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管理思想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子论文,管理思想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B224）
春秋战国时期，正值新旧社会形态交替之时，随着周王室天下共主的统治格局被打破，以周礼为代表的维系社会秩序的一整套礼仪典章制度也遭重创。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社会处于秩序混乱、道德失范的状态。如何重新整合社会秩序，重建伦理道德规范，就成为当时思想家们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诸子百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论述各自的治国之道和理想的管理模式。其中，墨子系统地提出了以“兼爱”为核心的思想主张，在先秦各学派中可谓独树一帜。墨子基于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状况与政治形势的考察，以及对建立国家行政机构以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形成了以兼爱、尚同、尚贤为主要构架的管理思想体系。兼爱、尚同、尚贤作为这一框架体系的三个构成要素，既存在主从关系，又相互制约。其中以兼爱为主导，尚同与尚贤相辅为用。兼爱学说蕴含着出以公心、不取私利的思想基础，因此尚贤是它的逻辑表现；兼爱又要求人我一体，爱利天下，尚同便成为实现兼爱的途径。然而，尚同主张带有强烈的专制主义倾向，这与兼爱中所体现的人民性的思想倾向是完全相悖的。尚贤是尚同的手段，尚同要以尚贤为前提，不实行尚贤，则无以达到尚同，但是以尚同为原则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及其运作，恰恰湮没了尚贤的用人思想。此外，这一体系还具有4大基本特征。本文拟就墨子互为制约的管理思想及其特征做一探讨。
一、兼爱——社会管理的思想核心
“兼爱”是墨子管理学说的核心，也是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墨子目睹制度交割时期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彼此仇视相互贼害等一系列丑恶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极大破坏，指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①]。因此，他力倡兼爱。所谓“兼”，是不分人我，彼此等同之意，一同天下之利害、好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②]可知兼爱就是爱人如己，爱无差等。与“兼”相对的是“别”，“别”是划分彼此人我，只顾自己的行径。由于自私、利己，才造成种种矛盾与等级差别，而这种矛盾与差别，就是社会罪恶的总根源，一切乖忤、欺诈、篡夺、战争都由此而起。要想消除“别”这一天下大害，墨子提出必“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③]，简言之，即兼以易别。只有用“兼爱”作为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指导原则，才能使国家大治，天下太平。一如他所描述的：“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④]
墨子还把“兼”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大加阐扬。他说：“兼即仁矣，义矣”[⑤]，“兼”是同仁、义一样的德行，因此他把具有“兼”德的人称为“兼士”，把具有“兼”德的君称为“兼君”，以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别士”、“别君”区分开。墨子所讲的“兼君”其实就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统治者。他们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与修养，本着“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从政治国，他们所推行的“兼政”给天下百姓带来了大利。他说，“兼”乃“圣王之道”，“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⑥]。以兼为正，将会使天下秩序和谐安定，万民衣食丰足，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这便是墨子理想的管理格局。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墨子讲兼爱，总是与利人相提并论，诸如“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也”以及“爱人利人”、“爱利天下”、“相爱相利”等等，其兼相爱也是以交相利为原则，可见其兼爱是与物质利益直接挂钩的。兼爱的实质就是利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⑦]。在墨子看来，利是相互的、对等的，你爱人利人，别人也会爱你利你，利人是前提，利你是回应，这对双方来说自然是互利互惠。墨子还以孝为例，对此作了具体论述。作为一个孝子，必须先爱别人的父母，别人才会爱自己的父母，爱别人的父母是使自己的父母得到爱护的前提。故只有爱无差等，才会获得对方同等的回报。这种以利为爱的归宿和目的的观点，若与儒家孔子的仁爱学说相比较，可以看出其功利主义的鲜明特色。
就其立论的基点而言，孔墨都主张爱人，以此为原则处理人际关系，从而达到整体的和谐。但两人在根本点上有别。
首先，孔子的仁爱，是植根于宗法血缘关系上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是有差等的爱。而且孔子讲仁爱，主要是从主体修养的角度要求人们尽义务，并借以完善自我人格，是不需对方回报的一种道德境界的自我升华。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就是更重视道德修养而淡泊物质欲求，以君子“谋道不谋食”相标榜，为了追求仁，必要时可以牺牲物质利益，甚至舍身以取义，杀身以成仁。墨子讲兼爱，是没有任何人我差别、远近亲疏差别的泛爱，是无差等的爱。其兼爱强调人们相互间的义务和互利，兼相爱是为了交相利，爱人与利人紧密相联，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兼爱的目标是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具体而言，通过提倡整个族类相亲相爱，相互给予实惠、利益，从而达到全天下安宁无事的目的。
其次，孔子和墨子都讲义，但对“义”的理解，二者却大相径庭。孔子的义同礼相联系，以礼为准则。在义利关系上，孔子从不反对求利，但对君子谋利提出原则界限，即求利要合乎义的标准。他一再强调“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等等，就是要用伦理规范去制约利。墨子一反孔子利以义为准的观点，主张义以利为准，利于人方为义，不利于人的行为就是不义。“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否则就“舍之”[⑧]，一切言论行动，都以是否有利为标准，甚至干脆把义等同于利，“义，利也”[⑨]，利成为义的内涵。墨子反对抽象的道德，反对儒家空谈仁义的作法，他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及其功利务实的作风出发，来重新审视义，改造了儒家的义，赋予其完全不同的内涵。如果说孔子是以伦理规范来制约利的话，那么，墨子则是用利去充实伦理规范的。他认为讲仁义必须与人们的物质利益相结合，给人以实惠，就是义，反之，就是不义。故统治者讲爱民，不能停留于口头，而应“示之以利”[⑩]，给百姓以实际利益。在墨子眼中，义有两个层面：对于一般人而言，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不侵占别人的劳动果实，就是义。人有危难，从物质和精神上进行帮助，就是义。这一层面上的义，蕴含有道义、侠义的意味。义的第二层面，也是他更为关注和强调的一面，是对统治者而言的。他说：“义者，善政也”，要他们实行义政，所谓“义政”，也就是“兼政”。实行义政的统治者就是贤君，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力政”，实行力政的统治者就是暴君。“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11)，故统治者要时刻想着“爱利万民”、“养其万民”，对待老百姓要像孝子为亲人着想一样，百姓贫穷则应设法使其富裕，人口稀少则尽力使其增长。墨子还提出：“功，利民也”(12)，把是否利民作为衡量统治者功绩的尺度。在这个层面上，利人与善政成为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义之所以得到提倡和拥护，是由于“义可以利人”(13)，古代明君圣主之所以能统治天下，也正是因为其爱民利民，“示之以利”的缘故。
墨子这种以利为内涵，义即是利的观点，体现出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功利主义不仅突显于兼爱学说中，也同时贯穿于全部思想体系中，成为其管理学说的机制特征。利既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又是目的；既是调节社会关系的准则，又是价值评判标准。利还是动力，人们以利人为目的，在互利中实现自利。实际上，这种功利主义特征带有明显的利他主义倾向，它与法家韩非的功利主义大异其趣，它不是以一己私利为人生追求，而是以同一族类的共同利益为重。（在这一点上倒是与儒家思想互为同调。）且不论义利相等的涵义早已规定了这一内容，即使仅从墨家成员身上也能看出这种利他而非利己的倾向。在现实生活中，墨子及其门徒皆按照“利人”的原则办事，他们穿粗布，着草鞋，奔走呼号，以谋国家百姓之利。连抨击他们无君无父的孟子对其“杀己以利天下”的奉献精神，都要发出由衷地赞叹：“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14)。可以说，墨家的显学地位之所以纵贯整个战国时期，与他们带有人民性的社会政治主张和功利性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分不开的。
二、尚同——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
墨子在《尚同》篇中提出了建立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设想。他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天下动乱是由于没有行政长官来实施管理，于是人们选择天下的贤良圣智可以当政的人立为天子，天子又依照尚贤原则，选择贤者置立为三公，如此类推，设立诸侯国君、政长等各级行政组织官员，国家及其行政机构与官吏体系便由此建立起来，实施管理职能。
但是，墨子清楚地认识到，这只是一种行政措施，并不足以保障天下太平、秩序井然。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动乱的现实状况便是明证。从历史上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然”(15)。可见，天下大乱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不统一，意见不一致。要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动乱，还得从思想上加强统制。人的行为往往受思想意识的支配，没有思想的统一，便不能有行动上的一致。这就要求把人们的是非标准统一起来，使人们的思想达成共识，故而墨子提出尚同的主张。“尚同”，即“一同天下之义”，“一同其国之义”(16)，使全社会服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和意志。这种服从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他要求做到“尚同而不下比”(17)，听从上面的意见而不迎合下面的意见，也就是“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18)总之，统治者的思想意志和是非标准就是法律，被统治者都要服从它，以此作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准则。
显然，墨子所谓“尚同”，其实就是“上同”。从言论行为到思想意识，一切都统一于上级，由最基层的里长开始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继而乡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乡之义，就这样层层上同到诸侯到天子直至天。天子是尚同在人世间的根本标准，人世之外，则是天，即天志。“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19)，而“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20)。天志虽然是代表小生产者的意志，但其作用形同虚设，层层上同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天子是事实上的最高政治权威。这种思想意识上的严密统制，其实施过程是与组织体系上的严格领导紧密联结的。从墨子所设计的行政组织层级看，包括天、天子、诸侯、三公、大夫、将军、乡长、里长、士、庶人这一等级序列，在每一层梯上的成员均不得随意行事，要依次由各自的上级来领导，这是贯彻最高意志的组织系统与组织原则，用这样的组织关系，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绝对领导与有效的逐级管理。所以，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制度化的行政组织体系与思想观念的统一价值标准的组合重构，便是“尚同”的完美体现。就这样，经过自下而上的思想统一和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两个双向同构过程，一个新的和谐稳定的统治秩序就得以确立了。故而墨子称“尚同”是为政之本。“尚同”作为墨子管理思想的支柱，实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集权与专制思想，体现出专制主义的组织特征。
尚同表现在组织上是层层隶属，实行自上而下的领导，思想上唯上是从，以上级之是非为是非，这种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无疑只会导向集权和专制。墨子主张的尚同固然是以尚贤、推行贤人政治为前提的，然而从墨子所推崇的富于理想色彩的圣明天子或兼君来化乱为治，拯救万民的内容来看，这一思想本身就反映出小生产者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和对统治者的依赖心理，在客观上会成为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的“胜利结果”也已证明甘愿将命运交给幻想中的明君圣主，依托王权庇护求得平安生活的这种盼救星靠长官的思想心理，往往成为专制主义存在的重要社会条件。更何况，尚贤落实到现实政治当中，已无多少实际意义。因为在以尚同为政治原则的社会里，在以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为是非标准的政治环境中，贤与不贤的标准只能由天子及各级统治者来厘定和把握。真正的贤者是绝不愿也不应唯长官意志是从，如此就难以符合统治者的政治要求，也就很少能进入统治机构。这实际上表明了尚贤与尚同是相互抵触的。以贤能为标准，就不可能达到尚同的要求；尚同的实现，势必导致尚贤的被湮没。因此说，墨子为其尚同理论所规定的前提条件，从理论上讲是必备的要素和保证，在现实中却往往落空。同样，这一带有专制主义组织特征的尚同，也根本不可能通向兼爱，进入大同平等的世界。
如前所述，墨子的尚同思想，是以兼爱为基础的。在小生产者心目中，既然兼相爱，就应人人患难相助，彼此关爱。其兼爱学说体现出等同人我、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和博爱精神，虽带有幻想成份，但它反映了人民渴望结束战乱、实现统一的心态和要求，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尚同的实现，恰恰是对兼爱的否定。从表面看来，尚同是实现兼爱，走向大同平等的途径。天下尚同，就可使天子“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21)，一旦真正形成以尚同为原则的政治体系，让天子统一天下思想，治国如治一家，使民如使一人，天下百姓任由统治者驱使，众人皆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没有了个人的人身自由、思想自由与价值评判标准，又哪里还有兼爱平等可言？分明与法家中央集权的思想相通。可以说，战国中后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所创立的集权主义理论，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墨子的尚同说。但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看，这一理论远不及法家绝对尊君的集权主义理论来得严密实用，层层上同在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差异，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从管理体制上看，尚同思想在组织管理上强调自上而下的领导，“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22)，绝对不许反其道行之，要求集权于最高层。这一理论落实到现实政治的层面上，只能是君主专制主义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倒是与春秋战国时期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思想潮流和历史趋势相一致，适应了封建君主把权力集中于国家的要求。因此说墨子的尚同理论开创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的先声，一点也不为过。以上是就墨子管理思想的特点而言，由此我们不也可以看出墨学衰败的历史必然吗？
三、尚贤——人事管理的根本标准
尚贤是墨子管理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他认为，尚贤是管理国家的根本，因此竭力主张尚贤，强调尚贤的重要性。他说，贤士是人群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不仅德行敦厚，能言善辩，而且精通治政之术，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辅佐。能否尚贤使能，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他针对当时诸侯各国皆欲国富民众政治而实际上仍难免国贫民寡政乱的现实，指出正是由于他们“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故也”。(23)
墨子人事管理中最值得称道、最具光彩的思想就是他提出的要打破尊卑贵贱的等级界限，反对世卿世禄和任人唯亲的主张。他说：“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24)，又说，古代圣王为政时，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能力，就举而用之，如厨子伊尹为汤所举荐，劳工付说为武丁所举荐。由于真正做到了贤者上，不肖者下，所以才有圣王之治。总之，举贤是不分门第出身，不论富贵贫贱的。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25)。墨子这种能力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对古代“亲亲有术”的宗法制度的否定，是小生产者希望参与政权、改变自身政治经济地位要求的反映。
与墨子重视实利的态度相一致，在人事管理上，他主张要给贤者提供优厚的条件，对贤者，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26)；“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27)。显然，这条件既包括一定的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激励。就是说，既要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又要赋予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同时还要授予其职权使其充分施展才能。如果不能在爵、禄、事三方面厚待贤者，那么，“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28)。高爵、重禄、职权被墨子称为“为治三本”，并不是为了赏赐贤者，而是使贤能可当政者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三种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一观点颇具寓意，恰好体现了当今管理中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高爵、重禄、任事的作用不仅在于使贤者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更可由此形成一种激励机制，“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是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29)。意即君王若能切实奖掖贤能，尊重贤才，将会形成民众争相进贤的社会风尚，出现人才辈出的可喜局面。
在墨子看来，尚贤是尚同的保证。统治者如真能做到以贤能为用人标准，形成自上而下的贤人政治，就能顺利地实现尚同，从而使国家富，人民众，刑政治。然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尚须人事上的制度保障，这就是职能相符。职能相符作为制度特征，无论在人才的选拔、识别还是任用、考核等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出来。尚贤是任其德，事能是使其才，由于贤者的德行、能力有高低、大小之别，必须根据各人的能力量才使用，因事任人。统治机构中各级官吏的配置皆应遵循这一制度。天子作为最高统治者自然应是天下的最大贤能者，天子以下各级管理者也都是按照贤能的标准选拔出来的，“选择其次”的步骤表明其贤能程度是一级不如一级，也就是说，是根据德行和能力的不同分别担任相应的职务。在选才、识才方面，墨子提出对贤者要通过各方面的考察，然后才能授予其适当的官职，量才录用。在使用方面，他主张要根据贤德的高低、能力的大小配以相应的职位，倘若不能量才而用，致使大才小用或小才大用，不仅是对人才的最大浪费，还会造成重大损失。如一个只能治理百人的贤者，却被派到担负领导千人的职位上，必然会失职，贻误大事，所以只有做到才责相称、职能相符，才会取得最佳管理效果。职能是否相称更是考核的重要内容，墨子特别强调要注意任职后的效果，务必使“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便进一步落实赏罚制度，“以劳殿资，量功而分禄”(30)。如果为官不称职，应立即废除，做到能举能废，能上能下。正是墨子所确立的职能相符的制度，保证了尚同政治原则的贯彻落实，使得这一政治原则与尚贤的组织原则顺利沟通，相辅为用，从而完成国家管理体制的建构。同时，职能相符的观点，在更深层次上道出了身居下位的士子要求享有平等参政机会的急切心声。
以上就墨子管理思想体系中的三个构成要素及其互为制约的关系作了一些分析，并揭示了其中三个基本特征以及墨学的内在矛盾，然而无论其主张是相辅为用亦或相互悖离甚至相互否弃，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为了实现利国利民的根本目标。我们在前面曾讲到墨子的功利主义思想更多是带有利他性。这种“利他”确切地说就是利国利民。利国利民是墨子管理思想的第4个基本特征——目标特征。
不仅兼爱、尚同、尚贤是以利国利民为根本目标，墨子的其他主张，如非攻、非乐、节用、强力、天志、明鬼等也都是以利国利民为旨归，都是围绕着“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31)这一主旨阐发的。还有，对社会弊端的揭露也是如此。例如墨子对当时“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32)等现象的谴责，并不是为了维护周王室的正统地位，而是出于这些现象给社会民生带来的严重破坏而发。对统治者种种不义之行的抨击，也不象有些思想家那样是立足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及其统治地位，而仍然是着眼于利国利民的根本目标。在《墨子》一书中，利更多是与天下、国家、百姓、万民等字眼紧紧相连，在他心目中，根本大利乃是天下之利、百姓之利。由此可见他确确实实是把利国利民做为其管理的根本目的。这使得他的管理目标比起儒家王天下和法家富国强兵的目标要纯粹、实在多。他完全是从下层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了消除民之三患，使其不受饥寒之苦，乱世之忧，使劳者得息，天下得治。
然而，墨子以兼爱为号召，以利天下，安定社会民生为旨归的管理学说，却在中途发生了极大的逆转，理论偏离了利国利民的根本目标，走向了专制主义，使其充满理想之光的学说带上了浓重的集权专制的味道，也使其本人在客观上由本是小生产者和下层平民的代言人转而成为替君主专制主义构造政治体系的奠基人，这种结局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如果说，功利主义的机制特征体现出墨子关注民生的态度和功利务实的作风，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基本风貌，那么，专制主义的组织特征当属墨子不自觉所为及其学说矛盾的必然再现。职能相符的制度特征应当说是尚贤标准的内在规定，传达出讲求实际，推崇平等的思想意识。至于利国利民的目标特征则显示了墨子人格的高尚和理想的高远，令人油然生出对他由衷地敬仰。
注释：
[①][②][③][⑦](31) 《墨子·兼爱中》。
[④] 《墨子·兼爱上》。
[⑤][⑥](32) 《墨子·兼爱下》。
[⑧] 《墨子·贵义》。
[⑨] 《墨子·经上》。
[⑩](12) 《墨子·节用中》。
(11) 《墨子·天志中》。
(13) 《墨子·耕柱》。
(14) 《孟子·尽心上》。
(15)(17)(18)(19) 《墨子·尚同上》。
(16)(20)(21) 《墨子·尚同下》。
(22) 《墨子·天志上》。
(23)(25)(26)(30) 《墨子·尚贤上》。
(24)(27)(28)(29) 《墨子·尚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