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控制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伴论文,青少年论文,效应论文,父母论文,中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14)03－0303－311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互联网是青少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青少年进行人际交往、信息获取和休闲娱乐的重要工具。然而，不适当的互联网使用则会阻碍青少年健康发展。研究者将这种不适当的互联网使用称为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简称PIU)。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PIU的检出率约为6％(雷雳，2010)。实证研究也表明，PIU会导致青少年焦虑抑郁、学业困难、社交恐惧等消极发展结果(Gentile et al.,2011)。因此，为了对其进行科学预防和有效控制，非常有必要对青少年PIU的风险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同伴和学校是对青少年影响很大的微系统，但家庭的作用仍然是最直接和持久的(Bronfenbrenner,1979)。家庭因素(如家庭功能、亲子关系、父母教养方式等)对青少年PIU的影响已得到较多探讨(邓林园，方晓义，伍明明，张锦涛，刘勤学，2013)。父母控制作为父母教养方式的核心维度，也与青少年PIU密切相关(Li,Li,& Newman,2013)。青少年正处于渴望自我独立的“分离—个体化”时期，但由于其本身的不成熟性，使其仍需要父母的管教和控制。不当的父母控制则可能干涉他们“分离—个体化”的正常发展(Kins,Soenens,& Beyers,2012)，降低亲子亲密度、自尊以及自主性，从而诱发出PIU(雷雳，2010；李丹黎，张卫，王艳辉，李董平，2013)。父母控制通常包含行为控制(behavioral control)和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两种形式。行为控制是父母给孩子施加各种规章制度和约束，以及通过询问和观察主动获取有关孩子行为的信息。它强调对日常活动的控制，包括对孩子及其同伴行踪的监督。大量研究表明，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吸烟、饮酒、药物滥用、犯罪行为等都有显著的负相关(Barber,Olsen,& Shagle,1994)，行为控制也能遏制PIU的发生(房超，方晓义，申子姣，2012；Li et al.,2013; Lin,Lin,& Wu,2009；申子姣，房超，张锦涛，方晓义，2012；Sun et al.,2005; van Den Eijnden,Spijkerman,Vermulst,van Rooij,& Engels,2010)。相比之下，心理控制则是父母侵扰子女内心世界、破坏其自主性发展的控制，包括内疚感引发、爱的撤回、权力独断等方式(Barber,1996)。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父母心理控制会阻碍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如关系需要、能力需要和自主需要)的满足(Ahmad,Vansteenkiste,& Soenens,2013; Soenens & Vansteenkiste,2010)，进而诱发PIU(Suler,1999)。此外，父母心理控制能引起孩子的负性情绪(Aunola,Tolvanen,Viljaranta,& Nurmi,2013)，增加青少年PIU的风险。实证研究也发现，父母心理控制是青少年PIU的促进因素(房超等，2012；Giles & Price,2008；李丹黎等，2013；Li et al.,2013；申子姣等，2012；Xiuqin et al.,2010)。这些发现表明，父母控制在青少年PIU的发展中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尽管如此，以往有关父母控制与PIU之间关系的研究总体上仍相对较少，并且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父母控制的操作定义不尽合理。例如，许多研究通过父母知情(parental knowledge)来测量行为控制(房超等，2012；Lin et al.,2009；申子姣等，2012；王莉，邹泓，么娆，2011)，但父母对青少年日常活动的知晓可以通过青少年自我表露、父母引导和父母监控等多种途径实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青少年自我表露而非父母主动监控，因此父母知情不大适合用于测量行为控制(Kerr,Stattin,& Burk,2010)。又如，部分研究的心理控制测量混淆了行为控制(Giles & Price,2008)。此外，有研究使用心理自主来测量心理控制(Giles & Price,2008)，但二者是不同的教养行为。前者强调对青少年自主表达、自己做决策的鼓励，后者主要是通过内疚感引发、爱的撤回、权力独断等方式达到控制的效果。父母不给予心理自主并不代表心理控制的增加，即二者不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Silk,Morris,Kanaya,& Steinberg,2003)。本研究将采用Wang,Pomerantz和Chen(2007)编制的问卷进行测量(见2.2.1部分的样题)。该问卷直接测量了父母的监控行为(没有混淆父母知情成分)，直接测量了心理控制(避免了心理控制与行为控制以及心理控制与心理自主的混淆)，具有相对的优越性。其次，现有研究表明，两种父母控制存在密切的联系(李丹黎等，2012；Wang et al.,2007)。但是，目前除少数研究外(房超等，2012；Li et al.,2013)，大多只单独考察行为控制或心理控制与PIU的关系(Giles & Price,2008；李丹黎等，2013；Lin,Lin,& Wu,2009；申子姣，房超，张锦涛，方晓义，2012；Sun et al.,2005; van Den Eijnden,Spijkerman,Vermulst,van Rooij,& Engels,2010; Xiuqin et al.,2010)，没有考虑到两者的协同共变关系，不能回答独特效应的问题。另外，有研究表明，父母控制与儿童发展可能是二次函数的非线性关系(即适度的控制最佳)而不总是线性关系(Barber,Stolz,& Olsen,2005; Barber & Xia,2013；李丹黎等，2012；Soenens,Vansteenkiste,& Luyten,2010)。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检验父母控制与青少年PIU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实际上，对该问题的探讨直接关系到父母控制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相关实践工作的开展：非线性关系意味着效应在某个临界点前后有显著变化，而线性关系则意味着这样的临界点并不存在。总之，只有重视上述几方面的改进，才能更加合理地描绘父母控制与青少年PIU的直接联系。 另外，现有研究对父母控制作用于青少年PIU的中介机制(即间接效应)仍知之甚少。目前仅有少量研究探讨了非适应性网络认知、自我控制等变量的中介作用(Li et al.,2013；李丹黎等，2013)，但这些变量往往只起到部分中介，提示我们可能还存在其他变量值得关注。本研究将进一步检验越轨同伴交往在其中的作用。越轨同伴交往(deviant peer affiliation)是指结交具有违反法律和社会道德行为的同龄友伴。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同伴的行为对青少年起到榜样和强化的作用，青少年会模仿不良同伴的问题行为。在东西方文化中，越轨同伴交往均能预测青少年物质滥用、违法犯罪等问题行为(Prinstein & Doge,2008)，并且大量研究证实越轨同伴交往能够预测PIU(Ko et al.,2008; Li et al.,2013; Wang et al.,2011；杨励，陈显元，汪洋，王宏，2008；Yen,Ko,Yen,Chang,& Cheng,2009)。此外，父母行为控制可以给青少年提供恰当的行为规范，培养其自制力，有助于减少越轨同伴交往(O'Donnell et al.,2012; Soenens,Vansteenkiste,Luyckx,& Goossens,2006)。相比之下，心理控制则会威胁青少年自主需求的满足，使其产生逆反心理，并结交不良同伴(Soenens et al.,2006; Soenens,Vansteenkiste,Smits,Lowet,& Goossens,2007)。因此，父母控制对青少年PIU可能存在间接效应，即父母控制可能通过影响越轨同伴交往，进而对青少年PIU产生间接作用。然而，从查阅的资料来看，目前尚没有研究对此中介路径进行直接检验。 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在采用更加完善的父母控制操作定义(Wang et al.,2007)的基础上，考察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对青少年PIU的直接效应(包括独特效应和函数形式检验)。二是检验越轨同伴交往在上述关系中是否具有中介作用。总体来看，准确刻画直接效应是中介效应探索的基础，中介机制探索又是对直接效应的深化。另外，对直接效应两种体现形式(独特效应和函数形式)的探讨也十分重要：独特效应检验可以确保函数形式的真实性；函数形式又可以具体描绘独特效应到底体现在线性还是非线性关系层面(李丹黎等，2012)。最后，考虑到青少年性别、年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因素可能影响越轨同伴交往和PIU(李丹黎等，2013；O'Donnell et al.,2012；申子姣等，2012)，因此本研究对这些变量进行了统计控制。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选取三所普通初级中学作为调查对象。在每所学校每个年级各随机抽取两个班进行调查。经学校领导、班主任和青少年本人知情同意，共有703名青少年参加并完成全部问卷。其中，男生351人(49.93％)，女生352人(50.07％)。初一266人(37.84％)，初二237人(33.71％)，初三200人(28.45％)。被试平均年龄14.30岁(SD＝1.08)。所选家庭父亲有稳定工作者589人(83.78％)，母亲有稳定工作者487人(69.27％)。父亲和母亲受教育水平为“没有上过学或小学”者分别为137人(19.49％)和190人(27.03％)，“初中”水平者分别为403人(57.32％)和409人(58.18％)，“高中”水平者分别为138人(19.63％)和90人(12.80％)，“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水平者分别为25人(3.56％)和14人(1.99％)，这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较为接近。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控制问卷 该问卷由Wang等人(2007)编制，李丹黎等人(2012)做了细微修订。其中，行为控制分问卷包含13个项目，测量父母的主动询问和限定管束等行为，例如“我的父母是否经常让我告诉他们学校里所发生的事”。心理控制分问卷包含16个项目，测量父母引发子女内疚感、爱的撤回、权力专断等行为，例如“如果我做了父母不喜欢的事，他们会显得冷漠和不友好”。要求青少年报告每个项目与父母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采用五级计分，1表示“从不”/“完全不符合”，5表示“总是”/“非常符合”。计算各分问卷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相应的父母控制越多。本次测量中，两个分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均为0.85。 2.2.2 越轨同伴交往问卷 该问卷由Li等人(2013)编制。询问被试的好朋友中有多少人经常出现偏差行为。包含8个项目，例如“你的好朋友中有多少人受学校处分”。采用五级计分，1表示“没有”，5表示“全部”。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结交的越轨同伴越多。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2.3 问题性网络使用量表 该量表由Young(1998)编制。Li等人(2010)根据青少年PIU的典型特征添加了2题，总共10个项目。例如“我难以减少或控制自己对网络的使用”。该问卷题目较少，因而具有简洁、易操作性。采用六级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6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PIU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2.4 社会经济地位问卷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一般由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家庭经济困难等指标合成得到(张卫，李董平，谢志杰，2007)。本研究中，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没上过学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四类。父母职业包括“有稳定职业”和“没有稳定职业”两类。家庭经济困难采用王建平、李董平和张卫(2010)开发的工具进行测量。包括5个项目，例如，“我家没有足够的钱买新衣服”。采用四级计分，1表示“从不”，4表示“总是”。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家庭经济困难越大。社会经济地位的合成方法是，将上述三个指标转换为标准分，在此基础上进行主成分分析，并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得到合成分数(任春荣，2010)：社会经济地位＝
。其中，
为因子负荷，
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合成分数越高，表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2.3 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每班配备1或2名主试。施测前向每位主试发放《主试操作手册》，并讲解施测步骤和注意事项。主试向被试详细讲解指导语和例题，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作答。问卷不记名。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1.0进行数据处理。具体分析思路如下：(1)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2)采用回归分析检验父母控制与青少年PIU的直接联系，以及越轨同伴交往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研究数据缺失比例小于1％，因此采用均值替代法对缺失数据进行处理。当数据缺失比例很低时，各种缺失数据处理方法所得结果不会有太大差别。另外，本文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采用了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1000次)。该方法在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从而提高统计检验的准确性和功效(Hayes,2013)。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有变量均来自青少年自我报告，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根据Podsakoff,MacKenzie,Lee和Podsakoff(2003)的建议，本研究在数据收集阶段特意将具有相似内容的问卷分开，并且适当变换问卷的指导语和反应语句，向被试强调匿名性和保密性。在数据回收后，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统计确认。结果表明，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有14.16％(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的威胁并不严重。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皮尔逊积差相关矩阵。相关分析表明，行为控制与越轨同伴交往和PIU均显著负相关，心理控制与越轨同伴交往和PIU均显著正相关，说明父母行为控制水平越高，青少年越轨同伴交往越少，PIU程度越低，而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青少年越轨同伴交往越多，PIU程度越高。另外，越轨同伴交往与PIU显著正相关，表明越轨同伴交往是PIU的风险因素。
3.3 父母控制的直接与间接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父母控制对青少年PIU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本研究将两种父母控制同时纳入回归方程，这样得到的偏回归系数就是焦点父母控制在扣除非焦点父母控制后的独特效应(Cohen,Cohen,West,& Aiken,2003)。另外，为检验父母控制的效应是否表现为二次函数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参照同类研究的做法(李丹黎等，2012)，在两类控制一次项的基础上纳入相应的二次项。所有连续型预测变量均已标准化，以降低不必要的共线性。 方程1：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回归分析表明，总回归方程显著，F(7，695)＝16.47，p＜0.001，所有预测变量对PIU的联合解释力(R[2])为0.14。如表2所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无关变量后，行为控制(一次项)对PIU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12，p＝0.002)，心理控制(一次项)对PIU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0，p＜0.001)，因此父母行为控制、心理控制对PIU具有独特效应，两者均能独立解释PIU的变异。此外，行为控制(二次项)(β＝－0.03，p＝0.406)和心理控制(二次项)(β＝－0.02，p＝0.652)对PIU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因此，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对PIU的非线性效应均不显著。 需要补充的是，上述分析只呈现了控制其它自变量后某个自变量的独特作用，没有看到不加控制的情况下“相互重叠部分的效应”，这似乎不足以突出“独特效应”的作用，能否有方法将两者作一比较，以便更突出独特效应的独特性？在多元回归分析中，通常可采用模型总变异解释量(R[2])减去所有预测变量半偏相关系数平方之和(sum of squared semi-partial correlation)所得之差来表示相互重叠部分的效应(Cohen et al.,2003)。但是，当回归模型存在“遮掩效应”(suppression)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会随着第三变量的加入而增加时，如本研究控制心理控制后，行为控制的预测作用反而增加，上述计算方法不再适用，因为此时所得之差可能为负值(Warner,2012)。因此，本研究进行了另一种分析：在对人口学变量进行控制的前提下，分别单独考察两种父母控制对PIU的影响，即进行所谓的“非独特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行为控制对PIU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6，p＞0.05)，心理控制正向预测PIU(β＝0.28，p＜0.001)。与先前独特效应检验的结果对照可知，独特效应与非独特效应检验所得结果有所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独特效应的独特性。 方程2：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预测作用。回归分析表明，总回归方程显著，F(7，695)＝18.26，p＜0.001，所有预测变量对越轨同伴交往的联合解释力(R[2])为0.16。如表2所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无关变量后，行为控制(一次项)对越轨同伴交往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13，p＜0.001)，心理控制(一次项)对越轨同伴交往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7，p＜0.001)，而行为控制(二次项)(β＝－0.03，p＝0.452)和心理控制(二次项)(β＝0.05，p＝0.132)对越轨同伴交往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方程3：检验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回归分析表明，总回归方程显著，F(8，694)＝20.15，p＜0.001，所有预测变量对PIU的联合解释力(R[2])为0.19。如表2所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无关变量后，越轨同伴交往对PIU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此外，行为控制(一次项)对PIU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09，p＝0.019)，心理控制(一次项)对PIU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4，p＜0.001)，行为控制(二次项)(β＝－0.02，p＝0.500)和心理控制(二次项)(β＝－0.03，p＝0.411)对PIU的残余直接效应不显著。
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Hayes,2013)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越轨同伴交往在行为控制(一次项)与青少年PIU之间具有中介作用，ab＝－0.04，95％的置信区间为［－0.06，－0.02］，ab/c＝0.2692，即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6.92％。同样，越轨同伴交往在心理控制(一次项)与青少年PIU之间也具有中介作用，ab＝0.07，95％的置信区间为［0.05，0.11］，ab/c＝0.2063，即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0.63％。总体而言，越轨同伴交往在行为控制(一次项)和心理控制(一次项)与青少年PIU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父母控制对青少年PIU的直接效应 本研究发现，父母行为控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PIU。这与以往研究一致(Li et al.,2013; Lin et al.,2009; Sun et al.,2005; van Den Eijnden et al.,2010；房超等，2012；申子姣等，2012)，也与父母行为控制和其他问题行为的关系相一致(Barber,Stolz,& Olsen,2005)。这提示我们，青少年PIU同物质滥用、违法犯罪等其他问题行为一样，在父母的行为控制下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行为控制能使青少年科学认识网络，合理控制上网时间和上网内容。另外，本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PIU。这与以往研究一致(房超等，2012；Giles & Price,2008；李丹黎等，2013；Li et al.,2013；申子姣等，2012；Xiuqin et al.,2010)，也与父母心理控制和其他问题行为的关系相一致(Barber et al.,2005)。父母心理控制剥夺了青少年独立思考、表达情绪和内心想法的权利(李丹黎等，2013)，使其易出现低自尊和多种情绪问题，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形成非适应性网络认知(李丹黎等，2013)，并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扩展了以往的研究。首先，本研究行为控制的测量不包含父母知情，心理控制的测量不包含心理自主。因此，尽管本研究同样发现父母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对青少年PIU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的预测作用，但这是对以往研究结果的建设性重复。其次，本研究为父母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对青少年PIU有无独特效应提供了有意义的答案。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它们相互重叠部分的效应后，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都具有稳健的独特效应，均能独立解释PIU的变异。需要指出，虽然本文独特效应研究确有其价值，但那些未控制非焦点父母控制的研究(李丹黎等，2013)是否就没有价值？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两类研究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只不过，若提出独特效应的问题而数据分析却未进行统计控制，则是不合宜的。再者，本研究中父母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与青少年PIU呈线性关系，未发现它们对PIU具有二次函数的非线性效应。这提示我们，通过父母控制对青少年PIU进行干预时，效应的发挥可能不会在某个临界值前后急剧增加或减少，应该尽力增加行为控制而降低心理控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检验非线性效应的统计功效通常不如线性效应高(Cohen et al.,2003)，因此有可能导致真实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未被识别出来。另外，也可能在本次调查的样本中，父母控制(特别是行为控制)极高者比例较少，其在极端情况下的效应未能表现出来。总之，完善操作定义、开展独特效应检验、进行函数形式分析有助于阐明父母控制与PIU的直接联系。对这三方面的考察体现出本研究的方法学贡献，也值得在其他类似问题情境中加以应用。 4.2 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父母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既直接作用于PIU，同时又通过越轨同伴交往对PIU产生间接影响。一方面，父母控制会影响同伴选择。不当的父母控制(低行为控制或高心理控制)不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Holmes,Dunn,Harper,Dyer,& Day,2012)，不利于青少年将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内化(O'Donnell et al.,2012)，也不利于自控能力的培养(Li et al.,2013)，不利于青少年权衡当前行为的收益和代价，这些因素均容易使青少年结交越轨同伴(Hawkins & Weis,1985)。另一方面，越轨同伴交往会促进青少年PIU。青少年PIU是社会化过程的产物，是在与有着越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人互动过程中相互影响的结果。在越轨同伴群体中，同伴群体规范对越轨价值观、同伴压力、同伴行为展示和强化等有着重要影响(Beard,2011)，促使个体放任于虚拟世界以逃避现实压力。该中介效应表明，生态子系统中的家庭和同伴子系统协同作用影响着青少年的发展。换句话说，生态子系统之间并非独立起作用，而是相互联系的。一种生态风险因素能够增加青少年暴露于另一种生态风险的可能性，从而增加青少年受多重风险因素影响的可能性。 4.3 实践意义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矫正不当的父母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应当成为减少PIU的重要措施。虽然不少家庭干预项目已经认识到制定合理的行为规则并监督施行(行为控制)的重要性，但对内疚感引发等心理控制的危害性却关注不够。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母常将心理控制看作“爱之深，责之切”的体现，这使得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心理控制(Pomerantz & Wang,2009)。然而，同其他新近的研究一致(李丹黎等，2013)，本研究再次提示心理控制即使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也具有不利效应。因此，实践工作应让父母充分了解青少年的心理需求特征以及心理控制对这些需求的妨碍，进而减少心理控制的使用。其次，越轨同伴交往是青少年PIU的风险因素，青少年同伴群体的性质常会决定个体的行为。当前有不少网瘾戒除中心通过夏令营或其他形式将越轨同伴聚集在一起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下应尽可能减少越轨同伴间的负面相互作用，从而达到更好的干预效果。最后，生态子系统之间并非独立起作用，而是相互联系的。青少年PIU的预防和干预也应重视不同系统(如父母和同伴)之间的共同作用，针对多种风险因素进行干预更可能达到强有力的效果。 4.4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首先，尽管本研究基于社会化理论假定父母控制作用于青少年PIU，但横断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今后应采用交叉滞后的追踪设计或干预研究以更好地揭示变量关系的方向性。其次，本研究所有变量均来自青少年自我报告，虽然自我报告能够较准确反映个体主观感知到的父母控制水平，且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的威胁并不严重，但对单一主体的测评会遗漏有关研究对象更丰富的信息，未来应综合使用多种信息源以更好地测量相关变量。另外，父母双方可能以不同方式和强度控制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本研究未能探讨父亲和母亲对青少年的不同控制以及其对PIU产生的不同影响。最后，虽然本研究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主效应，但是这些变量可能对中介路径具有调节效应。本研究考虑到PIU发生率本身不高且按人口学资料分组后各组中PIU青少年数目均偏少，因而在当前样本条件下未检验中介过程是否受到这些变量的调节，但这无疑是重要的研究主题。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后，父母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对青少年PIU分别具有线性的抑制效应和促进效应； (2)父母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对越轨同伴交往分别具有线性的抑制和促进效应，进而作用于青少年P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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