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伦理思想及其地位_孔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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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一个伟大的伦理思想家,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人。孔子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作为封建道德的奠基者,在中国伦理学史上第一个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两千多年的影响,成了历来统治阶级非常重视的传统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认真地研究孔子的伦理思想,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批判,对我们肃清封建道德的影响,以及继承历史遗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孔子的伦理思想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孔子生活在我国春秋时代,这是一个由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当时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出现了牛耕、铁器,使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时,井田制逐渐瓦解,私田不断增加,劳役地租逐步变为实物地租。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加剧了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各诸侯间的兼并与征伐连年不断。“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领主和地主的残酷剥削下,生活非常困苦。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奴和残存的奴隶不断起义,进行反抗。统治者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在寻找新的统治武器。人民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的祸害,也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的伦理思想便产生了。

孔子生活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后来从士上升为大夫。在他的思想上深深地打上了封建领主阶级的烙印,其伦理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由于孔子年轻时地位低下,与劳动人民有一定的接触,因此,他肯定和适应春秋时期“重人”、“重民”的历史潮流,在吸收、提炼原始社会遗传下来的氏族民主精神和良风美俗,总结夏、商、周三代盛世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成果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学说,第一次建立了一系列包括道德规范、道德理想、道德修养、道德教育、道德评价等内容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

孔子的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一书中,核心是“仁”。

孔子经常谈“仁”。在论语中把“仁”作为道德标准使用的地方有105处之多。孔子说:“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 ”(《孟子·离娄上》)这说明了孔子对仁的重视。孔子对仁的解释是多方面的,其基本思想就是爱人。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还讲过“节用而爱人”、“泛爱众”(《学而》)等等。

孔子的“爱人”,是泛指。主要是贵族,也包括平民,甚至奴隶,对劳动人民也有一点仁爱之心。

在《论语·乡党篇》中写道:“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里的意思是说,马棚着火了,孔子关心的是有没有伤着人,而不是有没有伤着马。我国古代的奴隶是被奴隶主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称为“畜民”。周代的一个铜鼎上刻着一匹马的价格等于五个奴隶的价格,奴隶是比牛马还不如的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子能够做到“问人,不问马”,说明孔子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

孔子对不人道的杀殉陪葬的行为也是非常不满,激烈反对的。奴隶主死后,非要叫奴隶去陪葬。孔子骂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孔子不但反对人殉,而且对用像人的木俑土俑代替活人殉葬的做法也十分反对。在确认人的生命价值基础上,孔子对人格尊严也给予了某种确认。《论语·阳货篇》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恭、宽、信、敏、惠。……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里“宽则得众”、“养民也惠”、“使民也义”,都是强调对民要行“宽”、“惠”。他还讲过“使民以时”(《学而》),“使民如承大祭”,“民无信不立”(《颜渊》)等等。孔子上述讲法,是说对劳动人民的利益要多少照顾一点,统治阶级要受到道义上一定的约束,而且要谨慎从事,不可掉以轻心,等等。这些对劳动者的人格尊严有了某种程度的确认。孔子还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认为人的天赋之性是相近的,或平等的。还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认为人们都有独立的意志和人的尊严。在当时提出这些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恕”是孔子人道的重要内容。孔子给自己“恕”下的定义是,“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这说的是,既要维护做人的尊严,又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还提出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责于人”(《卫灵公》),“犯而不校”、“既往不咎”、“无求备于一人”,做到与人为善,多讲别人长处,不随便猜忌别人,不诽谤别人,但也要分清是非,“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论语》中还记载了孔子一些富有人道主义道德情感的行为,如:“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而不歌。”(《述而》)“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瞽者,虽亵,必以貌。”(《乡党》)遇见穿孝服的人,必为之动容,表示同情;见到盲者,也必以礼相待。他主动为没有亲人的朋友主持丧葬,“朋友死,无所归,曰:‘子我殡。’”(《乡党》)他甚至仁及自然物类,“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等等,这都体现了孔子“爱人”的精神。

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孔子对不同阶级的人爱的方法和程度是很不一样的。他对劳动人民的爱,充其量不过是把他们当人看待,赋予某种同情而已。

总之,孔子把“仁”贯穿于道德的一切规范和范畴之中,贯穿于人们道德行为的始终,不可以须臾离开。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就是他自己,也谦虚地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可见,在孔子那里,“仁是衡量个人行为和品质的最高道德标准。

在伦理方面,孔子还提出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大关系及其准则。孔子对五伦标准作了许多概括。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认为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即“君君,臣臣”。鲁定公曾经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佾》)又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这些话是说君臣之间要有礼,有敬,有忠,有道。有一次,孔子遇一以杖荷丈人,说他是个隐者,子路接着发表意见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这表明孔子和子路都很重视君臣关系,认为做“隐者”不肯出仕就是“无义”,不“行其义”,就会“乱大伦”,而作为“君子”就应该出仕以“行其义”。

在父子和兄弟关系上,孔子主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尤其强调孝与恭。孔子的学生樊迟、孟武伯、子夏等人问孝,孔子都一一给了回答,提出了“无违”,有“礼”,无“疾之忧”,“色难”等具体内容。在谈到敬的时候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强调赡养父母要有敬心,否则,与犬马没有区别。子路曾问什么叫“士”?孔子回答说:“兄弟怡怡,”(《论语·子路》)即把兄弟之间的和悦作为标准之一。孔子要求年青人懂得“悌”道,所以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

在夫妇和朋友关系上,孔子着重讲了后者,对朋友,他主张讲“信”。他的学生曾子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同上)孔子自己也谈到信的重要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在选择朋友上,孔子主张要交益友,不要交损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这对什么是益友或损友,提出了辨别的标志。他说:“朋友切切偲偲,”(《论语·子路》)即认为朋友之间应该恳切、勉励,才符合交朋友的要求。

孔子为五伦关系提出了许多准则,建立整套理论,并作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二)

为了调整剥削阶级内部以至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和秩序,孔子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道德规范。

从“仁”出发,孔子根据当时社会需要,在总结和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孝悌、忠、义、直、礼、知、信、谦、勇、惠、敏等道德规范。

所谓“孝悌”,意思就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其具体要求是要继承父道,赡养父母,尊老爱妇。当父母有了不对之处,要婉转的劝止。若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也要恭敬地听从,不要去冒犯。孔子认为这是治国根本,治国的大略。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孝悌”是“忠”的前提,“忠”是“孝悌”的目的。

所谓“忠”,就是忠诚。就是要忠诚于最高统治者——天子、国君。孔子认为,臣一定要“事君以忠。”“居之无倦”,尽心尽责,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孔子认为,君要“使臣以礼”,尊重和信任臣,要耐心听取臣的意见。如果君王独断专行,“唯其言而莫予逆也”,就要招致亡国的悲剧。

所谓“义”,就是道义,是治国做人的原则,孔子常把义与利并提,要人们用义理之心,抑制利欲之心。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必须“见利思义”,重义轻利,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君子处事的原则是合乎理义的事就干,唯义是从。

所谓“直”,即真实不虚,正直不屈。他说人们说话要忠诚老实,反对那种“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的虚伪行为。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孔子称之为“古之遗直”(《左传》昭公十四年)。史鱼思贤疾佞,至死不渝,“尸谏”卫灵公,孔子称赞道,“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卫灵公》)孔子的直是受礼制约的。他说:“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甚至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也认为是直,这具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

所谓“礼”,就是礼让的原则。在原始社会,礼是调整氏族内部关系的风俗习惯,到殷周时演变成维护等级统治的行为规范和典章制度。孔子在“礼”中注入了“仁”的内容,下之于庶人,要求全社会的成员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都实行先人后己的礼让原则。统治者要用礼让的原则治国。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认为离开了礼让的原则,那些礼仪规定都成了没有用的空架子。对于泰伯的让位行为,孔子推崇备至,认为这里“至德”,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称赞他。孔子认为“君子无所争”,即使是射箭比赛,也要彼此谦让后上场。对老人更要讲究礼貌,喝完酒后,要让老人先走。礼让,也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仁”。

所谓“知”,即智,聪明才智。什么是知者?就是目光远大,学识渊博,通达礼乐,多才多艺的人。孔子认为,智者能认识到仁德对他有长远而巨大的利益而自觉地实行“仁”,能因学识深广而不致迷惑。智,也指事实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这种态度是比较明智的。

所谓“信”,包括恪守信用和取信于人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孔子认为,一个人不守信用,就象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一样,无法行走。所以,即使居于长久贫困之中,也不要忘记平日的许诺。君子要先取得老百姓的信任,然后再去使唤他们。孔子深刻地指出:“统治者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就难以立得住脚了。他甚至把“信”看得比“兵”、“食”更重要。这当中包含着唯心主义成分,但仍不失有着一定道理的见解。

所谓“谦”,就是谦虚,不骄。孔子主张不说大话,“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他反对居功自傲,反对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他虽然精通六艺,仍自以为“空空如也”;他有着一定的道德修养,但自认为还不够一个“躬行君子”,更不敢称为“圣与仁”(《述而》)。他主张虚心求教,不耻下问,“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泰伯》)他认为学生应有超过自己的地方。颜渊对他的话“无所不说(悦)”,他认为这不是真正帮助他的态度。

所谓“勇”,就是勇敢,不怯。孔子要求人们心胸宽广,意志坚强,不怕任重道远,敢于见义勇为。在困难的时候,要像耐寒的松柏;在关键的时候,要敢于“杀生成仁”,勇要为“仁、义”服务,受礼制约。“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勇而无礼则乱。”(泰伯》)

所谓“惠”,就是恩惠,给人以好处。子产教育人们有恩惠,孔子对他大加赞扬,认为这是“君子之道”。孔子认为惠民的方法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在这同时,孔子还提出了温(温和)、良(善良)、恭(严肃)、俭(节俭)、宽(宽厚)、敏(勤劳)、刚(刚强)、毅(果断)、木(朴质)、讷(慎言)、公(公平)等许多道德规范,大大丰富了“仁”的内容。

在提出各种道德规范的同时,孔子还概括和总结了一些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评价的经验和方法。

孔子要求学生“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而众,亲而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可见,他主张把德育放在第一位。在他开设的四门课程:文、行、忠、信中,就有三门是道德问题的。他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教育,要具备君子的人格,同时掌握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怎样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在这方面,孔子也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强调“内省”。他说“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主张“吾日三省吾身”(《学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人们要经常地检查自己的言行,自觉地改正自己的错误。甚至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按道德的规范去做,达到“慎独”的境界。孔子还强调要注重学习,他主张通过学习、实践,接近有仁德的人来培养自己良好的品德。此外,他还重实践。在他开设的课程中,“行”就是指道德实践,“忠”和“信”也包含实践的内容。他认为光说不做,言过其行是可耻的。

在道德评价方面,孔子首先认为要以“仁”、“义”等道德规范为标准,要重德轻财,重义轻利。此外,孔子还注意把言论和行动、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进行评价。孔子说:“视其所以(言行的动机),观其所由(走过的道路),察其所安(安心于什么)。”(《为政》)

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孔子的道德评价有着明显的封建领主阶级的偏见。例如: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妻,是违反周礼的。孔子却故意说他“知礼”。因此,我们应该对孔子的道德原则、规范等进行认真地分析。

(三)

在我国的历史上,孔子是第一个全面论述道德问题的学者,具有开创的性质。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时,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我们应当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古今中外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遗产,批判地继承其中一切合理的成分。在此基础上,给予孔子的伦理思想以恰当的地位。

孔子第一个把道德意识、道德规范理论化、系统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孔子提出自己的伦理思想,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是为了建设一个新型封建国家的需要。他认真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以统治阶级在野派的身份考察了当时政治的得失,决心探索一条以德治国的道路。他全面地继承、总结和发展了自原始社会末期以来前人伦理思想的积极成果,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运用道德思想调整全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改变社会政治风貌的问题。孔子伦理思想内容全面,思想深刻,影响甚广甚远。尽管它打有明显的封建领主阶级的烙印,存在不少剥削阶级的偏见,唯心主义的杂质、复古主义的偏向,而且因缺少系统的论述和理论上的概括而显得零散,琐碎,而且还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是难以抹煞的。孔子的伦理思想经孟子发挥,进一步系统化。到了汉代,便以明显的优势取代了“百家”,占据了“独尊”的地位,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正统道德,代代相传。

总之,孔子的伦理思想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以后的道德问题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孔子的伦理思想推动了协调性道德的发展。原始社会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太尖锐,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与自然斗争方面,所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性道德很不发达。私有制、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和阶级、国家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复杂、尖锐。原来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等一些简单的规范,已远远不能处理人与人之间各种复杂关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了一些新的协调性道德规范。但这些规范本身的涵义还不明确,各个规范相互之间缺乏联系,这就大大减弱了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孔子首先用“仁”这个总纲把所有的协调性道德规范统起来,并按其作用性质分队排列,对一些主要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作了比较确切的说明。另外,孔子对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等协调性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作了充分的论述,从而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大力提倡。这样一来,孔子的伦理思想就走出了纯理论的范围,变成了道德实践活动,使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人们长期的、广泛的道德实践活动又反过来推动了协调性道德的发展和完善,封建社会后期的“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伦理观念,就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孝、悌、忠、信等协调性道德规范发展来的。

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创造了“君子”的人格化形象,作为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和榜样。奴隶社会初期,沿袭了原始社会的习惯,“君子”一词不仅指政治经济方面,处于上层地位的统治者,而且也是道德高尚者的尊称,二者是一致的,地位高的人也就被视为道德高尚的人。但后来名实不符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居“君子”之位者往往并无“君子”之德。孔子看出了这一点,便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君子”,它是理想道德的人格化形象,不是指贵族和统治阶级。春秋时期“君子”一词同时被当作两个不同的概念来使用。《论语》中也如此,多数情况下指道德高尚的人,少数情况下指身居高位的人。随着后来孔子伦理思想的广泛传播,“君子”也逐渐成为指道德高尚者的专有名词。

孔子在“君子”这个理想道德人格化形象身上,集中了他所认为的一种美德。象古希腊艺术家精心雕刻维纳斯女神一样,孔子着力塑造了道德上完美象征——“君子”的形象。

他认为君子应具备兼有仁、智、勇三者的长处,重义轻利,对君上忠,待下民宽厚,安分守己,胸怀坦荡,不言过其行等特点。这就给人们的道德修养提供了具体的榜样和明确的目标。

孔子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合理的、有价值的见解。例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当仁,不让于师”等等。

由于孔子在伦理思想当中提出了一定的合理的原则和见解,适应封建社会的需要,所以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影响,在道德领域占据统治达两千年之久。

然而,在我们事实求是地评价孔子伦理思想的合理性时,不能忘记了它消极、保守的一面,不能被其某些和局部的合理性所迷惑,不能忽视它整体的不合理性。

人类的道德本来是由进取性道德和协调性道德两大类规范构成的。原始社会的道德以进取性规范为主。进入阶级社会后,统一的人类道德分化为两种对立的道德;统治阶级建立了以协调性规范为主的道德体系,被统治阶级则继承了原始社会道德的勤劳、勇敢、顽强、智慧等进取性道德规范,形成了自己的道德。统治阶级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但他们却要把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道德冒充为社会全体成员的道德,这就决定了统治阶级所宣称的“社会道德”的片面性。孔子的伦理体系正属于这一类。孔子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只想到“治人”的需要,人与人的矛盾,没有考虑到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的需要;只重视了协调性道德,而轻视了进取性道德。再加上他的协调性道德,本身还有不少消极保守的东西,所以,从整体上讲,孔子的伦理思想是压抑、束缚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消极道德,而不是调动、激发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积极道德。越到封建后期,这种本质就越暴露的清楚。道德应当有两种职能,一是促使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二是保持社会一定的秩序和稳定性。孔子的伦理体系主要行使第二种职能,而失去了第一种职能,第二种职能行使的越出色,整个道德的消极作用越大。孔子的伦理体系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已阐述的内容正确与否,而在于它把应讲的内容——进取性道德忽视了。它实际上只能算半个道德,这半个道德,硬要充当全社会的、完整的、唯一的道德,当然会显出自己的缺陷。

毛泽东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我们研究孔子的伦理思想,当然是为正确地分析总结这份文化遗产,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并继承其中的合理部分,为今天的道德教育服务。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要从总体上否定、扬弃这个伦理思想体系,清除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以便打碎封建道德的枷锁,充分发挥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宏伟大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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