不同程度上使建筑工地流动人口对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知识等知晓率普遍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因恐惧和歧视心理而采取消极态度者分别由9.8%、10.5%降至6.3%、3.5%(P值均<0.05);承认最近叁个月内有过非婚性行为者的比例由干预前的24.8%下降到3.8%(P<0.01);最近一次非婚性行为使用安全套者由干预前的41.9%提高到64.3%(P<0.05),但在最近叁个月内非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频率干预前后比较未见显着性差异。新进入人群的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个人自我保护意识等与基线人群相比无统计学差异;但随访组人群艾滋病知识、对艾滋病态度和个人保护意识要明显高于新进入人群(P<0.01)。结论铁路建筑工地流动人口存在HIV感染的危险性,对其开展有针对性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迫在眉睫。本研究结果显示,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对建筑工地流动人口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方面是有效的措施;但要长期的改变民工与STI/AIDS有关的高危性行为应建立长效的行为干预机制。
陈钢, 马瞧勤, 许月清, 赵小芬[4]2009年在《MMT受治者艾滋病KAP及综合干预需求调查》文中研究指明美沙酮维持治疗(MMT)通过较长时期或长期服用美沙酮口服液来治疗吸毒者的海洛因成瘾,同时配合心理治疗、行为干预等综合措施,以达到减少毒品危害和需求,最终达到控制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传播的目的。为了解美沙酮门诊受治者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KAP)水平及综合
孟珺, 张睿孚, 王婷, 马菲, 银炯[5]2009年在《太原市城乡居民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调查》文中认为目的了解山西省太原市城乡居民艾滋病知行信现状,为加强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以整群抽样方法对城市居民、农民2类人群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应用EPIDATA、SPSS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共调查1243人,其中城市居民621人,农民622人。城市居民对艾滋病3大传播途径回答正确率为85.2%～88.7%,农民为69.1%～69.8%;城市居民对非传播途径回答正确率为52.4%～79.7%,农民为41.4%～61.6%;城市居民对艾滋病相关知识回答正确率为60.7%～84.6%,农民为54.0%～79.1%,城市居民对所有问题的知晓率与农村居民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乡居民艾滋病知识获取途径主要为电视和报纸,各占23%;城市居民卖血、吸毒、非婚内性行为发生率低,存在对艾滋病人及病毒携带者的歧视。结论太原市城乡居民对叁大传播途径的知晓率较高,今后防治工作重点为提高农民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以及消除城乡居民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
曹金红[6]2009年在《武汉市建筑工人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本研究是在了解武汉市部分建筑工人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现况的前提下,对该人群采取系列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措施,并对教育效果进行评价,旨在探索建筑工人群体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的有效方法,为将来从事相关工作积累经验。方法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并结合自愿的原则,在武汉市抽取了叁个建筑工地相对固定的360名建筑工人作为本研究的干预对象。采用自制的问卷分别进行干预前后的问卷调查,获取2008年10月～2009年4月间建筑工人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状况的变化情况;在此期间,我们对该群体采用面对面宣教(发放宣教手册、展出宣教图板、举办知识讲座、观看宣教录像及举行知识竞赛五种手段)和同伴教育等方式进行健康教育干预。回收问卷统一运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并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和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本次调查获得有效问卷360份,有效绩效问卷254份。建筑工人平均年龄36.2岁,初中及以下文化占71.1%,已婚占76.11%。在艾滋病知识方面,建筑工人UNAIDS推荐核心指标知晓率从干预前的6.94%提高到了干预后的33.1,提高了26.1%;叁条传播途径全知率由干预前的50.7%提高到了干预后的63.8%,提高了13.1%。态度方面,认为“应该关心和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由干预前的55.2上升到干预后的71.2%;“您会与HIV感染者或病人交往吗”由干预前的33.5%上升到干预后的55.6%;“想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由干预前的77.5%升到干预后的85.6%。行为方面,“与妻子外女人发生关系时每次使用安全套”从干预前14.3%升到干预后的48.5%“与妻子发生关系时从不使用安全套”从干预前的67.6%下降到51.7%;“与妻外女人发生关系时从不使用安全套”从干预前的37.1%下降到30.3%。建筑工人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需求类型主要是预防知识、疾病症状和国家政策等;艾滋病知识需求途径依次为电视、报纸杂志、宣传栏/板报和宣传品。建筑工人的文化程度和年龄是影响他们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的最重要因素;而影响他们使用安全套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程度和知识得分。结论干预前建筑工人对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偏低,态度缺乏理性,且欠缺有效的相关防治行为;通过采用面对面宣教和同伴教育等综合方式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效果较为明显。
张晓红, 陈镭, 陈川, 徐宁[7]2006年在《温州市公众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温州市公众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及其态度和行为。方法以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随机调查市区公众585人。其中,男性344人,女性241人,平均年龄38.46岁。结果被调查对象预防艾滋病知识主要来自报纸、书刊、电视;被调查人员对艾滋病的可能传播途径回答的正确率在80%以上,非传播途径的回答正确率在70%以下;只有47.18%的人知道艾滋病目前是无法治愈的;36.27%的人对艾滋病病人感到害怕或恐惧;8.83%的人承认有性乱及不安全性行为。结论艾滋病健康教育应更加全面、科学,要注重有针对性健康教育,提高人群对艾滋病的认识与防治水平。
尹姗姗[8]2010年在《郑州市外来工艾滋病干预模式》文中研究说明目的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由感染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外来工的流动性特点导致其成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该研究对郑州市外来工进行艾滋病预防干预,以期提高外来工的艾滋病知信行水平；同时探索适宜外来工的艾滋病干预模式。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从郑州市中原区9个行业抽取889名外来工,按2×2析因设计方案分为四组：观看VCD、集中宣教、综合干预和对照,对其进行艾滋病预防干预和问卷调查。采用Epidata3.02录入数据,SPSS17.0软件统计分析。统计方法：描述性分析、析因设计方差分析和多重对应分析,检验水准a=0.05。结果1.郑州市外来工艾滋病知信行外来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59.2%,艾滋病相关态度得分为59.55分(百分制),性生活中安全套的使用率为62.9%。2.艾滋病预防干预模式效果评价观看VCD组、集中宣教组、综合干预组和对照组的HIV相关知识得分分别为：76.51±20.51,88.30±20.67,91.48±15.70,68.83±22.16。观看VCD组与对照组(F=166.069,P<0.001),集中宣教组与对照组(F=16.589,P<0.001)的HIV知识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观看VCD、集中宣教两种干预模式不存在交互作用(F=2.847,P=0.092)。观看VCD组、集中宣教组、综合干预组和对照组的艾滋病相关态度得分：65.23±15.67,60.75±15.52,69.66±15.54,59.55±16.37。观看VCD组与对照组(F=7.072,P=0.008),集中宣教组与对照组(F=47.417,P<0.001)的艾滋病相关态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观看VCD、集中宣教两种干预模式不存在交互作用(F=2.328,P=0.127)集中宣教组和对照组的安全套使用意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947,P=0.001),集中宣教能有效改善外来工的安全套使用情况。3.外来工艾滋病知识态度及行为的多重对应分析外来工艾滋病知识和态度(χ2=141.04,P<0.001),知识和安全套使用意向(χ2=58.64,P<0.001),态度和安全套使用意向(χ2=36.64,P<0.001)间存在关联。多重对应分析模型显示：外来工HIV知识水平为“差”、态度得分为“差”和“在将来的性生活中不愿意使用安全套”存在关联,知识水平为“良”和态度得分“良”之间存在关联,知识得分为“优”和态度得分为“优”存在关联。结论1.郑州市外来工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及行为现状不理想。2.外来工HIV知识、态度及安全套使用意向之间存在关联,良好的认知促进态度的改善及行为的改变。3.观看VCD、集中宣教是针对外来工艾滋病预防干预的有效模式。
王梅, 吴炽煦[9]2009年在《武汉市青少年MSM人群艾滋病认知现状及健康干预效果评价》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武汉市青少年男男性行为人群(You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YMSM)的艾滋病(AIDS)知识、态度与行为(Knowledge,attitude and practice,KAP)现状,对目标人群进行AIDS健康干预,为制定YMSM防艾规划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雪球抽样方法,对武汉市部分YMSM进行AIDS健康干预和追踪调查,并进行近期效果分析。所有数据采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在艾滋病/性病(AIDS/STD)知识方面,大部分内容在干预后有明显提高(P<0.05);安全套相关知识干预效果明显(P<0.05);但是安全套的使用情况却没有明显的改善(P>0.05);避免感染AIDS采取的措施,干预前后略有不同。结论YMSM艾滋病KAP存在着明显的知识行为分离,较短时期内,健康干预对目标人群AIDS认知方面改变较易,但行为方面的改变却不明显,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收到实际效果。
侯万里[10]2009年在《收教妇女艾滋病知识、态度调查及健康教育效果评价》文中指出研究目的本研究选取武汉市第一收容教育所(女子收容教育所)为研究现场,通过专题小组讨论及问卷调查,了解收教妇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对收教妇女进行专家讲授法和同伴教育法的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并比较其效果,以探索适于收教妇女的健康教育模式。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干警个人深入访谈和不同拘留原因收教妇女专题小组访谈。定量研究方法为采用自行设计的艾滋病知识态度问卷进行的问卷调查。艾滋病健康教育方法包括专家讲授法和同伴教育法。干预前进行收教妇女基线资料问卷调查,干预结束后使用相同的问卷进行健康教育效果评估。研究结果本研究共调查收教妇女440人,按照不同拘留原因将收教妇女分组为吸毒(149人)、卖淫(73人)、赌博(134人)、偷窃(37人)四组,另有其他拘留原因收教妇女47人。不同拘留原因收教妇女的基本情况差异显着。吸毒妇女年龄较小,无业者居多,文化程度较高,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赌博妇女多为中年无业,文化程度与家庭经济条件与吸毒妇女类似。卖淫妇女多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与家庭经济条件均不如吸毒妇女与赌博妇女。偷窃妇女多为无业者或打工者/农民,文化程度低,家庭经济条件差。收教妇女主要从报纸杂志、电视、公共场所宣传栏、医疗机构、网络获取艾滋病相关知识。收教妇女最希望了解的是艾滋病的预防知识,其次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及临床症状。收教妇女最喜欢的艾滋病健康教育方式为专家讲课,其次为知识手册及录像放映。对于艾滋病基本知识,收教妇女对于“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性伴越多越容易感染艾滋病”、“每个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知晓率较高;其他问题掌握较差。吸毒妇女回答情况较好;偷窃妇女回答最差。对于艾滋病传播途径,收教妇女对“握手、拥抱”、“共用厕所”、“吃饭”、“游泳”、“输血”、“性行为”、“共用注射器”能否传播艾滋病知晓情况较好;而对“共用牙刷”及“分娩”能否传播艾滋病知晓情况较差。对于艾滋病预防方法,收教妇女对“每天锻炼身体”及“打预防针”能否预防艾滋病知晓情况较好;对“不与别人共用注射器吸毒”、“不使用不安全的血液制品”、“坚持每次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保持单一性伴”、“男女双方性生活前后清洗下身”能否预防艾滋病知晓情况一般;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不给孩子哺乳”能否预防艾滋病掌握情况最差。多数收教妇女均认为“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并认为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很重要,愿意了解艾滋病知识并愿意向亲友传授。但持此观点的偷窃妇女所占比例显着低于其他叁组。关于如何对待艾滋病人,收教妇女选择“与从前一样”者不足1/3。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拘留原因、文化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职业、人口流动性,对“艾滋病离我们是否遥远”及“如何对待艾滋病患者”看法对收教妇女艾滋病知识存在显着性影响。其中,较大的年龄,较高的文化程度和家庭平均月收入、为外来人口,有利于收教妇女获取艾滋病知识。持正确态度,即认为“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及“对待艾滋病患者应和从前一样”的收教妇女艾滋病知识掌握程度明显优于持错误态度者。吸毒妇女艾滋病知识掌握程度要优于卖淫妇女。无业收教妇女艾滋病知识掌握程度要优于农民/打工者、个体经营者、职员。专家讲授法及同伴教育法均能提高收教妇女艾滋病知识,改善其艾滋病相关态度。在很多方面同伴教育法和专家讲授法均无显着性差异。收教妇女更喜欢专家讲授法,而同伴教育法对改善艾滋病预防知识效果要优于专家讲授法。研究结论1.收教妇女文化程度偏低、经济状况较差,且由于吸毒、卖淫等艾滋病高危行为的存在,加上女性生理结构的特殊性,使收教妇女这一特殊群体面临着比一般人群更高的艾滋病风险。2.收教妇女艾滋病知识总体知晓率较低,并存在着许多错误观念和看法。艾滋病的母婴传播相关知识、艾滋病的非传播途径、艾滋病的正确预防方法这叁方面的知识尤为薄弱环节。也有部分收教妇女对艾滋病知识一无所知。凸显出对收教妇女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的迫切性。3.多数收教妇女均能认识到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愿意接受艾滋病健康教育并把所学知识向家人传授,但对艾滋病患者仍存在明显的歧视。提示在艾滋病健康教育中尤其要注意态度的转变。4.收教妇女获得艾滋病知识的主要途径是报纸杂志、电视、公共场所宣传栏、医疗机构、网络;最喜欢的健康教育方式为专家讲授。故对此人群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时因采取适当方法。5.专家讲授法及同伴教育法均能提高收教妇女艾滋病知识,改善其艾滋病相关态度。收教妇女最喜欢专家讲授法,但同伴教育法改善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效果要显着优于专家讲授法。故实际工作中应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取长补短,相互补充。
参考文献：
[1]. 山西省部分人群性病/艾滋病KAP研究[D]. 白晓燕. 山西医科大学. 2004
[2]. 山西省八所高等院校学生生殖健康问题的KABP研究[D]. 王磊. 山西医科大学. 2004
[3]. 合肥市铁路施工单位流动人口艾滋病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D]. 周建波. 安徽医科大学. 2008
[4]. MMT受治者艾滋病KAP及综合干预需求调查[J]. 陈钢, 马瞧勤, 许月清, 赵小芬. 浙江预防医学. 2009
[5]. 太原市城乡居民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调查[J]. 孟珺, 张睿孚, 王婷, 马菲, 银炯. 中国公共卫生. 2009
[6]. 武汉市建筑工人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评价[D]. 曹金红. 武汉科技大学. 2009
[7]. 温州市公众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调查[J]. 张晓红, 陈镭, 陈川, 徐宁. 中国健康教育. 2006
[8]. 郑州市外来工艾滋病干预模式[D]. 尹姗姗. 郑州大学. 2010
[9]. 武汉市青少年MSM人群艾滋病认知现状及健康干预效果评价[J]. 王梅, 吴炽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09
[10]. 收教妇女艾滋病知识、态度调查及健康教育效果评价[D]. 侯万里.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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