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责任论文,社会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D.J 投资公司总裁大卫·施沃伦博士，迈克·雷，约翰·勒内舍，杰·康杰，马修·福克斯和马丽·斯考特等。其中不少是企业家。这与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企业伦理学”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学者教授有所不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倡导者不满传统资本主义企业不顾一切地追逐利润的短视做法，试图使企业的决策与雇员及他们的家庭、客户、环境和雇主的健康发展保持和谐。“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以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信条，强调“设身处地替他人想一想”的理念，推崇双赢原则。
竞争不如合作更有效
传统上，人们一直将企业的赢利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对立起来，似乎企业的赢利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之间有一道万里长城、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之间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以美国学者大卫·施沃伦为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倡导者则试图从有机整体概念出发用一种“双赢”思想，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主张兼顾企业、员工、社会共同体和环境的利益。他们认为，近些年大量的企业实践表明，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盈利有一种积极的肯定性的影响。此外，“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实践在提高企业形象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吸引优秀员工和回头客的能力。
即使从一种纯粹实用的立场看，“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实践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也是很大的。其中包括：减少运作成本，提高企业声望；提高销售额和客户的回头率；提高生产力；更容易招募到优秀员工和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减少常规性的错误；增加企业的盈利。这些好处导致企业更盈利，与企业有关的人员的生活质量更高。施沃伦据此得出结论：赚钱必须与整体的价值结合起来，道德整体、差异及可持续增长，将成为一个新的“框架”。
施沃伦这里所说的新“框架”，其实就是一种新的范式或新模式，施沃伦称之为“自觉资本主义”。
与旧模式相比，新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挑战了广为人们所接受的“资本主义必然等于竞争”的教条，揭示了竞争的局限性，彰显了合作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商业与竞争在实质上一直被看作同一的。市场经济被等同于竞争，竞争被推向了神坛，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然而对竞争的迷信却是危险的。“自觉资本主义”旨在帮助我们戳穿关于“竞争”的神话，它告诉人们，竞争仅仅是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在许多情形下，竞争既不是最富有建设性的，也不是最令人满意的。美国国家心理学奖的获得者阿尔费·科恩说，竞争通常堵塞成功之路。他征引了许多理由以论证他的表面看来似乎激进的观点：首先，竞争导致焦虑；第二，竞争不如合作更有效率；第三，竞争将眼下的注意力转向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目标；最后，竞争可以毒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一开始令人激动的工作，由于竞争压力所带来的紧张和焦虑而变得不再具有吸引力。
与竞争相对的另一个明显的抉择是合作。“合作者生存”，这是新模式所推崇的。所谓合作，就是有关各方怀抱共同的目标一起工作。在合作的条件下，竞争的角色完全被降低到第二位。
施沃伦在“合作”与“共同创造”之间作了一个划分。按照他的分析，在合作中，合作双方的界线较为僵硬，在共同创造中，它们之间的界限则是开放的，容许一种融合的或通力合作的效果发生。施沃伦也强调，尽管一个组织以共同创造的方式建立，但合作和竞争依然存在。共同创造可以唤起大规模的革新和热情，但它的确要求参与者的妥协与投降。它也要求对结果的格外的关心。最后，参与者需要承认，每个人都需要来自他人的帮助。因此，在施沃伦看来，“竞争、合作和创造这三种互动模式的结合无疑是最理想的。”他所倡导的“自觉资本主义”无疑是这样一种结合的产物。
新模式的第二点重要内容，是对人的因素的强调取代了先前对金钱和物质方面的强调。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意识到，在我们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一个企业的事业的成功离不开创造性的、训练有素的、富有激情的和具有献身精神的雇员的积极合作与贡献。”
从一种整体思维出发，施沃伦强调：“如果组织的各个部分没受到平等对待的话，或者如果周围环境受到虐待或恶化的话，人的精神之花不可能开得繁茂。”新模式将每个企业都看做一个全息的有机体，鼓励人们重新考察谁是企业的真正的领导者，在各个方面赋予员工更大的权力和义务，常常能提高整个组织的驱动力、创造力和生产力。
钱应当用于“社会责任投资”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实践。今天，在当代西方，尽管传统资本主义以竞争为特征，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实践依然很强势，但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开始接受这样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实践。此外，来自社会的压力包括舆论压力和各种法规，也从另一面促成了这一运动的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在各种组织的监督和推动之外，普通股民和投资者也走向了前台，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或促使资本主义走向自觉的过程中，他们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她）们通过把钱放在投资于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的共同基金来鼓励公司做正确的事，这被称作“社会责任投资”。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许多原则不仅与中国传统美德而且与我们当代需要的道德伦理的内涵很接近，其中不乏可资我们借鉴的东西。例如它对“所有人的福祉”和“社会责任”的强调，对员工利益的强调，对女性地位的尊重，对物质至上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生活内在质量特别是精神文明的强调，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所提供的整体、合作、共同创造、同情、关心、分享、仁爱、正直、尊重他人、忠诚、有抱负、个人的创造性、对集体和国家的责任感等品质，都是我们今天重建道德伦理所需要的。这样的榜样企业家“对于做好事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以及“对地球的圣洁的坚定不移的尊重，对高尚道德和伦理标准的严格恪守”，无疑也是我们的企业家应当信守的。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对物质至上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抨击，对于遏制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切向钱看”的消极现象是一剂良药。在现代西方文化中，企业和经济的操纵杆是金钱。许多美国人认为，“物质性的东西对于我们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物和物的获得控制了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则主张消解金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把金钱带回它在人的生活中原有的位置……这个位置是第二位的”。
施沃伦以自己数十年的商海观察，特别是从人们对股市起伏跌宕的反应中发现，在人们所拥有的金钱的数量和他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对应关系。一旦人们意识到物质财富不足以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满足和宁静时，人们便开始把目光投向别处。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探索什么是他们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斯兰德的研究发现， 大约400万在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开始通过专注生活的质量而不是更多的占有而自愿过一种“简单而幸福的生活”。显然，他们不满意仅仅“活着”，而渴望“真正的生活”。这种对“真正的生活”的渴望不仅印证了精神生活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也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富裕的“吃奶油都已经吃到喉咙的”西方人“开始对古老东方的豁达、闲适、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充满仰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