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廉政勤政所面临的深层次困扰及制约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层次论文,中国论文,所面临论文,困扰论文,制约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阶段中国廉政和勤政所面临的深层次困扰和严峻形势。
在廉政建设实践中，我们已找到并逐步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廉政建设、反腐斗争与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依靠党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新路子。但纵观现实的反腐现状，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和正视这样一种事实，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游戏规则”和“稳定的秩序”被冲击和打破，新的行为规范和整个社会的调控监督体系未建立起来，在体制和社会结构转换的真空地带，由于受利益驱动的催化，诸如腐败等大量社会问题便相伴产生，甚至引起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与冲突、引发社会和政治的磨擦与震荡。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每种新的进步都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①。而其间滋生大量的消极腐败，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里的腐败，正在使人民群众的勤劳和创新意识遭到瓦解，对改革产生较大的威胁和危害。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世界上107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研究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国度大小，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当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最迅速的时期，也是产生大量社会问题的“高发期”，如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便是“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顺利地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来实现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②。从许多已经跨过这一过渡时期的发达国家来看，在这一转变过程当中都伴随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痛苦。而在中国的近代市场化运动过程中，“随着一系列空前的社会变动，中国社会流变出这样一个颇为奇特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既以功名和职衔为标识，附骥于官场，又同时广泛涉足于工商经营活动，孜孜牟利，官商合流，重商主义倾向普遍上扬，使人们很容易由重义滑向重利，过度地追逐个人利益，用金钱衡量一切，孕育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毒化社会风气，助长颓废之风，最终引起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的紊乱与社会失范，催生腐败行为”③。
中国当前正是处于这样一种腐败的“高发”和“多发”阶段，这个阶段据有关学者初步预测和估计，将会持续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以后。从当前它们表现出的规律和特点来看，腐败现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规则制定的相对滞后已呈现出“多样化、规模化、集团化、高层次化、智能化、合法化等特点，有的已与国际犯罪“接轨”，集中起来就是串案、窝案增多，集体违法和法人犯罪增多，领导干部违法增多，经济发达地区受贿增多等现象。据统计，199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结案162860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4.80%；处分165906人，比同期增长12.76%。在受处分的人当中，县处级干部5868人，比同期增长20.25%；地厅级以上干部490人，比同期增长8.17%人，其中省部干部13人（不含军队）。腐败似乎正以一种不可遏制的势头迅速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里互渗和蔓延，并成为当前党和人民群众普遍激愤和关注的焦点。
另一方面，在不完全被世目所关注的背面，却也隐藏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威胁，无形之中耗散着国家的“元气”。一部分领导干部对究竟什么是“腐败”认识不清，警惕不高，自律不够，抑制不力，要求不严，认为“吃喝不算腐败，这是工作需要”，用权为本地区、本部门谋利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公开为吃喝鸣锣开道，为“腐败”证明，追求奢糜豪艳之风。据笔者近期对326名县处以上的党政领导干部问卷调查表明：有76.58%的人认为“如果用金钱和其它物质引诱领导干部，有的的确可以被收买”。尤其是在这样一种“只要不贪，就是好官”倾斜社会心理的掩饰之中，在一种“自利动机”和合法外衣袒护之下，行政机关盲目追求高消费，行政经费连年膨胀，其支出水平已远远高出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变相截流国家的资源和权利，政令不畅，行政成本大大增大。据统计，行政成本大约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然而办事作风拖沓，行政效率低下，庸者大有市场。这股“懒风”、“堕风”、“吃风”、“喝风”、“奢风”、“游风”与腐败“歪风”和“邪气”一样，其结果同样是造成巨额资源浪费，损公肥私，增加国家和人民的负担。这种为政不勤和庸政的现象表现在：机构升格，人员膨胀，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公款吃喝，每年全国1000多个亿，出现了“36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怪现象；在党政机关和各级经济部门，借“考察”之名，公款旅游悄然成风，屡禁难止；公款装修，豪华办公，移动电话，超标轿车，比阔斗富，全副现代化“武装”，致使财政入不敷出；有的干部急功近利，欺上瞒下，决策低效，决策失误等等不胜枚举，大大推动了行政有形成本的增加。
纵观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廉政和反腐败最关键的时期，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唯有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依法行政，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并加以充分遏制和防范，才能将行政成本（有形与无形）降低到理性范围之内，从而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转。
二、现阶段中国推进廉政和勤政建设存在的制约因素分析。
现在，尽管国人对于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咬牙切齿，口诛笔伐，中央也不断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把反腐败的斗争摆到了廉政和勤政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腐败现象却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呈现出“易发”，“高发”、“多发”的势头。据统计，1996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含污、贿赂、挪用公款万元以上的经济犯罪案件15827件，比上一年上升9.89%，而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9.7%，也就是说，腐败的速度已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面对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次困扰，各路专家、学者各显神通，为惩治腐败开出了不少可行的良方。然而，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转型、规范松驰、制度滞后、文化乏力、伦理衰微、结构失调和人的“私心、私利、私欲”动机不被节制的背景下，再加上还有一些封建残余意识和资产阶级腐化没落的思想的侵蚀，使得社会转型的廉政和勤政更加艰巨、复杂和持久。总的看来，要把腐败现象降低到较小的限度，进一步搞好廉政和勤政建设，尚存在许多深层的制约因素，需待理论家和政治家去解决。
①廉政和勤政在理论体系上的缺陷，是制约廉政勤政的首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化价值目标的确立和不断推进，当人们尽情地享受市场所带来的感性变化，无穷的惊喜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紧张、焦虑和惊恐，对很多突然出现的社会问题缺乏必要的和足够的思想上、心理上、理论上的准备。对许多社会问题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引导和统一，往往是“突发快、应急多、起步晚、预防少”，缺乏系统、科学的廉政理论去规范和指导廉政实践。眼下尽管学术界已有人意识到这个理论上的空白点，并尝试去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勤政学科体系，这只是个开始，但在全国至少还没有形成一种对廉政文化和廉政理论研究的气氛。在人们心理上普遍存在着廉政意识淡漠，廉政勤政价值观模糊，廉政勤政信念和精神在市场中被迫步步退让，渐渐消亡，这尤其又集中体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的身上。从理论研究上来看，至少在1988年以前，我们谈论得更多的是党风建设，直到1988年以后，“廉政”一词和廉政勤政建设才正式被提出来，成为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对象，而其中“腐败问题”作为廉政中的首要任务而成为众矢之的。往往事后多，事前少；阔论多，可操作性少，很难形成统一、成熟的理论认识。如在对“腐败”的界定上，缺乏明确、规范、权威的解释和认同，这常常使得我们的领导干部在认识上缺乏必要的戒心，由于意志的薄弱而丧失警惕性；再比如，长期以来一直沿用至今的并已经习惯了的“反腐倡廉”的理论思维定式，越来越降低为一种口号式的话语，使“廉政”仅停留在泛化道德要求的一般水平上，从而导致“廉政”在心灵上的道德放松和自我弱化，“勤政”更加退而次之，在行为表现上对“廉政”和“勤政”缺乏正向性的“敬心”。对此，已有不少学者提出校正（提为“反腐保廉”），但未能转变。
廉政勤政在理论上的缺陷还表现在对“廉政地位”、“廉政指导思想”缺乏科学的把握和对待。对“廉政传统”、“廉政文化”缺乏精心的归纳运用；对“廉政实践”、“廉政教训”缺乏及时的总结；对廉政的“道德文化”、“制度文化”缺乏系统的构架等。理论上的缺陷，思想上的误区，必然导致行为上的错位，表现在实践中突出问题就是不能正确处理廉政实践与改革实践、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害怕“廉政特区”影响“经济特区”的发展，从而导致“一手硬，一手软”。
总之，我们的廉政理论和反腐理论已远远不能跟上实践发展的需要。新一轮的廉政勤政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迫切需要和呼唤中国廉政科学的诞生。
②廉政和勤政在制度规范方面的缺陷，是制约廉政和勤政实践的关键因素。从新中国成立，制定第一部反腐反贪法规，到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党纪，包括最新实施的具有长期性的公务员《廉政准则》，已大约有300多项。笔者认为，这些条文法规对进一步惩治腐败、规范机关公务员的行为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一系列条文法规的不系统、不配套、不均衡，彼此显得有些分散、零乱和繁杂。往往应急性的政策规定多，可供长期使用的立法少；原则性的规定多，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少；禁止性规定多，惩罚性规定少；而且很多又是追惩性多，预惩性少；只有行为模式，缺乏法律后果，从而大大削弱了法律的强制性和威慑作用，既不利于执行和监督，又影响到廉政的教育和惩戒作用。
廉政勤政的制度性缺陷还表现在尚有许多的法规还需进一步完善。目前还没有一部反映廉政建设总体要求和规划的《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等。《公务员条例》的颁布实施，虽然对加强廉政勤政建设、惩治腐败、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和道德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一制度效果却最终得不到一种法律上的认可、保证和巩固。《公务员法》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举报法》、《监督法》、《新闻法》、《财产申报法》等迟迟没有出台。而且，对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社会舆论监督方面的立法基本上还是空白。政府行使权力的管理性立法与对政府执法的监督性立法很不相称，前者占到了法律法规的80%以上，后者只占1%左右。如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执法不严”、“知法犯法”、“钱权交易”、“情大于法”等社会腐败现象的发生，与廉政制度的缺陷，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而廉政规划的缺乏，最终也制约了廉政勤政整体功能的发挥。
③廉政和勤政在教育功能方面的缺陷，是制约廉政和勤政建设的重要因素。廉政和勤政建设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我国研究廉政理论起步较晚，除了缺乏完善的廉政立法制度以外，也没有一部系统规范的廉政教育法规和廉政法规教育体系，廉政教育力度不够。一些领导干部对廉政及廉政教育地位、作用、内涵、意义缺乏系统的理性认识，在思想上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往往份量轻、力度弱、措施少、监督软、落实差。如在目前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轮训培训中，还没有举办过针对性强的专门的廉政教育专题班次。在现存的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教育结构中，也普遍存在着重学历、轻素质，重理论、轻实践，重能力、轻道德的价值倾向。有的领导干部把“补学历”和“出政绩”当作一种追名逐位的手段，忽视了对自身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和党性修养锤炼，在市场经济面前出现了金钱观、权力观、名位观的错位，趋风媚俗、“傍大款”、追求奢糜，甚至出现了政治投机、经济冒险、道德堕落、人格背叛，阔步走向腐败的深渊，不能自拔。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的廉政教育思想和廉政意识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容忽视的认识倾向：在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技术文明作了“反复”的“感受”和“考察”过后，出现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不求实际，盲目乐观、仰慕的心态；另一种是自叹弗如、缺乏自信、消极悲观的心态。在这两种心态（实质是“病态”）的支配之下，可以出现同一种效果：公仆意识淡化，艰苦创业的精神“无地自容”，廉政、勤政观念被“更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廉洁从政自律意识下降，以致一段时期以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超前消费成风并发展成为防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千夫所指的“顽疾”。德国一经济学家到中国考察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动用公款超前消费，炫耀性消费，是患了贫穷国家的富贵病”，令人痛心疾首。
总结近年来公开曝光的部分大案要案，我们可以看到腐败者在思想上日趋实用化，在政治原则上趋向个人中心主义或地方本位主义，在组织原则上权力私有化，在工作作风上向官僚化方向发展，在生活作风上向享乐主义方向发展的特点④。究其原因，有一根本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对我们的干部放松了艰苦奋斗的教育，放松了廉政勤政的教育。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稍微好一点，就是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上的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讲的主要是思想政治的教育”⑤。
④廉政和勤政在道德监控方面的缺陷，是制约廉政勤政建设又一重要因素。廉政和勤政，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基本从政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传统的道德中心主义的感召下，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一种廉政品格和崇高理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经济和政治的分离，经济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德治传统在人们心灵中演绎的完美信念瞬间被来势汹涌的泛经济主义洪流冲垮了，道德的堤坝在坍塌。表现在公共行政领域，即为行政权力的非规范性动作和非公共性运用，由于监督不灵，权力自我校对功能的削弱，社会整合水平的低下，在某个时期，当人们突然面对着由快速变化所产生的新的权力和财富的关系、新的诱惑的时候，“官僚和商人们相信，行贿是有助于弥合新的经济政策与旧的法律和规章之间差距的润滑剂，这种社会产生的某种文化，使得腐败行为不被看成是一种丢人的行为，因而犯有腐败罪的人并没有罪恶感甚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甚至认为腐败活动可以使所有必须与官员打交道的业务活动得以顺利进行”⑥在这种道德背景和文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腐败而暴富，许多人在痛恨腐败的同时，又去钻营腐败的门路，以致行政机关出现‘权钱结合’，民主选择中出现‘贿赂选票’，舆论监督中出现‘有偿新闻’，审判中出现‘法钱交易’”⑦。
总之，道德的弱化、监控的不力、文化中的非理性因素、利益结构的失调、社会心理的倾斜，共同构成了腐败产生的温床和土壤，一旦触及到水份、阳光便会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