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经济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6月17日）
今天，中央党校的领导让我来向同志们介绍一下农业和农村经济情况。考虑到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涉及的面很宽，内容很多，这里我想着重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就社会上关注和争论的几个热点问题，如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中长期粮食发展、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革命和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等，向同志们介绍一些情报，谈一些看法，与同志们共同探讨。
一、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
在我国，农业始终是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近几年，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正确决策，全国上下加大抓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力度，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农业生产连年丰收。1995年粮食增产4.8%，1996年增产5%，总产达到9800亿斤，创历史最好水平。在粮食连续大幅度增产的同时，“菜蓝了”产品稳定增长，1996年肉类产量比1995年增长10.3%，水产品产量增长22.2%，禽蛋、蔬菜、水果等也都有较大幅度增产。（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1995年农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4.5%，1996年上升到5.1%，增幅比前几年有明显提高。1996年乡镇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1%，利润总额增长17.7%，基本实现了速度和效益同步增长。（三）农民收入增幅提高。199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5.3%，1996年上升到9%，连续两年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
尤其是粮食连续两年大丰收，非同寻常。（一）增产幅度大。1995年粮食增产430亿斤，1996年增产470亿斤，两年增产900亿斤，成为80年代以来第三个粮食增长高峰。第一个增长高峰是1981—1984年，四年增产粮食1735亿斤，其中1982—1983年两年增产1246亿斤；第二个增长高峰是1989—1990年，两年增产粮食1043亿斤。（二）提前实现了“九五”计划下限目标。有的同志可能知道，国家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最初定的粮食产量目标是1万亿斤，后来因担心难以实现，才确定了9800亿斤的下限。这两年粮食大丰收，对到本世纪末实现粮食产量1万亿斤的上限目标极为有利。（三）人均占有粮食产量首次突破800斤大关。这是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是历史上几次粮食增长高峰接近而没有达到的。历史上最高的1984年和1990年均为786斤，而去年达到805斤，它标志着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有了新的提高。（四）大大增加了粮食储备。到今年3月底，国有粮食系统库存达到3273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032亿斤，国家专储粮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近两年农业连续丰收，农村经济稳定增长，对治理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软着陆”，起到重要作用。首先，对抑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我们这样一个刚刚解决温饱，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的国家，食品价格对整个物价水平有着决定性影响。去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涨幅降到6.1%，比1994年回落15.6个百分点，而同期粮食和食品类价格涨幅分别回落44.9和27.6个百分点，大大高于整个物价指数的回落幅度。据测算，1996年食品价格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3.7个百分点，影响程度为45%，大大低于1994年和1995年的65%。其次，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目前国有企业优化结构、下岗职工增加的情况下，农业尤其是粮食的大丰收和食品价格涨幅的大幅度回落，对保持社会稳定、加快改革步伐、保证经济快速增长起了重要作用，对我国顺利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也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此外，对维护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作出了贡献。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大幅度增产，不仅与世界粮食安全日趋严峻的形势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有力地回击了近年来国外某些人制造的所谓“中国粮食威胁论”，消除了一些人对中国粮食问题的担心。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1995年中国谷物比上年增产400多亿斤，而世界谷物产量则比上年减产1460亿斤。
今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菜蓝子”产品稳步增长，乡镇企业持续发展。预计夏粮面积扩大1000万亩，总产增加80亿斤左右；早稻面积基本稳定，长势较好。一季度肉类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5.5%，水产品产量增长10%以上。1—4月份，乡村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6.2%，产销率提高0.5个百分点。今年农业工作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科技推广力度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年”活动深入开展，学科技、讲科技、用科技已在广大农村掀起热潮；一个是对农业产业化形成了共识，摆上了重要日程，正在大力推进。
农业特别是粮食连续两年丰收，来之不易，是多种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农业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1993年以来中央连续召开了5次农村工作会议，实施了一系列加强农业的政策措施，如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米袋子”、“菜蓝子”省、市长负责制，增加农业投入，整顿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秩序，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和风险基金制度，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减轻农民负担等等。特别是在通货膨胀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果断地连续两次提高粮棉定购价格，1994年粮食提价幅度达40%，1996年又在此基础上提高了2%，1994年棉花提价幅度为64.8%，1995年再度提高28.7%。其次是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决策，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围绕落实“米袋子”、“菜蓝子”省、市长负责制，各地采取了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关部门在安排农业投资、落实农产品收购资金、保证农用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加大农业科技推广，以及组织抗灾救灾等方面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另外，气候条件较好，也是夺取近两年尤其是去年粮食丰收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两年，农业丰收，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既为促进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九五”计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对当前农业形势不能盲目乐观，既要肯定成绩，又要看到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连年丰收之后，更要汲取历史教训，保持清醒头脑。
从历史看，建国以来，我国出现过六次粮食增长高峰，但每个高峰过后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徘徊现象。其中大的波动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在农业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头脑不冷静，刮起了“共产风”、“平调风”，单纯追求“一大二公”，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再加上连续遭受自然灾害，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迫使国民经济不得不进行调整。另一次是80年代中期，由于对当时农业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导致工作放松，投入减少，加上调整了一些政策（如取消了粮食超购加价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政策），使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年徘徊，对国民经济也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要汲取历史教训，防止丰收之后忽视和削弱农业的现象再度发生。
从当前看，去年粮食等农产品增产，既有棉花、油料减产的代价，又有气候条件较好的因素，因而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不能估计过高。要看到，农业丰收后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有些地方出现了粮食等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等，还有待从根本上解决。今年夏粮虽然增产，但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的任务还很重，因为占全年粮食大头的秋粮生产面临着播种面积和高产作物面积减少的双重压力，产量要保持在去年水平很不容易；实现农民增收的难度更大，今年农民收入增幅要保持在去年的9%，几乎不可能，要达到“九五”计划要求的4%，也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只增长了1.5%，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0个百分点，已给我们发出了信号。
从长远看，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些深层矛盾没有根本解决，突出表现为“四低”：（一）人均资源占有率和利用率低。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仅有1.2亩，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而且有效利用率在95%以下；人均占有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灌溉水利用率不到40%，而发达国家在70%以上；化肥利用率仅为30%，比先进国家低30%。资源紧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解决我国吃饭问题要比其他国家困难得多，过去是这样，今后随着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更是如此。（二）劳动生产率低。全国80%的人口在农村，农户经营规模较小，生产方式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自给、半自给的特性，同发展市场农业很不适应。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仅能养活4人，而美国可养活22人。（三）农业科技水平低。科技贡献率和成果普及率低于发达国家30%以上，再加上劳动者素质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物质装备水平不高等，严重影响产量的提高。（四）抗灾能力低。农业受气候因素影响很大，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所有这些都表明，实现农业再上新台阶的难度很大，发展农业的任务非常艰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九五”期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一是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一个新水平；二是保证农民收入较快增加，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三是基本解决现有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积极推进农村经济体制和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的保护支持，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二、关于粮食中长期发展问题
近几年来，世界粮食供求紧张，库存下降，价格上涨。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作为一个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粮食问题引起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对这个问题有如下三种观点：一种是“悲观论”，认为下个世纪我国粮食在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生产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粮食缺口越来越大，甚至到2030年人口高峰时没有人能养活中国。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等人，他们预测到2030年时，中国粮食产量将比1990年下降1／5，供需缺口达2—3亿吨，超过90年代初世界粮食贸易量（2亿吨）。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坚持粮食自给的方针，甚至认为这与发展市场经济是相违背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尽管有一定难度，但中国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丰衣足食，根据中国的国情，立足国内资源实现基本自给，国外少量资源只能作为品种、丰歉的调剂。我认为，前两种观点对我国粮食前景尽管看法不同，出发点不同，其中也有对我们的善意提醒，但总体上说是片面的，是不符合我国实际的。我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对我国粮食发展前景，布朗等人的观点过分夸大了需求增长，低估了增产潜力和能力，只局限于粮食生产，没有看到整个食物对粮食的替代作用，即使在国外也有许多专家不同意布朗的观点。
从需求看，我们选择符合国情的食物消费模式，能够抑制粮食消费的过快增长。我国食物结构的改善只能量力而行，因为我国人多地少，不能选择西方发达国家那种以动物食品为主的消费模式，只能在以素食为主的传统膳食结构的基础上，广辟食物来源，大力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适当增加动物性食品数量，提高食物质量。实践证明，这种低耗粮的消费模式同样能够满足人民营养需求和改善生活的需要。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人均占有粮食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城乡居民饮食有了很大改善。选择这种消费模式，到2030年，人均占有400公斤粮食就能基本满足需要，按16亿人口计算，总需求量不会超过6.4亿吨，比目前仅增加1.5亿吨。
从供给看，我们通过挖掘生产潜力，可以基本实现粮食自给。到2030年实现粮食总产6.4亿吨，33年增产1.5亿吨，平均每年增长1.07%，只相当于建国47年来粮食增长速度的1／3。从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看，粮食增产的潜力还很大。一是改造中低产田的潜力。我国现有中低产田9亿亩，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2／3，采用目前成熟的增产措施，一般可使单产增加100公斤左右。二是开发后备资源的潜力。我国现有5亿亩宜农荒地，2亿多亩可开垦成耕地，20亿亩荒山、荒坡，10亿亩沙荒地，47亿亩草原草地，2.6亿亩内陆水域等。合理利用这些资源，都可以增加食物总量。三是科技进步的潜力。目前科技在我国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约39%，而发达国家都在70—80%，通过加快科技进步，可以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只要我们严格保护耕地、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大力改善生产条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科教兴农、提高科技含量，面向整个国土资源、搞好开发利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丰衣足食。
我国解决粮食问题的基本方针是立足国内资源，实现基本自给。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95%的自给率在国际上是比较高的。80年代以来，在世界主要的53个国家和地区中，自给率低于60%的有10个，在60—94%的有24个，95—99%的有12个，超过100%的只有7个。在世界粮食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坚持95%以上的粮食自给率，不仅能有效地保障国内粮食安全，而且对世界粮食安全也是重大贡献。
国外一些人对我国粮食问题的基本方针提出异议，用意是要打开中国的粮食市场，促进他们本国对华粮食出口。国内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我国粮食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应该更多地利用国外廉价的粮食资源，把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发展非农产业。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第一，当今世界粮食仍是国际政治斗争的武器。80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需要，曾对缺粮5000多万吨的前苏联进行大规模粮食禁运。虽然由于西方国家内部分化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却开创了当代国际政治斗争中把粮食作为武器的先例。进入90年代，西方国家仍利用贸易制裁等手段，为其政治服务，比较突出的是对伊拉克的封锁制裁，造成了食品奇缺。从当今国际粮食贸易格局看，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少数西方国家左右着国际市场，其谷物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85%，其中美国约占世界出口量的一半。这些国家对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种政治偏见，不能排除将来联合起来对我国进行贸易禁运的可能性。事实上，1989年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的贸易制裁和目前美国反华势力反对给于我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企图，无不在提醒我们，一旦我们粮食依赖西方国家，他们随时都可能把粮食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为他们的政治需要服务。
第二，我国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潜力不大。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粮食生产处于徘徊阶段。人口的激增使世界人均占有粮食从1985年的415公斤，减少到目前的360公斤左右。粮食储备由80年代中期的4亿多吨，减少到目前的不足3亿吨。粮食储备安全系数已经降到14—15%，低于17—18%的安全临界点。从世界粮食贸易量看，自1980年世界粮食出口量超过2亿吨以来，年均贸易量一直保持在2.2—2.3亿吨，而且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进口粮食。国内外许多专家预测，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下，国际粮食市场供给量难度有大幅度增长。从以往我国粮食进出口情况看，1978—1996年的19年中，平均每年将进口666万吨，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量的1.7%，主要是进行品种和年度的余缺调剂。对于粮食消费量占世界消费量1／5的中国来说，如果改变粮食供给战略，大量进口粮食，势必引起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紧张，拉动国际市场粮价上涨，损害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从品种结构看，我国有条件利用国际资源转换的是大米，而目前国际市场上大米的年贸易量只有1500万吨左右，仅占国际市场粮食贸易量的6—7%，只相当于我国大米产量的8—10%。如果我国稻谷生产下降，国际市场不可能满足我们的大米需求。搞不好还会影响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进口粮食中大米占多数。
第三，从国内看，也存在一些制约粮食进口的因素。一是农民就业问题。我国现有8.6亿农村人口，4.6亿农村劳动力，其中富余劳动力1亿多，过多地进口粮食势必引起国内粮食生产的衰退，加剧国内就业的矛盾。二是外汇支付能力问题。虽然到199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50亿美元，但外债余额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并已进入还本付息的高峰期。粮食进口过多，不仅增加国家的外汇支出，而且增加国内居民的消费支出，这也是难以承受的。三是港口运输能力问题。目前我国港口的粮食年吞吐能力为1500万吨，粮食内陆运力为2000万吨。大量进口粮食不仅需要扩充港口，而且会对内陆运输带来更大的压力。
第四，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与发展市场经济并不矛盾。首先，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保护和扶持本国粮食生产的调控机制，其中一些国家还对粮食进口实行配额和高关税政策。如日本近年来更加重视粮食安全，开始对大米进口实施“最低进口准入量”控制，并计划到2005年提高粮食自给率4—5个百分点。其次，即使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按规定关税保护的总体水平仍可达到24%。如果我们主动调整关税结构，降低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的农产品税率，还可以换取粮食等大宗重要农产品的高税率。这样，在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情况下，我国仍有保护国内粮食生产、基本实现自给的回旋余地。再次，粮食基本自给并不排斥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5%的比例是正常情况下净进口占国内消费量的比例，并不排除歉收年份多进口一些，丰收时多出口一点。同时，根据我国的实际，也可以采取异地进出的办法，如从东北出口一些玉米，从南方进口一些小麦和大米。
综上所述，我国奉行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是在科学分析我国粮食需求增长和生产潜力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来的，是在正确把握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坚持的粮食发展战略。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粮食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非常艰巨。为此，今后要抓好以下几项重点：一是必须把粮食生产放在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东、中、西部都要为粮食增产做贡献。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增产潜力大，应为粮食增产多做贡献。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好，生产力水平高，要确保面积，主攻单产，提高综合生产能力。西部地区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扩大粮食生产，提高粮食自给率。二是合理安排粮食品种结构。水稻产量占粮食总产的40%，全国有60%以上的人吃大米。水稻生产要向“扩大面积，主攻单产，优化结构，改善品质”的方向发展，恢复华南稻区，提高长江流域稻区，开发北方稻区。小麦是我国供求缺口比较大的品种，虽然产量居世界首位，但每年仍进口1100万吨左右，约占世界小麦总产量的10—15%。今后小麦生产要走“稳定主产区面积，扩大种植区域，主攻单产，改善品质，增加总产”的路子，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南方宜种小麦的3000万亩冬闲田，扩大小麦生产。将来我国粮食需求增长最快的将是饲料粮，解决饲料问题，要逐步改变人畜共粮的局面，从“粮食+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向“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的三元结构转化，扩大高产优质饲料作物生产。三是加快商品粮基地建设。我国目前有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509个，以占全国20%的耕地提供了全国40%以上的商品粮。加快商品粮基地建设仍是今后推动粮食生产上台阶的重要途径。四是大力发展粮食加工转化。通过推动产加销一体化，形成产业链、企业群，实现多层次增值、增效。五是改革粮食流通体制。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促进粮食生产发展，改善粮食供求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粮食价格和市场仍然不稳定，有时甚至表现出剧烈的波动，供求关系总是处于“多了多了少了少”的状态。前面已经谈到，8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过三次增长高峰，伴随而来的往往是“增长高峰——卖粮难——粮食减产——粮价上涨”这样的周期。
80年代初第一次增长高峰，使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93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全国大范围地出现了“卖粮难”，市场粮价下跌。随后1985年粮食减产564亿斤，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徘徊，导致了1988年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
80年代末第二个增长高峰过后，全国出现新一轮“卖粮难”。为保护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国家于1990年建立了粮食专储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此后粮食生产出现三年停滞不前，成为引发1993年第四季度市场粮价从南到北出现大幅度上涨的重要原因。
近两年为第三次增长高峰，从去年年底开始，粮食市场发生了变化，市场粮价开始下跌。目前，小麦、玉米的市场价均低于国家的定购价。为此。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粮食流通不畅的问题，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的波动，虽不可避免，但如此大幅度的波动是不正常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国现行的粮食流通体制还不适应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粮食价格形成机制还没有理顺。目前，粮食价格仍然是“双轨制”，定购粮、国家专储粮实行的是政府定价，其他粮食根据市场价格实行议价收购。尽管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以来有少数年份粮食市场价低于定购价，但绝大多数年份情况相反。由于定购价与市场价差别较大，农民仅交售定购粮每年就损失数百亿元。定购价与市场价价差的存在，还加大了国有粮食企业收购定购粮的交易成本，影响了地方干群关系。此外，这种状况还导致有些国有粮食企业产生大量的不规范行为，典型的是经营上的“平转议”，费用上的“议转平”。政府希望通过提高粮食定购价，逐步缩小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差额。但在粮食供求紧平衡的大背景下，粮食定购价格的提高，总赶不上市场粮价的上涨，而且提高定购粮价格往往成为推动市场粮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二是粮食经营主体行为不规范。由于政企不分，经营机制转换滞后，国有粮食企业集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于一身，存在着政府宏观调控和企业经营双重目标。当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与企业经营目标发生冲突时，企业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放弃政府行为。因此，在粮食丰收、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时，不能按照政府的保护价敞开收购；而在粮食生产歉收，市场供求紧张时又不能按照政府的调控要求抛售粮食，平抑市场。
三是全国统一的粮食大市场没有形成。在粮食丰收，粮食主产区需要调出粮食时，销区或缺粮地区不积极调入粮食，加剧了产区粮食收购资金紧张、仓容不足和农民的卖难，使产粮区的农民和地方的经济利益都受到损失。而在粮食供给趋紧，销区急需调入粮食时，产区则采取措施封锁市场，限制粮食的外运，抬高市场粮价。
四是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完善，对各市场主体的不规范行为不能有效地加以矫正。主要表现在：专项储备粮的经济关系没有理顺，国家对专储粮没有买断，粮食企业还承担一部分经济风险；专项储备粮与企业的周转储备粮在实物上基本没有分开；粮食专项储备的运营机制很不灵活，往往出现调不动运不出，或帐面已调动，但粮食市场实际并没有什么变化的现象。
我国粮食流通体制的现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粮食市场稳定和供求平衡的重要因素，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去年10月份，国务院在大连召开部分地区粮食工作座谈会时，朱容基副总理指出，粮食流通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不改过不去的时候了。会后，国务院决定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并责成国家计委牵头（农业部也参加）制订方案，现在大思路已明确，主要是实行“四分开、一并轨”和“一主多辅”。下面我谈谈对这个改革思路的理解。
（一）关于“四分开”
第一，政企分开。目前国有粮食企业既是政府的粮食流通主管部门，又是粮食经营企业，一身二任。这种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它既不利于政府对粮食流通的宏观调控，也不利于企业有效的进行经营活动。可以说，现行粮食流通体制存在的问题，这是主要根源。国有粮食企业实行政企分开，是由政府与企业的不同性质决定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通过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稳定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把市场波动降低到最低程度。而企业则不同，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在市场上获得最大的商业利润，它不会进行以减少市场波动为目的的主动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活动。政企分开的改革主要是，政府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与国有粮食企业分开，把企业目前仍承担的调控粮食市场的功能分离出来，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担，政府粮食部门不从事商业性经营活动。
第二，国家粮食储备和粮食企业的经营周转储备分开。国家储备粮与粮食企业的经营性周转储备粮，二者性质不同，前者是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调控粮食市场的物质基础，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动用。后者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而储存的，企业可自主出售。把国家储备粮与企业经营性周转储备粮分开，是实现政企分开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分开。实质内容是明确中央和地方在粮食方面的事权。粮食工作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体制。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全国中长期粮食发展规划，集中搞好全国粮食总量平衡，确定粮食购销政策和价格政策的基本原则，对粮食进出口实行统一管理，指导和协调省际粮食调剂和调运，负责国家储备粮的收储和管理。发生特大自然灾害，或粮食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市场粮价大幅度波动时，中央动用专项储备粮和采取其他方式进行救灾或平抑市场粮价。地方政府在粮食工作上的责任是：实现粮食的地区平衡，具体包括稳定面积，提高单产，增加总产；做好粮食收购工作，确保当地市场粮食供应；按照国家核定的规模落实地方粮食储备；健全地方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进出口任务；负责组织省间粮食调剂，防止地区封锁等。
第四，新老挂账分开。中央对1991粮食年度以前和1992年4月1日到1996年底的粮食财务挂账问题，分不同的情况，已确定了具体处理原则，我就不多讲了。
（二）关于“一并轨”
两个价格并轨，往什么方向并？是定购价向市场价并，还是市场价向定购价并？我看根据十四大提出的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的要求，应当是以市场价为基础，使定购价向市场价并轨。这样才能实现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发挥市场对粮食生产和流通的调节作用。
两个价格并轨，还有个时机的选择问题，就是在什么时间使两个价格并轨？我看，既不是在市场粮价最高时，也不是在市场粮价最低时。因为，如果在市场粮价最高时，使定购价向市场价并轨，就会推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涨，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在市场粮价最低时，使定购价向市场价并轨，就会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挫伤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这都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要让市场价不能过高或过低，不是通过行政手段限价来实现，而是通过在市场上对国家储备粮的吞吐，调节粮食供求关系，使市场粮价稳定在相对合理的水平。
实现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并轨，转换粮食价格形成机制，要做到两条：一是这个价格必须由粮食市场供求状况形成，能反映市场上粮食的供求实际状况，这是衡量粮价合理与否的基础。二是这个价格应当是既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广大消费者又可以承受。为此，要建立粮食价格“安定带”制度。中央政府制订粮食价格“安定带”下限（最低收购保护价）和上限（最高销售限价）的原则，进行地区间的必要衔接。省级政府负责制定“安定带”上下限的具体水平。当市场粮价过度波动，超出价格“安定带”时，政府就通过储备粮吞吐和粮食进出口等经济手段，调节粮食供求关系，使粮食价格稳定在“安定带”之内。
总的看，实行“四分开”、“一并轨”，在工作中关键要抓住两个要害：一是国有粮食企业实行政企分开后，政府要有管用的调节手段。二是完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扩大粮食风险基金的来源，支撑粮食收购保护价的实施。
（三）关于“一主多辅”
实行“一主多辅”，目的就是要在继续发挥粮食企业主渠道的同时，拓宽粮食流通渠道，引入竞争制。
一是支持农业、农垦系统直接介入粮食购销经营。农业部门直接参与粮食流通，有利于把粮食的生产、加工、销售结合起来，实行一体化经营。
二是鼓励和支持大型用粮企业直接到产区采购。包括以粮食为原料的大型饲料、酿造、食品、制药、化工等行业。可以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将用粮大户统一组织起来，直接到产区通过国有粮店代理收购，付一定的代理费用。一次买够，及时运走，全年使用，自用自储。
三是支持主产区逐步扩大粮食转化能力。主产区要利用粮多的优势，大力发展养殖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加工业，逐步将粮食生产基地建成食品基地，把粮食优势变成经济优势，从根本上稳定粮食、稳定农业。
四、关于农业产业化问题
农业产业化是近些年来我国农民创造出来的有别于传统农业生产和组织方式的一种经营形式。尽管在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上还有一些不同观点，但对其实质的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或农民自主决策的合作社等中介组织为依托，通过利益机制将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经营，使各经营环节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经济共同体。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产业化，把它作为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和现代化转变的重要举措。江泽民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农业和农村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方式。”李鹏总理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体系，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各地都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实现农业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措施，列入了重要工作日程。截止今年四月底，全国已有11个省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召开了农业产业化专门会议，有9个省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出台了农业产业化方面的政策性文件，还有的省份结合“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了本省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或纲要，从面上部署和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我部去年与国家体改委共同召开了全国农业产业化座谈会，并成立了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工作领导小组。今年，我部正在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突出抓好四项工作，即安排一批示范项目，会同有关单位起草一个具有指导性的政策文件，举办一次展示会，开好一次工作会，以推动各地农业产业化发展。总的看，目前全国已形成了一个党政领导重视，部门支持，地方、农民、企业及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共同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局面。
农业产业化之所以能够从局部地区的实践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趋势，成为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的热点，是因为它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希望，为农业、农民和农村走向市场架起了一座崭新的桥梁，较好地解决了我国农业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中遇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孕育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新的变革：
一是农业产业化是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克服农户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我国农民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抵御市场风险。近些年来，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一些农产品“买难”与“卖难”交替出现，小生产的分散经营和集中的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农户的生产和经营，制约着农业市场化的健康发展。农业产业化通过龙头企业或中介组织，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机地连结起来，引导、组织和带动农户有序地进入市场，既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减少了市场风险，又促进了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如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的温氏养鸡集团，实行贸工农、产供销一体化，通过对养鸡户提供雏鸡、饲料、药物、防疫、技术及产品销售等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服务，对肉鸡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建立以效益为前提的联资联劳分配机制，把5800多个农户有效地连结起来，较好地解决了农民进入市场的问题。1996年该集团销售肉鸡4200万只，实现销售收入6亿多元，挂钩农户获利5000多万元。
二是农业产业化提高了农业的综合效益，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关专家认为，如果按照从生产到最终消费，即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全程计算效益，农业的综合效益并不低。但长期以来，由于产销脱节、产业分割的旧体制制约，农民只能从事原料生产，很难进入流通和贸易领域，导致农业效益低下。农业产业化通过利益纽带，把生产、加工、销售联结为完整的产业链条，进行多次转化和增值，在稳定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了全新意义上的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不仅提高了农业的增值程度和比较效益，而且有效地解决了农业经营中后续部门的利益分割垄断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的弱质地位。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农民除了得到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的直接收入外，还可以分享一定比例的加工和流通领域的利润，增加了农民收入。如江西省东乡糖厂，采取工厂与蔗农参股的办法结成利益共同体，工厂以3000万元固定资产作价入股，农户则以当年交售的甘蔗入股，所得利润按四、六分成，糖厂得四，农民得六，分户结算，分户立帐。1995年每个农户不但收入比上年增加544元，而且还分得红利120元。
三是农业产业化拓宽了生产领域和就业空间，有利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我国的国情看，依靠城市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是不现实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内部消化。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拓宽生产领域，增加就业空间。农业产业化将一个产品发展成为一个产业，使农业从单一的种养业、原料生产和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保鲜、销售等环节延伸，向工、商、建、运、服等领域拓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山西省永济市，按照农业产业化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立足当地资源优势，积极培育各种龙头企业，通过龙头带基地、连农户，初步形成了“市场—企业—农户”的农村经济发展新格局。近年来，该市各类龙头企业共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6万多人，既扩大了农村就业门路，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四是农业产业化为实用技术和高新技术的应用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为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龙头企业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速高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各个生产环节上的科技含量，有利于形成促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新机制。同时农业产业化使农业生产向集约化、规模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如山东省普遍在种植、养殖各基础产业上大力推广新技术，不仅提高了农业的科技含量，而且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近些年莱阳市先后引进蔬菜品种36个，先进设备60台（套），开发脱水蔬菜、浓缩菜汁等新产品30多个；农民育种专家李登海，依靠科技推动种子产业化，每年实现利润600多万元。
五是农业产业化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农业产业化把农工商融为一体，促进了资源、人才、基础设施等相对集中，带动了交通、运输、商业乃至金融、信息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将工业文明导入农村，不仅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而且促进了城乡经济的交融和共同繁荣。
农业产业化在我国蓬勃发展，不仅是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符合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趋势。世界一些农业发达国家，无论是人少地多的美国、澳大利亚，还是人多地少的日本、韩国，以及法国、德国等，一体化经营都得到了充分发展，成为这些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之一。在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初步实践也表明，它将成为推进农业两个根本性转变，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农业“第二次飞跃”的有效途径。姜春云副总理把它称作我国农民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两个伟大创造后的又一伟大创举，钱学森同志把它称为继信息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正因为如此，推进农业产业化已成为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大主题。
目前，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势头很好，但从总体上看，尚处于初始阶段，引导其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从各地的实践经验看，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需要着力抓好基础、关键、核心、保障和前提五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按市场规律办事。这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基础。建设龙头企业，选择主导产业和产品，都要根据市场需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是整个产业化链条能否顺利运转的关键。同时，还要看到市场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既要看到目前的市场容量，准确把握国内外市场行情，又要分析远期的市场潜力，适时调整发展策略。那些不顾市场需求，产业趋同、产品同构，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的做法，非但产业化“化”不起来，到头来还会给农民带来巨大的损失，挫伤农民的积极性。
第二，大力扶持培育龙头企业或组织。这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龙头企业或组织在开拓市场、扩大规模、带动基地、联结千家万户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龙头企业或组织可以是企业、专业市场，也可以是各类中介组织，比如合作社和专业协会等。建设龙头企业，要打破所有制、地域和部门的界限，谁有牵动能力，能够带动农户和基地，就让谁当龙头。同时，龙头企业建设要同调整和发展乡镇企业紧密结合，同现有其他企业发展相结合，防止重复建设，乱铺摊子。目前一些地方农业产业化“化”不起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与龙头企业的效益不好、规模偏小、辐射面不广、带动能力不强有极大的关系。因此，龙头企业一定要实行“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真正能够起到带动和辐射作用。
第三，正确处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关系。这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薄弱环节。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确立农民在产业化中的主体地位，使农业能够平等分享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合理利润，使龙头企业与农户真正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共同体。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联结方式，可以是经济契约的方式，也可以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但无论哪种形式，都必须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各地在这方面创造了不少好的做法，比如，龙头企业把利润按一定比例返还给农户；对农户采取价格优惠，预付定金，提供贴息贷款，或赊销等；设立风险保障基金；以财产为纽带把企业与农户联结起来等。这些都值得总结，并不断完善。
第四，健全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的保障。完备和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产业化越发达，对社会化服务的要求也就越高。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要同发展农业产业化有机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国家农业技术经济部门，要转变职能，发挥优势，从资金、技术、信息、物资、运销等方面，形成与主导产业相配套的系列化服务。要引导和扶持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多样化服务，大力培养各类专业性合作组织，逐步形成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以国家专业技术经济部门为依托，以农民自办服务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多渠道、多层次、具有竞争机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第五，深化改革，理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这是目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前提。农业产业化涉及三大产业、多个部门和多种企业或组织类型，它的发展要求打破部门界限、地域、工农界限和城乡界限。同时，农业产业化是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运行的，是农村改革的产物，因此，农业产业化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失去这样一个前提，农业产业化就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配套保障体系，改革相关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外贸体制，调整相应的税收、贷款等政策。
农业产业化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在推进过程中，要注意坚持三条原则：一是要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业产业化与家庭经营并不矛盾，绝不能借搞农业产业化将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大类，擅自改变土地承包关系。二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坚持从实际出发，从生产力水平出发，因地制宜，不搞“行政撮合”。政府要从引导、协调和规划等方面，促进产业化发展。三是要循序渐进，总结经验，不断完善，逐步推开，切忌一哄而起。
五、关于农业科技革命问题
去年九月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中国的农业问题、粮食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这就要求我们的农业科技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必然要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是在总结国内外农业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作出的，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科教兴农战略的深化和发展，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深刻领会、正确把握、认真贯彻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对于促进我国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从世界农业发展动向看，目前正孕育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已出现过一次农业科技革命，这就是本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以近代育种和农业化学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突破，良种、化肥、农药、灌溉技术大面积应用，带来了世界农业的巨大发展，世界粮食单产水平由1950年的每公顷1000公斤，提高到1980年的2300公斤，年均增长43公斤，是本世纪前半叶的31倍。这次农业科技革命，对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消除饥饿发挥了重大作用。80年代以来，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农业高新技术的突破，正预示着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到来，其规模和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过第一次农业科技革命。当今世界性的农业科技革命，具有如下发展态势：
一是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已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全世界已有6000多项植物生物技术研究成果进入田间试验，已成功地培育出了抗病害、抗盐碱、耐水淹的高产转基因水稻以及抗病虫的大麦、棉花和高蛋白含量的转基因玉米、大豆，转基因牛、羊、猪、鱼也培育成功。专家们认为，以现代生物技术为主发展农业，将使农业成为科技最密集的产业。据美国先锋种子公司估计，到2000年，它的转基因产品将占种子品系的1／3到1／2，到21世纪初，美国主要作物可能有一半属转基因品种。生物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还将带来农业生产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带动微生物资源、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人把它称为新的科技革命带动下的“白色农业”和“蓝色农业”。
二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在现代高新技术控制下的高产值、高效益、高集约化的工厂化种植、养殖业正在兴起，农业的生产及管理开始向精准农业时期迈进。美国、日本、英国等一些国家的部分农场，已经把计算机控制下的无土栽培技术运用到大田生产中，从农作物播种前的土壤含水量、营养成分测定，到作物生长期间的水肥配给、病虫害防治等，均已采用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手段管理和控制。养殖业的工厂化生产更为普遍。这种依托现代高精技术，精确、准时、自动配给作物生长所需水分和营养成分的高效、集约型农业生产及管理方式，既节约了资源和投入，又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源产出率，必将对改善农业的分散性、地域性、经验性以及可控程度差等行业性弱势产生重要的作用。
三是农副产品深精加工与综合利用的程度越来越高。目前发达国家加工食品约占饮食消费量的80—90%。美国由于解决了大豆蛋白在食品中的可溶性问题和改变了豆蛋白氨基酸组成，大豆制品已达上百种。荷兰农产品总量中有2／3经过深、精加工进入市场，初级产品与加工产品产值之比已达1∶3左右。农副产品加工技术及先进加工设备的广泛应用，必将对提高农业总体效益，提高农副产品的综合利用水平，提高食品的质量和档次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农业科技革命，把本世纪上半叶低发展速度的资源消耗农业，带入到高发展速度的资源集约型农业时期，那么，即将到来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将把21世纪的农业带入高效、低耗、集约型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一些专家认为，21世纪的农业，将是以生物技术为主的高新农业技术主导的农业，谁能占有高新农业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能占有21世纪农业发展的主动权。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以生物技术开发研究为主的农业高新技术开发高潮，世界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
世界性的农业科技革命，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如果不抓住机遇，大力推进农业科技革命，不仅会扩大我国与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差距，而且将直接影响未来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所以，在我国加速推进农业科技革命则更加迫切、更为急需。
首先，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比其他一些国家更加需要推进农业科技革命。我国农业资源相对紧缺，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地减的矛盾不可能逆转，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不可能逆转。未来农业发展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把推进科技进步作为一场革命来抓，通过推进科技革命，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使农业走集约化经营的可持续发展路子。
其次，农业科技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推进我国农业科技革命更为迫切。几十年来我国农业科技虽有很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15—20年的差距。一方面，我国农业科研缺少重大突破，科研成果储备不足，有些已经推广十多年的农作物品种仍在大面积应用；另一方面，科研成果转化周期长，技术应用率、到位率低。我国每年问世的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真正得以推广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普及率还不到三分之一。一些发达国家推开一项成熟技术，一般只需一、两年，我国则需要六、七年甚至更长。现在，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70—80%，我国只有39%。在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比较大。这些差距也正是潜力所在。
第三，农业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决定了我们更要加快推进科技革命。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其实质是科技的竞争。没有高科技含量的农产品，就难以进入国际市场。由于我国农产品科技含量低，许多出口产品不但价钱低而且往往被挤出市场。以苹果为例，我国产的每斤只卖2元钱，而进口苹果，有的每斤卖到30元，相差15倍。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农产品还不多，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科技革命，这是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
推进我国农业科技革命，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当前，需要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农业科研要有大的突破。科研是农业科技革命的基础、源泉和核心。没有重大农业科研课题的突破及成果的问世，推进农业科技革命就是一句空话。世界上每次农业科技革命，基本上都是以重大农业科研课题的突破为前提的。实现我国农业科研的突破，一方面，必须瞄准世界农业科研前沿，集中财力、人力和物力进行科研攻关，力争有较多的科研成果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必须在保持已有优势的同时，根据现有科研基础、未来农业发展需要，按照“近期、中期、远期”相结合的原则，选准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必须合理调配力量，把高新技术研究和重大实用技术研究结合起来，对一些制约农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尽早取得突破。另一方面，要按照“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重大农业科研成果和先进实用技术。为取得农业科研的突破，需要完善科技体制，改变目前科研机构重复、力量分散和重复研究、多头管理的状况，形成一个有利于快出成果、出大成果，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新的科技体制；需要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尽快使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部产值的比重，由目前的0.2%左右提高到1%的世界平均水平，并逐步达到发达国家5%以上的水平。
二是农技推广要有大的突破。农业技术推广是推进农业科技革命的关键环节。没有技术推广的突破，再好的科研成果也难以很快形成生产力。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推进农业科技革命，应当把着力点放在加大农技推广方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实现农技推广的突破，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现有的一些增产增收效果显著的重大农业实用技术组装配套，有计划、有步骤地大规模推开，尽早形成新的生产力。为此，要稳定农技推广机构和队伍，健全技术推广体系，巩固省、地两级推广中心，完善县级推广中心，健全乡级推广站，壮大村级科技组，发展各种民办技术推广组织和农民科技示范户，逐步形成以国家技术推广体系为主体，各种集体、民间推广组织和农民科技示范户为补充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同时，要完善政策，建立激励机制，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鼓励科技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推广技术，开展技术服务。
三是提高农民科技素质要有大的突破。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是缩短科技成果转化时限，加快农业科技成果普及应用的基础，是推进农业科技革命的重要环节。发达国家对农业劳动者素质要求很高，有的甚至要求大学文化程度，我国农业劳动者素质总体较低，在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总劳动力的40%，还有约占劳动力总数18%的人属文盲和半文盲。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质，已成为加快科研成果推广步伐，推进农业科技革命的迫切要求。实现农民科技素质的突破，要在加快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重点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要充分利用现有的500多所农林中专学校、遍布全国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及职业高中和各种形式的农民科技夜校等，多层次的培养农民科技骨干，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面向农民的专项技术和组装配套技术的培训班，提高农民接受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六、关于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问题
乡镇企业是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一大创造，小平同志把它称为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企业改革逐渐深化，地位作用日益突出。目前，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八五”期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净增量的30%、工业增加值净增量的50%、外贸出口商品交货额净增量的45%、全国税收净增量的25%、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部分的50%来自乡镇企业。通俗地讲，在农村经济中，乡镇企业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进入下个世纪，乡镇企业在推进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缩小城乡差别、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今后，国家将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繁荣农村经济的战略重点和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积极扶持，合理规划，分类指导，依法管理，促进其再上新台阶。主要目标是：“九五”期间，乡镇企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5%左右；到2000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力争达到3万亿元左右，工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左右，出口商品交货值达到1万亿元左右，新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3000万人，从业人员达到1.6亿人；到2010年乡镇企业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实现上述目标，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靠改革。80年代，乡镇企业依靠灵活的机制，实现了高速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乡镇企业经营机制弱化等问题日渐暴露，如产权关系模糊，政企不分，经营规模狭小等。围绕这些问题，各地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如组建企业集团，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以及租赁、兼并、拍卖、破产等。在这些改革形式中，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是股份合作制。下面，我着重就这个问题向大家介绍一些情况，并就有关问题同大家一起探讨。
（一）股份合作制的发展概况
股份合作制是我国农民在发展乡镇企业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手头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有了钱就想办企业，办个体私营企业受到个人投资和经营能力的限制，办合伙企业又很不稳定，想合作又担心自己的财产被“平调”和“归大堆”，于是温州等地的农民就把股份制和合作制的一些做法结合起来兴办企业，并把它叫做“股份合作制”。一些乡村集体企业看到这种形式具有明晰产权关系、促进机制转换等优点，便按照这一形式改制，一些新办的集体企业干脆从一开始就按照这种形式组建。到1996年底，全国乡镇企业中股份合作制企业达到14.35万个，完成的增加值占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的14.5%。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其中温州、泉州两市各类乡镇企业中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数量和产值均已超过80%。
股份合作制是由投资者按照协议，以资金、技术、设备、实物、劳动力、土地使用权等生产要素为股份，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留有公共积累，并以其全部法人财产承担有限责任的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形式。它与股份制和合作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股份制体现的是资本联合，所有者参与决策，但不一定直接经营和劳动，经营管理可以由与所有权无关的专业人员来承担，并以按资分配为主。合作制体现的是劳动联合，所有者直接参与经营和劳动，实行按劳分配。而股份合作制体现的是劳动者的劳动与资本的联合，既借鉴了股份制的科学管理制度，又继承了合作制劳动合作的特点，实行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
从实践来看，股份合作制在乡镇企业发展中已初步显示出重要作用。一是有利于明晰产权。实行股份合作制，既保留了集体资产的完整性，又解决了集体资产的归属问题。二是有利于聚集资金。股份合作制有其独特的融资功能，能够有效地解决企业发展中资金短缺的矛盾。三是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行股份合作制，可以把农村有限的分散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组合起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四是有利于完善经营机制。实行股份合作制，企业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乡镇政府从过去直接管理生产经营转向宏观规划、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和服务，实现了政企分开。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变了过去通过发奖金和实物来激励职工生产积极性的作法，完善了激励、发展、投资、分配、风险、监督等经营机制。五是有利于确立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实行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既是生产者又是所有者，使企业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地位由模糊变得清晰，从而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怎样看待股份合作制
对股份合作制，目前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股份合作制的组织形式问题。对这个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股份合作制不是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简单叠加，而是把这两种组织形式的内在机制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独立的组织目标、组织功能和形态特点的企业组织形式。就某个企业来说，选用了股份合作制形式后，可能向股份制或合作制转化；选择了股份制或合作制的，也可能通过吸收职工入股向股份合作制转化。但就总体而言，股份合作制将与股份制和合作制长期并存。另一种意见认为，股份合作制非驴非马，不三不四，很不规范，股份制强调的是资本的联合，合作制强调的是劳动的联合，二者很难融合于一体，股份合作制迟早要向股份制或合作制过渡。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既然股份合作制已经产生、并快速发展，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营制度，实现了资本与劳动的联合，对乡镇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应当允许其发展，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2、股份合作制的性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私有的。持这种观点的少数同志认为，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私有成分组成的一，一千个、一万个私有加起来仍然是私有的，原有的集体资产量化到了个人头上，也是私有的。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能笼统地说姓公姓私，判断是否公有，主要看集体控不控股，如果集体不控股，就是私有的。具体意见是，集体控股属于公有制，职工控投也可看成集体所有制性质，而由少数经营者控股则应视为合伙经营的私营企业。第三种观点认为，只要是资本和劳动的联合，只要留有公共积累，实行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以按劳分配为主，不管其产权结构如何，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
我认为，第一种观点过于笼统，第二种观点的第三种情况，即由少数经营者控股应视为合伙经营的私营企业可以探讨，但总的来说，我比较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其理由：一是股份合作制是农民作为劳动者的联合，又引进了股份制的一些做法，大的讲属合作经济范畴，是在承认个人所有基础上的共同占有，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质，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预言中指出：“在协作和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1卷，832页）马克思认为：“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4页）。这种“个人所有制”是指“非孤立的单位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1页）。他对资本与劳动联合的“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倍加赞誉，他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已经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资本论》第3卷，497－498页）。二是股份合作制是农民自愿组织起来走向联合和合作，符合社会主义的方向，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三是这种形式适合当前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广大农民对发展股份合作制有很高的热情。四是过去很多中央文件都已经肯定了股份合作制的公有制性质。早在1983年，中共中央就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不论那种联合，只要遵守劳动者之间自愿互利原则，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有民主管理制度，有公共提留，积累归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动分配，或以按劳分配为主，同时有一定比例股金分红，就都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后来党中央、国务院所发的很多文件也都重申了这一政策规定。我国《宪法》也规定，“农村生产合作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三）如何防止集体资产流失
这是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从目前改制的情况看，容易造成集体资产流失的环节有四个：一是资产评估。由于评估方法和人为的因素，存在低评、漏评现象。二是产权界定。由于集体企业的资产形成过程复杂而且较长，政策上也有些漏洞，加上人为的因素，容易把本属于集体的资产界定给个人。三是资产股份化。这是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关键环节，因此也是争议最大的地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集体资产能否量化到人和乡村集体股的设置上。对集体资产能否量化的问题，有的认为不能量化，有的认为可以全部量化，还有人认为可以部分量化。对乡村集体股的设置问题，有人认为应该设，也有人认为不能设、设了也等于是“虚拟股”。正是在这种争论的过程中，集体资产容易流失。四是管理与监督。由于大多数地方的集体股和集体资产的代表仍然是乡政府、村组织或其他行政组织，政企不分还很严重，管理和监督也因此存在着较大漏洞，容易引起集体资产流失。
为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在实行股份合作制过程中，必须抓好四个环节：一是搞好资产评估。资产评估必须以确认企业资产的价值量，保证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法利益为目的，遵循真实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原则，参照国家已经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进行。二是科学界定产权。要坚持“谁投资、谁创造，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对那些既难以划清投资主体，又没有相应的政策依据的资产，要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公平，平等协商”的原则，通过民主协商解决。三是合理设置股权。应在合理确定资产权属关系基础上灵活设置，但基本原则是集体资产归集体所有，尽量保证集体控股。一般可设乡村集体股、职工个人股、社会法人股、外资股及社会个人股。还要通过企业章程加以明确，以确保企业的有效积累。四是加强集体资产的管理和监督。乡村集体股、乡镇企业集体资产乃至整个农村集体资产，应该由集体经济组织来代表和管理，由乡村权力机构、人民团体等共同监督。决不能由行政机关来直接经营管理，单独行使监督职能。
同志们，做好新时期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离不开各部门和社会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持。希望同志们一如既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让我们共同努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