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冲突：一个新的研究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情绪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842.6
我们每天都在接触数以亿计的信息，其中有些信息是相互矛盾的，这就会带来冲突。对冲突的研究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对认知冲突的类型、冲突的检测和执行控制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我们的生活中还存在很多情绪性的信息，因此除了“纯认知”的冲突之外，还有一种类型的冲突——情绪冲突，它是指无关的情绪性刺激对当前认知任务的干扰[1]。虽然从理论上讲还存在另一种情绪冲突，即强烈的相反情绪(opposite emotion)的同时存在导致的情绪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悲喜交加”)[2]，但这种类型的情绪冲突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关注较少，因此本文中的情绪冲突是指前一种类型的情绪冲突。
目前，对情绪冲突这一主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情绪冲突的研究是在认知冲突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广泛借鉴了认知冲突的实验范式和研究逻辑，与认知冲突密切相关。本文将首先介绍认知冲突的基本研究情况，为情绪冲突的介绍提供相关的背景。在此基础上，从多个方面介绍了情绪冲突的行为研究，和关于情绪冲突脑机制的研究，最后对情绪冲突的研究现状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和探讨。
1 情绪冲突的溯源——认知冲突概述
认知冲突(cognitive conflict)是一种与任务有关的冲突，当不同的过程或表征同时出现，并互相干扰时，就会出现认知冲突[3]。认知冲突可以发生在信息加工的多个水平，从知觉表征、刺激分类到反应选择和任务表征过程都可能出现[4]。
归纳起来，认知冲突主要由以下三种情况引起[3]：(1)源自反应压制(response override)的冲突。在这种类型的任务中，被试要克服(override)优势的(prepotent)、相对自动化(relatively automatic)的、但却是与任务无关的反应。这种类型中最典型的范式是颜色命名的Stroop范式，最早对认知冲突的研究，广泛采用了该范式[3]。此外，go/no-go任务也是产生该类认知冲突的代表。除了以上介绍的这两种典型任务，还有其他任务也可以导致“反应压制”类型的认知冲突。比如，利用Simon效应[5]的冲突，考察的是目标位置(左、右)和反应选择(左、右键)间的冲突，如果目标位置与反应选择不一致，相对于一致的情况，被试的反应时显著增长。(2)源自非确定性反应(underdetermined responding)的冲突。当面对一个任务，有多个反应倾向(tendency)同时激活时，就会出现这种类型的冲突。在该类任务中，被试要从一系列的可能的反应中进行选择，这些反应彼此都不具有优势。比较典型的任务是动词产生任务、词干补笔(stem completion)任务等[3]。(3)源自出错(error commission)的冲突。行为和电生理学的研究已经一致表明，在要求快速反应的任务(speeded response tasks)中，错误经常会伴随着反应冲突[6]。该类型的一个典型范式是Flanker范式[7,8]。另外，还有其他快速反应任务可导致该类型的冲突，比如快速数字判断任务(判断所给的数字是否大于5)。
除了以上几种主要类型的认知冲突外，还有其他一些情况造成的认知冲突，比如分配性注意(divided attention)任务中的冲突[3]。除了上述的分类方法，也有研究者根据另外的标准对认知冲突进行分类，比如将认知冲突分为基于刺激(stimulus-based)的冲突和基于反应(response-based)的冲突[9]。
大脑需要检测信息处理过程中出现的冲突，这就是冲突检测(conflict monitoring)功能。冲突检测系统首先评估冲突的程度，然后将这些信息传递给负责控制的中枢，以使它们对加工处理进行影响和调整，也就是进行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解决竞争性的或者潜在的冲突表征间的干扰[10]，冲突解决(conflict resolution)是认知控制的关键成分。大量研究证据都表明，前额叶特别是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参与了对认知冲突的检测[3]，背外侧前额皮层(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参与了认知冲突的解决[11]。研究者认为，ACC参与了行为计划(plans of action)引起的冲突的检测[12]，对这些冲突的反应在LPFC区域引起了更大的冲突控制[3]。但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弄清冲突检测引起认知控制的特殊机制，即途径问题。
总体来看，关于认知冲突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范式，并已经在多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2 与情绪冲突有关的行为研究
在认知冲突研究的基础上，与情绪冲突有关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比如从经典Stroop研究演变而来的情绪Stroop研究和词—面孔Stroop研究，以及从经典Flanker研究演变而来的情绪Flanker研究等，还有早已存在的情绪启动研究等，下面就对这些方面的行为研究进行介绍。
2.1 采用情绪Stroop范式的研究
较早跟情绪冲突有关的研究，是被广泛采用的情绪Stroop(emotional Stroop)范式的研究。在该范式中，要求被试对情绪词(如“death”)或中性词(如“apple”)的书写颜色进行命名，结果会发现，相对于中性词，对情绪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间更长，该效应被称为情绪Stroop效应[13]。
情绪Stroop范式被广泛用于研究情绪障碍患者的情绪偏向，包括社交恐惧症、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许多研究均表明，不同类型的情绪障碍患者在加工与其自身疾病相关的词汇时，都会表现出消极情绪偏向。如，Brosschot 等[14]采用情绪Stroop任务对焦虑症患者进行的考察，采用了四种词汇作为实验材料：物理威胁词汇、社会威胁词汇、社会积极词汇、一般积极词汇。结果表明，高焦虑的被试，在对与威胁、社会有关的词汇的颜色命名中(相对于一般积极词汇)都表现出了反应时的延迟。研究者认为，这说明焦虑症患者具有对消极以及与交往有关的信息的加工优势。Becker等[15]还专门考察了情绪Stroop任务是否能够有效区分不同种类的情绪障碍患者。他们选用了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社交恐怖症患者(social phobia，SP)以及正常人作为被试，要求他们对四类词汇进行颜色命名：与GAD相关的词汇、与SP相关的词汇、中性词汇和积极词汇。结果表明，不同种类的患者确实表现出不同的注意偏向，GAD患者在与GAD相关词汇的命名上出现了干扰效应，而SP患者则在与SP相关词汇的命名上出现了干扰效应。
在情绪Stroop范式中，情绪词的语义吸引了注意，对当前的知觉判断产生了干扰作用，从而导致了冲突。但这种通过注意中介产生的干扰是一种“间接”的干扰，这是因为，一方面情绪词的语义和颜色无关；另一方面也不会与正确的反应选择产生竞争[16]。因此该范式被认为不能直接反映情绪和认知处理的冲突[1]。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情绪Stroop效应多在情绪障碍患者身上才能表现出来[17,18]；在正常被试中，情绪分心导致的行为上的干扰作用要么无法观察到[18]，要么很快的习惯化了[13]。因此，现在关于情绪冲突的研究，已经不倾向于直接采用情绪Stroop范式，而是采用了它的变体，比如下面将要介绍的词—面孔Stroop(word-face Stroop)范式。
2.2 采用词—面孔Stroop范式的研究
词—面孔Stroop范式是从情绪Stroop范式改造而来的，首先在Stenberg等[19]的研究中采用，具体做法是，在情绪面孔上叠加情绪词，要求对面孔或词的情绪价(emotional valence)进行判断。词—面孔Stroop范式可以看作是经典的色词Stroop范式的情绪对应版[16]。
在近年来出现的关于情绪冲突的两项研究中，词—面孔Stroop范式被当作典型的研究范式使用。在Haas等[20]采用该范式的研究中，在面孔的鼻子上写上词，词和面孔都有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种情绪价，这样词和面孔表情的情绪价构成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形，两种情形随机出现，要求被试判断词的情绪价。这里，词和面孔情绪类型的不一致(比如，悲伤面孔上有一个词“happy”)，导致了对同一神经资源的竞争，从而引起了情绪冲突。结果发现，不一致的条件比一致的条件反应时间要长，表现出了情绪一致性效应，这与经典的Stroop范式和Stenberg等[19]实验的结果是一致的。在Etkin等[1]的研究中，也采用了该范式，不过他们没有采用“一般的”积极和消极材料，而是仅仅选用了高兴和恐惧两种最典型的积极和消极情绪材料，在黑白面孔(表达恐惧或高兴表情)中间写上红色的“happy”或“fear”，构造出更加直接的情绪冲突情景，要求被试判断面孔的情绪类型。词—面孔间的情绪一致和不一致情形随机出现，在连续的两个刺激之间，一致—一致，一致—不一致，不一致—一致，不一致—不一致四种情形出现的几率相同。结果除了发现典型的情绪一致性效应之外，还发现了与认知冲突中类似的“序列调整效应”(sequential adjustment effect)[12,21，22]，即对不一致刺激的反应受到前面呈现刺激的影响，前一个也是不一致刺激(incongruent-Incongruent，记为iI)的情况比前一个是一致刺激(congruent-Incongruent，记为cI)的情况下，反应时更短。这是因为，前一个不一致的刺激带来的冲突，引起了对后面刺激更高的控制，表现为视觉注意的集中，从而减小了下一个不一致刺激中的冲突效应[10]。在国内，Xu和Zhou也采用词—面孔范式进行了研究，发现了类似的效应，研究者称之为“冲突适应效应”(conflict adaptation effect)[23]。
在词—面孔Stroop范式中，词和面孔的情绪价是对立的，对两种材料的反应直接冲突，因此可以直接考察情绪信息对任务的干扰，克服了情绪Stroop范式的不足，可望成为今后研究情绪冲突的经典范式。
2.3 采用情绪启动范式的研究
在经典的情绪启动实验中，作为启动刺激的情绪词与作为目标刺激的情绪词，或者具有相同的情绪价，如“美好—鲜花”；或者具有不同的情绪价，如“美好—野兽”。结果通常会发现情绪启动效应，即个体对一致条件下的目标词的反应要显著快于不一致条件[24,25]。
对情绪启动的一个理论解释是激活扩散(spreading of activation)理论[26]，但有些现象并不能用该理论加以解释，而只能用基于类似经典Stroop反应冲突(Stroop-like response conflicts)的机制来解释。如Klauer等[27]采用情绪分类(affective categorisation)任务的实验发现，在SOA(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为零的情况下，情绪启动效应的量(magnitude)会随着一致性刺激比例的增加而增大，这种刺激类型的频率效应(trial-type frequency effect)是在认知冲突研究中广泛存在的一种效应[3]，由此说明，基于情绪性评价反应的情绪启动是基于类似经典Stroop反应冲突的机制，而不是基于激活扩散理论，后者并不能解释上述现象。此外，Wentura[28]发现在情绪启动任务中，存在负启动(negative priming)现象，即当前一个不一致的试次(trial)(如，积极启动词—消极目标词)中启动词的情绪价，与当前的目标刺激(如，一个积极词)的情绪价相同时，对当前目标词的情绪价判断反应时增加了。这是因为前一个试次中导致冲突的无关信息(例子中的启动词的积极情绪价)受到了抑制，对当前试次中的目标信息的反应(例子中的目标词的积极情绪价)需要克服这种抑制，因此反应时变长了。该发现也不符合激活扩散理论，而支持了情绪启动的反应冲突理论。此外，情绪启动的反应冲突理论也得到了De Hower等[29]实验的支持。
研究者认为，启动词自动诱发了某种反应的趋向，这种反应是和启动词的情绪价相联系的。当启动词和目标词的情绪价不同时，启动词所诱发的反应趋势与应该的正确反应是不同的。因为解决这种反应冲突需要一定的时间，反应就会被延迟[28]。一般认为，如果在实验任务中要求对目标刺激进行情绪的评价性分类，如情绪价类型判断或“好坏”判断等，出现的情绪启动效应可以用这个机制来解释。但是该机制并不能解释其他类型任务中的情绪启动，比如词汇判断任务和发音任务等。
情绪启动范式相比于静态的情绪Stroop等范式，可以通过控制SOA等因素，来考察相继呈现的情绪刺激之间的冲突效应，为情绪冲突机制的考察提供了新的方法。
2.4 采用情绪Flanker范式的研究
与在认知冲突研究中广泛采用的Flanker范式类似，在情绪Flanker范式中，也是中心的靶刺激旁侧有干扰刺激，只不过靶刺激和周围的抑制刺激都带有情绪价。在要求被试进行中心靶刺激的情绪价类型判断时，干扰刺激与靶刺激的情绪价不一致时，比一致的情况，反应时变长，这种情绪Flanker效应反映了旁侧刺激的情绪价对目标任务的干扰。
如在Fenske等[30]的一项研究中，使用了线条面孔(schematic face,如
)，其中目标面孔包括积极和消极两种，干扰面孔包括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种，结果表明，目标刺激为积极面孔时，旁侧干扰刺激和目标刺激情绪价一致的条件下反应显著快于不一致条件；而消极刺激在两种条件下的反应时的差异不显著。这表明，相比于积极刺激，消极刺激表现出了较小的Flanker效应。
在情绪Flanker范式中，相互冲突的情绪刺激在空间位置上是分隔开的，这不同于情绪Stroop和情绪启动范式等，进一步从空间关系上扩展了情绪冲突的研究。情绪Flanker范式可以有很多种具体的形式，除了上述的情绪线条面孔之外，还可以采用真实的面孔表情、情绪词和情绪图片作为情绪Flanker范式中的刺激，来考察情绪冲突。
2.5 其他方面的研究
还有一类将情绪刺激作为干扰刺激的研究，也与情绪冲突有关。比如，在Vuilleumier等[31]的研究中，给被试同时呈现四幅图片，分别是一对房子和一对面孔，其中面孔要么是两个中性表情，要么是两个恐惧表情，纵向或横向放在中心四周，房子和面孔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出现的几率相同，要求被试要么注意水平方向，要么注意垂直方向，忽视另外方向的刺激，并判断注意方向的两个物体(房子或面孔)是否相同。结果发现，面孔表情是恐惧的情况，比中性的情况下，被试的反应时显著变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单对房子的判断中，分心刺激为恐惧面孔比中性面孔的情况，被试的反应时显著变长。Bishop等[32]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在该类研究中，恐惧面孔作为分心刺激导致了干扰，反映了人类普遍存在对与威胁相关信息的加工优势[33]。除采用这种房子—面孔的研究范式外，还有其他一些类似范式，比如在Pessoa等[34]的一项研究中，在视觉中心呈现一个面孔(表情为恐惧、高兴或中性)，在左上和右上位置各呈现一个小棒(bar)，要求要么判断面孔的性别，要么判断两个小棒的朝向(orientation)是否相同，在该范式中，中心的情绪刺激对外周的小棒朝向判断产生了干扰。需要注意的是，这类范式与情绪Stroop范式类似，情绪刺激是通过对注意的吸引作用来“间接”干扰当前的认知任务的，因此研究者认为它们并不是直接考察情绪冲突的合适范式[1]。
在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中，有些并不是直接针对情绪冲突的研究，只是跟情绪冲突有关的研究，比如情绪Stroop的研究和房子—面孔等研究；有些方面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情绪冲突这一概念，但可以用情绪冲突的理论加以解释，从而也可以归为情绪冲突的研究范畴，比如采用情绪评价性任务的情绪启动研究以及情绪Flanker研究；还有一类研究是直接针对情绪冲突的研究，比如采用词—面孔Stroop范式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揭示情绪冲突在行为上的表现，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效应，比如情绪一致性效应、序列调整效应、情绪启动效应、情绪Flanker效应等。
3 情绪冲突的脑成像研究
与情绪冲突有关的脑成像研究，主要考察了情绪冲突的检测和解决的脑机制。冲突的检测是指，为了优化行为反应，大脑持续不断地监控可能造成与当前任务不一致反应的分心物，以便解决冲突[3]。目前，关于情绪冲突脑机制的研究还比较少。
较早的与情绪冲突有关的脑成像研究，并没有严格区分冲突的检测和解决。如Bishop等[32]进行的一项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研究中，采用与Vuilleumier等[31]实验中类似的房子—面孔范式，要求被试判断两个房子是否相同，在一个组块(block)中大部分是中性的分心面孔图片，小部分是恐惧的分心面孔图片，另一个组块中相反。结果发现，前扣带回的喙部(rostral ACC)对恐惧面孔(相对于中性面孔)的反应，在恐惧面孔小概率(infrequent)出现的组块中比经常出现的组块中显著增强，这与该区域在非预期的冲突解决中的重要作用是一致的。在Haas等[20]的另一项fMRI研究中，采用词—面孔Stroop范式对情绪冲突的考察，结果发现，情绪不一致的条件相对于情绪一致的条件，显著激活了前扣带回的尾部(caudal ACC)，研究者认为这表明该区域参与了情绪冲突的检测，这与Botvinick等[4]在认知冲突中的发现也是一致的。
Etkin等[1]采用类似的改进的词—面孔Stroop范式，利用fMRI技术更深入的考察了情绪冲突的脑机制。他们利用冲突研究中广泛存在的序列调整效应，分离出了情绪检测和情绪解决的神经机制。他们的实验逻辑是，当前的iI刺激比cI刺激中的冲突小，因为前面不一致刺激引发了一种预警机制，从而有利于对下一个不一致刺激中冲突的解决[12,21，22]。因此，对iI刺激，冲突程度小，而冲突解决高(high conflict resolution)；对cI刺激，冲突程度大，而冲突解决低(low conflict resolution)。这样，cI条件减去iI条件得到的脑区激活，反映了情绪冲突的量，即情绪冲突的检测；iI条件减去cI的条件，得到的脑区反映了情绪冲突的解决。结果发现，杏仁核、背部内侧和外侧前额叶的活动反映了情绪冲突的程度；而前扣带回喙部则与情绪冲突的解决有关。而且，前扣带回喙部的活动还与杏仁核的活动降低相关，这说明，情绪冲突的解决是通过前扣带回喙部对杏仁核活动的自上而下的抑制完成的，即前扣带回喙部的活动增加导致杏仁核活动的降低，进而导致了情绪敏感性(responsivity)的降低，从而促进了情绪冲突的解决[1]。
虽然对情绪冲突进行控制，无论对于正常的功能发挥，还是对情绪障碍的治疗都具有重大意义[17]，但大脑是如何检测和处理情绪冲突的，还远远没有弄清[1]。
4 小结及展望
从上面的综述中，可以看到，虽然较早就出现了与情绪冲突有关的研究，如情绪Stroop的研究和情绪启动的研究等，但直到近年，才正式提出了情绪冲突的概念[1]，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情绪冲突的研究“虽然有一个悠久的过去，却只有一段短暂的历史”。上文介绍的一些研究，大部分并没有明确提出考察“情绪冲突”这一问题，只是因为与情绪冲突相关，可以在将来应用于情绪冲突的研究，因此进行了介绍。仅有的几项直接针对情绪冲突的研究，研究范式仅采用了词—面孔Stroop范式，显得比较单一。到目前为止，关于情绪冲突的研究只能算是刚刚起步，这与认知冲突的丰富研究形成了强烈对比。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情绪冲突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
第一，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情绪冲突的研究需要借鉴现有的范式。首先是继承认知冲突研究中比较成熟的范式，并加以适当改造，比如词—面孔Stroop范式和情绪Flanker范式。另外，就是从既有范式中发掘出可以考察情绪冲突的范式，加以运用，比如采用情绪性评价任务的情绪启动范式。
第二，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情绪冲突还有很多方面有待考察。不仅要关注冲突效应的“有或无”，还要对情绪冲突发生的条件、影响因素、动态变化及相应的神经机制进行深入的考察。比如，采用情绪启动范式，通过变化SOA，可以考察刺激的间隔时间对情绪冲突产生的影响，探索情绪冲突与时间的动态关系。再如，采用Flanker范式，通过变换干扰面孔与目标面孔的距离，考察空间位置对情绪冲突的影响等。另外，除了考察情绪价不同的刺激导致的冲突外，还可以考察刺激的唤醒度对情绪冲突的影响。
此外，不仅存在意识上的情绪冲突，还存在意识下的情绪冲突，后者在目前研究中还没有涉及。
第三，从研究对象上看，不仅应该考察正常人的情绪冲突，还应该对情绪障碍患者进行相关研究。有研究发现，无法有效控制和解决情绪冲突是某些情绪障碍(如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典型症状[17,18]，这表明，对情绪障碍患者的情绪冲突进行研究，与正常人的研究相对照，对于揭示情绪冲突的认知神经机制，从而对相关情绪障碍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如何从情绪冲突的角度出发来思考情绪调节等问题，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方向之一。研究者可以考虑设计针对不同群体的解决情绪冲突的策略和方法，以提高个体的情绪稳定性，促进身心健康。
标签：启动效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