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会通”：通史复习的方法与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史论文,因缘论文,作用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史研究重在打通脉络，从脉络中明晰历史变迁，以多角度、多层次、大视野地从历史变迁中感受历史传统。著名史学家钱穆说：“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1]历史新课程教科书按模块加专题编写，高三复习时间紧，教师很少有闲暇对各知识点贯通以求历史之意义和精神，造成高三通史复习面临困境。
通俗地讲，“因缘会通”是通史的基本特征，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2]这话道出了通史研究的意义，是学史的基本气质和精神，是对时代特征基本特性的精准阐释，是对会通古今、独上高楼、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描述。台湾知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以“因”“缘”“果”来描述通史学习：“历史的陈述，是从许多线索中寻找因与缘，‘因’是直接的演变，‘缘’是不断牵涉的因素，无数的‘因’与‘缘’构成无数可能之中的‘果’，历史学家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截断众流，起一瓢而已。”[3]诸多的因缘际会，便会有历史的发展情状、特征及衍生变迁，此是历史学的基本特质。我们认为，更高层次的通史复习，应领会《庄子·天运》所说的“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我们强调通史复习，重在打通模块内及模块之间联系，揭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间的联系，突出阶段通史特征，以体现通史的“因缘会通”“通专合一”的特征，提高高三历史复习的效果。
打通脉络：历史复习之本
2006年广东历史卷26题要求考生根据《礼记》提供的饮食材料概述周人的饮食生活。一些人认为，此题绕开主要的政治制度——分封制、宗法制不讲，却大谈周礼，是偏离了“考纲”要求。事实上，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日常教学和高三复习，探讨礼乐文明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樊树志在《国史十六讲》中指出：“‘礼’并非礼节、礼貌那么简单，‘礼’的本质是‘异’，是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各色人等之间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因此形成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4]而“乐”就是和谐这种等级关系，礼乐共同维护封建一统的等级制度。可以看出，周公把“尊礼”作为统治者推行德政的重要内容。就这一内容而言，高三复习时，要打通分封制、宗法制、封建一统与礼乐文明之间的关系，用结构图导出其联系性：
再如，关于中国古代选官制的变化，我们往往是将“抑察举、斥九品中正、扬科举、贬八股”的线索与结论直接亮相给学生，看似打通了选官制的脉络，其实缺乏对这几种制度的全面贯通和辩证认识。对于汉代察举制，我们不能因其属于地方推荐、没有统一考试，就否定其进步性。实际上，汉代被推荐的人才还须经过“贤良对策”才可步入仕途，进入钦点的人才库。至于以后“选举不实，权门请托，营私滥举”之流弊，并非制度本身之失，而在于人事。九品中正制也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汉末之乱，地方与中央失去联系，交通既不方便，选举制度遂告崩溃。陈群为曹操吏部尚书，遂定‘九品中正制’，以代替两汉乡举里选之制度。所谓九品中正制，实际是一种人才调查与评核……至于中正不中正，此乃人事，不关制度。九品中正制之创始，用意并不差，而其时门第势力已成，六朝以来，此制遂转成为门第势力之护符。”[5]九品中正制创制之初，有利于曹魏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但由于此制倚重士族力量，也造成了日后长达三四百年之久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所以，九品中正制对后世的官制与选举改革，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借鉴作用。另外，对隋唐科举制我们赞扬有加，而对明清的八股取士制度大加否定，认为其窒息了人才，造成思想学术界“万马齐喑”。事实上，自唐以来实行的翰林院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纠偏作用，明规定进士一甲及第入翰林，二甲、三甲也隶翰林院，类似于今天挂职锻炼的干部；明、清两代，在此制度下，出了许多名臣大儒。由于种种原因，教科书对此深刻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翰林制只字不提，不利于深入了解历史真相。
历史的脉络有时是明线，一目了然，如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发展；有时是暗线，潜滋暗藏，如礼乐制度如何反映西周政治文明；有时看似明线，却还需要潜心探出其暗线，如选官制的变化，并非仅仅是将几种选官制的时期排序，简单地认为是统治者随欲而创，而不考虑天下情势所驱。通史复习的重要意义是打通脉络、明白要义，即了解一制度之不足往往有另一制度之矫正，正确认识古代中国创制工作成熟和稳健的一面，切不可以今人眼光度古人之高下优劣。只有尊重历史、真诚与历史对话，才能体悟历史、汲取智慧。
变换视角：通史复习之要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经济的研究以耕织经济为主调，认为中国古代就是一农耕社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满足专制统治需要，而忽视古代中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思想背景，没有认识到“中国历史很早就走上一条人文主义道路，故中国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经济为辅的低水准的经济观”。[6]中国人常说的“贫而乐，富而好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就是这种经济观的反映。因此，汉时盐铁官营、禁止商人进入仕途、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其根本用意不在轻贱商人，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碍社会安定。我们应该知道，在“抑商”政策背后，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引导。教科书中对中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认定通常是“附庸”“抑商”，缺少对中国古代经济的辩证分析。2008年广东历史卷26题却捉摸到沉闷的中国农业经济中市场因素的一缕曙光，立意深远。如果从“古代市场经济是否存在”这一视角出发，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活跃的商品经济顽强生存、丰富物质文化、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精神品格。如从战国末期到汉初是中国市场经济活跃时期，出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太史公称其为“素封”，即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武帝时期，政治力量不允许财富成为挑战政权的另一股势力，遂使初具规模的市场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中国遂长期以农业为主要的经济形态。[7]但两汉时期仍有市场交换的潜滋暗长，这是因为农闲时多余的劳动力进行农产品加工，如腌肉、渍菜、纺麻、织布，发展成为家庭手工业，成为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除自给以外，剩余的手工业产品必须经由市场的集中与分销，遂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网络，政府的行政权力与民间的讯息传播，和商品的流通一样都可顺畅。中国的广土众民，凭借这一网络，整合为文化、经济与政治复合的共同体。[8]但这种市场经济的存在还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史书中常有食货记载，将食、货列为巩固统治的两个方面，其基本路线在于食足货通——国实民富——教化万民，形成特有的蕴含有市场因素的经济品格。
再如，在近代史复习中，我们可以从当事人心态这一视角来审视，以传达给学生最深切的感受和体悟，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惴以摩，庶几入情合理。”[9]以近代国人心态作为审视历史的视角，有其特殊性所在。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认为：“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的社会……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10]外力冲击下，自强求存的个人心理逐渐汇聚为社会力量，近代社会发生渐演渐进的新陈代谢。所以，以国人心态度近代国运之强弱，是历史走向社会化、大众化，唤起青年学生国民责任的心灵力量。以下几段材料能说明一些问题。
材料一 林则徐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炮，我一放炮后，须转展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列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
材料二 一位西方人的自述：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官府四处探听，按日逞递。
材料一表面反映的信息是，武器和战术的落后，林则徐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结合材料二，反映的深层信息是，林则徐最先拿起西方这把尺子量出了中国的短处，显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西方人的自述，更反映了林则徐的精神：既表现了御侮的民族勇气，又表现了接纳新知的开明。意味深长的是，最早对林表示赞许的是西方人。通过自述和他述两段文字，反映了中国走出华夷秩序、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和第一声呐喊的可贵。
材料三 《天津条约》：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材料四 户部侍郎罗淳衍奏疏：人心愤夷已极，而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牍，称夷务为洋务，又称为外国事件，不敢斥言夷字。
材料五 洪仁玕《资政新篇》：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知、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呈，不是经纶实际。
材料三、四、五是对“夷”这一称呼的反应，从《天津条约》看，“夷”的使用从此受到限制；但罗淳衍奏疏显然把称谓的变化等同于媚外行径了，这表明对于亲身经历这种变化的那一代人来说，却不啻是一种精神剧痛；洪仁玕则表现了明理通变的气概。从一定意义上说，《天津条约》的规定符合国际公法，但鸦片战争和林则徐、魏源的呐喊过去了二十年仍没有彻底唤醒沉睡的国人，洪仁玕的明理通变也是受了西洋的浸染后而有的觉悟。所以，后三则材料反映了即将步入19世纪60年代的国人对世界大势仍处于蒙昧状态。
可以说，立意是多元设计学习视角的基点，需要教师有独到的眼光捕捉历史的意义所在，基于“因缘会通”而选择、整合学习内容，以达到揭示历史主题、弘扬时代旋律的目的。
拓宽视野：通史复习之魂
如果沿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编写《全球通史》的体例，我们不妨将中国历史划分为“16世纪以前的中国”“16世纪以后的中国”以体现研究与学习的世界视野。16世纪以后的中国演绎的是天朝上国的一段尾声，是千年变局的前奏，这一时期拉开的场景是：经济上，西班牙运往美洲的马尼拉大帆船满载着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中国大量外销贸易换来财富，并主要集中于东南与华南，美洲作物玉米与番薯引入中国，人口由负担转变为生产力；思想上，理学的正统地位受到质疑挑战；文学方面，《水浒传》《西游记》都是从反权威的角度立意，《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乃作者假托故事，批判正统学问与社会上层文化；戏曲方面，昆曲大师汤显祖的作品“临川四梦”，或提出佛道无常的淡泊，或挑战儒家礼教的规范。京剧彰显了民间剧种的活力和融通，打破昆曲过于讲究的刻板；散文方面，袁氏三兄弟下笔直写平常事务，直指性灵，不再受“文以载道”的约束；绘画方面，唐寅、沈周等人，作风自由，不受传统约束，陈洪绶更是意在笔外，犹如道家的得意忘形了；科学领域，李时珍的本草之学，谨严踏实，近于现代实证的方法。徐霞客的地理之学，全由亲身践行各处，乃实际观察后的记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茅元仪的《武备志》、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有工艺器械的制作过程，并有实绘的图样，凡此均是从理性发为科技的作品。[11]种种因素相互影响，绘出了明末清初中国的历史走向，但16世纪以后的中国毕竟是“天下国家”模式的一段尾声，民间向海外开拓的努力，被政府视为非法的活动；知识界反省文化传统，受到清政权的压制；南方繁荣的经济，仍借助广大人口所提供的充分劳力，未转向借重机器的生产，导致了中国没有主动步入近代社会。近年来的高考试题多从这一视角立意，如2008年全国文综卷二第37题“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使团”题，2008年广东卷第27题“中国形象”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要求我们在复习明清史时要打通、提炼各考点知识的关联和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要打通高三通史复习的瓶颈，必须在以下三方面用力：
第一，提高专业素养。教师在指导高考复习时不能“烫剩饭”，而是要多读书，使高三历史复习教学有思想、有内涵、有灵动，以打通各考点知识的关节，挖掘知识背后的深层信息，找出历史的警醒和意义所在。
第二，要有多元的视角。高考真题不乏好题，且大多是从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命制的题目，如2006年广东卷的周人饮食生活题、2008年江苏卷的戏曲发展及教化百姓题、2008年广东卷的“中国形象”题、2009年的江苏士大夫题等。只有教师平时复习时巧妙设计学习视角，强化训练，学生才能在考场上游刃有余。
第三，要有广阔的视野。历史新课程高考很少单独考某一个知识点，主观题大都是在宏大的视野下对历史主干知识进行考查，如2008年江苏卷23题考查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模式，2008年全国文综卷37题考查“唐代科举取士与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区别和共同之处”，2009年海南历史卷28题考查苏联工业化和中国工业化、福建文综卷38题考查布鲁诺和李贽的思想等。复习教学是我们放宽视野的绝好机会，学生已掌握基础知识，需要教师引领学生高瞻远瞩、意味深长地回眸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