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孟到程、朱——兼论儒学发展历程中的双重价值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效应论文,价值论文,孟到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儒学发展史上，从孔子到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重大的影响，其历史命运如何？应该给以什么样的评价，值得我们反思和讨论。
一
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儒家的评论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这里指明，伦理政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明确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等级差别给以定位，以此安定国家社会的秩序。本来司马谈评论法家，也说“法者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其实维护“三纲”思想儒法是相同的，只是儒家重教化而法家重刑罚，要求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
但是先秦儒家有它的特点，可能对当时诸侯异政的现实有所认识，所以虽然忠君，却并非无条件服从，而是有所选择。孔、孟所以周游列国，就是想际遇明君。可是孔子认为作大臣的要“以道事君”，反对做唯唯诺诺的“具臣”（《论语·先进》）。要“君使臣以礼”，才“臣事君以忠”（《八佾》）；否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对当局可以不予合作。
孟、荀是继承和发挥孔子的思想。如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里既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从而产生了君臣对等和民重君轻思想。如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当齐宣王提出“汤放桀，武王伐纣”故事，问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据此他还发出民贵君轻的议论。（《尽心下》）对君臣关系的看法，对后来黄宗羲等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人，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荀子在孔、孟之后，仍然继承这一优良思想传统。他明确提出“从道不从君”（《臣道》）的命题。并指斥称：“桀、纣者，民之怨贼也”，“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正论》）据此他还发挥说：“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译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汤、武是也。”（《臣道》）荀子将暴君称之为独夫民贼，称赞汤、武革命的上下易位。他还看到人民的力量，将君、民比喻为舟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王制》），承认人民有推翻统治者的力量。后世头脑比较清醒的君主，如唐太宗李世民等人，不能不从其中得到一点启示。
二
先秦儒家既有君臣对等的思想，主张“从道不从君”，“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臣子对君主，可以保持选择、出处、进退的自由。孔、孟两人周游列国，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实践。其实当时用世之士，“朝秦暮楚”流动性很大，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种观点是得到大众的认同，并不因此就说对君主不忠。当时的名人中只有屈原始终忠于楚国，从而得到后世的称赞，到现在仍称之为爱国诗人。但颇为奇怪的是西汉初年的贾谊对屈原的遭遇虽表示同情，却又批评他是个不识时务的人。贾谊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在渡湘水时，曾为赋以吊屈原。他称赞说：“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他对此深表同情，有点同病相怜的感慨。但是他后面笔锋一转却带点批评的语气说：“般纷纷纷其离（罹）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尚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这是从另一方面说，屈原所以遭放逐是因为留恋在楚国不走，只能说是自作自受。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他可以在九州列国选择合适的君主，何必留恋在楚都不去呢？
贾谊没有说屈原是爱国，反而认为他不识时务而有点可惜。其实这正是承传孔、孟、荀的观点。像楚怀王这样的昏君，何必死保著他不放，良臣择主而事，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人相当普遍的理念，要说忠臣不事二主，这种观念可能被视为迂腐了。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贾谊既会批评屈原，他也是遭逢贬谪，为什么又不去历九州而相其君呢？这就是历史条件问题了。因为战国时是列国纷争，有才干的人用世才能有所选择；而汉代是统一帝国，当然不可能历九州而相其君了。我们一般说存在决定意识，先秦儒家所以有君臣对等和历九州而相其君的思想，就是因为有这个社会条件。到贾谊可以用这种观点批评屈原，但他自己却无法付之行动。不过后来遇到条件许可时，如诸葛亮兄弟就分事吴、蜀两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非议。因为当时三国分立，任人用事，君臣之间是可以双向选择的。
秦汉以来，中国基本上是个封建专制统一的国家，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称之为“三纲”思想，使君、父、夫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君臣对等的观念逐渐消失了。汉代董仲舒被称作群儒首，又说他“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董氏思想虽是以儒家为主体，但同时与法、墨、道、阴阳、名各家有所互补。如韩非说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这可以说是董仲舒“三纲”思想的先导。他同时还把先秦的天道阴阳观念加以歪曲比附。如说“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辩在人》）。他既把天意谓“贵阳而贱阴”，再加以附会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阳尊阴卑》）这就是以天道阴阳来论证三纲思想，从而归结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这就为封建专制绝对君权提供理论根据。自是先秦儒家君臣对等的观念，给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冲淡了。
两汉之后，接着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其中除西晋暂短统一外，基本上是个分裂割据的时代。当时还有种情况，从曹丕、司马炎到刘裕等人，都是打着禅让的招牌，其实是权臣篡夺君位，因此他们不好强调忠君，如晋朝只好宣扬以孝治天下。加上这个时期世家豪族势力强大，皇帝的权威相对削弱，因而封建纲常受到一定冲击，一般认为儒家思想走向低潮。到了唐朝，重新建立起封建统一大帝国，当时由于佛、道流行，作为儒家卫道士的韩愈，他一方面批评佛、老，说是“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原道》），就是说违反封建伦理纲常。另方面则提倡绝对君权。他写有《拘幽操》，托称为文王被拘囚前不羑里时所作，最后结句是“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韩愈的论调后来受到程颐的称赞，他在夹注中说：“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后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车亦说：“退之拘幽操，谓文王囚羑里作。乃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可谓知文王之用心矣。”其实他们有何根据说这是文王意中事和文王之用心，不过是韩愈、程颐等人崇拜绝对君权的奴才心态的流露罢了！
三
宋明时期的国势对外不及汉唐，但对内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却超越前代，同样在思想上也要提高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宋明理学免不了被充当这个角色，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难以摆脱的悲剧命运。
在宋明时期的各种思想流派中，程朱理学自谓是上接儒家孔孟思想的嫡传。唐代韩愈曾构架一个所谓先王之道的传授系统，称为道统，从尧、舜、禹、汤、文、武到周公、孔子、孟轲。他排除了董仲舒，虽然轲之死，不得其传，其实隐然以自己为后继。但宋儒建立的道统，却排除了韩愈，以周、程上接孔孟，朱熹为集大成。时至今日，虽然还有学术界的人为陆王心学争正统，但从宋明到清代，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的代表，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程朱理学定位应该给以历史主义的评价，即对其正面和负面作用应给以具体分析。从总体上说，宋明理学在儒学发展史上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儒学哲理化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中周敦颐、二程、朱熹在儒家道统中是居于正宗地位。
周敦颐一般多认为他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他的成就，主要由于他在当时儒、佛、道思想矛盾融合的形势下，对于《老子》和道家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提出“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以及“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等问题，从而对宇宙生成、万物变化、到建立符合封建统治的人伦道德标准等方面，都把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在儒学哲理化方面，奠定了他在理学家中的崇高地位。
二程（程颢、程颐）兄弟曾受业于周敦颐，但在儒学哲理化的过程中起到超出前人的作用。二程是首先明确将“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程颢曾经自负地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十二）说成是前无古人的独家创造。虽然“理”或“天理”这个词早已使用，但作为世界的本体，成为造化之本、万物之源，则确是二程的创举。他们认为从本体论来讲，“天下只有一个理”。（《遗书》十八）“理者，实也，本也。”（《遗书》十一）“所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遗书》二上）即只有理才是真实存在的唯一本体。
二程虽强调“天下无实于理者”（《遗书》三）。但并和具体实物混同，因此又说“理，无形也”（《粹言》一）。即是说“理”不是实有其形，而是实有其体，这是永恒绝对不变的。所以说“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佗元无少欠，百理具备。”（《遗书·二上》）二程这个“理”本体，既不同于有聚散生灭的气化物，又可以避免佛、道虚无本体有归于空虚寂灭的危险。二程“唯理唯实”的观点，把本体界定为体有而非无、形化而不空的绝对体，这显示出理学比佛、老有更高的思维水平。
在周、程之后对儒学哲理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南宋时的朱熹，他继承二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论证“理”会成为宇宙的本体时，却成功地与周敦颐所讲的“太极”联系起来。他断定《太极图说》的首句应为“无极而太极”并对此作了新解：“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非谓太极之上，别有无极也，但言太极非有物耳。”“极，是道理之极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只是一个实理”，“无极而太极，正所谓无此形状，而有此道理耳。”（《太极图说·集说》）
朱熹把太极解释为总天地万物之理，又只是一个实理，这就将周、程的思想联系起来，将儒学传统中的封建纲常伦理，以“理”这一最高范畴的普遍形式上升为宇宙本体，从而取代董仲舒儒学中“天”的地位。自是儒家的天命论演化为天理观，天人感应的神学发展为天人一本的理学，儒学思想缺乏思辨的弱点，随着朱熹等人的努力而得到改善和加强，特别在哲学世界观方面，朱熹对儒学哲理化的提高是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熹既将太极解释为天地万物之理，那么这个总的“理”怎样贯彻到各个领域？他认为这总的理只有一个，就是“理一”，但这个理又是无所不在的，是规定万事万物所以然的道理。这个总的理是有不同的分布点，就是“分殊”。朱熹并用形象的比喻说：“本只是一太极（理），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语类》卷九四）这种“理一分殊”的理论是来源于佛教华严宗的“一多相摄”。朱熹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月），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语类》卷十八）他这里说的就是“月印万川”的比喻，佛教和朱学都以此形象地说明一多相摄、理一分殊和万殊一本的理论，这是朱熹在促进儒学哲理化的过程中，所完成的一项重要理论建构。
但是程朱理学所讲的天理以至理一分殊等理论，目的不在于说明自然界的现象，而是用以比附在社会人事方面。如朱熹说：“理只是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语类》卷六）这个“分”，就是分殊，亦称之为“名分”，即以此规定人们在社会上不同的等级地位。宋明理学家就是用这套理论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动，目的是用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等级制度。下面摘引几条这方面的言论。
邵雍说：“事无大小皆道在其间，能安分则谓之道，不能安分，则之非道。”（《皇极经世绪言·观物外篇》）
程颢说：“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四）“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女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同上书卷十一）
程颐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同上书卷二二下）
朱熹说：“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朱文公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同上，《奏札一》）。“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当如此。”（《语类》卷九五）
以上这些理学大师的语录，无非是把封建的纲常伦理，尊卑贵贱，上下等级，说成是人们不能违逆的天理，也是必需遵守的本分。这样一来，凡是遵照三纲五常来行事，所谓忠臣、孝子、节妇、烈女等人，就算是符合“天理良心”而受到社会舆论的称赞，否则就会被骂为“伤天害理”，不守本分。自是纲常名分成为劳动人民沉重的精神枷锁，而统治者则借以维护其封建等级集权的有力工具。
四
程朱理学对儒学哲理化虽作出重大贡献，并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但只是有助于绝对君权的封建统治。如孔孟时代君臣对等的观念淡化了，臣子成为君主的奴才。后来黄宗羲论述君臣关系，声称“吾无天下之贵，则吾在君为路人”，“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并指斥“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原君》）黄氏自称与君主的关系，可以说是孟子君臣对等观念的翻板。至于指斥的小儒，很明显是程朱等理学大师。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从而也产生了早期启蒙思想，批判封建专制君权似也成为时尚，黄宗羲则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人。他主要发挥了先秦孟子等人君臣对等和合作共事关系的思想。他反对宋儒对君主绝对服从的谬论，提出“为君之职分”（《原君》）认为作君主的也有职、权、责问题。他自称出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将君臣共事比喻为“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原臣》）。这样形象地来说明君臣对等关系，是比先秦时人更进了一步。
对封建纲常伦理与法制的关系，朱熹在上皇帝奏书中提出的意见说：“臣伏愿陛下深诏中外司政典狱之官。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戊申延和奏札一》）这里朱熹公然主张在审理狱讼时，先讲尊卑上下名分，然后管是非曲直。甚至卑幼者虽然做得对亦不给支持，如有点错失更是罪加一等。
朱熹的主张就是宋明理学家所谓“理”。清时人戴震曾尖锐地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孟子字义疏证·理》）这种是非颠倒的歪理，就是使不少人受害。所以戴震还痛心地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戴东原集·与某书》）
戴震说的这番话，并不是无的放矢，朱熹这种以尊卑贵贱定是非的主张，在《大清律例》中就有所体现，如其中明文规定：“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虽得实亦杖一百，徒三年；但诬告者不必全诬，但一事诬，即绞。”又“妾告妻者，虽得实，杖一百。”原来朱熹的主张，是以上下尊卑定是非曲直，以卑凌尊的，虽直也不给申理。这里清朝的律例，卑幼者即使有事实有道理，也不能上告尊长，甚至妻妾不能告夫，妾不能告妻，否则就是干犯名分，受到鞭杖甚至死罪的刑罚。追源祸始，可以说是朱熹意见的负面影响。
清人纪昀写有一部《阅微草堂笔记》，内容有些神鬼报应之类的故事，有人说其中有托狐鬼以讥刺宋儒的情节，下面试举一例为证。
故事中说有个申苍岭先生，号称“立身端介”。由于“里有妇为姑虐而缢”，他却“劝妇父兄勿涉讼”，因而晚上受到冤鬼的寻闹。这位申先生就板起道学家的面孔，先对冤鬼“叱之曰：姑虐妇死，律无抵法，即诉亦不能快汝意”，但“鬼仍絮泣不已”。于是申先生再加上一番说教：“君臣无狱，父子无狱”，“汝以妇而欲讼姑，此一念已干名犯义矣。任汝诉诸神明，亦决不直汝也。”在申先生斥责下，“鬼竞寂然去”。（《滦阳洧夏录四》）这位申先生，大概属于“天下自此多迂儒”一类，所演的就是“以理杀人”的角色，所持观点也可以说是宋儒思想的发挥。
宋儒程、朱等人用纲常名分来维护封建等级关系，其负面作用对后期封建社会曾产生深远影响，戴震以后到近现代的谭嗣同、鲁迅等人，对吃人的封建礼教都进行过强烈批判。“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其内涵实质是宋儒所强调并付之社会运作的封建纲常伦理，要说“以理杀人”在孔、孟时代的各家思想中及实际操作上都没有出现，并且戴震特别指出“后儒”和“迂儒”，其所指对象更是十分清楚。
不过用封建纲常名分来维护专制统治的等级制度，其责任不能专怪宋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利用，后来可以说是成为替罪羊甚至自身也受到伤害。如朱熹也并非赞成专断昏庸的君主，他曾入侍经筵为宋宁宗讲授儒家典籍，要求皇帝正君德、纳忠言，远近习，收放心，行治道。由于儒家是讲仁治和德政，希望有个仁民爱物的尧舜之君。但宁宗赵扩却用“内批”诏旨独断专行和任用韩侘胄等人干预朝政。朱熹认为做君主的独断专行，不符合“为治之体”，他面奏四事提出批评。赵扩反而说他干预皇帝言行，他立朝四十六日就被逐出国门，而后来受到的迫害却不断升级。由于韩侘胄与赵汝愚的矛盾，朱熹理学被指为“伪学”，人被称为“伪徒”、“奸党”，甚至有人上书请斩朱熹，终于酿成“庆元党禁”之祸。当时理学家们提倡尊君、忠君，却得自身受到伤害的下场。
朱熹晚年身受灾祸，但死后十年不但得到昭雪，而且不断得到封赠，从宋理宗、度宗到元、明、清三代，其地位不断升级。康熙皇帝称他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而朱熹在孔庙的牌位却从东廊进入大成殿，升入配祀“十哲”之列，在儒家道统中取得崇高地位。
朱熹的生前死后，遭遇何以如此反复？其实他不过是封建统治者手中玩弄的工具。宋宁宗赵扩初政时召入朱熹侍讲经筵，装出尊师重道的样子，无非借他的名望以收取人心。但当朱熹对皇帝提出批评时，就认为是对君权的限制和挑战。在赵扩心目中，用朱熹讲点经书作为摆设是可以的，但要干预皇帝的言行，那就不能容忍了。至于朱熹身后，他不会再进逆耳忠言，而尊君的理学教条又可以大加利用。于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扬之可以登天，抑之可以入地，封建统治者这种作为，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从孔子到朱熹，是儒学发展的一大高峰。从孔、孟的天命论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再到程朱的天理观，在哲学理论思维发展方面来看，是有很大提高，即是对儒学的哲理化过程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儒学的历史命运，却是坎坷不平，总的来说是随着社会政治的需要、各个时期统治者的需要而变化。孔、孟儒家是先秦的显学，但是其道不行。在列国纷争的时代，当时的形势决定唯有法家的耕战政策，才能富国强兵，为武力统一创造条件，而儒家所述的仁治德政，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和当政者“不合”。但是秦统一后，推行严刑峻法的暴政统治，因而速亡。汉高祖刘邦虽以马上得天下，后来也认识到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意见。到汉武帝时为要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在
书中孔子也被装扮成教主。但汉家制度是“以霸王道杂之”，所以董仲舒的思想实质还是儒表法里，这是儒家思想在官学中的基本定位。
两汉以后，魏晋玄学与隋唐佛、道思想流行，儒学似是受到冲击。但王弼等人论证名教出于自然，在调和儒、道中还是肯定儒家的历史地位。唐代虽说是儒、释、道三教并行，但儒学还是治国的根本。如高祖李渊曾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会要》卷四七）太宗李世民也说：“朕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纲常名教，是中国帝王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的命根子，即使作为摆设，儒学也是不可缺少的。到韩愈提倡道统，就是要把儒学列入正宗地位。后来经过宋儒的努力和适应封建帝王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宋明理学才得以重新定位为官方正宗哲学。由于儒学的作用主要用伦理道德来教化人民，不同重信仰的宗教，所以孔子终于没有成为教主或素王，而被定位为万世师表、大成至圣先师，而朱熹亦享有被称为帝王师的荣誉，他们的思想从而起到为封建帝王护法的作用。但这些儒学大师表面上虽备极尊崇，而其实还是被利用的工具，后来受到社会批判时却成为替罪羊，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所带来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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