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体制转换和国际合作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合作论文,产业升级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1月17～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主办了“产业升级、体制转换和国际合作”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60余位代表中，20余位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俄罗斯、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国际机构。22名专家教授进行了大会发言，20名学者做了专题评论，许多人做了自由发言，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一、产业升级、体制转换和国际合作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忍之教授认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又面临严重挑战的今天，举行产业升级、体制转换和国际合作方面的研讨会，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课题之一，也是我国学术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大盛事。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第一副所长B·Milner教授认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非常重要，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所有的转轨经济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次会议不仅选题很好，而且讨论水平很高，产业升级是经济转轨和发展的目标，体制转换是为这一目标创造一个机制，而国际合作又是产业升级和体制转换必需面对的国际环境。此外，会议对市场化与竞争、政府的宏观调控、技术进步及其影响、国际技术合作、未来企业组织形态等问题的讨论，不仅回顾历史，分析了现实，而且展望了未来，对中国和转轨经济及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的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进入了新阶段
中国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指出，1994年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市场机制正在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九五”期间是经济体制加速转轨的一个重要时期。同时，长期的卖方市场正在转向供需平衡。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使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和国际化。与会代表认为，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和体制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Pieter P.Bttelier先生认为，尽管中国工业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但是目前的改革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庞大的国家财政支出的压力，二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三是银行体制改革的压力。他表示，世界银行愿意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金碚博士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及转轨过程中形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种矛盾的解决，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仅仅依靠对产业间的比例进行调整，必须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进行真正的改造和升级。产业升级的机制也要从以计划配置为主转向以企业自主的结构调整为主，要在更大程度上依靠企业的自主性行为。产业升级的主要目标已不再是短缺经济状态下产业结构的比例调整，而是互相竞争的企业，必须在市场竞争（包括国际竞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空间，必须使生产结构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结构。这种变化使90年代的产业调整与以前的产业调整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阶段。
三、体制转换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环节
中国宏观经济环境急速而巨大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在传统体制下积累在国有企业中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出来。许多国有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会代表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困难及原因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吕政教授总结了大家的发言，把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政企不分，国有企业机制落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展缓慢。二是国有企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结构不合理，国有资产与生产要素流动困难，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情况越来越明显。三是企业包袱沉重，难以负担。四是国有企业出现两极分化，虽然出现了一些优势企业或企业集团，但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整体经济效益下降。五是各地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不仅造成大量生产能力空放和资源浪费，而且导致产业调整十分艰难。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困难，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加剧的。解决的途径只能是继续深化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使国有企业真正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这是搞活国有企业和实现产业升级的前提条件。国有企业的市场化，需要多方面的体制改革相配合。在绝大多数产业尤其是一般性、竞争性产业，投资主体应由政府转向企业。因此，亟需彻底改革政府主导型的投资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是解决产业升级与失业矛盾、保证改革与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打破地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将为解决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重复投资、低水平恶性竞争创造条件。进一步深化银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对实现国有企业机制转变与产业升级至关重要。加快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则是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关键。
四、技术进步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基本推动力量
实现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必须把技术进步作为中心环节和基本手段。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访问教授林垂宙先生认为，技术作为创造新产品的加速器、整合者和催化剂，是工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在现代工业体系中技术水平和技术的复杂程度构成了产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开发和利用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能力。中国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也必须把技术进步放到重要位置。针对中国技术改造与引进中存在的资金紧张、决策失误、重复引进等问题，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贾康研究员认为，企业技术改造要与体制转换密切联系起来。通过淡化行政隶属控制，重组企业资产存量，推进企业组织形式的规范化和管理的科学化，使企业真正成为投资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常修泽教授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要通过内在利润推动、买方市场的需求、投资风险强制和承担责任的企业家的自觉行动，在企业内部建立技术创新机制；另一方面，发挥政府在培育技术市场尤其是新兴技术市场中的先导作用，使政府在新技术开发中形成投入→培育→退出→再培育的机制，在不是技术市场投资主体的情况下实现对技术进步的引导。国家计委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清琪教授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个系统，它不仅需要经费，而且要有相应的政策体系。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代表Lars Aumann先生认为，技术升级是提高生产力、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在技术模仿、增进性创新和战略性创新三种形式的技术升级中，最具有根本性和爆炸性影响的是战略性创新。因为这是技术的新突破，不仅会创造机会，而且会影响未来。
五、评价有效的和合理的企业组织形式，应以其对市场的适应和实际绩效为标准
针对大型企业尤其是日本那种以法人相互持股为特点的股份制公司存在的企业家责任淡化等弱点，日本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奥村宏认为，由于内部管理困难、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第三产业转移，20世纪那种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大企业一统天下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法人相互持股使股份制走向了死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21世纪必须有新的企业形式，那将是充满人情味的企业。尽管这种企业形式尚未真正出现，但是大企业已不是发展的方向，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企业形式将成为新企业形象的中坚力量。奥村宏教授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佳贵教授认为，奥村宏教授对大企业尤其是法人相互持股的股份制公司存在问题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目前就说大企业没有前途、法人持股没有前途为时尚早。因为美国、欧洲的情况对此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实际上，在中小企业不断产生和发展的同时，大企业并没有衰退，而且合并与兼并仍很普遍，资本上市继续扩大，股份制仍是最有效的企业形式之一。由于行业不同、技术不同和企业成长的存在，大企业、小企业都有发展空间。企业规模是双向协调发展的。B·Milner认为，在企业规模问题上不应走极端。在各种各样的企业类型中，不仅要看企业规模，还要考虑这种规模的企业存在的条件是什么，环境是什么，技术是什么，谁是客户等等。要根据市场需要来确定企业的规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研究员Steven White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评价企业绩效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的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其首要目标是扩大生产，而在转轨过程中，企业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评价企业绩效也逐步从看生产量转向利润指标。为了多赚钱，有效的内部管理、尽量少的投入、高效率的内部转换活动和尽量大的产出，对企业来说都十分必要了。在评议White先生的文章时，福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张炳光教授，提出了由用户效益、企业效益、国家效益和生态效益组成的全面经济效益概念。这在当前的中国有一定的适用性。
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是实现产业升级与体制转换的重要条件
实现产业升级和体制转换，必须重视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已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开放使国内企业必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达不到国际水平的产品，不仅难以出口进入国际市场，就是国内市场，也难以长期站住脚。因此，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必须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对一些产业部门在一定时期仍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国家保护，但是这种保护力度日益减弱，而且不可能长期得到国家保护，因而也就不可能回避国际竞争的冲击。应针对我国不同类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际水平，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并尽快提高受保护产业的升级步伐和国际竞争力，迎接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江小涓博士，通过我国渐进式改革中机电产品出口的实例分析，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商品结构升级的相互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以外贸体制改革为主的鼓励机电产品出口的政策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这种政策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的，是朝着市场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的，不仅刺激了机电产品的出口，而且使中国的外贸体制逐渐向国际惯例接轨。
中国不断深入的外贸体制改革、出口的扩大和引进外资的增加，使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出口的增加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贸易政策逐步自由化使中国的关税水平已经下降到目前的23%，到200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15%，非关税措施也大大减少。外汇体制的改革，使人民币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并为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创造条件。中国经济正以很快的速度实现着全面的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Peter Drysdale和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Ellam认为，中国现在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与1987年第一次申请“入关”的时候相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了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继续把中国拒于WTO之外是不正常的。贸易自由化和按国际惯例对外贸体制进行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目前已经在推进着这个过程，而且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中国在APEC（亚太经合组织）等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中的积极作用说明，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加入WTO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对其他国家也有很大的益处。P·Drysdale指出，90年代后半期，没有一个贸易政策比接纳中国进入WTO更为重要和收益更大。
七、产业调整与体制转换的国际经验
来自国外的经济学家介绍了世界上一些国家进行产业调整和体制转换的经验教训。韩国高丽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李鹤容教授介绍了韩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历程，政府曾在产业调整中起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逐步实现了产业升级的机制转换，即从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转变。俄罗斯的经验教训表明，在体制转换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发挥政府协调和规范市场的作用。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的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往往难以避免，关键是要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创造条件。德国MPI工业管理咨询公司总裁Ludwing M·Trankner先生介绍了原东德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改组的做法：（1）为了顺利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必须建立一套法律体系，防止有人利用转轨之机谋取非法利益。（2）在企业重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失业。要么维持现状，保持冗员，放慢重组步伐；要么下决心进行重组。不能在政策选择上犹豫不决。（3）对于亏损企业，政府不要再作出补贴的承诺。补贴只是对困难企业打强心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机制转换问题。要对挽救无望的企业依法实施破产。（4）企业重组并不能取代企业其它方面的工作。改组之后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开发人力资源，制定符合市场要求的企业战略，加强销售环节等。此外，韩国鲜京集团介绍了企业成长、壮大的过程，他们在经营战略、经营理念和经营管理要素（包括静态和动态）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搞好企业集团化管理和大企业如何面对全球化市场，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