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奥秘——“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代化论文,奥秘论文,康有为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青岛康有为研究会、青岛社科院、青岛社联主办的“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于1996年7月23日至25日在青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和社会科学院的康有为研究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就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及康有为研究的现状与走势展开了讨论。
一、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对于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与会学者们分别从物质、政治、思想、文化等不同的层面对康有为关于中国近代化的思想进行了论证。
一种观点认为，从物质层面上看，康有为在近代中国提倡物质救国，要求发展生产力，振兴实业，对于引起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重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追求资本主义工业化及促进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变，都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尤其是戊戌政变后他出亡海外16年，游历31国，对于物质救国的认识和表述更为具体。康有为认为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在世界各地横行无忌，强占殖民地，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科技发达，生产力水平高。在民国初年至“五四”期间，新文化思潮浩浩荡荡，唯有康有为和孙中山这两位未曾谋面的政敌，却不约而同地大讲物质之学，认定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和综合国力在于发展生产力。康有为认为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除必须大力发展工矿交通事业外，还必须发展金融业，他撰写的《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议》、《理财救国论》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康有为在“五四”前后提出物质救国论，在当时是违背潮流的，其弟子梁启超就同他唱起了反调，鼓吹文化救国论，因而康有为的观点在当时受到冷落，被后世学者判为反对辛亥革命的罪证，显然是不公正的。当我们把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生产力救国论置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考察，它的借鉴价值却又重新凸现出来。
另一种观点认为，从政治层面看，康有为立言上书，领导变法维新，在近代首举改革大旗，对于促进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觉醒和他们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观的形成，以及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近代化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康有为上书不仅是康氏个人变法思想的记录，而且在深层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觉醒。作为觉醒的标志，上书表现出自觉关注国家民族前途的政治责任意识，批评弊政、筹献国策的政治指导意识，强烈要求参政议政乃至参与决策的政治权力意识。因此，上书不只是康有为个人与皇帝的对话，更是新的政治势力行将出现的预告和宣言。上书在相当程度上唤起了社会的政治热情，促使统治集团发生分化，并反过来加快了维新派的成熟。同时，康有为关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和谐是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近代民族观与国家观的形态，这是他在近代文化背景下，对封建国家观念的突破，至今仍不失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是力主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第一人，是集中西学于一身的思想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底盘”，一个比较完整的让人理解的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在他的近代化的思想体系中，有三个观点值得重视。第一个观点是他早期思想中的人道观念。康有为依据客观物质之理，经裁制取舍而确立之法，直接关系人道者主要有：以“人各合天地原质以为人”来说明人的平等地位；以人各具原质，且“各具一魂”，“灵魂之性，各各不同”，来说明人的自主之权；以人所秉自然之“气质”，如“阴阳”之气，“湿热”之气等，来说明人性、人欲之合理性。康氏综合以上三者，说明“权归于众”，“合众人之见定之”的合法性。这些具有鲜明近代思想特色概念的提出，体现出康有为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的特征。康有为第二个观点便是他变法理论依据的进化论思想，这就更具有近代思想的特色了。康有为首先从自然进化论出发，把自然进化论引渡到社会进化论和制度进化论，他按照宇宙万事万物无时不变、无事不变的规律指出，社会制度也必须与时俱进新陈代谢，那种一成不变的守旧心态和千古一揆的制度，是中国落后的内在因素，从而增强了变法维新合情合理的说服力。康有为又按自然的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变易进化观认定，中国只能选择变法维新发愤图强的历史道路，这是康有为运用进化论思想为中国设计的最佳救国方案，也是他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思想结晶。康有为的第三个观点便是关于中国近代化的理想选择，这集中表现在《大同书》中，它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近代化起了促进作用。康有为从东方文化背景出发，用中国人的视野，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评论东方和西方，梦想着美好世界的未来。康氏的《大同书》是古代东方大同思想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对全人类未来命运进行全方位的预设，他设计的是全人类的未来福祉，全世界的大同社会蓝图。他想解决人类社会的矛盾和产生的种种弊病，根据自己的理论和知识，把社会分为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上升序列，其划分的标准与生产劳动和经济形式相联系，这种历史分期法第一次以工业的发展即经济因素作为说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代表了当时人们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新思路。他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是消灭了私有制的极乐世界，这个大同世界符合人道原则与快乐精神，带有空想色彩，是康有为留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他的《大同书》属于全人类。
再有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力和融合力，使西方文化中国化，同时借鉴西方文化改造中国固有文化，把传统文化引入近代，从而创造出中西文化相结合的近代中国文化的主要形式。人类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财富，它既有民族的特点又应为世界所共享。民族文化只有在交互吐纳中才能焕发文化的青春。西方文化不可能对中国实现单向文化征服，而是在交流碰撞中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在近代思潮的冲击下，激发出新的文化张力，成为西方文化在中国落户的文化环境和前提条件。康有为正是站在中国文化本体上，用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吸纳西方进化论、民约论、功利主义、以商立国、重视教育等文化观念，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吐故纳新，并把这些新观念融合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使之成为转变观念改造社会的文化支撑点。针对中国当时专制与迷信的现状，康有为运用他初学的西方知识，兼容古今，吞吐中外，渐次把学习西方文化的总体目标引向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而追求民主与科学是近代中国文化演进的总目标，因而这标志着中国人没有在制度文化层面上止步，而是从观念革新的文化层面上去理解近代化的文化内涵。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交融，既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熔铸中外古今的特殊风貌，又推起了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层见叠出的爱国浪潮。
二、康有为研究的现状、走势和现实意义
与会学者认为，当前康有为研究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其一，在中国思想史界，目前主要只研究了半个康有为——出亡前（以出亡前与出亡后为界线），或更严格地说是四分之一个康有为——从上书到政变（康有为一生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从出生到“二考”出现；从上书到政变；从出亡到回国；晚年）。其二，目前康有为的形象在思想史层面是“五朵金花”，与“五马分尸”并存，极不统一。这些形象概括起来是：(1)维新志士，中国思想界飓风的掀起者；(2)政治活动家、改革家；(3)保皇党的头子；(4)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大同理想的设计者；(5)复辟活动的主要参加者。要把这五种形象有机地统一起来，做到合情合理，内外一致，表里如一，看来还需要对康有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康有为研究的特点是：第一，有关康有为的资料大体已经齐备。由姜义华教授编校的《康有为全集》已出至第三集，戊戌期间的主要著作已基本齐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康有为列国游记》，记录了康氏在海外的活动与思考。第二，形成了广东和山东两大康有为研究中心。广东省成立了康梁研究会，从1983年开始每五年举行一次关于戊戌维新与康梁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三部论文集。青岛也成立了康有为研究会，开放了康有为故居，也召开过三次康有为思想学术讨论会。第三，在全国形成东西南北中研究康有为的学术群体。这支研究力量，老中青结构合理，散布在全国各地。
从总体上看，对康有为的研究目前还处在整理资料、正本清源和端正思路阶段，康有为思想研究的深化还有待于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今后首先应在康有为整理重估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方面的贡献上下功夫，对康有为引发的疑古之风应作出新的评价。其次，在今日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中，人们对世界大同的理想又有新的认识，因此应加强与国际上研究康有为思想的汉学家的联系。其三，对康有为16年海外流亡活动的研究要加大力度。其四，今后应大力开掘和研究康有为的改革思想。
与会的学者还就当前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把中国近代化的正常进程统统说成是激进主义的观点是错误和有害的，研究历史一定要站在当时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要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对于改良与革命的地位和作用要作出恰当的评价，康有为与孙中山都是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伟大人物。所谓的“激进主义”的错误根源在于用现代的标准去硬套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研究历史时仅仅以成败论英雄，而不是从多角度全方位出发得出科学的结论。
最后，有的学者从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出发，就研究康有为思想的现实意义在大会上作出了总结性的发言，指出康有为研究很重要，它对于中国近代化意义重大。康梁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如何近代化，而中国学界正欠缺这门学问。中国近代化道路上出现许多问题，只要抓住“康梁学”的脉搏就抓住了近代化的关键，中国近代化的奥秘就隐藏在“康梁学”之中。要把“康梁学”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纪之交的世界思潮演变的全局中去认识研究，才能搞清楚“康梁学”的真正涵义，这也就是研究康有为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