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视野——评西村成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主主义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新视野论文,西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革命”观念的转换与“国家”概念的提出
西村氏是近年来日本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一位中国现代史专家。80年代以来，他相继出版了《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中国民主与自由的轨迹》（合著）、《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合著）等多部著作。西村氏非常熟悉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现状和困境。正是有鉴于此，他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开宗明义，提出了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要“转换历史观念”的问题，并亲自实践，以新的历史观念构画了20世纪中国政治史像。
西村氏在书中指出：要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客观构画20世纪中国政治史像，必须改变两种状况：其一，转变“革命”观念。也就是说，不再从“革命史”角度，把1840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简单地看作“胜利的共产主义历史”；其二，改变把中国现代史（1919至1949）与“中国共产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等同起来的状况。于是，西村氏提出了不以“革命”为本位，而以“国家”为本位——即从“国家史”角度来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课题。
西村氏的观点，无疑是具有新意的。所谓“国家史”角度，就是把“国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心和主题。那么，能否从这种角度来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呢？
我们认为，作者的立论是有基础的。
首先，从一般政治现象来考察。当今的国际政治活动，无论何国，实际上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即以国家为本位的。某些国家的共同政治行动，也是基于他们的共同利益。可以说，在现实的国际政治活动中，还没有不计本国利益的国际共同活动。因此，把“国家”的活动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是符合现实政治状况的。
其次，从中国国情来考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尤其20世纪以来，又是一个国家命运问题非常突出的国家。因此，以整个国家命运为中心，才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着眼点。可以说，只有以整个国家命运为中心来叙述中国史，才能包括中国各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才能把握住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关注的共同问题。只有这样的中国史，才是真正的中国通史。因此，从国家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现史，是十分重要的。
西村氏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中，根据他的“国家”观念，从近代国民国家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现象作了透视和评论，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在此，试举两例：
1、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评价。
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评价，以往的“革命史”，往往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其进步性的估价都较低。尤其是对资产阶级的上层，如维新派、立宪派等，一般都持否定的态度。西村氏则认为，如果不从“革命史”角度，而从“国家史”角度，尤其从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来看，应该承认，在近代中国，无论是资产阶级下层，还是资产阶级上层，对于近代国民国家的建设，“基本上都担当了同一历史任务”，都是“爱国进步势力”。因此，他提出了要重新评价资产阶级上层的观点。
2、关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央政府的评价。
以往的“革命史”，往往把中华民国政府作为打倒的对象来分析。西村氏认为，这种分析是不充分的，这实际上无视它们的客观存在。他指出，从近代国民国家建设过程来看，无论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是“作为一个历史现实的国家形态而存在着”，“都是近代多民族国民国家形成史的一个阶段”。因此，他提出了不应把中华民国政府仅仅作为“打倒的对象”，而应作为“研究的对象”的观点。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总之，西村氏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不从“革命史”的角度，而从近代国民国家的建设过程来展开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是一种新的视野。
二、“近代国民国家”理论与中国民族、民主问题
西村氏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最引入注目的是他的“近代国民国家”理论。作者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史，就是近代多民族国民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走上“国民国家”道路的第一阶段。此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近代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那么，所谓“近代国民国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按作者的诠释，“国民国家”指的是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大体类似于列宁所说的“近代民族国家”。其特征就是“民族统一、社会统一、政治统一”的国家；其政治内容，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民主主义。由此可见，“近代国民国家”理论，实际上讲的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问题。事实上，作者在本书中叙述的全部内容，也只是根据中国近代国民国家形成、演变的过程来阐发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问题的。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近现代中国的中心问题。以往我们从革命史角度，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称之为民族民主革命，也是从这两个问题来考虑的。在这一点上，西村的书和许多中国近现代史著作是相同的。然而，作者不从革命史角度，而从近代国民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论述中国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对于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加深我们对近代民族、民主问题的认识，仍具有特别的意义。
1、作者以“爱国主义”观点为基础， 强调了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上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主义——民族救亡问题，是西村氏“近代国民国家”理论的一个基本内容，也是他叙述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一条基本线索。他在论述中国近代多民族国家形成、演进的过程中，始终把民族主义看作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提出了几个颇有见地的观点：
第一，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
作者指出，近代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一是作为“超历史的＝自然所给予的＝种族存在方式”民族主义，也就是以血缘、种族为基础的一种自然感情；二是作为“近代化的＝社会契约的＝历史产物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从“国家”观念形成近代国民国家的一种政治感情。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二重性互相关联，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如抗日时期，中国社会当时存在着国民党、地方势力、共产党等各种政治势力。这几种政治势力，尽管在政见上存有很大的分歧，但它们都抱有一个统一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在这一意识下，它们的民族立场都体现了爱国主义。如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当时都讲“爱国”，并且都将汪精卫斥之为“卖国贼”。此时的“国”，应该说，既指中华民族，又指观念上的政治共同体——“国民国家”。因此，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
第二，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中国国民的基本政治意识。
作者认为，民族主义是形成近代国民国家的原动力，也是20世纪中国极其重要的政治意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50年，以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110 年是“拯救中华”阶段；后40年是“振兴中华”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意识，这就是“中华民族”。
由上述可见，西村氏从近代国民国家的理论上对民族主义的阐发，既突出了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使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更丰富了。
2、作者依据“近代国民国家”理论，突出了政治民主主义在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中的核心作用。
政治民主主义是西村氏“近代国民国家”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他在书中说：“中国政治民主主义是与民族主义不可分割的。”“20世纪中国政治史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发展历史。其发展过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多民族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
不仅如此，作者还把政治民主主义看作是形成近代国民国家的核心问题。西村氏指出，他之所以认为1898年的戊戌变法迈开了中国近代国民国家建设的第一步，就在于当时的维新派通过对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及其政治体制的理解，开始谋求从皇帝专制体制向君主立宪体制的变革。这种变革，尽管未留下多大实绩，但却是从传统的帝国体系向“国民国家”体制转变的第一次尝试。应该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西村氏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在叙述中国近代国民国家的出现与演变时，始终把着眼点主要放在政治民主主义方面。大家只要看看本书的各章标题，就一目了然：
序 章 重新构划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课题
第一章 中华民国政治史与民主主义
第二章 “训政国家”——国民政府与宪政运动
第三章 1944年第三次宪政运动的目的
第四章 战后政治中的“训政”与“真的国民主权论”
第五章 从中华民国政治史看中国革命史像的再构成
终 章 政治民主主义发展的现阶段
由上述各章标题来看，政治民主主义这一近代国民国家的核心内容，构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全书的中心线。
西村氏在他的书中，从法的原理上提出了国民国家的“国民主权”问题。据作者的意思，从法学上讲，国民国家，就是“国民主权”的国家。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应该是“国民主权”的国民国家形成与演变的历史。换句话说，中国近现代史，应该是实现国民主义与实现民族统一、社会统一和政治统一的历史。如果能这样理解作者观点的话，那么，这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着眼点，应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从法学上讲，“国民主权”或“人民主权”是近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和核心。一切民主国家的宪法或其他形式的根本大法，无不有“主权在民”的规定或思想。真正主权在民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西村氏叙述的20世纪中国政治史，以国民国家的产生与演变为考察的重心，这既突出了政治民主主义的核心地位，又抓住了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3、作者根据“近代国民国家”理论， 把民族与民主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从而以独到的视角，构筑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体系。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长期存在着两种体系。一种是所谓的“两个过程三个高潮”说；另一种是“以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为主线”说。这两种说法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事实上，这两种说法，各有偏颇。前者过分强调了民族问题，后者过分强调了民主问题。我们一直认为，只有把上述两种说法结合起来，才是中国近代史以至现代史的全貌和全过程。而西村氏的著作，以考察近代国民国家的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即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发展过程，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这就避免了上述两种争论的偏颇，同时又构筑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体系。
综上所述，西村氏的“近代国民国家”理论的提出，以及他关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问题的阐述，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不仅提供了新的观念，而且丰富了研究内容。
三、几个仍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以上我们论述了西村氏的著作在“转换观念、开阔视野”上对推进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但是由于中日两国不同的人文环境的影响，又由于两国学人在观察问题上的某些差异，我们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中的一些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讨。
1、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问题
民族主义是作者在本书中论述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论述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如民族主义的二重性；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系等等。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民族问题历来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承认，西村氏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似乎还可作更细致的分析和总结。例如：
（1）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传统民族主义的区别和特点。 中国的民族问题，不是近代才有的。在古代，就有华夏民族与夷、蛮等民族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不是近代才出现的。中国学者认为，很久以前，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已经形成。但古代民族问题，在传统上，历来只是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才出现了新的特点，面对外来民族的侵略，出现了对外抵抗，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但同时，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统一问题仍然存在。西村氏的书，虽然主要讲的民族主义，但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传统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却缺乏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2）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 《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把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主义演变史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是“拯救中华”阶段，其后是“振兴中华”阶段。如此划分，应该说是颇有新意的。但该书是以“爱国主义”观点为民族主义基础的。以此而论，1949年前后的民族主义的内容及其政治目标是有很大不同的。1949年以前的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外来侵略，救亡图存；其政治目标是摆脱半殖民地地位，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1949年后宣扬的民族主义，其政治目标，则有三层意思：一是为了实现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二是为促进国内各民族间的团结；三是为加强汉族内部各阶层人民的凝聚力。由此看来，1949年前后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是不尽相同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如果能把上述二者的区别叙述得更清楚一些，似乎更能勾画出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
2、“训政国家”的概念及其实质问题
作者在本书中专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理论，他将“训政”理论置于动态的过程中去分析，指出了它出现的正当性和反动性。这是可取的。但是，作者把南京国民政府称之为“训政国家”，是需要加以探讨的。
“训政”理论，诚如作者所说，最早是孙中山提出的。对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在此我们不作全面评价，但应指出的是，孙中山施行训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1924年，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在其宣言中规定，“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和复决法之权”。这次大会通过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由孙中山拟定）也规定：“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官权，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到全国有半数省份达到全省的地方自治完成之时，则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这就是所谓的“还政于民”。应该说，符合这种规定的“训政”，才是真正的“训政”。那么，南京国民政府能否称之为“训政政府”或“训政国家”呢？如果从它的政策规定和实际的所作所为来看，应该承认，它是违背孙中山的训政的精神的。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一个《训政纲领》，纲领虽规定了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但实质性的内容却是规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政权”——该纲领规定，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党“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这无疑就是国民党的独裁政治。
1931年5月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 制定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个约法的核心内容与《训政纲领》毫无二致。就在这次国民会议的“开会词”中，蒋介石既反共产主义，又反自由主义（即民主主义），而宣扬法西斯主义政治理论的优越性。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C.C.系和复兴社的刊物大肆地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到1943 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时，他仍然在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说：“民主宪政不容再缓”，但又强调他本人和国民党对“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仍不愿“还政于民”。
由上述可见，南京国民政府虽大言训政，但却是有悖于孙中山的训政原旨的。因此，如果我们不看其实质，只以其表面形式将南京政府称之为“训政国家”，是值得商榷的。
诚然，西村氏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虽有上述一些仍需进一步研讨的问题，但总的说来，它是近年来出版的一本好书，它揭示的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是值得中国学者思考的。
*西村成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日本研文出版，1991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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