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钟惺——兼论竟陵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竟陵论文,史上论文,地位论文,文学论文,简论钟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钟惺祖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今江西永丰县）。其高祖钟协祚始徙居湖广竟陵县皂市（今湖北天门市皂市镇）。钟惺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成进士，曾为行人等闲散之官，后为福建提学佥事，丁忧遭人言，家居而卒。他与同邑谭元春并称“钟谭”，同是竟陵派的领袖。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领袖，人们自然会有不同的评价——主张相同相近的会加以赞扬，主张相反相远的会加以批评。然而钟惺的遭遇却令人深思：尊之者称之为一代文宗，贬之者则说他是鬼趣诗妖，甚至是亡国之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贬斥之说似乎是主流，但赞赏竟陵派与钟惺的人也不在少数。必须指出，与钟惺隔时已久的批评者，特别是乾嘉以后的批评者，大都以耳代目，并未认真研读过钟惺及竟陵派的著作。遗憾的是，今天的一些文学史家似乎也是凭二手材料作的结论[①]。最近出版的两部明代诗选，一部与沈德潜《明诗别裁》一样，不收钟惺一字；另一部则与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相类，仅从钟惺的《江行俳体》中选取了一首[②]。当然，这两部诗集的编选者各有其理由，但他们的去取实际体现了对钟惺及竟陵派的忽视。这一忽视说明至今许多人对钟惺及竟陵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这或许是我们这篇文章不得不写的一个理由。
一
文学艺术总会随着时代而变化。这里既有社会风尚的变化，也有社会思潮的变化，就语言艺术来讲，还有语言本身的变化。中国古典诗歌在盛唐完成了以平仄为中心的格律化（所谓近体诗）以后，随着语言的变化而有词曲的勃兴。但高踞文坛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诗——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言志以及应酬的主要工具还只能是诗。对于唐以后的诗人来说，唐诗既是继承的榜样，也是难以摆脱的影子，这在明朝的诗坛上是极为明显的。自称在校定四库时“所见不下数千家”诗集的纪昀，他说明诗：“至嘉隆七子时变无可变，于是转而复古。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非如是，不得入宗派。然模拟形似可以骇俗目，而不可以炫真识。于是公安、竟陵乘机别出，幺弦侧调，纤诡相矜。风雅遗音，迨明季而扫地焉。论者谓，王（世贞）李（攀龙）之派，有拟议而无变化，故尘饭土羹；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钟（惺）谭（元春），有变化而无拟议，故缅规破矩。”（《纪文达遗集·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序》）纪氏对公安竟陵的评价尽管带有传统的偏见和不准确，但他还是注意到了他们的创新。钟惺的同年好友，也是他后来最严厉的批评者钱谦益是这样描写万历中年的诗坛：“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于是这种千篇一律的所谓盛唐风调就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王世贞的乡人徐学谟就说：“近来作者，缀成数十艳语，如黄金白雪，紫“气中原，居庸碣石之类，不顾本题应否，强以窜入，专愚聋瞽。自以为前无古人。小儿效颦，引为同调；南北传染，中做疬风，诗道几绝。”（转引自《四库总目提要》）另一位李攀龙的同乡于慎行也说：“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遗响，则唐人所吐弃矣。”他们“大者模拟篇章，小者剽剥字句……形腴神索。”（见《谷城山馆文集》）连七子的乡人都如此厌恶他们的诗风，可见这种诗风是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公安袁氏兄弟起而矫之，给了这种诗风以沉重的打击。而以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的兴起，更形成取代之势。
早在万历二十九年，还是秀才的钟惺就对同乡诗人魏象先说：“明诗无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又说：“近日尸祝济南诸公，亲尽且祧。稍能自出其语，辄诧奇险：‘自我作祖，前古所无。’而不知已为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见大历前语多，长庆后语少。忘其偶合，以为独创。然其人实可与言诗。”这里钟惺明确地表示了他对七子诗风的不满，而在对公安派“实可与言诗”的赞扬中也流露了一些微异。万历三十二年，钟惺第一次与谭元春相见。此后在给谭元春诗集作的序《简远堂近诗序》中，钟惺正面提出了他的诗学主张：“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静，秽则否；其境喜幽，杂则否；其味宜淡，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这就需要加强修养学习。否则就会“欲以明厚而反薄”。钟惺的论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诗歌艺术的非功利性的看法。所谓清、静，就是要远离世俗污秽，保持诗人心灵的清静；所谓幽、淡，就是要保持诗人内心精神世界的独立与自然；所谓逸、旷，则强调了诗人心灵的自由，他既不受世俗的干扰，也不会拘泥于什么声调、体裁、气象、格力而蹈人陈言。实际上，“简远”二字，也是他诗风的象征之一[③]。而在《与王稚恭兄弟》的信中，钟惺表明了他虽然赞同公安派的革新，但对公安末流的鄙俚无文则明确反对。他尖锐地抨击公安派的骁将江盈科说：“江令贤者，其诗定是恶道，不堪再读。从此传响逐臭，方当误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与之同调，徒自取狼狈而已。”这里强调的是，要想有中郎创新的诗文，必须要有中郎独具的才情。所以这种胜过七子“假初、盛”的诗文是“不可多得”的。钟惺警告道：“学袁、江二公，与学济南诸君子何异？恐学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学济南诸君子也。眼见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绞，遍满世界，何待异日？”钟惺的这些言论，说明了他与公安派的异同，也表明了独立的竟陵派的诞生。其后他与谭元春评选的《古唐诗归》更是“纸贵一时”（朱彝尊《明诗综》），当时的读书人几乎是“家置一编”（钱谦益《列朝诗集》）。竟陵派从此风行全国，其流风余韵直至清初而未熄。
二
评论钟惺风格影响最大的当数钱谦益的“深幽孤峭”四字。就此四字的本义来讲，应该说是差不多的。钟惺的诗文，有的清新，有的秀美，但更多的却是荒寒淡远，幽邃朦胧，有时不免奇险涩口，难以断句。他的一些诗句也曾被人传诵。如袁枚与杨际昌这两位自称不喜钟惺诗者都曾称赞过“子侄渐亲知老至，江山无故觉愁生”这一联诗。至于喜好钟诗者，那赞赏就更多了。陆次云评钟惺《八月初六夜归联句》说：“‘枕上片时清梦，行尽江南数千里’，不若‘须臾故国身’更觉简明。”的确，简洁幽远本是钟惺的追求。《诗持·一集》郑日奎的《竟陵诗》云：“诗境本灵旷，性情之所缘。所以古作者，言无枝叶繁。竟陵知其要，孤往成幽专。遂令楮墨间，如有真气存。低头恣检阅，举首见明月。寒光一片秋，知从何处发？”郑诗所说的“幽光”、“真气”，或者形象地描述为“寒光一片秋”，确实是钟诗的意境之一。我们看到，他笔下的巴东江峡是“霜落寒流外，烟生远映边”（《十五夜月》）；他诗中的运河秋色是“细火沾林露，遥钟过浦霜”（《舟晚》）；他《早冬游摄山》是“空林行有得，静夜坐方知”；他在《碧云寺早起》见到的是“行经绝涧数花落，坐见半山孤鸟翻”。诗中的寒、细、空、静、孤等字正体现其兴味。他在《月夜过胡彭举》中说：“素心朝夕近，僻径往来清。”诗人的“素心”是与幽静的“僻径”相通的。钟惺的另一句诗“寒吟抱影微”（《访友夏不值自朝坐至日暮》），也正是诗人的自画像。清人程正揆说：“竟陵诗淡远又淡远，以至于无……每见断草荒岩，孤城古渡，辄令人作竟陵诗想。”《清溪遗稿》这种诗风在画坛上很推崇。恽恪评价说他远远超过李长蘅等人，又说：“笔墨精微，造化所极，本未易知，操觚之士，终身从事于此而不知其要妙者皆是也；伯敬盖得之于诗，从荒寒一境悟入，所以落笔辄有会心”（《瓯香馆集》）。
但是一般认为，钟惺诗不如文。施闰章《与陈伯玑书》言：“其（指钟惺）文良胜诗。宁不厚不浑，不光焰，不周详，而必不肯俗。其手近隘，其心独狠，要是著意读书人。可谓之偏枯，不能目以肤浅。其于师友骨肉存亡之间深情苦语，数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史论诸篇别有见解，笔力从《左》、《国》秦汉中来。次则题跋铭赞，蓄意矜慎。其序赠之作，稍涉泛滥，毕竟为应酬所累……大抵伯敬之集，如橘皮橄榄汤，在醉饱之后，洗濯肠胃最善；饥时却用不得。然当伯敬之世，天下文士，酒池肉林矣，那得不推为俊物？善读其书者，心中宁尝存一严冷不屑之意，其去俗自远，不数读可也。”这里所强调的“不肯俗”，也就是力去陈言，寻求独特的意境与语言。钟惺为此苦读书，苦作文。钟惺在《自题诗后》说：“余辈今日不作诗文，有何生趣？”这正是他把文学事业溶入自身的写照。他的史论以及佛学著作也获得许多称赞[④]。特别是钟惺注重性灵强调独创的做法，更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我们从《帝京景物略》的写景以及张岱等人的小品文字中很容易看到他的影响。《四库全书》对钟惺及竟陵派是大加排斥的，但实际主持其事的纪昀，他也不得不承认“竟陵之文，虽无当古作者，而小品点缀，则其所宜”（《帝京景物略》跋）。就是大唱义法的桐城派作者林纾，尽管习闻“竟陵公安之文轻儇”之说，但他经过实践之后却说：“今读其文，钟伯敬涉于简易者多，然能自圆其说，亦颇有首尾；惟时病流走，过目即逝，不复耐人寻绎。谓之轻可也，而弊尚不至儇。”林纾所谓的“流走”或“轻”，是说钟惺的文字不够“严重森肃”，有时不免任由性灵所至而“随意挥洒”。这是桐城派的偏见。其实钟惺的文章，多数还是较有味道耐人咀嚼的，还是施闰章的“橘皮橄榄汤”之喻确切。
钟惺及竟陵派的诗文尽管有一定的成就，但他们最成功的并非创作而是评论。钱钟书先生说：“以作诗论，竟陵不如公安”；“然以说诗论。则钟谭识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嚣浅卤”（《谈艺录》）。前文已经指出，钟惺与竟陵派的兴起是由于他们的创作及评论在一个比较广阔的领域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参照系。特别在七子以后，人们已经对那些“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深感厌倦的时候，钟惺与谭元春从崭新角度评选的《诗归》给此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钟惺论诗主张灵与厚，这从《简远堂近诗序》开始已有许多文章说过了，而说得最为明确的当数《与高孩之观察》。文中说：“诗至厚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即厚。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只有内心的丰厚与清灵，才能写出好诗。由此可见，钟惺对于诗才、诗学都是极为重视的。这里首要的就是厚。清人贺贻孙在《诗筏》中说：“钟评《诗归》，大者不出厚字。”钟惺在评论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时说：“末首较前数首觉气平，其极厚，极细，极和，乃从平出。”他如评李白《赠柳园》的“悲调而厚”，评王维《送孟六归襄阳》的“极真极厚”、“深浑不觉”，评杜甫《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的“笔老气厚”等等都是其例。在评语中钟惺还涉及了灵与厚的关系。比如钟惺在评论常建时说：“初盛唐之妙，未有不出于厚者。常建清微灵洞，似厚之一字，不必为此公设。非不厚也，灵慧之极有所不觉耳。灵慧而气不厚，则肤且佻矣，不可不知。”可以说，这里体现了对“厚”的追寻。而宋征璧在《抱真堂诗话》中说：“‘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乃钟谭之嚆矢。”这两句诗出自常建《题破山寺后院》的颔联。钟惺评论说：“无像有影，无影有光。”这同他评论另一首诗“清健”二字都是钟惺的所求。钟惺集名《隐秀》，这出自《文心雕龙》。据张戒《岁寒堂诗话》所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这应是钟惺所向往的风格，亦即王孟储柳一派的风格。钟惺在评论储光羲时说：“其诗清骨灵心，不减王孟。一片深淳之气，装裹不绝，人不得以清灵之品目之。所谓诗文妙用，有隐有秀，储盖兼之矣。”这种风格在画中是上品大家，而在诗中则并非极至。更何况钟惺“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呢！所以人们说他“深幽孤峭”，甚至“酸寒促窘”。有人说这是由于钟惺不读书所至，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钟惺与严羽一样，他们都要求诗歌的妙悟必须通过“读书养气”而来。钟惺诗中的奇险是为了力去陈言。他也向往天然平淡。他说像王维《终南别业》“此等作，只似未有声诗之先便有此一首诗。然读之如新出诸口及初入目者，不觉其成，其故难言。”也有人认为钟惺追求的是荒寒淡远，这确是钟诗所常见的境界。但是钟惺十分清楚地知道，这并非大家风范。他在评论中唐时说：“汉魏诗至齐梁而衰，衰在艳；艳至极妙，而汉魏之诗始亡。唐诗至中晚而衰，衰在淡，淡至极妙，而初盛之诗始亡。”在评论刘长卿时，钟惺说：“中晚之异于初盛，以其俊耳。刘文房犹从朴入，然盛唐俊处皆朴，中晚人朴处皆俊。文房气有极厚者，语有极真者，真到极快透处，便不免妨其厚。”作为诗人，钟惺大概也不免有“妨其厚”之处；而作为诗论家，钟惺以厚为准的说法还是比较全面的。
《诗归》在评与选的两方面都引起了不同看法的激烈争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说是反对意见的代表之一。《提要》说：钟谭“大抵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这种全面的否定实在牵强。《提要》在另一个地方也不得不承认，“惺撰《诗归》，别开蹊径，尚能成一家之言。”（《四库总目提要》卷三十）实际上，钟惺把选诗视为极其严肃的事业。他不止一次地说：“精于选者，作者之功臣也。”“删选之力，能使作者与读者之精神心目为之潜移而不知。”（《题鲁文恪诗选后》二则）“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又能使古诗之名与实俱殉之，吾岂敢易言选哉！”（《诗归序》）他在与谭友夏“精定《诗归》”时，“计三易稿，最后则惺手钞之。……至手钞时，灯烛笔墨之下，虽古人未免听命，鬼泣于幽，谭郎或不能以其私为古人请命也。此虽选古人书，实自著一书。言及此，惺真不妄作诗矣。”（《与蔡敬夫》）那么，这种“不能以其私为古人请命”的标准是什么呢？钟惺自认为是“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诗归序》）正是本着这种精神独往的美学观点，钟惺在许多地方对诗歌的解释做到了“以意逆志”，别有会心。一些真正的研究者也吸取了他的成果。比如被仇兆鳌称为对杜诗“最有发明”的《杜臆》，其作者说：“古来选诗者最多，其佳者前推《品汇》，后则《诗归》”（《管天笔记外编·文学》）“善读古人诗者，昔称须溪，今推竟陵”。作为一位倾四十年心力于杜诗的专门家，他提到《诗归》对杜诗的评论已近百次，可见《诗归》的巨大影响。
对钟谭《诗归》作过比较系统评论的古人以毛先舒、贺裳、贺贻孙为著。毛先舒在《诗辩坻》中专门有《竟陵诗解驳议》。虽然他说钟谭“惜乎驰骋小慧，河伯自欣然彼所见，如窦中窥日，明虽不多，景非假借。故《诗归》诠谛，亦有可算。”他列举了其“立说之善者”三十八条，“立说缪者”三十条。仅此比例就可以看出，《诗归》绝非窦中日影，而是大有益于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实际上，毛先舒对钟谭的赞赏多于批评，就是批评也不是全盘否定。在列举钟谭之“缪”时，他说：“避痴重可也，削腴不可也；避板可也，导流不可也；避套可也，废法不可也；冥搜可也，害气不可也；谢已批之华可也，竞雕锼之字不可也。皆当辨于毫末。偏者顾失之远，但欲洗去诗家故常语；然别径一开，康衢有不践者焉。故器不尚象，淫巧杂陈；声不合律，艳逸竞想。此钟谭持论，虽颇有可喜，不欲深道之。”这与其说是钟谭之“缪”，不如说是钟谭之善。原来毛先舒是认为钟谭持论“可喜”，只是在一片反对钟谭的舆论声中，他不便“深道之”而已。另一位说“诗至钟谭衰极矣”的沈德潜，阅此之后也不得不承认钟谭“持论极善”（《说诗啐语》）。
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全面肯定了钟谭对沈佺期、钱起、耿
、白居易、元稹、曹邺、李咸用、杜荀鹤等诗人诗作的评选（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赞同地引用过其中对耿、曹、杜等人的称赞）。在总述《诗归》时他说：“钟氏《诗归》失不掩得，得亦不掩失。得者如五丁开道，失者则钟鼓之享爰居。大率以深心而成僻见，误认浅陋为高深。”贺氏认为，钟惺的许多失误是由于选诗时“止看《诗记》，未尝再参他本故”。《诗归》“于寻常口耳之语，人人传诵，代代尸祝者，十或黜其六七……钟意先务人弃我取，安得不僻，僻则安得不错？”换言之，钟惺的失误在于：首先，他在寻求摆脱七子以来因袭俗套的文风时，未免走得太远了点，想得太深了点，以致有时陷入僻见。其次，在具体的评选中，参考校勘之功不足，以致出现了一些错误[⑤]。可见这是在肯定的前提下指出其缺点的。
贺贻孙《诗筏》说：“今人贬剥《诗归》，寻毛煅骨，不遗余力。以余平心而论之，诸家评诗，皆取声响；惟钟谭所选，特标性灵。其眼光所射，能使不学诗者诵之勃然固可已；又能令老作诗者诵之爽然自失。扫荡腐秽，其功自不可诬。但未免专任己见，强以木槵子换人眼睛，增长狂慧，流入空疏，是其疵病。然功过瑕瑜，自不相掩，何至时论之苛也。”可见贺贻孙是强调《诗归》“特标性灵”的功绩的。虽然钟谭有时会“舍章法而求字句”，但在许多场合，钟谭的评语“不可谓非别眼”，会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我们引用这些说法是为了证明钟惺的评选诗歌是着重性灵，注重阐发诗人独特的美感真情的。这就是钟惺所说的“幽情单绪”。它是一种远离世俗喧闹的真情，只有保持诗人纯真的“灵心”，在不断的“读书养气”的努力下，你才能拥有它，并使它不断地丰厚起来。用钟惺评论杜甫“意匠惨淡经营中”与“颠狂此技成光景”这两句诗的话说，这是“苦心作诗文人”所必须经历的境界。钟谭便以此为标准进行创作评论，他们识趣幽微的见解，开启了一代以至几代人的诗学兴趣，获得了许多富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者的肯定。如明末清初的傅山就称赞，“毕竟刘须溪、杨用修、钟伯敬们好些，他原慧”（《霜红龛全集》卷二十三）。稍后的王应奎则说钟谭《诗归》“以此洗涤尘俗，打除熟烂，实为对症之药”（《柳南随笔》）。清朝末年的邓保之在与王湘绮“纵谈诗法”时说“唐人能与古为新，学诗者不先从唐入则为明七子也。唐诗选又以《诗归》为善，先隔断尘俗。《诗归》为世所訾议，非吾辈不能用有效也。”（《湘绮楼说诗》卷二）
三
竟陵派雄踞文坛是从万历年开始的。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把“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号之竟陵体”说成是在钟惺擢第以后的事，这大致不错。而且，“数年之后，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于是钟谭体的诗歌便“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直至明亡而未已。朱彝尊也说，竟陵派风行是在“万历中”，特别是在“《诗归》出而一时纸贵”之后。实际上，竟陵派从万历末年到天启、崇祯都极为风行，而且直至清初顺、康之时。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后世论明诗，每以公安、竟陵与七子为鼎立骖靳；余浏览明清之交诗家，则竟陵与七子体两大争雄，公安无足比数。”钱先生列举了王铎、陈子龙等二十二家，还有“清初广采时人诗篇三大总集”《诗持》、《诗观》、《天下名家诗永》中序例评按为证。此外“其它熟知习见”，如吴伟业、王士祯、冯班等“均可征七子、钟谭两派中分诗坛，对垒树帜，当时作者如不归杨则归墨然。”钱先生所举诸家，有的宗唐，有的主宋；有的喜好钟谭，有的却厌恶钟谭，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出了一个事实：竟陵派是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有着巨大影响的流派。我们再举一些反对竟陵者的意见以作为证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之末造，太仓历下，余焰犹张；公安竟陵，新声屡变。文章衰弊，莫甚其时。”清初邵长衡在《明四家诗钞序》中说：“大抵羽翼四家（指前后七子的代表李何王李）者，病在雷同沿袭，而自得之趣鲜；击排四家者，病在尖新僻涩，而膏肓之锢深。故万历、启、祯六七十年间，天下无诗。非无诗也，其所谓诗者非也。诗亡而国运从之。呜乎，重矣哉！”实际上，不仅“启祯间诗家多惑于竟陵流派”（朱彝尊语），而且其“惑”直至顺康之世。杨际昌在《国朝诗话》中说：“顺治、康熙之际，正声甫奏，王李流弊亢而浮，钟谭流弊僻而细，犹有存者。”可见其影响的深长。
至于濡染竟陵，喜好竟陵，甚至就是竟陵派的人在当时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这里不仅有钟谭的后辈，而且有他们的同年、先辈，还有一些高官显宦，豪杰之士。比如很早成为竟陵派诗人的蔡复一就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比钟惺早了十五年。极力痛骂钟惺的王夫之就说：“竟陵狂率，亦不自料遽移风化。而肤俗易亲，歙然于天下。谑庵（王思任）视伯敬为前辈，天姿韶令，亦十倍于伯敬，且下徙而从之，余可知矣……谑庵、鸿宝（倪元璐），大节磊落，皆豪杰之士，视钟谭相去河汉，而皆不能自拔；则沈雨若（春泽）、张草臣（张泽）、朱云子（朱隗）、周伯孔（圣楷）之沿习竟陵门，持竟陵钵者，又不足论已。”其实王夫之自己就是持过“竟陵钵”的。1686年，68岁的王夫之在《述病枕忆得》中回忆说：“崇祯甲戌（1634），余年十六，始从里中知四声者问韵，遂学人口动……已而，受教于叔父牧石先生，知比耦结构。因拟问津北地、信阳，未就；而中改从竟陵时响。至乙酉（1645）乃念去古今而传己意。”船山的这位叔父，据说是“诗绍黄初、景龙，视竟陵蔑如也”。但是他也没能使青年王夫之逃脱“竟陵时响”，而且这一学就是十年以上。这样的例子确实还有不少，比如王铎，这位名列贰臣的高官，他自管说钟谭竟陵“此等诗决不富不贵，不寿不子。”（见谈迁《枣林杂俎》卷上）然而钱钟书先生就说他的五言古近体“亦染钟谭体”。再如李世熊，他自管痛骂钟谭“譬如平康面首……气韵妖冶，不似大家风范。”然而他的诗作却“镂错见长，澄滤不足”（朱彝尊语）；陈田也说他的诗“薰染时习”，也就是具有竟陵调。又如严守升，他论诗“不许竟陵，而所作乃与竟陵无殊”（《明诗纪事》）。这都说明，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竟陵派所具有的巨大影响，这是公安派所不能与之相比的。钱先生指出，“中郎之子已化于竟陵”，小修“亦不能谨守家法而坚公安壁垒矣”。中郎非常推崇的汤显祖、王稚登，他们的儿子汤季云、王留“酷嗜钟谭”，其诗作“赫然竟陵体也”。有的著作可能要为尊者或贤者讳，回避了作者所受到的竟陵影响。比如《四库提要》是这样介绍李流芳的《檀园集》的，“当天启、崇祯之时，竟陵之盛气方新，历下之余焰未绝，流芳容与其间，独守先正之典型，步步趋趋，词体雅洁，二百余年之中，期亦晚秀矣。”但是我们只要翻阅一下他的集子，就会发觉李流芳不仅长相酷似谭元春，而且一些诗作也明显地受到钟谭的影响，陈田就承认“其诗未免为楚咻所夺”。再如《总目》说：倪元璐“其诗文率不脱北地、弇州旧格”，仿佛倪的诗文是沿袭七子的。其实许多评论者（如王夫之、宋俊、陈田、钱钟书）都说他的诗文趋向竟陵。宋俊是其乡人，他在《柳亭诗话》中说：“明末诗文之弊，以雕琢小巧为长，筱骖飙犊之类，万口一尊。吾乡先正如倪文正鸿宝，王文节季重，皆名重一时，代言文范，有识者所共见矣。”更多的情况是《总目》采取了婉言的说法。比如说到申佳胤时道：“今观所作，与何李颇不相似。大抵直抒胸臆，如其为人。”读到这里，你会认为申的风格类似公安的浅直，但接下去却是“体格尚未成就，且未免浸淫明末纤仄之习”。所谓“明末纤仄之习”，即竟陵也。又如《总目》评梅鼎祚的《梅禹金集》时说：“鼎祚辑《八代诗乘》，又辑《古乐苑》，于诗家正变源流，不为不审，而作止此，则宥于风气委曲偕俗之过也。”这里的“风气”，就是竟陵诗风。总之，竟陵派风靡明末清初整个文坛。这就难怪一些记载当时情况的书中，碰到不是倾心钟谭竟陵的作者便要大呼“豪杰之士”，能够“蝉蜕秽浊”，“矫然拔俗”了。
钟惺与竟陵派的影响不仅涉及纯文学领域，而且深入整个文化领域。邹漪流《启祯野乘·钟学宪传》写道：“公书既行于世，诸评断小语皆流布海内。窃附者或委托以传，然莫能私焉。”当时，钟惺的诗文集及用他的名义编选评阅之书有如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席卷全国，甚至旁及海外。各地书贾也乘机大刻伪书。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当时，“坊肆所刊，冒名为他所阅定的书籍，竟多至不可计数。”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以钟惺名义编选评阅的书籍多达百种，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而其真者不足十一（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述）。像《周文归》、《秦汉文归》直至《国朝文归》以及《明诗归》、《名媛诗归》显然是受到《诗归》的影响而伪托的；而像《秦汉文怀》之类则是模仿《中怀》。这还可以属于当时的文学（或曰纯文学）领域，但还有两大类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许多署名钟惺编评的各种《通纪》、《编年》、《捷录》之类[⑥]。这些书“在清初传诵最广”（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因为那些忙于背经书八股的士人没有时间读《通鉴》，更不用说卷数浩繁的正史了。用作伪者的话来说，就是“言简而事赅”，可以满足一般考试的需要。有趣的是，尽管那些以文坛领袖自居的人在骂钟惺的诗文是“亡国之音”，但这些以史为鉴的署名钟惺编著的书却极为流行。王士祯《池北偶谈》记载说：“坊间又有《皇明通纪》亦托名钟惺，内载左都御史曹思诚为魏忠贤建祠事。曹近刊冤揭云：‘与惺素无仇怨，惺何不自惺’等语。不知惺殁于天启乙丑，而坊贾伪托之也。曹氏遍诉京师，与惺为难，可发一笑。此康熙二十年事，去惺之殁已五十七年矣。”从这个笑话中，我们看到，钟惺死后近六十年，冒名伪托之书仍极流行，可见其影响的深长。另一类是托名钟惺批评的戏剧与通俗小说[⑦]，它告诉我们，“伯敬先生”对俗文学的影响，丝毫不次于人们所熟悉的李贽与袁中郎。虽然我们至今没有发现钟惺真的评过小说或戏剧，但明末他的诗文集的编评者陆云龙却是小说的刊行、批评以及作者。陆的弟弟人龙则是新发现的《型世言》的作者。或许它可以说明，竟陵与公安两派，尽管在文学风格上相距较远，但在文学的解放上还是一致的。笔者曾经说过，钟惺的竟陵派是明代纯文学大树上最后的花朵，这是就“真的”钟惺的文学作品而言的。但是时代却强迫他扮演了他自己极不愿意充当的角色。当然，无所不在的“伯敬先生”是书贾借名人谋利的结果，但是，自以为主持风雅者与俗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对钟惺及竟陵派评价的差异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四
为什么有着如此巨大影响的文学流派会遭到今人的忽视呢？这同清人对明朝特别是晚明思想、学术的轻视有关，也同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做法有关。
在明清之际，贬斥钟谭及竟陵派影响最大的要数钱谦益、朱彝尊、顾炎武等人。他们或则与钟惺有个人恩怨，或则其艺术爱好、欣赏趣味大相径庭。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从文学艺术本身来评价钟惺及竟陵派的。钱谦益说钟惺是“五行志所谓诗妖者”（《列朝诗集小传》），是“以清深幽渺为致者，如鸣蚓窍，如入鼠穴，凄声鬼魄，此鬼趣也”（《徐司寇画溪诗集序》）。朱彝尊同样用神秘的谶纬学说与传统的儒家诗教理论来歪曲文艺的功能，并以此作为批评钟惺的武器。他说：“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漦鸡祸也，惟诗有然。万历中竟陵……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可以说，钱朱二人的批判是完全不顾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与规律的，而且也比较肤浅陈腐。相比之下顾炎武的批判较为深刻。他在《日知录》第十八卷，接连写了两段批评钟惺的文字，把钟惺与王守仁、李贽放到一起去批判。他所宣布钟惺的罪状是：“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哉？”还有“不孝贪污”。所以“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尽管他所宣布的罪状不免罗织之嫌[⑧]，但他认为，王、李、钟三人的作为“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故书其事于五经诸书之后。呜乎！‘四维不张，国乃灭之。’管子已先言之矣。”从这些满怀愤怒的谴责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经历了明清易代大变动的学者对亡国之源的思索。他把这归之于世道人心、纲常伦理的大变，归结于晚明思潮的反传统性，而钟惺不过被他视为晚明思潮的代表之一罢了。顾炎武的看法自然是唯心的，而且在这一点上还是保守传统的，本文不想就此进行分析。但不管我们对晚明思潮如何认识，顾炎武的看法从一个角度说明了钟惺与竟陵派何以风靡一时，“如摩登伽女之淫咒，闻者皆为所摄”（朱彝尊语）。
钱先生指出，“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之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见闻者”。所以能对钟惺及竟陵派有确切了解的人很少。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钟惺的诗文集在乾隆时已成禁书。就是《四库总目提要》对钟惺的批评也只能见于他书的提要。施山是一位博学多识者，他在《姜露庵杂记》中说：“予家藏钟伯敬集，为姚云坡携去，毁于兵燹。初以钟谭夙负盛名，当非难得之物。数年来楚中搜访，竟不可得。庚午在天门，即明之竟陵也。遍索之，仅得谭友夏自选《岳归堂集》钞本。已而，江决钟祥，城不没者三板。近体一册又已失去。今所在者，惟古体一本。晨星硕果，惧其复失，爰择其不甚晦涩者，别录数章，与朋辈共尝异味焉。”以施山的博学，又是在钟谭的故乡，钟惺之集还是不可求索。与之相同的还有他的同乡李慈铭，也是仅见谭集而未见钟集。晚清另一位博学的叶德辉，他倒是见过钟集，但他反而生疑道：“《明史·艺文志》载钟惺《隐秀堂集》八卷，《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不独此书未著录，即十卷本（？）亦不载，当时传本罕见欤？”其实四库馆臣是见过此书的。查《四库各省采进书目》，在《江苏巡抚续购书目》中有《钟太史集》四本，即《隐秀轩集》。再查《清代禁毁书目》与《禁书总目》，我们看到如下的记载：《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云：“查《隐秀轩集》系明钟惺撰，惺诗文纤佻诡僻，破坏风气，本无足取，词句内亦有悖犯处，应请销毁。”另一则云：“《钟伯敬全集》系钟惺撰。惺有《隐秀轩集》，已经销毁。此本内亦有违碍词句，应请一并销毁。”军机处对钟惺的诗文从政治到艺术一概抹杀，实在干脆（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违碍”、“悖犯”，是指钟惺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辽事”，攻击“建虏”）。清政府的文化专制政策对钟惺著作的扼杀从反面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钟惺决不是如同一些文学史家所说的那样，“对现实淡漠”，以“孤僻的情怀”专门写作“苍白空虚”的作品的文人。
在经受了许多年许多人的冷落忽视之后，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家在追述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驱时，有人想到了公安竟陵，因为他们主张性灵，与新文学运动的看法相似。稍后，在随笔、小品的一度热潮中，钟谭之集也有了铅印本。但是，大时代的风云与战火粉碎了小摆设的清梦，钟惺与竟陵又归入沉寂。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家许多在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下未能深详分析钟惺与竟陵派独特的诗学理论及审美情趣。但在刘大杰、郭绍虞等先生的著作中，仍然可以见到较为公允的评价。拨乱反正以后，有关的研究逐渐增加，钟谭的故乡天门市也成立了竟陵派文学研究会。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传统的力量实在强大，对钟惺及竟陵派的忽视依然存在。但愿本文能抛砖引玉，使人们对钟惺及竟陵派的认识更为深化，也更符合历史事实。
注释：
① 参见笔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钟惺条辨正》，见《烟台大学学报》1988年2期。
② 《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元明清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中国诗歌宝库·元明诗选》上海书店1993年8月。
③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友夏以‘简远’名堂，伯敬以‘隐秀’名轩，宜易地以处，换名相呼。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伯敬有才，五律可为浪仙之寒”。
④ 如王士祯说：“藐姑（钟惺的同年张慎言）精禅理，尝云《首愣》一经，密因了义，性相二宗，居然略备。安得如昔者友钟伯敬之笔，精以《首楞》为经，以《杂华》、《维摩》、《金刚》、《般若》等为纬，会性相，融经论，妙宗教，破名相，尽斩葛藤，使学人冰消雾释也。”（《居易录》）纳兰性德说：“《愣严》……钱牧斋研究之工远过钟伯敬。钟于《愣严》知有根性，钱竟不如也。升天牧斋必在伯敬前，成佛当在伯敬后。”（《渌水亭杂识》）李中黄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钟竟陵《史怀》是也。”（《逸楼四论·论文》）
⑤ 钟惺在《诗归》中录诗有误是屡遭攻击的，但他决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肆无忌惮，恣意篡改；而是其底本有误所致。对钟谭并无好感的四库馆臣就已指出，《黄瓜台词》诗，《唐诗品汇》已作“摘绝”，并非如顾炎武所说是钟谭“肆臆”、“无忌惮”的乱改。《诗纪匡谬》的提要又指出，“李攀龙《诗删》，钟惺谭元春《诗归》所载古诗，辗转沿讹，而其源总出于冯惟讷之《古诗纪》”。这与贺裳的看法相同。顺便说一下，贺裳在指出《诗归》的误字时，有时恰恰是他自己所据的《诗归》刊本有误，而较好的本子则没有错误。这一点，黄白山在评语中已经指出了。
⑥ 如《通纪会纂》四卷（崇祯本）、《通纪会纂》十卷（顺治本）、《明纪编年》十二卷（清初本）、《新刊明朝通纪会纂》七卷（清初本）、《重刊通纪集略》五卷（清初本）、《皇明通纪直解》十六卷（崇祯本）、《通纪纂》二十卷（约天启本）、《资治通鉴正史大全》七十四卷（约崇祯本）、《捷录大成》四卷（约崇祯本）、《历朝捷录大成》五卷（约崇祯本）、《历朝捷录增定全编大成》四卷（约崇祯本）、《捷录法原旁注》十卷（清初本）等等。
⑦ 如《玉簪记》、《绾春园传奇》、《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开辟衍释通俗志传》、《封神演义》、《剑啸阁批评西汉演义传》、《剑啸阁批评东汉演义传》、《大隋志传》、《薛家将平西演义传》、《水浒传》等等。
⑧ 顾氏对钟惺“不考古而肆臆之说”的批评并不符合事实，这已见于注五。至于说“不孝”，是指钟惺“丁父忧去职，尚挟姬妾游武夷”。游武夷之事不虚，有钟惺的《游武夷山记》为证。不过这似非“冶游”，亦不至称为“不孝”。“贪污”则是说钟惺收受考生贿赂。此事见于福建巡抚南居易的奏疏，顾氏又言“余闻闽人言”，似有人证。但此亦非定案。在当时的官场中，奏疏完全可以添枝加叶甚至无中生有；道路传闻更可以捕风捉影。此事亦有相反的记载，钟惺在福建的学生韩锡就有为他老师辨诬的书信，写的真是声泪俱下（见《韩子》）。据笔者考辨，钟惺在福建任上，请托自所难免，而“化子衿为钱树”，则未免过甚其词了。如本文所说，顾氏此言实在是有所为之言。故有时不免为了其所为而忘却考辨。比如他说，钟惺“沉废于家”之后，“乃选历代之诗，名曰《诗归》”。其实此事发生于钟惺“沉废于家”之前十年。以顾氏之学力及时代，考辨此事可谓易易；只是满腔的愤懑使他无暇去考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