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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3-0152-16
【译者按】在西方比较文学界，形象学早已不是陌生概念；它的历史已经不短。十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日益关注这一研究方向。孟华的不少译介文章及其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一书，无疑为这一研究方向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了贡献。然而，当前一些专著和教科书中对形象学的历史、方法、特点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介，似乎还有一些值得补充的地方。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继续介绍一些形象学文献。本文是狄泽林克(Hugo Dyserinck)1977年版《比较文学引论》(Komparatistik.Eine Einführung)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三节：“比较文学形象学”(" Komparatistische Imagologie" )。这是国际学界公认的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纲领性篇章之一。
狄泽林克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首屈一指的人物，也是20世纪50年代加雷和基亚倡导研究他国形象之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时，韦勒克及其追随者对法国研究方向的批判，将形象研究打入冷宫，是狄泽林克《关于“形象”与“幻象”及其比较文学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1966)这篇短文，使得形象研究“起死回生”。比较文学形象学自60年代以来的重新定位或曰真正突破，无疑得感谢狄泽林克；Imagologie(形象学)这个学科分支的名称也是他首先引入比较文学的，他被不少人称为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狄泽林克以文化研究为重点的形象研究，以及他领军的德国亚琛学派亦即亚琛比较文学纲领对形象学的重视，不管在理论阐述方面还是研究实例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狄泽林克重新倡导形象学之后，谁也绕不开他，即使是新的发展和新的视野，也是一种或明或暗的反应。《比较文学引论》一版再版，在这期间，形象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并蔚然成风。
本篇《比较文学形象学》毕竟初版于1977年，作者本人在80年代、90年代的论述中也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从而使形象学成为一个真正的体系。《比较文学形象学》产生于这个研究领域被奚落被冷落的时期，因此，狄泽林克在文章中为发展这一研究方向“摇旗呐喊”，有些陈述和论点因为新的发展已经过时，还有一些想法未必高明。尽管如此，本篇中的基本或主要观点以及狄泽林克后来的一些论述，依然是当今西方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和实践的主流。另外，本文中提出的某些设想，也已经成为现实。另有一些观点，至今还在显示其现实意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比较文学形象学》一文及其在这个研究领域发展史的意义，笔者先对在狄氏此文及以后的论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迄今的基本认识作一个大概勾勒：“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中有关民族亦即国家的“他形象”(hetero image)和“自我形象”(auto image)。形象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探讨“形象”(拉丁语：imago，法语和英语：image，德语：Bild，俄语：образ)的正确与否，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发展和影响；或者说，重点在于研究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形象学的出发点是，每个“自我群体”(we-group)不仅知道自我认同的话语，亦了解认知“他者”(the other)的话语，并以自我区别于他者。各种“形象”话语是“群体象征系统”或曰“群体标记”。群体可以指一种文化，且常常指政治形态上的国家，或者一些较小的亚属文化群体。他者与自我“群体标记”是一种两极结构或曰正反结构：在形象的形成过程中，自我形象与他形象相互照应和相互作用。自我与他人的划分形成了自我形象与他形象的对照基础：“他者”是群体得以自我界定的必要的衬托体。相反，自我形象则首先是作为他形象的反面呈现出来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往往是程式化的。“形象体”(imagotype,image)是对错综复杂的现象的化约，是人云亦云、习以为常的固定认知形态，也就是体现于语言文字的“俗套”(法语和英语：cliché，德语：Klischee，法语：stéréotype，英语：stereotype，德语：Stereotyp)。俗套“他形象”一般会预设我们对他者的期待，是对他者或褒或贬的先入之见。如果缺乏批判的目光，这些“成见”会妨碍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形象学则试图揭示文学或文化交流中的“他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形成、发展和作用，并为批判固定观念形态做出贡献。
在法国比较文学纲领中，当时受到韦勒克(René Wellek)最严厉拒绝和批判的，当数加雷(Jean-Marie Carré)和基亚(Marius-Fran-
ois Guyard)偏偏竭力推重的“对人们所看到的外国的研究”，且称之为“有前途的研究领域”。韦勒克或许是把这一研究方向视为对他所理解的文学研究的那个唯一任务的最极端的偏离。【译注1】
然而，加雷的倡导既非旨在变比较文学为社会学或人种心理学科目，亦非权宜之计，为了寻求新的研究可能性而拼凑和炮制出的不伦不类的研究模式。新的倡导首先是一个经过周密思考、目的明确的尝试：通过把重点转向深入的接受研究，来解决过多的影响研究却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之问题。比较文学发展到加雷那个时代，对影响和渊源的探索已经将比较文学引入悲凉的境地。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人们重新认识到一个事实，这也是当时的首要认识，即没有一种影响研究可以抛开与之对应的接受研究来进行；对文学的作用和成就的所有探讨，终究会导致对“传播者”的可能或潜在的受众之反应形式和接受方式的探讨。——加雷对影响研究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理解，为什么它能直接导致“形象学”(Imagologie)。加雷不再考虑超国界影响研究中还有什么值得挽救的东西并为此费力，而是宁可另辟蹊径：抛开影响研究，径直转向最广义的接受研究。
何况这里所说的实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作为一种可能的比较文学专门研究，它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见之于本学科的发展设想。路易—保尔·贝兹(Louis-Paul Betz)在他1896年的论文《关于比较文学史的性质、任务与意义的批评研究》中，已经把不同国家和人民的相互评价纳入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并强调了歌德的观点。① 巴尔登斯贝格(Fernand Baldensperger)也在1913年的《文学》专著中，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指出了这类研究的必要性。② 在这同时，阿扎尔(Paul Hazard)提出了一些有分量的见解，支持巴尔登斯贝格的观点。③ 因此，二次大战后不久便得以突破、并且从此在所谓更宽广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向形象学的“正式”转向，从根本上说，是对一种研究可能性的早就应该进行的反思。虽然比较文学最重要的前辈代表人物早有劝导在先，这一研究可能性却一直没能被真正把握。[6：第八章]
除此以外，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让法国比较文学变成为国家现实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我们着重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加雷的《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Les écrivains franais et le mirage allemand)常被视为法国之形象研究的经典著作。然而，正是这本应时之作，是明确作为塑造德法关系之模式的政治讨论文献而写成的，乃至被时人更多地视为一整套法国政治问题的讨论文献之一，而不是文学史研究。这本书绝对未被视为形象学学术研究的典范之作。[7]【译注2】
当时在努力为研究方向寻找方法学根基的时候，毫无国家政治利益的约束，亦无国别文学兴趣可言。因此，加雷在为基亚《比较文学》所写的“序言”中运用的简单明了的表达形式“我们是怎样相互认识的？”(Comment nous voyons-nous entre nous? )，我们在这个上下文中也应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也就是说，它不是仅仅为法国和法国文学活动所提出的纲领性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还是从影响研究的一些不太好的经验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谁在当今比较文学情势下主张形象学，他是无法避开雷纳·韦勒克的论点的。
韦勒克之批评的根本点是，探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是文学学术研究，而更多地属于“社会学或一般历史”、“民族心理学”亦即“比较民族心理学”等范畴。[8：3-4][9：151]
今天，人们依然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和他争辩：一方面可以诘问，形象学确实属于特殊的“文学以外的”研究领域之说法是否能够成立；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质疑，形象研究的某些方面的确越过了文学研究的界线，是否可以成为足以使比较文学家不再涉足其间的理由。——我们仔细考察便会马上发现，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声称形象学这一研究分支不属于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不恰当的。形象学的许多着眼点不仅向来属于文学研究范围，而且，如果人们在专门的“作品内涵的”(werkimmanent)意义上理解所谓“文学的东西”，那么，形象学还包含了那些将会证明自身为“文学的”东西。这种作品内涵诠释方法恰恰是很典型的韦勒克观点。【译注3】
世界文学中有足够信而有征的例子，说明形象与有关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难解难分，以致人们不特别留心和探讨形象便根本无法理解作品。
这里所涉及的，首先是一些对“外国人”的描述明显具有中心意义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品的内容则全部与“外国人”有关。谁要是以为，他可以对自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
l)以来就已存在的德国形象不闻不问，就能理解和准确阐述19、20世纪法国文学中有关德国问题亦即德法关系的大量作品，那么，他就会出大错。谁要是思忖，他可以心安理得地避开形象问题，以为这些东西只可能出现在二流作品中，那他更是大错特错。因为这里不仅有我们必须提到的艾克曼-夏特良(Erckmann-Chatrian)这类作家，还有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等不少作家。【译注4】——正是季洛杜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在最严格的“作品内涵”的意义上，形象也可以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谁要是对“西格弗里”身上所体现的法国人的德国形象这一最基本的因素一无所知，并在这种情况下去阐释两个女主角埃尔和热纳维埃弗之间的对立关系，那么，他几乎无法真正理解季洛杜的第一部剧作【译注5】。相反，假如顾及到这种联系，他不仅可以像作者所期待的那样认识剧作的更为全面的涉及范围，而且，他在阅读季洛杜其他剧作的时候还能断定，在“西格弗里”身上发展起来的、建立在德法对立之思想基础上的二元性，同样也体现于季洛杜以后的作品——既在选用的素材方面，又在作品的布局和结构上。
还有一些形象，对它们的探索尽管不属于“作品内涵“研究，但是，这些形象无论如何也完全属于狭义的文学研究应该探讨的对象。
这里主要涉及一个明显属于比较文学职权范围的研究，也只有比较文学这一超国界的专门学科才能有意义地涉猎这个领域。这里说的是形象的意义，即形象在国别文学作品产生地以外的地方之传播和接受中所具有的意义。谁想确定18世纪英国文学(如莎士比亚)对德国文学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了解有关英国“本质”与德国“本质”之间的关系的某些看法究竟起了多大作用，那么，他不妨再仔细阅读一下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第17封文学书简、也就是《汉堡剧评》【译注6】中对这个问题的相关论述。他同样可以颇有收益地认识到，特定英国形象在博德默尔(Johann Jakob Bodmer)、布赖廷格尔(Johann Jakob Breitinger)、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那些作家，甚至戈特谢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和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那里所产生的影响。【译注7】以上事实表明，几乎没有可能继续宣称形象研究不属于本来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谁要是面对这种文学与形象的事实联系还不相信，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只有从专门的比较文学立场出发才能解决，那么，他应该承认德语语言文学研究至今还没能真正克服莱辛所说的德国“思维方式”，没有认识到它最终给德语语言文学研究带来的后果。此说的原因极为简单：只有跨国研究才能真正抛弃那些有关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错误认识，只有既不依附于德语语言文学思维模式，也不受英语语言文学、罗曼语语言文学或其他国别文学之思维模式的约束，才能抛弃成见。
以上论述还直接关联形象学的另一个文学研究视角，即形象存在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编撰和文学研究中。——翻阅一下文学史专著，便能较快地获得关于形象问题的相应印象。这些书籍几乎见之于所有欧洲国家的外语课所采用的读本，其中甚至包括对他国“本质”和他民族“特性”的极其惊人的浮泛之论，且不加批判地传递给读者。在有意无意地打上某种思维格式的文学研究中，从对作家所属国的普遍认识出发“阐述”整个作家群体，这种现象并不鲜见。这些浮泛认识在知之不多的读者那里会带来一种印象，即以为这些形象都有种族心理学的依据。但是，它们实际上只是极不科学的“形象”(images)，也就是“幻象”(mirages)，【译注8】从而妨碍了对这些作家的真正科学的认识。认为法国“精神”(esprit)属于纯理性主义，是“文明的”和“静态的”，这一思维形态导致法国以外的罗曼语学家对法国文学的不计其数的片面阐释。另外则有人以为，德国文化“较年轻”、“较活跃”，较多地沉湎于“情感”。直到今天，这类看法在德法国境的两边依然见之于最基本的文选读物，阻碍了民族之间的相互认识。其原因是，文学形象不仅在文学以及广义的文学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借助文学去影响读者和公众观点的形成。
在这个上下文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最后一点是，文学世界中产生的形象作用于人类一般生活乃至社会和政治活动：
美国之音的节目编辑者会受到这些形象的影响，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就像人们时而见到的那样，比较文学家以为这一事实确实无关紧要，这是完全值得质疑的。【译注9】因为人们终究可以从某些文学过程对现实生活的作用中看到文学过程本身的意义。对社会学感兴趣的文学研究者，也许正可以从形象的作用和弊端中发现，从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某些源头考察有关现象是多么的必要。④
当然，只有同时肯定文学对读者和受众的作用亦可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人们才会认可上文对形象学的论证和辩护。正是这种对文学事实(fait littéraire)即文学活动的又一个观点，其实早在比较文学起始的时候就属于学科纲领，尤其属于那种也想为促进国家间的和睦起积极作用的比较文学。
以上论述同样可以引申出，形象学作为整个比较文学有价值的一个部分，没有把寻觅所谓根植于“民族的”(v
lkisch)固有特性视为自己的任务；而根据一种常见的(不管是坦率的还是遮掩的)观点，这种民族固有特性反映在各种国别文学之中，判断国别文学所展示的固有民族性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惯例。形象学却在这个问题上更多地坚持谨慎行事，甚至不以民族固有特性之可能的存在为出发点。形象学认为某些“本质研究”(Wesensforschung)——或类似的研究——为论证而产生的大部分理论是不足为凭的。
之所以有必要一再指出这一点的缘由是：正是形象学研究对民族特性的怀疑，过多地成了人们以往困惑不解的原因，而这种状况又得部分地归结于本专业发展的开始几十年中，完全没有表明对民族特性理论的怀疑，以至这种理论在人们的眼里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东西。
一种多少有些天真幼稚的已经过时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时会轻易地相信各单一文学带着固有的、受“民族心理”(vlkerpsychologisch)制约的性质。与此相反，正是形象学在这方面明显地完成了将重点向科学化方向的转移。它的确不提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的“本质”或民族“特性”？而是探究外在的、人为赋予德、法、英文学的特色。它或许还会探索哪些特色被阐释为这些文学的天然“本质”。不管怎么说，它要分析在这些所谓的特色亦即所谓“本质”的原因和结果的基础上所推演出的不同理论。
即是说：比较文学形象学的首要追求是，认识不同形象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它们的生成和影响。另外，它还要为揭示这些文学形象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时所起的作用做出贡献。
总而言之，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最高原则是：形象学不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Ideologie)，而更多地要为反意识形态(Entideologisierung)做出贡献！【译注10】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不难理解，形象学全然不以“国民性”亦即“民族特性”的存在为出发点，也不是一个可以归入“民族心理学”(Vlkerpsychologie)的研究分支。民族心理学不仅建立在所谓“民族特性”的信念上，而且还把探索“民族特性”看作自己的研究宗旨。此处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比较文学自开始以来(而且来自各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就让人关注自己可能对集体心理的探讨产生影响。正是这种常常是语焉不详的提示，一再导致把比较文学推到民族特性研究的边缘，而民族特性研究本身则运用决定论甚至生物遗传学思维进行探讨，从而早就丧失了名誉。这种认识还时常带来另一种不良后果，即以为形象学也许试图承袭民族思维的传统，从对民族的“本质”或“灵魂”的信念出发，通过文学研究的途径，为解读某些莫名其妙的、不名誉的力量做出贡献。
然而，几乎没有什么能比这种生搬硬套更颠倒的。不可否认，早期的有些比较文学家不时以他们富于“时代精神”的评注为这种看法提供了养料。尽管如此，鉴于迄今的发展我们却可以说，情况完全相反：正是由于比较文学不断和集体形象的评判打交道，它才学会了谨小慎微。因此，没有一种研究最终能比文学形象学更能揭示某些关于“民族性”、“民族特点”、“民族灵魂”的理论是漏洞百出的观念形态。正是形象学，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揭示这些错误意识(它们确实常常来源于文学的“自由天地”)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如果形象学除了(不管是如何理解的)文学研究学术目的之外，还能附加地为种族或民族群体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做出贡献，这点首先是说，它主要有助于排除那些妨碍这种相互理解的观念，可以让人认清以往影响和干扰这些群体之精神交往关系的某些固定思维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某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获得“人种心理学”(" ethnopsychologische" Forschung)的功用，也就是通过把握某些跨种族认知的结构和常态，为“人种心理学”研究的现代化和破除成见做出自己的贡献。跨种族认知的结构和常态中的很大一部分，常常来源于不同的、各种群体之文学作品中各自强加于对方的“形象”。⑤
最后，形象研究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它虽然没有体现于迄今的比较文学模式，但却可以直接从以往的有关研究中推导出来；它不仅在文学研究方面，而且从一般意义上说，都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可惜至今几乎没能得到重视的对“自我形象”(auto-images)的研究可能性。
“形象”与“幻象”实际上不总是单单涉及异域以及他们“较然不同的”文学和文化。自我形象——多半绕道借助于已经存在的、产生于外部的流行的形象亦即“他形象”(hetero-images)——也可以成为这类表象的客体，例如一部分作家或一代作家孜孜追求，在不同国别文学的“协奏曲”中明确强调“自己的”特性，甚或干脆自我作古地创造自我特性。
欧洲文学在这方面可以引以为证的最典型的事例之一，无疑是比利时1880年代的那一代人中用法语写作的一部分作家，他们(尤其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佛兰德人)依托于外人对佛兰德人的那些“通用”形象，即佛兰德人以及他们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打上了肉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之双重癖好的烙印。那批作家则通过文学创作进行发挥，确实在几十年中使这些被看作他们所有的“民族心理学”特征变成了只此一家的东西。可以断定，德·科斯特(Charle de Coster)、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维尔哈伦(Emile Verhaeren)、洛登巴赫(Georges Rodenbach)等人，【译注11】若是没有走上这条创作之路，也许永远休想如此轻易地打入国际文学市场。[11] [12]
轻而易举便能得到证实的这种“自我形象”之形成过程，它对文学史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实际上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超越了文学范围：对他国文学的评价受到形象的影响，而这些形象在其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依靠的根据，亦包括那些完全非文学层面上的对异国异民的群体评价；与此同理，文学艺术批评中对本国本民的认知，常常也与不同民族自身历史上所形成的“自我形象”相去不远。——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自我形象”所包含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过他国他民之“他形象”中对我们的通常评价。
对“自我形象”的这种非文学层面的顾及，有朝一日或许真会产生一种真正的研究群体特性的科学，不管它是叫“种族心理学”还是其他什么名称。一些比较文学家和有志于这项事业的人，一定会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这些非文学视野中得到启发。
在这一上下文中，亦鉴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整体的发展，这里还得再次重申：极其明显的“非文学”影响根本不是理由，把这些依托于文学材料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视为无关紧要的，从而不运用所有可以运用的方法推进这种研究。完全相反！通过学术研究而为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做出一些贡献，这根本不是文学研究的耻辱；人们在探讨文学活动的时候，对有目共睹的认识可能性视而不见，只因为它会带来的结果还会发挥其他作用而不只是美学影响，那才是不可原谅的。——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这些认识可能性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从多方面表明，这些基本上产生于比较文学学术活动，没有其他哪一个学科能够取而代之的可能的研究成果，委实也可以在文学研究以外得到真正的运用。⑥
注释：
①参见贝兹[1]，尤其是第151页的论述：“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相互观察的：赞赏或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或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
②参见巴尔登斯贝格[2]，尤其是第4卷第3章：“国家的综合性意义”(Les synthétismes nationaux)。
③参见阿扎尔《比较文学》[3]。另见阿扎尔的论文《比较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4]。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阿扎尔于1906年7月在圣康坦文科高中期末庆典“庄严的颁奖仪式”上所作的讲演《外国人如何评价法国》[5]。
④参见普拉沃[10]，第21—22页：“在《比较文学的危机》和其他一些论述中，韦勒克指责那些主张‘将比较文学归并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研究’的人，并否定其文学批评的权力。我个人以为，文学研究无需如此纯正。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社会学探讨与历史探讨有其合法地位。例如，假如比较文学家揭示出那些被广泛阅读的作家的作品中所传播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典型的谬误，他们便履行了自己有益的职责。”
⑤这里所说的“种族心理学”，不是一门关于“民族特性”和“民族灵魂”的学科，亦即不是过去那些常被放在优先位置上的、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虚构和固定思维形态基础上的模式，而是一门现代学科，它的目的更多地在于摒除荒唐想象和固定观念。——参见1946年在勒阿弗尔(Le Havre)创建的“民族心理学大学研究中心”(Centre Universitaire de Psychologie des Peuples)的纲领，以及由这个研究中心刊行的《民族心理学杂志》(Revue de Psychologie des Peuples)，自第26期(1971)起，杂志更名为《种族心理学》(Ethnopsychologie)。
⑥同样在这个意义上，形象学研究进入美国比较文学并得以展开也是特别喜人的；尤可参见彼得·博纳：《国家形象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13] [14]——除文学研究以外，近期德语区内对形象学兴趣的增长(而且也是借助文学材料，即便没有充分注意迄今为止的比较文学研究)，可参见科赫-希勒布雷希特：《德国人形象——当代，历史，心理学》[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