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当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科学技术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科学技术观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或制约着各种社会问题，并执行着某些意识形态功能。同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诸形式构成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精神环境，制约着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功能的理解。这些情况使得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论及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的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另一种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观点。在这里，我们将对这两种观点加以评论，并阐明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一）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命题与他们关于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第一生产力和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是密切联系的，或者说，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相互联系着的方面。在他们那里，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实现的。而科学技术之所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能成为意识形态，其基本前提或先决条件则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将科学技术看作新的意识形态并探讨它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联系，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独特而新颖之处。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涉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他划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分别看待它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关于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没有说自然科学是意识形态，但认为自然科学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它掩盖社会矛盾，并阻止社会变革。说自然科学被应用于社会时，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关于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卢卡奇明确断言，社会科学就是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代之以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青年卢卡奇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观点的先导，后者的观点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或更确切地说，科学技术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作了较详细的分析。马尔库塞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绝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他坚决反对技术中立性的观点，并通过批评技术中立性观念来论证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观点。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并没有使该社会看起来更少意识形态性，相反更加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已随着科学技术的普遍运用而深入生产过程，工艺或技术的合理性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的合理性，因而意识形态并未衰弱，相反，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在这里，马尔库塞否定了以贝尔、利普塞特、达伦多夫、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命题，并对科学技术为什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意识形态的机制加以深入探讨。在他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清除了技术与实践之间的差别。因此，必须重新确立技术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范围。
那么，为什么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成为意识形态呢？哈贝马斯认为，关键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两大历史趋势。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韦伯系统中所谓的合理化的普遍进程，技术系统在对社会制度的吸收中，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同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联系，出现合法化危机。现在政治出现了新的趋向，它已经不受某种政治或经济利益的操纵，统治成了一种残余现象。而由于国家的干预，统治者也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把原来需要通过舆论界交给公众讨论的问题，变成了由科学组织中专家使用技术来解决的技术问题，这样就将实际问题“非政治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哈贝马斯关于当代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与当代资本主义两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使传统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失效，出现合法化危机即意识形态危机；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则产生了一种新意识形态，因为科学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形成一种高标准的生活方式，而且造就了一种与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思想行为方式即意识形态，通过这种思想行为方式，证明了对人的统治和压抑的合理性。简言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人对人的统治。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就是“技术统治论”意识的流行。他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由解放的潜在力量变成为统治的合理性提供思想依据的手段。晚期资本主义由于不能辩护自己对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同社会相互作用领域的破坏性侵蚀，只好从技术统治论中寻找根据，并步其后尘，借口说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需要，用技术统治论的变种来取代社会存在的思想和目标的传统意识形态纲领。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相比，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新意识形态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多或少都包含某种超越现实的“美好生活规划”或理想，也包含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而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尤其是技术统治论则抛弃了理想和价值，而且阻碍对现实（社会基础）的反思和批判，其目的是现实的永恒化，因而更具辩护功能。第二，科学技术变成偶像的意识形态，较之于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它掩盖了实践问题，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阶级利益服务，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要求，而且又侵蚀了人类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第三，同以往的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它不具有老式意识形态的那种“欺骗的不透明性”（即不靠制造幻想、蛊惑和宣传等欺骗手段了），它是透明的、直接的，即直接把自己的力量诉诸客观的合理性。
我们再来看看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相对立或分离的观点。阿尔都塞被誉为当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他在《保卫马克思》和《列宁和哲学》等著作中都论及意识形态特别是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问题。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科学是真理，它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过程，它是在抛弃意识形态问题框架中形成，并在与意识形态的不断斗争中形成起来的；而意识形态则属于“虚假意识”，它以神话的方式反映世界，即象神话一样以颠倒、幻想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它歪曲现实，掩盖社会历史过程的真实本性。第二，科学主要是一种认识，它的最基本功能是理论功能；而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价值观念，它的最基本功能则是实践功能。第三，科学作为客观知识，与利益无关，没有阶级性；而意识形态则完全受利益支配，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具有头等重要性。第四，科学的认识过程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意识形态的认识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阿尔都塞认为任何科学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有一个“史前期”，意识形态就是科学的“史前期”。也就是说，任何科学都是由意识形态“脱胎”而来的，但由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转变是一种根本的质变，即“认识论的断裂”。马克思主义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认识论的断裂”时期，其分界线是《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显然，阿尔都塞看到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但是，他错误地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了。
（二）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看待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呢？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特别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作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指出它们的联系和区别。科学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科学作为一种专门的精神生产形式，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便独立出来了。科学是一种知识的体系，它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正确反映，表现为系统化的知识，特别是经过理性加工过的理论知识。而对于意识形态概念，人们并没有一致的理解。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的必然升华物”，表现为哲学、宗教、道德等一系列形式。换言之，意识形态是由哲学、法律、道德、美学等观点组合而成的，这些观点反映出一定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根本利益。社会意识形态也具有系统性和知识性的特征，但是它还具有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反映特定阶级的利益，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在阶级社会里，这种性质表现为阶级性，它只为一定的阶级服务。
科学虽然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然而却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它从属于人与自然斗争的生产力，而不是社会意识形态。科学以它特有的属性和功能（如知识性、系统性、非阶级性等）与其它社会意识形式区别开来，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这种特殊性质表现为，它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总是处在向物质形态的不断转化过程中，它的生命力、它的存在价值和它对社会进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式，而且在于它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而使整个社会产生革命性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既属于社会意识形式范围，又属于生产力范畴，它对社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社会进步”这样一个公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没有把科学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是将它归入生产力的范畴。在他们看来，科学不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属于一般社会生产力，并可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科学在本质上并不是意识形态，它所反映的是客观规律或自然界的本质关系，不受阶级利益的支配，没有阶级性。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科学与意识形态没有关联。科学与社会意识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与意识形态既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又是不断地处于或明或暗的相互冲突之中，意识形态是为维护、加强或改变某一社会制度服务的。科学的领域，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也是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舞台。科学的发展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意识形态也影响科学。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证明，科学理论的发现、检验、修改、发展、应用，无不受意识形态（世界观、宗教、道德等）的制约和影响。反过来，伟大的科学发现则往往影响意识形态的内容及形式，特别是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同时，科学成就也常常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利用，被用于论证和维护特定的政治制度。
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及性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那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曾对科学起过促进作用，推动科学争取自主权以及争取科学活动自由权的斗争。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科学被纳入资产阶级的“普遍福利体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也变得日趋复杂起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它对待科学远非是客观中立的，它与科学经常发生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则已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列宁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在于，它把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科学，它以分析社会发展规律和全面评价各种实际条件为基础作出科学预见；它把理想变成了社会运动的实际目标，它同革命斗争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成了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因素，它通过科学家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他们的活动动机，给科学以重要的影响。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同人类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直接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反映人类的根本利益而与整个社会的进步相一致，从而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精神环境。
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曾经是西方学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讨论的热门话题。但西方学者往往不能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或者将科学与意识形态看作是毫不相干的，或者将它们等同起来。例如，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根据培根的偶像说，将意识形态分为四类，指出其本质乃是逻辑形式掩盖下的一种情绪，而科学研究则是“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自己的情绪、偏见和信仰”。显然，他将科学与意识形态隔绝开来了。实证主义则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完全对立起来，它在“拒绝形而上学”的口号下，要求科学放弃一切与社会迫切相关的见解，要求科学排除一切世界观的因素，对各种冲突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它将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价值相割裂，不承认价值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作为正统的技术统治论者，当代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们鼓吹“非意识形态化”，实际上也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非意识形态化”理论的一般含义是：意识形态作为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是对不发达的社会有意义，对发达的工业社会来说，它们已失去其功能，不再适应科技革命时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它们已让位给“技术的解决办法”。该理论的出发点是断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革命的变化时期已终结。因此，与它相关的思想意识失去了一切基础，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应从工艺的方面来加以解决。他们认为，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活动不应受意识形态动因的支配，而应以科学信息和准确的知识为基础，而这正是由专家对社会机制的结构和职能进行研究之后提供的。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终结的鼓吹者也正是技术统治论的提倡者。“非意识形态化”观念的流行，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危机，它以特别尖锐的形式表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没落。“非意识形态化”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到70年代，这种论点便宣告破产了。因此，它的鼓吹者们不得不从“非意识形态化”转为“重新意识形态化”。
在这种脉络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对以往割裂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一种解毒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却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夸大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以至于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总之，在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它们的差别，又要注意到它们的联系，将它们截然对立起来，或将它们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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