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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供给方面考虑，就Cobb-Doglus生产函数而言，产出是固定资产、人力以及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固定资产的形成很显然要求有一定量的投资，同时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有一定的投资做保障。从中可见，没有投入，就不可能有产出，没有投资的增长，经济发展就不可能保持一定的增长。反之从需求方面考虑，投资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978—1994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为30%左右，是支撑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方面。
观察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投资增长的关联程度很高。1980—199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7.2%（当年价），这样的投资增长速度支撑着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2%（当年价）。同期相对于投资的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88，即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GDP增长0.88个百分点。90年代是中国经济、投资双高增长的时期，1990—1995年投资年均增长34.4%，GDP年均增长25.5%。这一时期GDP增长弹性系数是0.74，较之80年代下降了0.14个百分点，即在“九五”时期即期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若剔除价格因素，1980—1990年投资平均增长9.2%（以1990年价格计算，下同），同期GDP年均增长9.3%，GDP对投资的弹性系数为1.01；1990—1995年投资年均增长18.3%，同期GDP年均增长11.8%；GDP对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64。表明投资增长对GDP增长在不同时期所作贡献有所不同，但投资增长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从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验证，即观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长与投资增长的曲线图，可以发现，在实物投资增长下降的年份，GDP增长幅度往往也同时下降，比如在1981年、1986年、1989年和1990年均是如此。当然投资的高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的高增长，投资增长的波动幅度往往大于经济波动的幅度，投资的高增长不仅影响当年经济增长，而且对下一年的经济增长也有很大的影响。
二、投资增长不是物价上涨的充分条件
近几年来，由于普遍认为投资规模的膨胀会造成需求过度增加、供求失衡而带来通货膨胀，故在国家宏观调控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是常使用的手段。但仔细分析一下，我们认为，投资增长不是物价上涨的充分条件。
首先从国外的经济发展历程看，高投资与物价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有的国家是高投资、高增长、高物价。有的国家是低投资、低增长、高物价，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一些前东欧国家，这些年来他们的经济增长甚至是负的，但物价却成倍上涨。而有的国家却表现为高投资、高增长、低物价，亚洲“四小龙”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岛国新加坡，独立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而物价水平却一直保持较低水平，从1961—1994年的33年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35%，而消费物价指数年均只上涨了3.2%。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9%，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万美元，居世界第9位。可见，投资高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物价的大幅上涨。
再从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看，投资需求的强弱虽对当年及滞后一年的物价上涨有影响，但二者之间并非呈绝对线性关系。投资需求并非是刺激物价上扬的唯一因素，农产品收成的好坏、价格调整、工资调整以及收入的变化都对物价涨落有着直接影响。1993、1994、1995年的投资率分别为36.1%、36.4%和33.7%，但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已经经历了从13.2%上升到21.7%，又稳步回落到14.6%的过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投资规模扩张引发物价上涨的途径大致可分为一是拉动需求，致使供求失衡，二是投资品供给不足，投资品价格迅速攀升，带动物价上升，三是影响货币供给，推动经济进入过热状态，四是投资效益下降，降低有效供给增长速度，五是投资结构不合理，加剧经济运行过程中结构性矛盾，引发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发生。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在80年代投资引发通胀发生起主要作用的是前三种因素。1993年处于该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当年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年的投资品供给不足，加上由此而引发人们的心理变化，市场行为不规范也放大了供求矛盾，致使当年价格突破2位数，达到13.2%。而进入1994年，投资效益不佳，投资结构不合理这种历史累积的矛盾，成为引发物价上涨的根本性因素。根据统计分析，1953—1980年期间，农林牧渔基建投资比重为10.6%，1981—1985年期间，该比重下降为5%，1986—1990年和1991—1994年期间，该比例又下降到3.3%和2.2%。受价格和政策的影响，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在1984—1992年期间呈波动式下降趋势，1993年和1994年虽然上升，但幅度并不大，仅为12%左右，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农业其地位一再受到削弱，致使1994、1995年农副产品由于供求矛盾加剧率先大幅涨价，是影响这两年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据有关部门测算，1994年物价上涨中有60%是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扬引起的。同样象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短线”部门，尽管在“七五”和“八五”期间被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投资倾斜，但由于中央政府调控能力减弱，这种投资倾斜尚不足以使投资结构有明显的改观。显然，在经济结构失衡、尤其是存在“瓶颈”部门时，如果资源不能从长线部门向短线部门移动，不能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转移，则这种失当的投资结构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从而影响总供给的增长效率。一方面，由于受瓶颈部门生产能力的制约，其它部门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产生生产资料闲置和浪费；另一方面，需求增长却不受此限制，时间一长，势必造成需求大于供给，瓶颈部门的产品率先涨价，加上其它因素就很容易进而拉动其它产品价格，形成结构型物价上涨。
三、目前保持一定幅度的投资增长是必要的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投资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增长。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5773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767元，按当年平均汇率8.33∶1计算，人均GDP为572美元，处于工业起飞阶段。考察国外各国尤其亚洲各国的地区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以高投资来支撑高增长，从而达到完成工业化的目的。日本在60—7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基本保持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例如，1966—1973年，日本的GDP年均增长9.46%，固定资产投资率年平均为33.78%，其中1970年和1973年分别高达35.5%和36.4%。进入90年代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其固定资产投资率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详见表1）。1991—1995年，泰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年平均为37.3%，马来西亚为35%，新加坡为38.4%，韩国为36.8%。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证实，稳定的高投资率是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因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文、文化、思想观念以及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条件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均有不少相似之处的国家而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保持较高的投资率，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幅是必要的。
表1 有关国家资产投资率比较 单位：%
注：1995年是预测数字，其他年份数据是根据各国国民帐户（现价，本国货币）计算出来的。
其次，中国经济进入90年代后，与80年代相比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在80年代主要是为了满足广大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轻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相对而言，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有所放慢。进入90年代后，由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水平的提高，过去那种以追求数量为特征的轻工业发展已基本走到尽头，纺织工业在80年代资金利税率一直位居前列，而在进入90年代后一路滑坡便是明证。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在消费需求的影响下，生产结构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客观上要求重工业要得到更大的发展，而重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是资本密集型的，要求资金投入量较大，因而短期内投资与GDP之比下降是必然的，客观上也要求有大量资金注入。同时，轻工产品的发展由于消费者开始注重品牌、质量，加上在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压力下，轻工产品也急需资金注入，更新设备，提高产品档次。因而从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形看，近期内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也是必要的。
最后，国有企业改革和缩小地区间差距是“九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从国有企业改革看，尽管目前存在着许多诸如产权等体制性问题，但是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强也是事实。由于历史遗留的问题，许多国有企业的设备还是五六十年代的，一直没有更新，以如此的装备水平去参与市场竞争，显然是勉为其难。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有企业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社会有义务为其创造条件，在理顺体制性问题的前提下，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注入发展必须的资金。另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也呈扩大趋势，无疑，在一定时期内差距的拉大是必然的，也是总体效益下的一种可行选择，但是过大的差距也会导致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同时也不利于经济的整体推进。而要使西部地区尽快发展起来，在当前资本存量难以调整的情况下，除了必要的政策倾斜外，加大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改善投资环境是绕不过去的。
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保持高投资率是有可能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率基本上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在进出口保持平衡的条件下，投资等于国民储蓄，即投资率等于国民储蓄率。由于东方人普遍具有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良好文化习俗，在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居民储蓄率（指当年新增城乡居民存款与当年GDP之比）不断提高，1979年仅为0.8%，到了1994年达到13.6%，1995年达到了14.4%。与此同时居民边际储蓄倾向（指储蓄增量与收入增量之比）除个别年份因特殊因素外也基本呈稳定上升趋势。居民边际储蓄倾向由1979年的13%上升到1994年的44%，其中城镇居民边际储蓄倾向由1979年的29%上升到1994年的63%，农村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由1979年的6%上升到1994年的20%。受此影响，国民储蓄率也稳步提高，1987年为36.3%，到1994年已达到42.7%（详见表2），是支撑我国投资高增长、投资率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的有力保证。展望未来，由于目前居民消费已基本进入一个稳定期，80年代那种排浪式的消费很难再现，消费层次多元化，热点商品分散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加上在“九五”期间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将逐步出台，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将基本保持稳定。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吸引下，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情不减，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外商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仍将占有一定的比例。而在国外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抬头的情况下，随着外贸体制的不断改革，估计贸易进出口将基本保持平衡，这样，国民储蓄率会继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从而为投资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奠定了理论上的资金基础。
表2 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
注：数据来自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第36页。
五、投资领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投资领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投资规模问题，二是投资结构问题。从我国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看，两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但主要的是投资结构问题。
1.农业投资长期徘徊，比重下降。由于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时，往往注重翻番等一些数量目标，而农业由于其产值增长不可能太快，因而地方政府投资中更多关注的是工业，对农业有点漠然。“六五”以来，地方基本建设中的农业投资份额由最初的6.2%下降到1994年的0.8%，整个农业投资比重不断下降，与农业地位形成鲜明反差。同时，农户农业投资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投资徘徊不定，非农化投资倾向明显。1995年，农业投资增长43.7%，是近年来农业投资形势最好的一年，但其占国有单位投资比重也仅有2.4%。1995年，时常有外出打工仔回乡务农、或是弃工业而转向农业投资的报道，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是农业投资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长期性问题，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得以解决的。加大农业投资力度，仍是未来投资调控的方向之一。
2.更新改造投资力度不足。“八五”时期尽管技术改造投资规模逐步加大，但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有所减弱，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七五”时期，技改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0.1%。“八五”时期，投资比重依次下降为1991年、1992年的18.6%，1993年的18.5%，1994年的17.8%，1995年为16.5%。远远低于“八五”计划确定的技改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24%的要求。与此同时，技改投资占国有单位投资的比重1991年为28.2%，1992年为27.7%，1993年为23.3%，1994年为25%，也低于“八五”计划要求的35%的水平。这种更新改造投资增长相对滞后的局面与企业面临的技术改造任务很不适应，致使一些国有单位，特别是一大批大中型企业缺乏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市场疲软，产品积压，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亏损面日益扩大。在企业职工收入压力和就业对企业的倒逼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由于体制性原因，许多企业生产行为短期化，企业把目标由追求发展转向维持生存，上项目、铺摊子的热情不减，基建施工项目与技改施工项目个数之比呈逐年上升趋势（详见表3），企业面临的技术改造任务更加艰巨。
表3 基建施工项目与技改施工项目个数比较（个）
3.投资的技术含量降低。由于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行为不当，致使我国近年来投资的技术含量不断降低。无论是在投资出现负增长的1989年（－8.0%），还是投资出现超高增长的1993年（58.6%），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比重均出现了下降趋势，相反其他费用和建筑安程工程投资比重却基本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尤其是其他费用投资比重进入90年代后一路攀升，1994年其他费用投资比重比1985年提高了4.5个百分点，意味着1994年的投资与1985年相比只有95.5%的投资发挥着同样作用，而另有4.5%则是以不同渠道流入消费领域，不能发挥投资产生供给的作用（详见表4）。同样在国有单位投资中，“八五”前四年与“七五”相比，工具、器具、设备购置投资比重也由30%降至24.6%，下降了5.4%个百分点，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和其他费用投资由70%上升到75.4%。
表4 投资构成
4.东、西部地区投资差距进一步扩大，为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埋下了伏笔。“八五”前四年，东部地区12省、市、自治区的投资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热头，在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东部地区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超过60%，而西部9个省区投资虽然在总量上有所增加，但幅度不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13%，与东部地区形成显著反差，投资比重呈直线下滑趋势。分年度看，1991年西部地区投资比重为14.7%，1992年为13.8%，1993年为13%，1994年则为12%。相反东部12省、市、自治区占全国投资比重1991年为57%，至1994年，完成投资10770亿元，占全国比重高达63.3%，创历史最高水平，同时，10省、市投资座次依次居全国前十位。投资差距的拉大，使得未来几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此外，投资领域中还存在着诸如建设周期拉长，超概算严重，国有单位投资比重过高，而经济效益却不佳等问题。同时支柱产业如电子和汔车投资占GDP的份额尚不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支柱产业中仍然存在着项目规模普遍偏小，注意铺摊子，不注意产品档次的问题，其结果是使这些产业不得不长期徘徊在幼稚产业阶段，在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如不尽快改变这一状况，将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埋下隐忧。
六、投资政策目标
1.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大小，完全取决于投资回报率的高低，而目前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国家还不得不采取行政控制措施，但是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投资规模控制（尤其是行政性的一刀切）效果已经弱化，而且其负面作用也日益明显，容易导致拉关系、跑规模、搞“钓鱼”项目等现象出现，甚至由此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为此，应加快投资立法，健全投资体制，使投资者真正做到自主决策、风险自担，改变目前投资软约束的状况。
2.利用财政、信贷政策加大技改投资力度，避免小而全式的重复建设。增加对农业、高科技产业、基础原材料、能源、交通、通讯等行业的投入力度，改善投资结构，从而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
3.利用经济杠杆，采用必要的行政性措施，改变目前投资技术含量低这一现状，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打下坚实基础。我们知道，在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大小是一个重要标志，而要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一方面除了人力素质的提高，资源的合理配置外，反应在投资上，就是要加大设备、工具、器具等技术水平载体的购置投资比重。
4.为缩小地区差距，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国家财力允许范围内，适当加大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力度，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激活中、西部地区的增长点。在同等条件下，可考虑优先在中、西部地区的立项投资。
七、1996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形势
1995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445亿元，增长19%左右，比上年增幅下降12.6个百分点。1996年一季度，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298.7亿元，增长16.2%，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21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4.1%，第三产业增长17.5%，超过平均增幅7.9和1.3个百分点，在第二产业投资中原材料增长36.9%，机械电子增长32%，特别是电子业增长136.6%，而轻纺和其他工业只分别增长5.9%和－28.9%，投资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分地区看，一季度东部地区投资增长16.9%，中部地区增长16.7%，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4.3%，地区投资结构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1996年一季度投资增长虽进一步回落，但我们并不能以此得出投资形势看好的结论。首先一季度因为天气影响，建筑业投资出现负增长，是导致国有单位投资较低增长的一个因素。其次若抛开其他因素仅从GDP和投资增长来分析，在1986—1995年即“七五”和“八五”期间，GDP的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8.9%，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9%，而投资的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8.5%，投资的年均实际增长为10.6%，投资的年均实际增长率比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高0.7个百分点，而1996年一季度投资的实际增长率比GDP的实际增长率快0.8个百分点，所以，从投资与GDP的平均实际增长来看，一季度投资的实际增长率相对于GDP的实际增长率并不算低。另外，从投资构成来分析，基建投资和更改投资占总投资比重格局并没有大的改观，即两者的平均线并没有靠近，相反1996年一季度基建和更改百分比线依各自的平均线走向两极。这说明基建投资和更改投资的矛盾仍然较为尖锐，表现为一方面投资的名义增长在逐步回落，另一方面投资的实质内容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也就是说，通过扩大外延再生产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在恶化。所以，如果不在投资结构上、投资构成上下更大的功夫，要维持经济的较高增长，投资的饥渴将因结构矛盾、技术含量低的矛盾而加剧。
展望1996年的投资形势，随着天气转暖，一季度推迟开工的项目将在二季度开始施工，建筑业投资相对一季度而言会出现明显反弹，同时随着“九五”项目的逐步落实，投资的增幅仍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另外，随着物价涨幅控制在1位数之内，国家自4月以来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政策，如保值贴补率的取消，利率的下调等等，无形中给人一种银根放松的感觉，加上各地方在五年计划中赶头班车的心理作用，投资的内在冲动仍很强烈。但考虑到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已累积了一定的宏观调控经验，1996年的货币政策仍将是适度从紧，同时固定资产投资检查组的行政规范作用和预算外资金清理工作的推进，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投资增幅也不会太高，初步估计，199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在23000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18%左右，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在11%左右，高于GDP实际增长1—2个百分点，投资率大致在33.5%左右，略高于年初确定的计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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