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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资产业带动效应的形成机理
外资产业带动效应的形成机理是交织在技术转让性和示范效应（诱发当地竞争）这两个主体变量中的，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增量与存量调整等途径发挥作用。
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决定性因素，外资的技术转让性是其产业带动效应的核心，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特定区域内的要素重组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国外学者对此曾多有论证（Teece，1997；Caves，1982；Helleiner，1989），其主观点基本反映在联合国《1992 年世界投资报告》的如下论述中：外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是，它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提高要素生产率，改变产品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促进国外分支机构进行研究与开发，引起组织创新，提高管理水平；间接作用则要通过与当地研究与开发机构合作、向当地后向与前向合作者转移技术、外国机构的出现对竞争和当地生产率的影响及受训人员总数等表现出来。这一概括为我们大体缕出了一条外资→技术溢出→产业升级的链条，但笔者认为，要深入评价外资技术转让性，还须区别其固有的两个层次，即：（1）外资企业内部的技术扩散和（2）通过前向与后向关联形成的技术外溢；同时还要分析技术转让的内容和特性，这样才能清晰地揭示其产业带动效应形成的内在逻辑。
外资的技术溢出首先发生在其东道国附属公司内部，并与外商的参股比例有关。在外商独资的情况下，直接的技术转让利益会被外商充分内部化，除了因雇员脱离公司而形成可能的技术扩散外（它实际上可被视为第三层次的技术溢出），其外在的技术转让性主要表现在第二层次上。而对合资来说，虽然同样存在跨国公司技术内部化的问题，但较大的技术转让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还须具体技术具体分析。技术是以生产与加工、组织能力、硬件、媒介和软件技术的结合为基础的，一般说来，从外商那里获得硬件技术困难得多，合作方可以获得新产品和新设备，以及与各种商务职能有关的操作性技术，但可能难以获得技术决窍和其他战略性营销与计划信息，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鉴此，合作者需提高谈判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并努力增强对技术尤其是生产和组织软件的鉴赏能力。此外，理论和实证分析还表明，外资的较高股权参与更有利于技术转让和生产率的提高（Aiken和 Harrison，1994），国内有些案例已说明，在外方控股的情况下，会有更先进的技术投入，且易于减少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季崇威，1996）。
在第二层次即经由后向与前向关联而形成的技术溢出或产业带动效应方面，有着更大的潜力和更深远的意义，蕴涵着国产化和示范效应这两大主题。国内企业通过以分包零部件和提供服务的方式（即后向关联）而与外资形成一种长期性交易关系，不仅会带动中间产品生产，提高国产化率，而且更重要地是：（1 ）作为供应商的国内企业可以以较低代价获得外商较全面的技术支持，这对于提高国内企业产品质量和生产工艺、促进新产品开发意义重大；（2）随国产化率的提高， 大批企业顺利纳入跨国公司国际分工体系，从而使其生产经营方向能够同大公司引导的产业结构变动保持高度的相关性。而且，双方的垂直分工格局还会避免过度竞争，焕发以采用传统技术和适宜技术为主的国内企业的活力，利于培育其国际竞争力。再有，外资还可以通过当地销售活动产生有向关联的技术扩散效果，诸如当地企业通过使用外商的高质量产品而促进了自身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的提高，经由售后服务和培训而产生技术扩散，以及外商独特的营销技巧的刺激与示范效果等。这一切都会最终使外资与国内企业的技术转让得以最完整、最彻底地完成，从而通过技术这一核心要素推动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有序发展。鉴此，很多国家都对主要外资项目有国产化率的要求。
此外，外资产业带动还可通过如下间接效应表现出来：（1 ）带动和刺激国内相关产业投资的增长，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第一、二、三层次（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旅游餐饮和咨询等商务服务）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2 ）对与外资不存在前向和后向关联的企业的示范效应，国内企业对外商生产和管理技术的感应、模仿、吸收和创新，会在不同起点、不同层面上对原有生产和产品结构产生冲击与推动作用，并逐步通过各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的相互传导推动产业升级；（3）在外资集中的区域，因收入提高和消费示范效应， 可在一定程度上引起需求结构的变化，这种需求拉动效应显然会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4）通过外商竞争技巧的示范作用和适度竞争的压力， 可刺激和带动国内企业改变经营现状，从而可以提高相关产业素质。
在分析外资产业带动效应时还须考虑产业结构调整的途径。首先，从增量调整途径看，外资的资本形成效果会明显改变当地当前和以后的投资结构，通过新的先进生产函数的导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形成的物质基础，实现对其他部门增长有广泛影响的主导部门的更迭，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国内企业会因竞争乏力而失去生存空间，从而在短期内引起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但从长期看，随国内产业技术升级的实现，外资的垄断优势会逐渐缩小直至消失，国内企业竞争力则会明显增强，从而构筑起新的开放的产业竞争格局。再有，从存量调整途径看，通过与外资的“嫁接”改造和购并，可以迅速盘活国内存量资产，实现原有资产的重组和改造，从而达到加速企业技术改造、产品更新和产业升级的积极效果。
二、外资产业带动效应的制约因素
外资产业带动效应的实现往往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要是：外资项目的产业关联性、跨国公司产业控制及其内部化策略、东道国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政府行为，以及国内企业或合作者的协作水平、吸收能力和经理人员对相关技术的鉴赏能力。
前面我们强调了同外商建立供应关系、提高国产化率的重要性，而其基本前提应是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的高低。一般说来，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越高（尤其是后向关联效果越明显），同国内企业建立供应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产业带动效应也就越明显。而另一方面，凡是产业关联系数高的项目，其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也高；同时，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因素决定，这些产业卷入国际分工、从事跨国经营的程度也较高。因此，大力引进此类高关联度项目，对一国加速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进程意义重大。当今世界中，以汽车、微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和航天工业等作为主导产业，其产业关联系数极高，分别高达10.1、11.5、9.0和8.5（房汉廷，1996），而且国际化程度也很高。在这些由跨国公司主宰的主导产业群中，一种企业层次上的复合一体化国际分工体系已经形成（联合国跨国公司项目，1993），它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和引导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变化。最大限度地纳入这一体系早已成为各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的基本经验，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汽车、微电子等关联效应强的产业为龙头而实现经济起飞的。因而，中国利用外资的一个基本战略导向，应该是积极引进高产业关联度的项目。
影响外资产业带动效应的另一关键因素是跨国公司的产业控制，对此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凡属对外投资都有培养竞争对手的效果，而且任何企业都有尽可能将其所有权资产的利益内部化的倾向，因而对关键性技术进行控制或对生产和组织软件的转让持保守态度，也就成为跨国公司的一种本能性策略。而当这种策略转换为一种无所不在的过程控制的时候，便会大大削弱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使东道国追求国产化的努力完全成为依赖跨国公司的技术规程和路径的一种复制过程，进而形成所谓的“依赖性工业化”（Jenkins，1997 ）。一旦因技术依赖而形成复制型生产结构，便不能充分分享跨国公司的规模经济利益，使东道国的国产化蒙受成本惩罚、技术惩罚和规模惩罚（秦海，1997）。这些似乎过于严重的估计，确需人们认真对待。为此，东道国在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同时，必须努力提高谈判能力，力争获取更多的软件技术和战略信息，并大力强化研究与开发。
外资产业带动效应的有效发挥还有赖于政府正确的政策选择和恰当的管理。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存在许多妨碍产业带动的现象，诸如：信息的不对称会妨碍外资寻找适宜的合作伙伴和选择恰当的投资方向，较低的竞争压力使外资的技术转让陈旧而缓慢，外资的过度垄断及其造成的产业侵蚀，不公平竞争（如侵犯知识产权）对跨国经营的损害等，这些都需要政府的管理和政策引导。从促进外资产业带动效应角度，政府需要：（1 ）提供具体的产业政策和相关的各种辅助性政策（如对优先发展产业等实施财政、税收和金融优惠），使得在产业组织方面，刺激本国市场中外资间的竞争，实现规模经营；在产业技术方面，刺激外资采用关键性或高新技术，鼓励其在当地的研究与开发活动。（2 ）完善竞争规则，加大对各种不公平竞争行为的管理力度。（3 ）通过行业协会对企业实行间接调控，从而打破条块分割，扩展外资前向与后向关联的空间。（4）按规模经济要求，调整中小企业政策， 通过完善行业规则、推行国际标准，以及实施各种奖限政策，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同跨国公司建立稳固的供应关系，全面提升本地企业的专业化协作水平。
然而，无论如何，国内企业自身的能力，尤其是讨价还价能力、技术吸收能力和对外资生产及组织技术的鉴赏能力，才是最终决定利用外资的技术转让性和产业带动效应的因素。实际上，很多软件和中介技术是隐含在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之中的，它们需要为精明的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去识别、发现。但遗憾地是，实证研究表明，在与外商的合作中，因本地企业“不识货”或对外商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不以为然，而丧失宝贵的吸收与学习机会的现象并不少见（Ping Lan
和
StephenYoung ，1996）。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仅是由于技术水平低、管理和技术人员素质差，而是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诸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技术、轻组织技术的陈旧观念，受政绩动机驱使的重引资数量轻引资质量的倾向，因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不健全而缺乏竞争压力，以及缺乏完善的研究与开发机制和有效的培训制度等，这些会从根本上阻碍技术吸收，使外资的产业带动效应大打折扣。可见，围绕增强外资产业带动效应的一切努力，都应以国内竞争机制和企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为前提。
三、在华外资产业带动效应的初步分析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在华外资产业带动的实际效果进行量度。从衡量的技术和数据要求上，这一工作将是十分复杂的，它必须是多层次、多角度和多标准的。考虑到有些因素（如示范效果）的不可量度性、行业技术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外资进入和发挥作用的区域性，以及获取具体数据的困难，这里只能从宏观上做最粗略的评价，同时辅之以分行业的个案资料分析。
1.外资产业分布及其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外资的行业分布》的有关资料统计，从1979～1996年的18年间，在三次产业中，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投向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58.19%和40.3%， 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第二、三产业分别占45%和30%）。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的产业影响主要产生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目前，在部分工业行业中外资已占有重要地位，按销售收入计算，外商投资企业占全行业比重高达50%以上的行业有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等4个行业，占30%至50 %的有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等4个行业，占20 %以上的有木材加工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7个行业。而且，90年代以来， 制造业内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化工、汽车、电子及通讯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和医药等）的增长呈明显的正相关状态。外商服务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公用服务业和商业、饮食等服务业，投资于金融、保险、贸易、信息和咨询等行业的比例则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这些行业一般被认为是具有“生产服务业”性质的行业，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培育要素市场十分重要。当然，必须看到，外资的这一行业分布特点与我国的资源禀赋、行业比较优势、投资环境和外商的战略选择等密切相关，更受到我国外资政策的影响。但总体说来，从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变的一般规律出发，外商在我国第二、三产业较高比重的投资，扩大了产业规模，优化了行业和产品结构，对提高我国产业的整体素质意义重大。
2.外资的技术水平和扩散效应。如前所述，从理论上讲，出于保护其战略资源的考虑，外商不可避免地要对先进技术输出持保守态度；但从另一角度看，基于我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不高、与外商的技术差距较明显的现实，即使非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输入，仍对我国的产业发展意义重大，况且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迅速提高，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重要战略资源流入我国。下述实证资料初步证明了这一点：根据Ping lan 和 Stephen Young（1996 ）对大连合资企业中方经理人员的问卷调查统计，有26%的人认为获得了高级技术转让（可缩短10年以上的技术差距），有48%的人认为获得了中级技术转让（可缩短10年以下的技术差距），另有26%的人认为无实质性技术转让（未缩短技术差距）。再从个案资源看，据测算，外商在汽车业的投资使我国汽车产品技术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缩短了10年；外资对电子企业技术进步作用明显，在进口设备、自动生产线和计算机拥有量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分别为国内企业的5.87倍、1.42倍和1.95倍；机械工业通过利用外资使一大批企业的技术水平从70年代一下跨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化工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以高新技术为主的项目明显增多，已有一批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嫁接外资，极大地促进了医药行业的技术进步，加快了推行GMP规范或ISO9000标准的步伐（王洛林，1997）。可以说，外资带来行业技术进步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据此，参照上述问卷调查结果，一个较为客观的估计是：近年来在华外资的总体技术水平是较高的或基本令人满意的。但与此同时，也确实存在着不少技术水平低、技术转让效果差的外资项目，它们更多地以设备及产品购买者的面目出现，市场挤占和产业替代效应明显大于其技术转让效应，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多数分析表明，这既与港台成分过高有关，也与宏观监管不力、各地区盲目争项目密不可分。即使如此，也不应过分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外资的技术进步效应是首位的，需要给予充分肯定。
目前，一些研究成果已论及此类问题，有些研究者甚至告诫人们不应高估外商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因为即使是汽车、家电、电子及通讯、电力等行业的外资，其技术也只是中等的，或只有生产技术（大部分是二流的），没有研究开发、设计技术和动态技术，连国产化都受到外资的控制与不积极配合，因此外资“没有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利用外资来获得技术和提高由技术决定的竞争力没有实现”（陈炳才，1998）。对于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判断，笔者持谨慎评价的观点。理由是：首先，至少在目前尚无一项就外资项目技术先进程度所进行的全面、规范的权威性实证研究成果，多数是基于个案资料所做的判断，因而主观色彩过重。其次，技术转让本身是由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决定的，不能企望在整体产业素质和专业化协作水平较低的环境下，外商会有一流技术投入；即使是二流技术，其对我国的产业带动效应也是不能低估的。再次，如前所述，技术要素的多重性和整体性决定了吸收技术必然是一个我方积极合作、主动争取的复杂过程，硬件技术重要，软件技术更重要；而且，必须切记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外商的技术扩散效果是通过中方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实现的；外商的技术示范效应尤其不容忽视，也就是说，即使与外资不存在股权与合作关系的企业也同样会从外资那里获取外溢技术和新概念。因而，仅凭外资项目中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数目及其在国际上的先进性来判断外资的技术进步作用，恐怕是有失偏颇的。不过，对外资技术转移效果的低调评价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应当进一步提高对外资技术的鉴赏能力，努力创造技术扩散的产业条件和竞争环境，加强对外资项目政策引导。
此外，经由人力资源流动所形成的技术扩散效应在目前尚未显示出其应有的重要性，其主要原因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流动的流向失衡（王振中，1995）。虽然90年代以来“三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流动日益活跃，但90%以上的人员是在“三资”企业之间流动的，极少回流到国有企业。这批在我国拥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人员，在跳槽时所选择的换一家“三资”企业的做法，显然主要是源于国有企业在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差距，有其合理性，但却意味着经由人力资源流动所带来的技术转让效应没有发挥出预想的功能。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措施应是重塑国有企业的用人机制。
3.外资的后向关联效应即国产化程度。这是外资产业带动的最关键环节，也是其最可量度的方面，但需权威部门进行庞大的综合性调查工作。这里，只能运用个别的行业和区域资料做最广泛的评价。先以汽车为例，我国利用外资，已建立起了5 个合资轿车生产基地：一汽奥迪和高尔夫、二汽雪铁龙、上海桑塔纳、北京切诺基和广州标志，近年来它们的国产化率明显提高，其产业关联效应越来越大。北京吉普有150 多个工厂直接为其配套，上海大众有170多个协作厂， 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率1994年就已达到85.82%。在化学工业方面， 依靠明确的产业政策，合理引导外资投向，外资的整体关联效应也在增强，德国BASF公司与上海染化公司同时签订3个合同（包括有机颜料、染料及纺织、 皮革助剂），形成了产品系列生产，并与国内纺织印染工业相关联，促进了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电子工业的外资进入同样收到了明显的产业关联效应，彩电及其关键部件彩色显像管的国产化就是例证之一。这些实例可以大体说明，在华外资（尤其是支柱产业的外资）的后向关联效应是明显的。
然而，必须看到，产业关联、国产化是一个受技术、资金、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制约的极其复杂的过程，客观上需要外资与国内企业的一个较长的磨合期。对浦东新区“三资”企业国产化率的有关调查表明（夏晓辉等，1997）：在被调查的35家“三资”企业中，虽然都有国产化的安排和具体的时间表， 但国产化的整体水平尚不高， 国产化率达到50%以上的只有5家， 其中包括：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52%）、上海信宜药业有限公司（76%）、上海吉利有限公司（70%）、上海福华玻璃有限公司（67%）和上海国际数字电话设备公司（70%）。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经营时间尚短的客观因素，但主要是由于国内供应商的生产技术水平尚达不到外商的要求，即专业化协作水平较低，同时与政府部门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必要的支持不无关系。对此，我们应该从战略的高度，通过产业界与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在使外商通过同国内企业的协作获取明显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利益的前提下，积极培育与外资相关产业的发展，加速国产化进程，充分发挥外资的产业带动效应，强化中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