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复杂性”的“反现代化叙事”——评王蒙长篇小说《青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复杂性论文,长篇小说论文,青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批评家郜元宝的说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乃是王蒙“复出”文坛之后的第二个创 作井喷期，其中最为突出的标志性成就即是“季节”四部曲的问世。然而，虽然“九十 年代的‘季节系列’无疑是八十年代小说的总结”，但“却没有得到类似八十年代那样 的普遍欢迎”。(注：郜元宝《“说话的精神”及其他》，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 第5期。)应该说，对于“季节”四部曲在九十年代文坛某种程度上的被冷落状况，王蒙 自己也同样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并且做出了自己的回答：“首先，连续的长篇小说会 引起读者的厌倦；历史虽然在怀旧中被不断复制，但人心更容易为健忘症所支配，人们 重视的是现在的刹那，不是对往事的追怀，此其二；第三，王蒙没有明说，但我们可在 他的文字中感觉到，就是他和青年们的‘代沟’——在王蒙写得最顺手、感慨最丰富的 段落，常常可以发现他对青年读者(九十年代主要的文学评判者与购买者)的不信任”。 (注：郜元宝《“说话的精神”及其他》，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然而， 虽然王蒙对自己的“季节”四部曲进行过以上的辩护，但这种客观存在着的被冷落的事 实却也迫使王蒙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一种必要的重审与反思。虽然王蒙坚持自我小说文体 风格的自信心依然强盛，但在完成“季节”四部曲之后，放弃“季节”的小说命名方式 ，而以一种新的命名方式开始其“后季节”系列的创作这一行为本身，也正可以被看作 是王蒙在必要的自我省思之后所进行的一种艺术调整。这也就是说，读者尤其是青年读 者的冷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于作家王蒙的一种强烈刺激，而这刺激则在很大程度上 构成了王蒙在其“后季节”系列的第一部《青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中实 行“衰年变法”(应该注意到王蒙已是高龄七十的老作家了。虽然王蒙依然精力充沛才 思敏锐，但从年龄来看，却也实在可以称之为“衰年”了)的根本动因之一。
然而，虽然在王蒙的“衰年变法”中确实存在着来自于读者接受方面的考虑，但在笔 者看来，导致王蒙艺术上改弦易辙的更为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应该是一种在艺术上求新求 变的原创性动机。而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已经有着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写作历程，虽然此 前的创作业已从根本上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对于小说艺术精 益求精的王蒙却仍然并不满足。实在地说，较之于读者接受方面的考虑，这种艺术上的 永不满足永远探索的心态恐怕才是导致王蒙在《青狐》中“衰年变法”的更为根本的动 因所在。这种变化首先突出地体现在小说的基本结构上。我们注意到，在“季节”四部 曲中，虽然出现了众多的人物，虽然这些不同的人物个性殊异各有其特别的人生故事， 但如钱文、赵林、祝正鸿、萧连甲等人物其实均可以划归为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因此， 就小说中对于195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艰难而曲折的人生与精神历程的表现而言， 断言“季节”四部曲所采用的乃是一种单一的小说结构应该是合乎基本事实的。但到了 《青狐》之中，这样的一种单线结构就被完全打破了。具体来说，《青狐》所采用的乃 是两条结构线索时有交叉重合的一种类似于巴赫金所谓“复调结构”的基本结构方式。 按照作家格非的看法，“‘复调’一词最早作为一种音乐术语，其涵义是指两种或多种 声部同时呈现，并单线发展，最终形成形式上的完美统一。”“一般说来，如果仅仅从 小说修辞学的角度来分析，复调小说在结构形式上具有如下特点：一，小说的故事叙述 必须有两条以上的线索；二，这些线索之间并不构成时间或因果性方面的联系和从属关 系，它们互不干扰，单独发展。”(注：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 2年9月版。)格非认为，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群魔》是最早的具有“复调结构”的小说 文本，而最具典型性最合乎规范的则是米兰·昆德拉的《不朽》。在我看来，格非对于 “复调结构”严格性的强调单就小说理论的研究而言当然是有其合理性的，假如依照这 样一种严格的标准去衡量，那么王蒙的《青狐》当然就不能够被称作具有“复调结构” 的小说文本。然而，一种真正优秀的具有原创性的小说艺术实践的突出特征之一便是对 于小说创作常规的大胆突破。举凡古今中外，小说史上那些优秀的作家们应该说是很少 从某种既定的理论出发，以对某种既定理论的恪守来进行自己的小说写作的。或者可以 这么说，更多的优秀作家们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对于既定叙事常规的打破而显示其原创 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应该对于王蒙在《青狐》结构上的努力表示一种充分 的敬意了。实际上，在《青狐》中，一条线索是以钱文、王模楷、东菊、米其南、梨原 、紫罗兰等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直接顺延“季节”四部曲的结构线索，而另一条则是卢倩 姑——青狐这条结构线索。卢倩姑(青狐)是“季节”四部曲中没有出现过的一个人物， 以一半有余的篇幅讲述青狐的故事并将自己的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青狐”，乃表明了 王蒙试图在这部作品中突破“季节”四部曲中业已定型的一种结构(其实并不仅仅是结 构，结构的变化意味着作家看取生活的视角与姿态发生了变化，而视角与姿态的变化最 终也必将导致小说思想精神内蕴方面的变化)窠臼的努力。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 史上，王蒙是以大胆的探索实验精神而著称于文坛的。在我看来，《青狐》结构上的变 化乃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探索实验精神在王蒙小说创作中的继续延续。在自己的同龄人已 经差不多完全退出了小说写作领域的今天，年逾七旬的王蒙不仅仍然坚持小说创作，而 且依然以一种顽强的姿态在小说创作中坚持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实验，也就的确是弥足珍 贵的了。而这也就是笔者一再地强调《青狐》乃是王蒙“衰年变法”的结果与证明的根 本意义与价值所在。
然而，尽管王蒙在《青狐》中设定了两条基本的结构线索，但是我们却不难发现，这 样的两条线索是时有交叉重合的。在笔者看来，对于这样两条并非纯然不相干的结构线 索的设定乃从根本上凸显出了王蒙的基本写作题旨。这就是，虽然增加了一条结构线索 ，但从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来看，青狐同样是一位作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定，王蒙“季节”四部曲中表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 所经历的曲折坎坷的生命与心路历程的基本创作主旨依然在《青狐》在“后季节”系列 里得到了一种自觉的延续。或者说，一条新的结构线索的增加乃是为了更加立体全面地 体现这一基本创作主旨。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点不同情况是，在文革结束之后， 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业已发生了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文 革中乃至文革之前的命运不仅跌宕起伏，而且充满了悲剧性的色彩，因而较容易入诗较 容易被诸如小说这样的艺术载体去表现的话，那么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似乎 的确遭逢了一个空前的从未享有过的宽松自由的生存环境，从而由过去迭遭贬斥的“臭 老九”一变而为当时的香饽饽。这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极大改观， 在一个时期内一直伴随着他们的悲惨命运也就不复存在了。或者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进 入了一个空前的顺境之中。那么，对于身处顺境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春风得意马 蹄疾的活跃于新时期文坛上的作家文人们的生存行状作一种极富艺术智慧的描述与表现 ，就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写作难题。原因在于，要想在一种看似宽松自由身处顺境的历 史场景中，较为准确地捕捉并状写表达出知识分子那样一种复杂的精神存在境况来，的 确是一个具有很高写作难度的命题。面对这样的写作难题，一般的没有充分思想与艺术 准备的作家恐怕是不敢轻易下笔轻易染指的。著名诗人邵燕祥先生《读<狂欢的季节>》 一诗中有句云：“居然泪尽还一笑，不是王蒙写不成。”如果说《狂欢的季节》已经“ 不是王蒙写不成”了，那么在我看来，这部以1980年代的中国作家文人为主要表现对象 的《青狐》就更是“不是王蒙写不成”了。阅读《青狐》，王蒙对于笔下诸色作家文人 之微妙心态的把握与表现的确令人叹服不已，甚至会令有所知的读者情不自禁地发出会 心一笑来。
照常理推断，既然已经在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饱经折磨，并且积累了 大量切已的生存经验与教训，那么在文革结束之后，在中国告别了既往噩梦般的政治运 动终于开始步入正常的以实现现代化为根本宗旨的发展道路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 或者具体地说，活跃于王蒙《青狐》之中的那些中国新时期的作家文人们理应一心一意 地向往并以自己的写作实践积极地投身于中国的现代化大业之中。然而，实际的情形却 并非如此，实际的情形较之于我们的常理推断其实复杂了不知多少倍。面对这样的一种 实际情形，本来就志在“说出复杂性”(“说出复杂性”语出郜元宝《二十二今人志》( 注：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一文。在郜元宝看来，王蒙的语言是极度自由 解放的，“但语言的自由与解放，是为了说出意识到的复杂性。正因为尊重复杂性，才 会将表达上的狂放尽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语言的自由与意识的复杂是王蒙的作品最值 得重视的两件东西。”“‘复杂性’，就是理性和意识形态讲不清道不明的一堆乱麻的 真实。”“‘复杂性’是他复出以来一直冲击文坛的东西。他的复出伴随着中国文学‘ 复杂性’的重构，终于自己也成了复杂人物和众矢之的。怪只怪半个世纪以来当代中国 社会太复杂，发展变化太快，主客两面均缺乏定性，迁流不已”。“王蒙，一个吸纳了 极度和谐与极度不和谐的骚动不宁的生命，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与 中国心灵之‘复杂性’的不倦的‘说’。”)的作家王蒙当然也就不会对之作出某种简 单化的价值判断与艺术表现。如果说在1980年代王蒙复出文坛不久时的一些作品，比如 《春之声》、《布礼》等小说文本中，王蒙还多少表现出了一种简单化的艺术迹象的话 ，那么在王蒙自身经历了1980年代中国社会堪以复杂称之的巨大变迁的强烈震荡之后， 在王蒙1990年代之后开始陆续写出的“季节”四部曲中，如郜元宝所谓的“说出复杂性 ”确实已经成为王蒙小说写作的一大突出特征所在。这一点，在他的这部以活跃于1980 年代的中国作家文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青狐》中同样有着格外显豁的表现。具体来说 ，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在文革之后，那一代如同王蒙自己一样曾经经历过“恋爱” “失态”“踌躇”与“狂欢”季节的作家文人们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写作时 代，终于可以比较充分地显示与表露自我的写作才华，并且也不会再因“言”而获罪了 。诸如钱文、青狐、王模楷、米其南等人，均写出并发表了自己一生中相对重要的文学 作品。应该说，这一切现象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的确表征了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发展。 然而，在另一个方面，或者说在更为主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所发现的却依然是旧的心理 惯性的一种不自觉的延续，是那些看似清高脱俗实则利欲熏心的作家文人们在文坛这一 名利场上蝇营狗苟的争权夺利行为。比如，为了掌握对于文学界的生杀予夺大权，白有 光与紫罗兰夫妇怎样机关算尽地上蹿下跳，而一旦如愿以偿之后，却又很快地人一阔脸 就变，以一种貌似忧国忧民的姿态重又玩起了文坛上既往整人的把戏，而且还美其名曰 是对神圣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维护：“他们确实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一场整肃运动 开始，文艺人吓破了胆，哭的哭，叫的叫，捶胸的捶胸，自打嘴巴的打嘴巴……而他们 俩既坚持原则予以严厉批判，又苦口婆心帮助对方转变立场，叫做拯救他们，叫做为了 他们而与他们斗争，享受着战胜者的威风与愉悦，享受着改造他人的导演兼考官的乐趣 。”这样一段颇有漫画色彩的描写是王蒙对于依然在新时期文坛推行斗争哲学的白有光 与紫罗兰夫妇行为动机的一种尖锐洞穿。窃认为，王蒙在此处对于白有光、紫罗兰那样 一种被长期的政治运动扭曲了的畸形心态进行了堪称入木三分的挖掘与表现。一方面， 正是因为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以白有光们才于时过境迁之后 依然热衷于文艺界的整肃运动。而在另一方面，也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斗争过程之中，他 们才可以获得人生至乐的一种享受，用王蒙的话说，叫做“享受着战胜者的威风与愉悦 ，享受着改造他人的导演兼考官的乐趣。”这样的一种描写不难让我们联想起张爱玲笔 下的曹七巧来。曹七巧本人是受虐者，但她却又反过来亲手扼杀了儿女的幸福，以施虐 的方式求得一种心理的平衡，获得一种人生的愉悦。白有光与紫罗兰们自身也曾有过受 虐的经历，但这样一种“受虐”的记忆反过来却成为他们向别人“施虐”的潜在心理动 机。却原来，人的内心世界竟也是可以这样阴暗的。面临着文革结束之后似应一片歌舞 升平的普遍阅读期待心理，王蒙能够如此深刻地挖掘表现出笔下人物人性中潜藏着的恶 来，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一种非凡的艺术功力，而更是一种敏锐的思想洞察力，更是一 种敢于直面真实的惨淡人生的写作勇气。
其实也并不仅止于白有光与紫罗兰夫妇，在王蒙对于雪山这样一位不学无术夸夸其谈 成天忙着传递各种文坛信息忙于在作家文人之间搬弄制造是非的所谓“作家”(在写到 雪山时，王蒙曾不无戏谑色彩地发出过这样一段议论：“这是不是一种国情呢?还是各 国都难免呢?就是说，总是需要一些没有著名作品的著名作家，不会跳舞至少是不再跳 舞的著名舞蹈家、没有了嗓子与身段的著名京剧艺术家”)的描写过程中，在王蒙对于 赵青山试图翻案，对于“袁达观从他下放劳动的地方回到北京，身上揣着两部作品，一 部批邓批‘走资派’的，另一部批‘四人帮’的”这样一种投机心态的描写过程中，我 们同样可以突出地感觉到王蒙笔锋的犀利与对复杂人性的洞悉。甚至于在令人尊敬的犁 原身上，王蒙也发现了一种斗争哲学的遗存：“现在的犁原与他所尊敬的银髯瞿老，他 们是一些可爱的人，他们真心欢呼天怒人怨的‘文革’的结束与新的路线的变为现实， 但他们身上也有一股子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精气神儿。”在“季节”四部曲中，曾经详 细地描写过犁原怎样地被批斗折磨乃至于差点被送上刑场执行死刑的经过，但犁原的一 方面欢呼文革结束，另一方面却依然表现出“一股子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精气神儿”， 确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了既往政治运动与斗争哲学的思维惯性的影响与辐射作用的 巨大。于是，面对着这所有的一切，在小说中更多地承担着叙述视角功能的钱文感到了 一种莫名的困惑：“他钱文呢?现在一切的一切都是鸟枪换炮了，鸟枪换炮的进程方兴 未艾，真是那么好吗?参加很多出头露面的活动，一定比不参加这些活动好吗?听雪山的 各种消息、犁原的各种抱怨、杨巨艇的各种救世箴言、青狐的各种神思奇想……一定比 听猫儿鸡儿虫儿鸟儿的鸣叫更有价值吗?他自己写的那些个诗句，一定比他挖出的菜窖 打出的南瓜包谷馕更精彩更有益吗?不敢肯定。”在钱文的感觉中：“当朋友们被压制 被迫害(姑且算是被迫害吧)至少是被打击至少是被批评被整肃的时候，他们都显得多么 可爱。那时的米其南是天真的、忠实的，追求着渴望着文学，……而现在，经过这几年 的好日子，他只剩下了一个嘴巴和一个鸡巴!第一次看到青姑的时候她也比现在的青狐 可爱，现在已经有点儿烧包了，以后呢?……杨巨艇在被剥夺了发言权的日子里，提起 他来还有点像一个圣徒、一个烈士、一尊庄严的石像，现在呢?我的天，他的那些漂亮 的大话对于一个经历了一切了解了一切的人来说是不是太廉价了?”甚至于“钱文丝毫 不怀疑他们与他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但王模楷、犁原、张银波……是与他很接近的人， 青狐、杨巨艇、米其南，直到袁达观与白有光直到紫罗兰其实也是他这一路的人。对于 他们他至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作为一位小说中的视角式人物(我们注意到， 在“季节”四部曲中，视角功能基本上只是由钱文一人承担的，虽然钱文同时也是小说 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而到了《青狐》之中，由于增加了青狐这样一条结构线索，故而承 担视角功能的人物也就不再仅仅是钱文了，在一些章节中青狐也承担着这样的功能，虽 然青狐绝非小说中的那个隐含作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当青狐成为视角人物的时候，其 实正是隐含作者借助于青狐来对现实生活进行观照、描述与表现的)，钱文更多地与作 家本人有着重合之处。虽然我们并不想简单地指认钱文就是王蒙，但很显然地，在以上 我们所引述的那些段落中，钱文的感觉其实是完全可以被当作王蒙对于生活的一种认识 来对待的。假如这样的推理能够成立，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将钱文对于1980年代以来文学 界状况的“复杂性”，乃至于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现实社会“复杂性”的感觉体认理解为 是作家王蒙自己的一种感觉与体认。行文至此，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在王蒙的《青狐》 中，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与人的“复杂性”之间是二位一体的统一整合关系。在这个 意义上，当我们强调王蒙对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有所感觉体认的时候，其实同时也在 强调王蒙对于人性的“复杂性”同样有着深刻的剖析与认识。关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 社会，无论是在历史教科书上，还是在意识形态在其中浸润渗透很深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都把这个阶段的中国社会指认为是一个向着现代化目标迈进的“新时期”。潜藏于 这样一种认识过程之中的乃是一种对认识对象极为肯定认同的思想价值立场的存在。在 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一种思想价值立场乃构成了迄今为止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于1980年代 中国社会的一种“宏大叙事”。即使是王蒙自己，也曾经将1980年代的中国指认为是一 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注：王蒙曾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标题 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面对着这样一种巨大的思想认识背景，王 蒙在《青狐》中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的作家文人们的体认与表现也就具有了 一种堪称石破天惊的艺术效果。在王蒙看来，自己笔下所描绘出的实际上才是1980年代 中国社会、文化与精神的真实情况。这当然是王蒙一种精神自我否定之后的自我超越。 以艺术的方式将这一切真实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王蒙的艺术功力与 思想识力，而更是一种非凡的艺术勇气了。简单地套用一下“皇帝的新装”的故事，写 作《青狐》时的王蒙不就是那个直言皇帝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穿的一语道出了事物存在真 相的童言无忌的小孩子么!
由此我们即不难对于王蒙《青狐》的根本写作性质作出一种基本准确的定位。那就是 ，假如对于文革结束之后以现代化为根本追求目标的中国新时期所进行的认同肯定式的 艺术表现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化叙事”的话，那么王蒙《青狐》这样带有 明显的怀疑批判色彩的显示出了一种明确的否定性质的写作就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反 现代化叙事”了。这样的一种叙事效果或许并非王蒙写作的初衷，但对于中国现实社会 的真实境况进行客观表现的艺术追求，忠实于自身人生体验的创作原则，最终还是迫使 王蒙义无返顾地走上了这条“反现代化叙事”的写作道路。在我们作出如上判断的时候 ，应该清醒地意识到，1980年代复出之后从事于文学写作的王蒙曾经是一位立场坚定的 “现代化叙事”者。对于这一点，蔡翔通过对《春之声》的分析曾经作出过精辟有力的 揭示：“《春之声》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文本，亦因为如此，二十年后，我们完全可以 将其视之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民族寓言’，而在不同的解读当中，可能会生长 出相当复杂的意义。”“《春之声》曾经被视之为王蒙‘意识流’写作的一个经典性文 本，的确，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意识流动漫无规则，甚至杂乱无章，不同的时间、 空间、事件、人物均在‘此时此地’的叙述中竟相出现。这种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规 则的粗暴破坏，在当时，曾经令人叹为观止。的确，王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写作，起 码在形式上，启动了小说意识的革命。可是，在这种貌似漫无规则的意识流动中，我们 仍然可以感觉到叙述者的思路其实非常明晰：北平，法兰克福、慕尼黑、西北高原的小 山村、自由市场、包产到组……‘意识流’在此所要承担的叙事功能只是，将这些似乎 毫不相关的事物组织进一个明确的观念之中——一种对现代化的热情想象。严格地说， 这是一种相当经典的‘宏大叙事’，只是，它经由‘内心叙事’的形式表露出来。”( 注：蔡翔《专业主义与新意识形态》，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应该承认， 在《春之声》问世二十多年来，在对《春之声》已有过的诸多阐释解读中，蔡翔的这种 理解是最为透辟深入独到的理解方式之一。能够于“漫无规则”中寻绎出“现代化想象 ”的“宏大叙事”特征来，的确显示了蔡翔作为批评者的一种不凡识力。如果说，1980 年代的王蒙的确是一位真诚热情的“现代化叙事”者，那么，也就可以说，王蒙是在差 不多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经验的震荡与冲激之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痛苦与欣悦相伴 随的艰难曲折的思想历程之后，才最终走向了以怀疑否定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反现代化 叙事”的。虽然其间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思索过程，但我们却应该承认，正是这 漫长的思索过程最终促使王蒙的思想与艺术完成了这样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自我超越， 并使得王蒙又一次站立在了时代思想的最前沿。在谈到王蒙创作的时候，作家王安忆特 别称赞王蒙早期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复出后的系列小说《在伊犁》。其所 以如此，是因为在王安忆看来，在这两部作品中王蒙均保持了一种对现实的“可贵的怀 疑”精神。依照这样的标准，王安忆认为王蒙后期的作品有着“太清楚”的弊端，因而 希望王蒙“应该始终保持怀疑，不要太清楚，不要知道太多。”(注：王安忆《保持可 贵的怀疑》，载《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6期。)王安忆同样是创作经验丰富的优秀作家 ，而且是女作家中少有的对于文学有着深入理性思考的作家，结合王蒙的小说创作实践 ，可以说王安忆的说法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然而，到《青狐》问世之后，我们却十分 惊讶地发现，虽然从表面上看王蒙依然“知道太多”，依然有着“太清楚”的嫌疑，但 从实质上看，我们却可以断言，那样一种为王安忆所极力肯定的“可贵的怀疑”精神又 回来了，再一次弥漫在了《青狐》的字里行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 这样一种“可贵的怀疑”精神的回归，才最终促使王蒙在《青狐》中完成了这样一次极 其难能的自我超越的。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王蒙《青狐》中对“性”的突出描写。首先必须承认，与王蒙前此 的小说创作相比，在《青狐》中，的确出现了一种对于“性”的某些时候近乎于汪洋恣 肆的艺术表现。在我看来，对于“性”的突出描写实质上意味着身体意识在王蒙笔下的 觉醒。或许是因为成长时代制约影响的缘故，充溢着肉体感觉的身体叙事总是被放逐于 王蒙这一代作家(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存在，比如写出了《绿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 女人》的张贤亮)的艺术表现视域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身体叙事的觉醒最起码对于 王蒙的小说写作而言也就具有了一种重要的革命意义。实际上，王蒙《青狐》之所以会 有对于如青狐这样的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与作家这样一种觉醒了的身体叙事意识的确 有着某种殊难割舍的联系。然而，在充分肯定身体叙事对于王蒙小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王蒙对“性”究竟采取了一种怎样的描写态度。在王蒙的《 青狐》问世之后，的确有不少媒体将这部小说对于“性”的突出描写作为此一作品的一 大特征而广为宣传，甚至还有一些媒体将之与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那些以身体叙事为根 本特征的美女作家的写作相提并论。其实，这样的一些理解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于王蒙《 青狐》的一种极大误解。关于这一点，只要细心地揣摸分析一下《青狐》中王蒙对“性 ”所采取的实际描写态度即可有一目了然的认识。比如：“然而她仅有的性经验却使她 觉得在与男人的那种关系中她得到的差不多是强奸，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到了那个 当儿全都俗恶不堪、丑陋不堪、挤鼻皱眼、口角流涎，连几句有情有义的话都没有就开 始脱她的衣裳，还没听清楚她想要说的话就硬是压上去挤进去了，像是谋杀，像是抢劫 ，像是强暴。她没有得到过诗意。她愈想愈伤心”。再比如“这实在是对于杨巨艇的亵 渎。想一想杨巨艇脱下裤子露出一个小小的蔫蔫的悬垂小把戏或者大大的紧绷绷的红里 透紫的胡萝卜的情景吧，真是对人的污辱，对能够进行形而上思辨的思想者与知识精英 的污辱!”只要对上引的两段关于“性”的叙事话语进行直观的阅读，我们就可以确认 王蒙的“性”描写其实是消解式的、戏谑调侃式的。诚如王蒙所言：“我觉得，性有各 种各样的写法，想写那种挑逗性全方位的，开放的、欲望的表现，满足、胶着和经验， 很可能不是我的选择”。“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看到我的一些句子的结构就笑得没办 法。小说里对于性的幻想，性的歪曲，包括性的沉醉，或者是性的失败、性的挫折、性 的无能，都带有王氏的‘爱情学’、‘情欲论’和对人生的解读”。(注：王蒙、王山 《历史·人·欲望与文学》，载《文汇报》2003年12月19日。)确实如此，王蒙的“性 ”描写的确带有明显的王氏特征。直接了当地说，其实王蒙《青狐》中的“性”描写绝 对不是为写“性”而写“性”，而是将他的“性”描写有机地融入了更为广大的对于政 治或意识形态，对于现实社会人生的描写之中了。其实，从根本上说，虽然在王蒙的《 青狐》中的确有了对于“性”的突出描写，有了身体叙事的觉醒，但实际上王蒙念念不 忘令王蒙魂牵梦绕难以释怀的还是他那数十年与政治紧紧缠绕在一起的现实生存经验。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王蒙迄今所有的创作其实都可以被看作是对其历史与 现实生存经验的一种孜孜不倦的言说与表达，这部作为“后季节”系列开篇之作的《青 狐》当然也概莫能外。蔡翔曾经不无激情地指出：“正是在‘承担’这一语词的激励下 ，文学才有可能重新向‘人民的故事’开放。而在这一故事中，我们不应该再将人和种 种复杂的社会联系机械地割裂，不应该再拒绝对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等问题的 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纯文学’留下的正是这样的隐患。正如米尔斯所说：‘ 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也 就像萨义德解释的那样，‘到处都是政治，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领域，也因 而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或超验的理论的领域’。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政治之中， 政治或意识形态已经并将继续组织我们的全部生活。”(注：蔡翔《专业主义与新意识 形态》，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既然“政治或意识形态已经并将继续组织 我们的全部生活”，那么如王蒙这样具有丰富政治经验且一直以自己的丰富政治经验为 重要写作资源的小说写作就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当下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坛 所迫切需要的也正是更多的如《青狐》这样以“说出复杂性”为根本宗旨的保持了一种 “可贵的怀疑”精神的“反现代化叙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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