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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五”后，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浪潮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将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抓住机遇，将有助于我们提前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促进国民经济上一个大的台阶；失去机遇，可能会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并进一步影响21世纪中叶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1.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民经济经历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工业化过程中，以满足人民群众温饱为主要目标的轻纺、食品工业加速发展阶段在80年代末期已经完成，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加速工业化新阶段。
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1978年到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57734亿元，年均增长9.9%，是这一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日用工业品与基本生活必需品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问题，部分产品出现剩余，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各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在世界上的排位上升。
1995年中国人均GNP为4757元，按美元与人民币比为1∶8.37计算为568美元，根据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阶段的划分，人均400美元以下为起步阶段，人均400—2000美元为经济的起飞阶段，人均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人均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成长阶段，中国经济已步入以高速增长为特征的起飞阶段。由于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加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与二元结构矛盾的存在，中国产业结构水平的升级必然表现出城乡传导和区域推进的特征，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呈现一浪推一浪的持续快速增长的格局，这种内需主导型的大国后起优势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2.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与环境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主要决定于生产要素（资金、劳动力等）的供给能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潜力。当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在总量上能够支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时，资金、劳动力等在各产业部门的结构分配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均衡利率的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完善之后，资金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逐步消除短缺并缓解瓶颈约束。
劳动力资源在总量上持续供大于求，劳动者素质有待提高，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明显不足，部分高技术产业劳动力供求上将存在缺口。
科学技术进步的潜力巨大，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有待提高。8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粗放型经营的老路，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托的是投入高增长，1981年至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4%，高于同期名义GDP年平均增长率（19.3%）4.7个百分点，单位GDP的能耗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是其6—7倍），而且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很大的。
储蓄率维持在高水平上，资金供给可以支持经济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里保持高速增长。1986年至1995年中国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1%左右，支持了9.9%的经济增长速度。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在解决温饱之后出现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大幅降低，边际储蓄倾向大幅提高，国内储蓄率1995年达到42.24%（详见下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国内储蓄率继续保持高水平。同时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机会的增加，国际资本市场上的部分外资将被高利润率的中国市场所吸引，外资投入的增加成为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又一重要资金来源。
1986—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率、存货投资率、消费率、国内储蓄率（%）
注：国内储蓄率＝100—消费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6年》。
国际环境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格局演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较长的时期内将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较为稳定的国际环境；发达国家信息产业的迅速成长、科技进步和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有利于中国发挥后发优势，扩大制成品的出口和技术引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在某些领域实现跨跃式发展；国际资源性产品的低价格趋势，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劳动力短缺以及资本的相对过剩，为中国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资金和扩大劳务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东亚地区经济的日益繁荣与区域合作的拓展，周边国家与中国日益扩大的经贸关系，有利于中国开展多要素、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90年代港澳回归和海峡两岸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海外华人资本和智力资源，都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因素。
根据上述对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判断，运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200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预测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GDP）2000年时达到51308亿元（按1990年价格计算），“九五”时期年均增长9.5%，各产业增长表现为一产平稳增长、二产主导、三产跟进的态势。
——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2000年时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780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7550元。
——零售物价在“九五”时期得到较好的控制，物价指数估计在8%左右。
——人均GDP预测可达到4275元（按1990年价格），是1980年的5倍，可以提前实现到2000年时人均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7.5%。
二、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人口素质
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素质也成为衡量各国国际竞争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方面。依据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素质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口素质较高，而经济不发达国家人口素质都较低。说明人口素质的提高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为人口素质的改善提供了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经济增长了，人口素质就会自然提高，在一些高收入的石油输出国中就出现了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的现象。可见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依赖于人均GDP的增长，而且也依赖于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社会政策，以及在改善人口素质方面的实际投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与此相对应的是人口素质尤其是文化素质较低，1990年文盲率达16.9%，近几年大学入学率在2%左右，劳动力市场形成总量过剩，结构性不足。美国教授艾思蒂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建议中指出：“中国要对教育方面有足够投入，大学生入学率至少应达5%～10%，否则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停滞不前”。未来的经济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全民素质的任务十分迫切，这就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普及中等教育，在坚实的基础上，培育出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人才。
2.地区差距
改革开放17年来，全国各地经济都有较快的增长，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中、西部地区间人均GDP的差距明显扩大。以1990年价格计算，1978年人均GDP，东部地区为820元，中部地区为576.8元，西部地区为460元，东部地区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多243.2元和360元。1994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分别达到3360元、1878元和1605元，东部与中、西部之差分别上升到1482元和1756元。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预测，2000年东、中、西三个地带的人均GDP（1990年价）分别为5600元、2830元和2380元，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上升到2770元和3220元。
在一个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有较大差别的国家里，地区间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现象，是难以避免的。虽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差距还未达到十分可怕的地步，但是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种差距的变化趋势。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各地区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统一大家庭中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中西部地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7000万人口也主要生活在中西部地区。所以，加快中西部发展，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过去几年，墨西哥经济增长一直比较平衡，是拉丁美洲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墨西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而政府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这种差距，最终引发了农民暴动，导致社会动荡，经济滑坡，国外资金大量抽走，金融市场出现危机，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之中，GDP增长率由1994年的3.1%降为1995年的—2.1%。我们一定要引以为鉴，做到未雨绸缪。“九五”期间，中央政府在继续鼓励沿海发达地区发挥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防止地区收入差距过度扩大。
3.收入差距
无疑，拉开收入档次是合理的和必然的，但个人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危及社会稳定，而且会破坏消费链的稳定递推。保持社会稳定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顺畅转轨的前提，但在转轨中不稳定因素又时常出现，其中收入差距过大就是一个。有人曾对30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中，税前收入不平等指数与政治暴力死亡人数（政治稳定与否的指标）之间的相关度是很高的。资料显示，1994年底我国仍有7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下，加上近些年来由于物价上涨，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下降，一些离退休人员、国有企业职工生活水准相对下降。此外，一些经济不发达，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大多为老、少、边地区，收入差距过大还是一个涉及到民族团结的政治性问题。其次，它会使消费断层。像我们这样的大国，保持消费链的稳定递推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升级换代的要求。收入差距过小会导致产品需求的同步性震荡，收入差距过大则会使消费特别是城乡消费断层。80年代前半期，由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这使农民对百元级消费品比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黑白电视机等的购买力大增，使这些消费品的需求主体从城市转向了农村，保证了城乡消费链的平稳递推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城乡收入差距再度扩大，一方面城市居民逼近万元级消费阶段，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则难于冲破千元级消费线，结果出现了加工工业特别是家用电器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现象。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而这又是直接与农村居民收入低，从而导致农村市场不振相联系的。
4.农业和农民收入
无农不稳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识”性问题，但同时农业问题也一直是中国未能解决好的大问题。2000年前后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发展，农业是一个关键性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不提高，农村市场就无法活跃起来，全国市场的繁荣也只是局部现象，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也会遇到重重阻力。可以说，农业和农民收入是一个一直未能解决好而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此外，还有企业效益、国有企业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市场体系的规范等等一系列问题有待“九五”时期及2000年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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