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初的纸币与市场经济中稳定纸币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纸币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最初论文,稳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在对货币史学精心研究的基础上，确认公元1024年宋代发行的交子是中国最初的纸币，并指出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同时还认为宋代已开始具有封建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并且论述了随着宋代市场经济的形成、纸币的产生、也就出现了我国最初管理纸币的理论，并总结了这一理论对当今稳定人民币币值的现实意义与重大借鉴作用。
1994年春，中国钱币学会召开纪念中国最早的纸币（北宋交子）发行970周年的理论研讨会，我应约撰写论文。我国纸币发行源远流长，研讨古代纸币，对于宣扬我国古老先进文化，古为今用，丰富管理纸币的知识，不无裨益。5月间，研讨会在黄山召开，与会的一些专家学者对拙文的“新观点很有兴趣”，认为“把古代货币理论与现今的货币政策、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研究，是中国钱币学、货币史研究的方向，对大家很有启迪”。过奖之言，实不敢当。现将该文发表，请大家指正。
一
中国最早的纸币，一般说来，凡读过中国通史的，都知道是北宋时代的交子。只是多年来我国先后出版的中国货币史书和其他有关中国古代纸币记述书中，往往说到宋代以前的汉代出现过白鹿皮币，唐代出现过飞钱。其中有的书前面说汉代皮币“不能说是真正的货币，不是足值的货币……它可以说是中国纸币的滥觞”；但后面又说“西汉的白鹿皮币和唐代的飞钱，都有一种纸币的性质”①。另有的书则先说“汉代的白鹿皮币可以说是纸币的滥觞，唐代的飞钱则是兑换券的变相”；后面又说“汉武帝创行的白鹿皮币，就具有纸币的性质”②。再有的书先评汉代的皮币，“严格说，还不是完全意义的货币”；而后面又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纸币的前驱”③。更有的书说“西汉政府曾于公元前119年采用‘白鹿皮币’，可视为纸币最早的尝试；唐代后期出现过具有汇票性质的飞钱”④。所有这些说法，虽前后有些矛盾，但都体现着作者精心论断的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先就白鹿皮币而言，立刻使我们想起两册中国经济史书的另有说法。一是早在1946年“商务”出版的一册书中说：“白鹿皮方尺，边加绘绣，为皮币，当四十万钱，限王侯宗室朝觐聘享，用为礼物”⑤。二是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册书中说：“皮币实行后未见记载，当因皮币系仅供诸侯王朝聘燕享之用，不在民间市场上流通，实际上是一种礼券”⑥。十分明显，这两册书的说法，与前面各种说法相比，是大不相同了。对此，我们怎样做好准确的分析判断呢？这自然首先要占有史料。据我们所知，关于白鹿皮币的原始史料，《史记》的孝武本纪和平准书与《汉书》的武帝纪和食货志下都有记载，其主要内容，平准书与食货志所记，只有一字微差，可谓相同，即“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壁，然后得行”⑦。再以当年的“币”很可能还是《说文解字》中的“币帛也”，尚未演化成货币的币。如《管子·五行》中说到：“出皮币，命行人修春秋之礼于天子诸侯”；《辞海》“皮币”辞条，即释为“系指毛皮和布帛，统治者间常作为贵重贡品和礼品”。同时将“白鹿皮币”，释为“汉武帝时特制的礼品”。由此足见，上述两册中国经济史书的说法，比较合乎当年的历史事实，即只能断定西汉一度出现的白鹿皮币，乃“用为礼物”或“一种礼券”之类，没有什么“纸币的性质”，难以说是“我国古代纸币的前驱”。看来，“说是中国纸币的滥觞”，或“视为纸币最早的尝试”，也很勉强。而有的书在“古代中国纸币产生表”的“纸币的产生历史渊源”中⑧，统把白鹿皮币和唐代飞钱，柜坊、五代时代用契券指垛交易乃至“宋初各种交换证券”等都视为真正纸币的“历史渊源”，看来是恰当的。如果把所附括弧中释为什么“纸币雏形”、“具有纸币性质”等等，都予以取消就好了。至于如何看待唐代的飞钱的问题，比较简单，易于明确。因为史料书记载很清楚：“（唐）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⑨。因此，上面提到有的书说“唐代的飞钱则是兑换券的变相”，或“具有汇票性质”，显然都是很对的；而另有的书说“有一种纸币的性质”，则显然是不恰当的。
中国钱币研究的对象，不能局限于钱币的狭义，而是要研究广义的历史货币，包括纸币的有关考证和各种说法等等。为了证明中国历史上宋代以前还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纸币，我们做了如上的论述。鉴于近些年来我国钱币研究学界对《周礼》一书中的“傅别”和“里布”是否是纸币的不同看法，我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研究》一书中曾明确指出：“综合那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全面考察，看来是没有可能的。至于‘傅别’和‘里布’的真意，也不能解释为纸币”⑩，从而确认了宋代以前的远古时代，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纸币。
既然我们确认只有宋代的交子才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可能会有人提问，1994年中国钱币学会为什么不就以公元995年前后交子在四川的最初出现，举行纪念活动，而单以其发行时期举行970周年纪念活动呢？关于这一点，乃是因为，当年北宋交子的流通，有两个历史阶段：公元1023年前为民办乃至官督商办的私交子流通时期；1024年后才开始由政府办的官交子流通时期。在私交子流通那个时期，以民间零星发行，虽然“收入人户见（现）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11)；但“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12)，各方面很不完备。可以说交子一直是在由雏形纸币到成长的发育过程中，尚谈不上真正纸币的发行。只有到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设益州交子务，二年（公元1024年）二月起发行的官交子，才算真正的发行了纸币。因为迄今虽然尚未发现北宋官府发行的交子钞法条例一类史料，但仅就《宋史·食货志》和《文献通考·钱币考》等史书看来，官交子的发行，有了一定的发行额、一定的发行准备金、一定的流通时限，一定的兑换办法和一定的流通区域等。所以说，中国最早的纸币——北宋交子的发行是自公元1024年起，而不是自公元995年前后起，也不能象有的中国货币史书和《辞海》的交子辞条等那样，误记为公元1023年起。因为这是有关《中国历史之最》书中大事，也是有关《世界之最》书中大事，我们必须掌握准确。
明确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真正纸币（北宋交子）的发行是在公元1024年出现，我们就可以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纸币出现的时期加以对比。先就欧美等国家来看，据说1661年瑞典银行发行的纸币，号称最早的银行纸币。美国发行纸币在1692年。英国于1694年成立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银行券纸币。法国于1717年设普通银行，也开始发行纸币。俄国在叶卡特娜二世女皇期间(1762-1792)，也开始发行了纸币。至于亚洲的一些国家，则直接受我国宋元时代发行纸币的影响，波斯早于1294年就模仿使用过纸币。印度于1330-1331年间，也仿照使用过，而日本则自1332年始，仿照发行过几次纸币。综合这些情况，足见我国北宋出现的交子纸币，确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二
大家知道，我国古代纸币自北宋的交子产生，以后演变为钱引，接着南宋又发行关子和会子等等。为什么历史发展到宋代，中国纸币不仅产生，且不 断发展呢？有两册货币史书基本上作了同样的回答。即：1)宋代商业发达；2)铜铁钱体重值小，携带不便；3)自五代以来，形成许多货币区，使用纸币，防止铜钱外流；4)两宋时代，军费开支浩繁，财政困难，常靠纸币弥补开支(13)。我们认为，用这四种理由回答，确实既全面，又准确。人们可能还会问，哪种理由又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呢？早年日本著名的中国经济史学者加藤繁博士说过这样几句话：“铁钱的不便，不会制造出商人的信用来”，“使交子可能成长起来的，恐怕必须承认是商界信义的习俗”(14)。由此足见，宋代纸币的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宋代商业发达。而宋代商业发达，又是怎样促成的呢？这自然就归结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了。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发表有关论述市场经济论文和出版有关市场经济新书不少，而其中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市场经济问题的很少。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11月20日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时说：“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萌芽”(15)。的确，中国封建社会时代就有这样的萌芽。同时，邓小平同志断定“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萌芽”，是紧跟着批评人们通称“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的，因而这里的“萌芽”，显然是指带有资本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萌芽。根据有关文章的论述(16)，我认为“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萌芽”的市场经济，只能断定明清时代出现。再有，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说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7)。这就启发我们更认识到，市场经济决非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它乃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只要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产生了市场经济。这样，市场经济的一般概念有了，估量市场经济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明确了，于是就可以进一步思考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是一般的领主制经济，而是地主制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正如史学界的学者们常说的“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和“土地、商业资本、高利贷三位一体”等等，从而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即到了它所具有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具有封建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市场经济，就出现于宋代。我这种新的肤浅的观点，就见于我最近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问题》一篇论文中(18)。
为什么我们确认宋代会形成封建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呢？这是因为大量史料证明，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确实达到了促使市场经济形成的一定程度；同时，以首都为中心，开始将全国城乡结成商业网，在一些区域性市场的有机配合下，全国性统一市场形成，达到了资源配置的一定的高度；再有，从市场经济所应具备的市场体系来看，宋代由于农产品商品化提高和手工业就业人员与部门增多，有着广泛的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由于运输的发达，“船行”运输机构出现，自然有了运输市场；还以“客作”和“僮客”一类的“流庸”，城乡之间，必然有了劳务市场；再以在“千年田换八百主”和城市中时常“增添房钱”的情况下，也必然有了房地产市场；另以宋代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火药的使用，以及“济南刘家针铺兔儿为记商标铜版”和“临安金箔铺招贴印记”的广为流传，更必然也有一定程度的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由于交子、钱引、关子和会子等纸币的一系列的发行，而宋代那时除有“柜坊”以外，更有“金银钞引交易铺”和“便钱务”等金融机构之设，自然更有了金融市场。
总之，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宋代开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具有封建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我们说它具有封建主义个性，乃是对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而言的。虽然那时由于区域性市场发展很不平衡，农村还有较大部分未同市场相连，同时，其市场中商业利润的来源乃至工商的经营管理和官府的宏观控制等，都是封建性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宋代的市场经济同交子等纸币一起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们共同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承先启后的转折时代。那时的市场经济，既是交子纸币产生的根由，又是交子、钱引和会子等纸币发展的根由；面交子、钱引和会子等纸币的产生与发展，则又是宋代开始出现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
随着宋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中国最早纸币交子的产生，中国货币流通史上的这种崭新现象，自然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议论，于是我国最初的纸币理论思想，也就在宋代开始产生、发展。只是早在北宋时期，人们着重议论的主要还在应不应该发行纸币和怎样发行好纸币两个问题上。如大文学家苏轼说：“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为金玉，奈何使民不奔而效之也”(18)。显示着那时的人们，还认识不到纸币的本质，即“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20)。在认识上尚处于新奇迷惑状态，也可以说是含有一种反对发行纸币的议论。又如王安石也曾经“主张废除交子的使用而专行盐钞”(21)，也有反对发行纸币的想法。另在推行纸币发行和赞成发行纸币人中，对于纸币到底怎样发行为好，也有争议，开始显示着纸币管理理论的诞生与提高。如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与群臣议论交子时，有这样一些对话：“上曰：‘交子自以钱对，盐钞自以盐对，两者自不相妨。’石曰：‘怎得许多做本？’上曰：‘但出纳令民间信之，自不消本’。佥曰：‘始出须要本，俟信后，然后常得行’”(22)。这些对话，就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发行准备金问题上，宋神宗所说的“自不消本”，即不用准备金，单凭国家政府权力的信誉，就可发行不兑换纸币；而臣子们则认为，发行纸币开始“须要本”，即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准备金，到纸币获得人们信任后，便可超过“始出须要本”额，发行较多的纸币了。当年负责陕西财政事务的皮公弼也说：“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本钱，亦不得以空文行”(23)。而另有鲁布，则更认为：“交子须有现钱相当乃可行”(24)，即认为交子的发行，应有十足的准备金。同时又有周行已认为：“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25)，即明确地认定，在纸币发行的准备金问题上，以两分之实，即可获三分之利。再有，北宋时期有一种盐钞，其性质似信用货币，如何同交子纸币在社会上配合流通使用，也有争议。如著名科学家沈括，主张整顿盐钞“使民不疑于钞，则钞可为币”(26)；而另有吕惠卿则主张盐钞与交子并行流通。前面提到的王安石，主张废除交子，而专行盐钞等等。所有这些情况，足以表明，早在北宋时期，随着当政者和一些有识之士对纸币如何发行为好的不断争议，人们对纸币的本质、发行准备金和流通规律，都有一些认识了，也就是在纸币如何发行为好的不断争议中，开始有了最初的稳定纸币币值理论。
到了南宋时期，随着关子、会子等纸币继续发行，宋代稳定纸币币值理论更有重大发展。虽然最初也有过在东南应否推行交子的争议，如著名诗人辛弃疾对纸币持拥护态度，而哲学家叶适等则对纸币持否定态度等等，但毕竟以纸币流通的日益推广，人们越来越集中于如何保持纸币币值和防止通货膨胀的争论，从而产生了‘称提之术”，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代纸币的称提理论。
什么叫称提？《辞源》释为“南宋发行纸币，………名为称提”，《辞海》释为“产生于南宋的经济术语……”，这些解释都不够完备。近有青年博士学者叶坦，在其近著《富国富民论》一书中，综合了当代学者各种提法，并进行考证，最后释为：“‘称提’的本意是权衡，使不同物品符合一定批例、平衡、对应关系。这个词在南宋以前就有了，南宋以后也广为沿用。‘称提之术’是从‘称提’的本义引申出的稳定和提高纸币币值的理论和措施”(27)。我认为这种解释既完备，又准确。
那么，南宋时斯的纸币称提理论，到底有那些内容呢？学术界说法不一。我认为，主要的应有如下的五个方面：（一）在铜钱与纸币共同流通使用的前提下，一定要用铜钱随时收兑过量纸币，保证纸币币值。如宋高宗“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28)。又如宋孝宗非常关心纸币币值的稳定，他曾说：“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29)，因而，曾就其所想，对其宰相说：“楮币在处可行，但须得本钱称提乃可”(30)。正是这位皇帝如此重视“称提之术”，以致其统治时期出现过人们竟用会子的“楮币重于黄金”的局面(31)。（二）必要时以出售实物、专卖凭证、官诰和度谍等，回收纸币，以稳定币值。据史书记载，宋高宗、宋孝宗和宋宁宗统治年间，都曾诏令推行此种办法。（三）用赋税形式回笼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如宋孝宗曾发敕文说：“扎子去岁降下指挥，许人户以会子纳官场”(32)。又如杨冠卿鉴于过去官府收税要铜钱而拒收纸币，他主张“今为之法”，“凡远近之输于公者，钱楮各半，否则不纳也”(33)。（四）控制好纸币发行数量，稳定币值。如当年杨万里的“钱楮母子相权”说，杨冠卿和袁燮的“钱楮实虚相称”说，都认为纸币的发行量，与社会上流通的铜钱，必须保持一定比例等等。（五）严防铜钱外漏，藏者愈牢。用“不专在于称提楮币，又在于称提铜钱”的办法，稳定纸币币值。这就是陈耆卿在发挥前人“钱楮母子相权”说中，更进一步指出：“（钱）泄于远则转及外裔，而不可复返矣”，“故臣以为当今之务”，“严漏泄之禁，以免促使人们更加藏钱”不出，“诚使钱不甚荒，楮不偏腾，此称提之本务也”(34)。
综上所述，从北宋时期纸币理论的产生，到南宋出现“称提之术”，足见其稳定纸币理论的高度了。前面说到，公元1024年，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交子纸币，这显示着我国货币经济的先进和灿烂的历史文化。现在又了解到那时随着最早纸币的产生与发展，伴生了一系列的管理纸币理论，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稳定纸币理论，因而又展现着我国货币思想史之花的优先艳丽。
早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有过一次“当前货币形式问题”论战，主要由武汉地区的李崇淮和潭寿清两位同志的争论所引起。我虽然没有参加论战，但读了论战各位的论文，联想到我早在1935年先后在《东方杂杨》三十二卷第六期和第十二期发表的《世界金本位制度崩溃的现阶段》与《世界币制的将来与管理通货》两篇论文，基本上同意崇淮同志的观点。即：“当前的货币形式已经进入一个没有一种特殊商品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新阶段，纸币已不代表黄金”，“人民币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黄金没有关系”(35)。也就是说，当前我国的人民币，乃至世界上各国通行的各种纸币，都不是象早年的银本位制或金本位制那样了，当然也不象公元1024年宋代发行纸币那样的历史条件和方式了。但是，正因为今天“纸币已不代表黄金”或其他，且都以唯一的主币形式广泛流通使用，就使我们感到，世界上最初出现的我国宋代的“称提之术”，防止纸币通货膨胀，稳定纸币币值理论，更是可贵了，其“古为今用”的价值更高了。1994年春，我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朱镕基副总理同湖南代表们交谈中指出，我国一时物价上涨“是去年上半年货币大量投放的必然结果”，“目前货币回笼情况良好”，“可望于三月底全部回笼”，“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采取四项措施”，首要的就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和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36)。由此可见，我国早在宋代就已出现的各种促使纸币回笼和控制好纸币发行数量等稳定币值的理论，现在看来，都具有“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而那时的一位有作为的皇帝，竟能以“几乎十年睡不着”的精神，殚精竭虑，以筹谋会子纸币的稳定，得致宋代“中兴”，也对我们齐心发挥金融手段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稳定人民币的币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借鉴。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深入研讨自宋代发行交子起的中国“称提之术”史，也就是深入研讨中国纸币稳定理论的发展史，为当前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注释：
①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428页。
②⑧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40、90页。
③(22)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111、177页。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7页。
⑤朱伯康、祝慈寿：《中国经济史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96页。
⑥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7页。
⑦《汉书·食货志下》
⑨《新唐书·食货志四》
⑩尹进主编《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11)李攸：《宋朝事实》
(12)李焘：《读资治通鉴长编》真宗景德2年（1005年）2月庚辰条。
(13)分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页；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页。
(14)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5页。
(15)于光远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16)孙键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3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8)尹进：《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问题》、《经济评论》1994年第1期。
(18)《苏东坡全集·续集》卷九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8页。
(22)(23)(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259、283。
(24)(32)《群书考索》卷62《财用》
(25)《浮沚集》卷1《上皇帝书》
(27)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页。
(28)《宋史·食货志下三》
(29)洪迈：《容斋三笔》卷14《官会折阅》。
(30)《朝野杂记》甲集卷16《东南会要》。
(31)《皇朝中兴两朝圣政》卷58
(33)《历代名臣奏议》卷273
(34)《读通考》卷7
(35)李崇淮：《论当前的货币形式问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36)《光明日报》1994年3月13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