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来稿日期：1997年4月2日。
提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二者的结合是一个互相推动的过程：一方面，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传统哲学将得到科学的清理，克服其朴素性和某些神秘性，使之成为现代哲学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大量地从传统哲学的优秀成分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这就是“古”与“今”的辩证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 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问题，可以说是从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就提出来了。为了从理论上正确回答和实践中处理好这一问题，人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阶段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诸方面，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求得时贤的指正。
一
据查，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的名字是来自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该书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1899年广学会出版的不定期刊物《万国公报》刊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中国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文中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讲求养民新学者”。不过，在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还没有形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此时，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它的指导下，越2年(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越8年(1927年)建立了人民解放军，仅用了30年时间(1949年)就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东方大国成为占指导地位的思想，其传播的迅速，在思想文化史上是少见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何以能如此迅速地在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中国化）并取得胜利？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点：
第一，社会的需要。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恩全集》第1卷，第462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五四”前后得到广泛传播，是因为中国社会有这个需要，如果当时中国社会没有这种需要，“即使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9页）
中国社会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步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逐步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哪里有矛盾，有斗争，就有革命。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对中国人民实行民族压迫，使中国人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中愈陷愈深；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要在中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并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前途，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困难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要有理论来指导。综观鸦片战争后八十年的历史进程，整个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上的探求和选择。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世致用之学，革命农民反封建的宗教改革哲学，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天演哲学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突驾”、“飞跃”为主要内容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等等，虽然它们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们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的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使人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恰恰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上）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中国先进分子把眼光转向俄国，请来了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同上）
第二，社会已有了一股新的力量。
任何思想的传播总是靠人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五四”前后的广泛传播，不只是适应了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需要，还因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一股力量，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它的先进分子。他们急迫地要求有一种革命的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以指导争取解放的实践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思想理论上推崇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担当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这便适应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时代要求。
应该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新时代的社会力量，他们都是些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些吒咤风云、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既是革命者，不少人还是职业革命家，又是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学有成就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差不多都经历过政治上由激进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上由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变，像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人，他们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幼时熟读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以后学习西学，最后才转向马克思哲学。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学贯中西的特点，为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从理论渊源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有它的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也有它的理论契机。
“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这除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有它的需要外，还同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分不开。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思想是中国人较快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它中国化的深层的理论契机。
这里接触到一个文化传播学上的重要问题：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和原有思想文化如何相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以中国文化发展说，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外来思想传入，一次是佛学（佛教），一次是“西学”。印度佛学（佛教）东汉时传入中国，起初依附于道术而得到发展，后来逐步地与中国原有的思想结合起来，最后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佛学中国化首先表现为玄学化（魏晋时期），而后是儒学化，唐代禅宗南宗（慧能）的盛行标志着佛学儒学化的完成。
从中西文化（哲学）比较研究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经过日本、俄国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学”，它作为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展，同样要遵循文化传播的规律，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在实践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作指导，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在理论上，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分析批判，剔除其封建性的腐朽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二个方面既有区别又密切相联。理论（哲学理论、政治理论等）与实践结合，一般（共性）与特殊（个性）相结合，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西文化（哲学）比较研究的实质和核心，也是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重要内容。
二
就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说，中国革命不仅与西欧各国不同，就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相比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一点，列宁早就看到了。他在1919年11月22日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指出：
你们这些东方劳动群众的代表，“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这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方那些经常处于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我们在小范围，即在我们国家内实现了的任务，你们将在大的范围内，即在巨大的国家内予以实现，……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那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但是在俄国新开始的斗争中能够找到。你们应该提出这个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6—139）
列宁的论述明确了三个思想：第一，东方各国（中国是东方一大国）由于国情不同，革命所面临的任务不同，因此，它的革命道路自然也不同于欧洲和俄国无产者的道路；第二，革命没有统一的“方式”（模式、方法、途径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根据自己“特殊情况”，“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原理”，“找到特殊的形式”，以便完成自己的历史史命；第三，“共产主义的书本”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总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在“共产主义的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的这些思想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极有指导意义。
正是在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奋斗和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解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光辉典范，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由于这方面的问题时贤也有共识，本文就不再论述了。
三
现在要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另一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不少同志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他们总以为马克思主义是近代科学文明的结晶，而中国古代哲学则主要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二者之间谈不上结合。这种看法虽有其合理的一面，它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是产生在不同时代，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世界观，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异”中没有“同”。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在它的体系中容纳了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第二，就中国古代哲学本身说，它也有二重性，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也有超时代、超民族性的一面。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特殊问题，而且还面临着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问题，如改造自然、治理社会、处理人际关系以及提高人自身素质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往往超出了时代、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的意义。正是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相容、相通的地方，二者有内在的联系，有结合的可能。
下面我们就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来说明这一点。
中国古代哲学自先秦以来就围绕“天人”、“名实”之辩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得到持续的发展。中国哲学这一优良传统体现了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基于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运动，生动地说明“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这一普遍规律。这样，中国哲学经过批判的总结，就可以作为一个实例被利用来对人们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借助于中国哲学的范畴、概念得以通俗的表达，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
就认识论和逻辑学说，先秦围绕“名实”之辩已经概括出一些唯物论反映论原理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孔子讲“正名”，虽有先验论的倾向，但他“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却是理性的态度。他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是对待知识的实事求是精神，同时接触到了认识过程中“知”与“不知”的矛盾，含有辩证法因素。墨子讲“名取予实”，强调概念应受到实践经验的检验。老子的“无名”论，虽有否定名言的倾向，但老子和庄子都看到了感觉和理性在把握宇宙的统一原理和发展法则上的不足处，有积极因素。荀子肯定知识和才能是后天获得的，认识是一个从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的积累过程，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知和行的对立统一运动。荀子和《易传》还认为，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通过“解蔽”和正确地运用逻辑范畴，就能获得比较全面的真理。秦汉以后，王充、范缜、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围绕“形神”“能所”“心物”“知行”诸问题的辩论，对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又有所发展。
在逻辑学方面，先秦墨家已建立了形式逻辑体系。在辩证逻辑方面，老子提出了否定的原理，到了荀子和《易传》朴素辩证逻辑已具有了雏形。以后，张载、沈括、朱熹、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在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上均有很高的成就。沈括的科学方法充满着实事求是和辩证法，对宋元时期的科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夫之进一步揭示了“名、辞、推”的某些辩证性质，提出了“言、象、意、道”相统一的学说，批判了先天象数学、玄学、佛学和理学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要求从“物物相依”、“变化日新”中去把握实体，强调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从而比前人更深刻地阐明了“类、故、理”等逻辑范畴。
所有这些成就，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胚芽；转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区分精华和糟粕，这样就为基于实践而开展的认识辩证运动，为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为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发展，找到了更加坚实的历史依据。
再就社会历史观、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说，虽然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自先秦以来进步的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思想，其中有唯物主义因素。荀子讲“明于天人之分”，认为自然界和社会各有其职分，不能用自然现象解释社会治乱（“治乱非天”）；人的职分在于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以使人类有力量去控制自然。他还提出“明分使群”说，试图从物质财富的分配来说明政治、法律和道德的起源。唐代柳宗元讲“势”，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趋势，这一观点经过南宋哲学家叶适的发挥，到王夫之便发展为“理势合一”说的历史观，意味着已有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想萌芽。这些虽然还不能说是唯物史观，但他们坚持从历史本身的演变来探讨历史的规律，无疑是合理的。
与社会历史观相联系的是社会理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这集中体现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中。“大同”社会是古代儒家传说并想往的社会。后来，情况变了，“大道既隐”，“天下为公”为“天下为家”所代替。不过“大同”社会的理想，一直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改革家和人民向往的目标。直到近代康有为、孙中山，还以此为鼓舞改革和革命的口号。“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广泛被介绍，人们好像又看到了似曾相识而又心向往的东西，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将社会主义理想与古代“大同”理想联系起来，说《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理想的描写，“确可代表社会主义的精髓。”（邵力子：《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中国现代思想资料简编》，第1卷，第700页）现在来看邵力子的说法是十分幼稚的、可笑的，但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当时人们在心理上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中西文化及其哲学融合的产物。社会主义既是欧洲文化的结晶，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在理论上有共同之处（内在联系）。
与理想社会相联系的是理想人格。中国古代进步思想家都十分注重理想人格的培养，他们本身也具有高尚的人格。特别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们，批评了传统的“道统”说，认为古代哲学的优良传统并不体现在宋儒所推崇的道学家身上，宋儒的推崇的道学家不过是“道学之乡愿”（黄宗羲语）。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认为中国人只要克服了自秦汉以来专制统治的弊端（“濯秦愚，刷宋耻”），就可以“取威万方，保延千祀”。这些都体现了进步思想家们个人高尚的品格以及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的思想感情。中国传统哲学中这种非常深厚的爱国热忱和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战斗的精神，是中国人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因素。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是只有对立而没有共同之处，它们之间有“异”也有“同”，二者的结合是一个互相推动的过程。一方面，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传统哲学将得到科学的清理，克服自身的素朴性、片面性和某些神秘性，使之成为现代哲学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大量地从传统哲学的优秀成分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这就是古为今用，也就是“古”与“今”的辩证法。
四
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同各种各样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的斗争，其中也包括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清理。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1938年春、夏所撰写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指出：
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他还进一步指出：“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有的反动哲学思想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
这是继《反对本本主义》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进一步阐述，他明确指出：(1)对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外来的”，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的哲学遗产而来的，因此，它要深入下去，要继续发展，必须与传统哲学相结合；(2)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在思想上“树立批判的旗帜”，批判现有的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的哲学思想，批判在清算古代哲学遗产中的各种错误观点，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批判，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优秀的哲学传统相结合。
就批判“现有的反动哲学思想”说，在三、四十年代主要就是批判唯心主义的“道统”论和“力行哲学”。
“道统论”是唐代韩愈明确提出来的，他将帝王系统与圣哲系统相结合而形成“道统”，具有儒家政治理想与思想统绪的特征，成为宋明儒学复兴的先声。北宋二程，南宋朱熹，对“道统”说均有所发挥。“道统”说是为封建剥削的腐朽统治服务的，特别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推行其文化专制主义制造理论上的依据，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所批判。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作辩护的“道统”说，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又被翻了出来，其代表人物就是打着继承孙中山旗号的戴季陶、陈立夫和蒋介石。
戴季陶在1925年所写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中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戴氏这些话不仅完全歪曲、篡改了孙中山的政治、哲学思想，硬将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说成了封建主义者和封建道统说的继承者；而且他的用心还在于论证他自己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是“正统思想”的“嫡传”，以便反对真正的三民主义、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继戴季陶之后，陈立夫宣扬“唯生论”，蒋介石提倡所谓“力行哲学”，都是以封建的道统说为其思想基础。
针对这套唯心主义的道统说，瞿秋白早在1925年就进行过尖锐的批判（见《中国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之后，范文澜、齐燕铭、艾思奇、胡绳等人也从各个方面批判了蒋介石、陈立夫的哲学思想。
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指出：“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而这种唯心论的特点是以继承中国封建道统自居。周恩来又指出：蒋介石“强调‘心’的作用，将孙中山的‘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撑折技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的话，完全解释成为极端唯心论。”“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是唯心的愚民哲学。”周恩来还尖锐地批判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蒋介石“对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所以他强调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要人民听话守法，任凭剥削，随他统治。”（《论中国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该文当时未公开发表，现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通过这些批判，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封建复古论和封建法西斯主义哲学，有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
三、四十年代除了批判“道统论”外，杜国庠等人还批评了熊十力、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史观，这对于帮助人们分清中国传统哲学中精华和糟粕以及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起了积极的作用。
熊十力、冯友兰，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于爱国热情，迫切地感到需要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因此，他们都自称接上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复兴儒学为自己的使命。应该说，他们的研究工作，对在学术上激发民族的自豪感是有贡献的。但是，他们的哲学史观却是唯心主义的。
在熊、冯看来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现在由他们来继承和发展，由他们来建立“新统”。冯友兰在《新原道》中宣称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道学底理学讲底。”（《新原道》第十章）熊、冯二位的看法是否符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情况呢？杜国庠等人认为这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来重新加以审查，于是写了一系列论文来阐明唯物史观，阐明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哲学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从而划清了唯物史观与唯心主义哲学史观的界限。
杜国庠指出，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不是唯心论和玄学。他说：“中国哲学的精神，不是‘经虚涉旷’，而是‘实事求是’”，“我们为学做人的需要，也是‘实事求是’。玄学是反科学的，歪曲事实，有损学者的风度，贻误青年的学业，尤应纠正。”（《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评冯友兰〈新原道〉》）他认为，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经过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几位思想家的批判，已经“终结”，“没有复活的可能性了”，这是“时代的要求，社会发展的结果。”（《理学的终结》）杜国庠还进一步指出，“既不能说中国哲学史只有唯心论，‘玄虚’的传统，更不能把中国哲学史说成唯心论道统独霸天下。”他指出冯友兰以唯心论作为中国哲学精神和主流，完全是出于企图建立一个新道统的需要。冯友兰的“新理学”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混合产物”，是玄学，“玄学何得僭称中国哲学之精神”？这个见解是十分深刻的。
在方法论上，杜国庠指出熊、冯二人都是使用“六经注我”的主观主义独断论方法。如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引用《易经》、《中庸》的话来做自己讲的“本心”的注脚，显然是断章取义，任意附会，不惜强使古人以就自己。冯友兰按自己形而上学所要求的来剪裁中国哲学中的各主要学派，“歪曲附会，使它符合自己的既定标准，实在无可附会的，便行舍弃，甚至抹煞了整个历史时代的哲学，以保其主流。”杜国庠认为，这种方法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经学方法，几千年来它严重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和阻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必须改变这种方法，“直截了当地表现自家的思想”，而对历史上的学派，则应该“还他的本来面目”。（《红棉屋札存》）
总之，杜国庠等人对熊、冯二人错误哲学史观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它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哲学优秀传统，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五
最后，我们再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明这一点。
现在大家都公认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是西学，包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学；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毛泽东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我们可说毛泽东思想是中西文化汇通的结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历来重视对传统哲学的研究，他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
《实践论》在1950年公开发表时，毛泽东特加了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行关系”，这便清楚地表达了《实践论》与中国哲学史上知行之辩的紧密联系。
中国古代哲学对于知行问题有过长期的争论。早在《尚书》中就提出了“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的观点。战国时的荀子重视经验，强调“行”在“知”中的作用。宋明时期，知行之辩成为哲学争论的主要问题。朱熹讲“知先行后”，王守仁讲“知行合一”，王夫之在批判程朱、陆王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等一系列重要观点。这些都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成为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知行观的思想资料。特别是毛泽东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基础作用，提出“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等，这与先秦墨子强调认识来源于“亲知”与“闻知”；清初颜元强调“习行”，主张行先于知，由行致知、由行验知，并举例说，“必箸取而纳之口”，才能识别蔬菜的味道，只有通过“诊脉、制药、针炙、摩贬”的行为，才能“疗疾救世”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到了近代，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时，提出“知难行易的”观点，虽然这一观点有片面性，但他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这又是与中国近代哲学重“心力”、崇尚“心学”的趋势相一致的，包含了重视人的能动性的辩证法因素。毛泽东称赞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赞扬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可见，历史上重要的知行观，包括孙中山的知行观在内，都给毛泽东以或深或浅的影响。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李达在《〈实践论〉解说》中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实践论》是知行关系的唯物辩证法。中国以前的各种知行学说，在《实践论》中被扬弃了，它们的消极成分已被废弃，它们的积极成分是被保存下来的，并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发展了。在这个意义上，《实践论》是中国知行学说的科学总结。”（李达：《〈实践论〉解说》三联书店，1951年版）
继《实践论》之后，毛泽东又写了《矛盾论》，是专讲对立统一规律的。如果说《实践论》主要是在总体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知行学说的优良传统，科学地解决了长期争论的知行问题，那么，《矛盾论》则是在总体上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并将它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矛盾学说是中国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精华。早在殷周时期的《易经》，就已从复杂的现象世界中概括出阴、阳两个范畴，认为阴、阳的相互交感、作用产生万物，推动万物的变化发展。这是关于矛盾是事物发展源泉的原始思想。后来《易传》则进一步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万物上升为规律（“道”）。老子《道德经》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存，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明互相差别、对立的事物或方面又是统一的，相反而又相成的。老子还指出：“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说明矛盾双方是互相转化的。这些辩证法思想，二千多年来不断得到发展。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熟读这些经典，启发了他对辩证法的兴趣，并着手研究辩证法。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在论述矛盾的基本属性时指出：矛盾双方既有统一性，又有斗争性。统一性（同一性）指矛盾着的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依据一定的条件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各方面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相互斗争。这些思想的雏型在古代哲学家那里已出现了。王夫之就曾经说过矛盾双方“相峙以并立”、“相倚而不相离”。（《周易外传》卷一、卷五）在论述矛盾双方依存时，《矛盾论》举例说：“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38页）这些例子与老子《道德经》中的一些话意义相同，某些例子也相同。由此可见，《矛盾论》和中国传统辩证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传统辩证法在强调对立面的相互依赖、相互转化时，往往忽视了转化的条件，而《矛盾论》则强调事物的转化都需要一定的条件。这样，就和唯心主义辩证法、诡辩论划清了界线。同时，《矛盾论》还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显然，《矛盾论》远远超出了古代的矛盾学说。
与矛盾学说相联，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军事辩证法，尤其是孙子的军事辩证法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特别明显。毛泽东除经常引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名言外，对其它的思想也充分的加以吸收和利用。在创立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时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与孙子所说“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的策略有某些相通之处。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3页）类似的思想在《孙子兵法》中也有深刻的论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正是因为毛泽东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总结战争经验，并吸收古代军事辩证法中的正确思想，因此才能在指挥战争中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除了《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外，笔者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深感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和逐步完善的关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简称“群众论”），可以说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政党和阶级、领导和群众、领袖和人民的关系。毛泽东的“群众论”与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更是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1]
综如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充分地利用了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料，他在分析、批判这些思想资料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了新内容。
最后，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并没有完结。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在国情中，不仅包括中国政治、经济的历史特点，也包括具有鲜明民族个性的文化、哲学等等。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决不能建立在否定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因此，我们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是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件大事。
注释：
[1]参见拙作《毛泽东的群众观点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上海），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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