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日回族学生与辛亥革命——基于“留东清真教育会”会员史迹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回族论文,史迹论文,晚清论文,清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留东清真教育会是近代回族历史上较早成立的社团之一。该会由来自四川、云南、山西、湖北、湖南、河南、陕西、江苏、广西、广东、山东、直隶、安徽、奉天等14个省的回族留日学生共36人于1907年在日本成立，宗旨为：“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① 次年，该会便发行了杂志《醒回篇》（初名《劝告清真同胞书》）。这一杂志则是回族历史上“最早的刊物”。② 其后，因留日学生的相继归国，该会随即自动解散。白寿彝对这一事件极为重视，评价说：“光绪宣统年间，回教先觉之士，受了时代思想的影响，经师王宽倡办新式学校于北京，鼓吹教育普及，提倡经书两通。留日回教学生三十六人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于东京，发刊《醒回篇》，讨论回教教务之改进及实施回教教育之方策，字里行间暗示民族革命的意思。这是清末中国回教的一种新气象。”③
关于留东清真教育会的论述多散见工具书和著作中。对于其成立的原因，除了日本学者松本真澄外几乎无人讨论。对于该会的性质，基本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是文化教育团体，④ 一种认为是文化团体。笔者以为，要想真切把握该会的性质，就必须探知其成立的直接原因和动机，乃至其成员在该会解散后思想和行为的集体性倾向。为此，笔者拟梳理分析留东清真教育会成员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史迹，以加深对上述问题的理解。
一、留日回族学生加入同盟会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领导和组织了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同时在留日学生中积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据当时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金应豫回忆：“孙中山曾在日本东京锦辉馆召集中国留学生讨论中国前途，他说：‘中国政治腐败，受到列强侵略，立宪不行，保皇也不行，非革命不足以生存。’当时听众心情非常激动，革命思想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播开来。”⑤ 此后，金应豫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山西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不仅如此，就在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的36名学生中不少人不约而同地加入了同盟会。目前，我们所能证实的是，36名回族学生中至少有14名同盟会会员。如下表：
以上同盟会员中，多数是在留东清真教育会成立之前就加入同盟会的。如上面提到的金应豫就是在听了孙中山的动员后加入的。据马彦虎考证，刘庆恩、杨光灿、龚选廉三名川籍会员均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属首批会员。⑥ 由于当时云南学生李根源是同盟会创建人之一，在他的影响下，赵钟奇、保廷梁、孙永安、王廷治等均首批加入同盟会，后来成为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和护国首义的骨干。⑦ 而马应薰经廖仲恺介绍，曾经参加1905年8月20日由孙中山主持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⑧ 可见他也属于首批会员。此外，山西回族学生乔煦于1905年10月，与阎锡山、温寿泉、张瑜同日加入同盟会，并同时参加同盟会中的“铁血丈夫团”。⑨
而难以确认加入同盟会日期的人主要是黄镇磐、马祖全、马宗燧、乔煦、马志道等。其中马志道出现在冯自由提供的《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人名册》中，当属于早期会员。⑩ 而黄镇磐与廖仲恺、孙中山等关系比较密切，曾“奉孙中山之命，与廖仲恺策划北方革命，为孙中山的法律顾问之一”；(11) 马祖全可能是同盟会的湖北主盟人之一。(12) 因此，这两人入会时间也当较早。
在革命团体同盟会成立的同时，民主革命的爱国思想在留日学生中也开始产生巨大影响。当时设在东京的中国同盟会总部，以《民报》为阵地宣传“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同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并且组织同盟会员，经常深入中国留学生集中的地方，与改良派短兵相接，针对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三个核心问题，开展面对面的辩论。在这些活动中，回族学生马应薰“总是争先恐后出场。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口才，协同全体同盟会会员，冲锋破阵”。(13) 在捍卫民主革命思想的问题上，刘庆恩给当时的留日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1906年冬，一群四川籍留学生在宿舍里就革命与立宪问题进行争论，周先登虽理屈词穷但仍然坚持主张君主立宪，纠缠不休。刘庆恩一怒之下，用火钵向他击去，周先登吓的抱头鼠窜而去。“刘痛击周先登，曾经在留日学生中搏得一致好评”。(14) 留学德国时，当辛亥武昌首义消息传到柏林时，刘庆恩欣喜若狂，他撕毁清朝龙旗，自制两面三色旗交叉置于办公桌上，以示庆贺。“当清廷驻德国使馆参赞前往进行干涉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道：‘裂龙旗者，我也，制三色旗者，我也。汝欲目我为革命党，我便是革命党，将奈何？’并拳殴参赞将其逐走”。(15)
同时，留日回族学生也积极地在民族内部进行动员。如：“云南回族赵钟奇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便与同在那儿留学的直隶回族黄镇磐、云南回族保廷梁、四川回族杨光灿等人联络，组织国内14省留学于日本的回族学生，建立起革命团体‘留东清真教育会’，并编辑出版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份进步刊物《醒回篇》，将之寄往云南等民族地区广为散发。”(16)
可见，在留东清真教育会成立之前，其主要组织者赵钟奇和黄镇磐已经是同盟会成员；该会三分之一以上成员已经加入了同盟会。这说明，当时回族留日学生在追随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显然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的。而且，加入同盟会的回族学生具有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倾向。由此可初步认定，留东清真教育会是一个由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回族学生组建的进步团体。
二、留日回族学生参与辛亥革命
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之间关系密切，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这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已成共识。那么，回族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究竟有何表现，曾经发挥过那些作用呢？答振益认为：“（留东清真教育会）成员回国后，不少人在辛亥武昌首义、各地光复和护国运动中发挥了作用。”(17) 具体来说，留日回族学生参与辛亥革命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一）参与了辛亥革命的筹备工作
早在武昌首义前，部分回族留日学生已经开始参与辛亥革命的准备工作，在各地和各类组织宣传工作中表现杰出者，有马祖全、赵钟奇、黄镇磐、马应薰、刘庆恩等人。
马祖全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积极参与同盟会会员发展工作，毕业归国后，在陆军讲武堂做学监，因在新军中提倡革命精神，传播革命种子，受到排挤，后被安置在兵备处。(18) 1909年，赵钟奇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受同盟会的派遣，先到保定军官学校当教官，1911年转入新军，任团参谋长。后与革命党在江浙一带的重要首领同盟会会员陈其美联系，一起联络会党、创办发行报刊、宣传革命。(19) 黄镇磐毕业后，与同学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到吉林进行民主革命工作。(20) 马应薰毕业后，也曾经在廖仲恺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财务工作。当时，孙中山的战略方针是：在华南沿海地区首先发动起义，以便得到海外饷械的接济；先夺取两广为革命基地。然后挥师北上，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一举推翻清朝的统治。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马应薰长期往返于南洋群岛。在华侨中，一方面为革命扩大宣传，一方面为革命筹集经费，采购军需武器。他不顾饥寒酷暑、生死安危，把在海外华侨中筹得的经费，就地购买枪支弹药，再秘密运送到指定地点，为武装推翻腐败的清廷尽了一份力，曾为孙中山、黄克强、廖仲恺等领导人所嘉许。孙中山曾赞誉说：“使革命前途又得一绝大保障者，回民小马君也。”(21) 刘庆恩毕业之后仍回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工作，1909年因革命需要，孙中山特派人送信给刘庆恩，嘱其到德国克鲁伯兵工厂学习新技术，以备将来之用。刘庆恩应中山之命，借故向厂方申请出国学习新技术，厂方不知其底细，遂准其所请，派他去柏林考察。随后，他将夫人及仅一周岁之长女送回德阳孝泉老家，做好为革命牺牲的安排后，始赴柏林考察。在德国，刘庆恩与蔡元培相遇，二人相见如故，彼此过从甚密，共商革命。两年后，孙中山曾电调刘庆恩回国参加武昌起义作战指挥，因事耽搁，未能成行。(22)
以上诸人均在辛亥革命前就积极从事思想宣传、组织发展、技术学习和经费筹备等方面工作，其中赵钟奇、黄镇磐、马应薰、刘庆恩等均是追随在孙中山左右的。这意味着，当时部分回族青年已然成为酝酿辛亥革命的重要组织者。
（二）直接参与武昌首义
在36名留东清真教育会成员中，唯一直接参与武昌首义的仅马祖全一人。而武昌首义的爆发，马祖全除了积极进行前期的组织准备工作外，在武昌首义的整个进程中，也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后人曾评价说：“夫鄂军起义江夏，马君祖全之功为最多。”(23) 答振益将马祖全视为辛亥革命打响的第一炮的指挥官。(24)
1911年10月9日，得知清军大肆捕捉革命志士，气势汹汹，马祖全与留日同学成炳荣拍案大呼：“革命！革命！此其时乎！”10日，二人便联系留日同学炮队二营管带姜明经，秘密会议。当晚8时，得知工程营已经起义，马祖全与成炳荣出外侦探情形，恰好遇见新军过来找他，二人遂行抵楚望台军械所。大家一致推举马祖全为临时总指挥，成炳荣为临时军械所总经理，而军事机关始有端倪，并告示军队临时攻守方略。考虑到起义军兵力单弱，马祖全便命马队、炮队迅速地从南湖奔向起义门，占领该地制高点，指挥炮轰望山门近处的湖广总督署，掩护革命党人迅速攻占了督署，湖广总督瑞激仓皇地从文昌门外逃上军舰，就这一夜工夫，武昌城就全被起义军所占领。城内制高点蛇山，也由炮兵所控制。在进攻总署的攻坚战中，炮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打响辛亥革命第一炮的，当是炮兵指挥者马祖全。湖广总督逃走后，革命志士不知道该往哪个方面发展，于是再次求策于马祖全。他便率同志赴谘议局，议举黎协统为鄂军都督，以餍民望，并计划一切机宜。这为后来军政府的成立确立了方向和初步的构架。后来，清廷反扑时，马祖全率领炮队参加了汉口保卫战。革命胜利后，他因病申请辞退军职，以让贤能。经黎元洪再三挽留，才应允调充顾问。时人论及辛亥革命时，曾说：“然则微马君指挥之力，退让之功，又乌能还我汉室山河，睹共和之幸福也哉！”(25)
尽管在辛亥首义中，留日回族学生参与者虽只有马祖全一人，但其作用甚为显著，他在军事和政策决策上发挥出的杰出才能，有力地保障了辛亥首义胜利。同时，马祖全立功不贪功的道德品格，“革命尚共和”的政治理念对后人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三）积极参与各地光复运动，以及护国、护法运动
留东清真教育会的其他会员也积极参与了各地的光复运动，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云南和山西的辛亥革命中表现尤为突出。
在1911年10月30日云南的“重九起义”中，同盟会会员，“清军第十九镇所属炮队队官陆锦先（字志清，广西百色人，回族）率部炮轰督署。云南讲武堂科长张永安（回族）、王廷治（回族）等率步、炮、工各科学生，攻破昆明小西门，占领西南城垣一带作警戒。马聪（字伯安，昆明人，回族）与唐继尧受命率部围攻督署，他们为云南光复立下了不朽的战功”。重九起义成功后，“辛亥云南军都督府”中，蔡锷聘请马观政（字敏斋，昆明人，回族）为军政府谘议官，马殿选（字俊卿，宜良人，回族）为军务部参议官，保廷梁为法制局参事。(26)
1911年10月29日的山西辛亥起义中，太原广大回民积极响应，“回民乔煦（留日学生，同盟会员）时任陆军第二标第一营管带，及时地发放枪支子弹给清真寺附近的穆斯林和牛肉巷内的回民，以便参加战事、保卫革命成果。但是，革命成功后，窃据革命成果的山西军政府官吏大都忘记了他们”。(27)
其后，在护国和护法运动中，留东清真教育会的部分会员坚定地拥护民主共和的主张，坚持不懈地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据马应薰的后人回忆：“1913至1914年之间，袁世凯打败了孙中山先生发动的第二次革命，下令通缉捉拿孙中山、黄克强等人，革命党人纷纷逃亡海外，孙中山再次亡命日本，决定继续领导反袁斗争。可是，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大都意见分歧，个个垂头丧气。尤其是黄克强总司令，对孙中山提出增强党的战斗作用，再举革命的一些具体做法，持着不同看法。为了顾全革命大局，我父亲及时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特使面谕，凭着自己的智谋，利用熟练的棋术，以湖南同乡的特殊友谊，去与黄克强对弈，首先让黄克强连赢多盘，然后使出自己的高超棋术，克制了黄克强。我父亲（马应薰）抓住这个时机，依据‘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道理，联系到当时革命面临的严峻形势，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得黄克强心悦诚服，终于达到了使黄克强与孙中山先生重新合作的目的，虽然当时没有参加在日本所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后来却在行动上积极策划对袁世凯的讨伐。”(28) 可见其在二次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在云南发动的护国运动中，赵钟奇、孙永安、马聪、马秀廷、马鑫培、沙云仙等人，都是跟随蔡锷、唐继尧、李根源讨伐袁世凯、立下赫赫战功的重要军政人员。(29)
不论是从武昌首义的整个过程看，还是从后期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一系列的革命事件看，留东清真教育会的成员都没有缺席这场巨大的历史变革。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作为回族精英的留日学生，不仅积极参与了武昌首义前后的民主革命实践活动，同时也在各地推翻封建专制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余论
基于留东清真教育会与同盟会的关系，以及他们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杰出表现，我们不难获得以下两个基本认识：
第一，留东清真教育会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受到同盟会的影响。在日本学者松本真澄看来，留东清真教育会的成立是受到1906年江苏回族童琮创办的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影响。(30)东亚清真教育总会为童琮所倡办，其情形主要见于《回族人物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继而与数同志发起成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后改名‘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并创办《益我报》，宣传普及回民教育主张，为东亚清真教育总会呼吁。总会于1908年秋在穆源学堂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者甚众，‘虽赞助有人，而一书一启，皆亲为之，其苦心劳力，概可想见’。”(31)
两会名称类同，宗旨似乎也颇为近似，东亚清真教育总会宗旨是“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留东清真教育会的宗旨是“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因此，不容置疑，留东清真教育会对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有承继的地方。但是，与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所追求的教育普及不同，留东清真教育会在其《醒回篇》中，“字里行间暗示民族革命的意思”(32) 则明显体现出其近代民主革命的诉求。对此，王希隆在点校出版《醒回篇》的过程中已经指出，(33) 不赘述。
笔者认为，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成立是建立在民族宗教认同基础上的，体现出近代中国穆斯林文化振兴的诉求。相比之下，最终把36名留日回族学生凝聚到一起的，却并非仅仅是民族和宗教的认同，而是爱国主义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的思想。一如松本真澄对《醒回篇》评价时所言：“创刊号的记事内容大体分为两类，第一是阐述为了‘救国’而聚集、团结，以及为此振兴教育的必要的消息。第二是改革中国的伊斯兰，振兴、鼓舞复兴运动的报道。即救国、兴国和宗教振兴并不矛盾。而且两者是同时进行的。杂志一贯主张是为了中国和回回。”(34) 也就是说，在留日回族学生观念中，已经将本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维系整合为一体了。
松本真澄在强调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影响同时，也没有忽视同盟会对留东清真教育会的影响。在她看来，“留东清真教育会”成立的时间是孙文组织了中国同盟会之后，第一次发表了作为建国基础的《革命方略》的1907年。孙文在《革命方略》的军政府宣言中，宣布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号召知识分子全面向革命方向凝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留东清真教育会的成立应是同盟会有意识地组织具有革命倾向的回族学生的结果。(35)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对留日学生的鼓动，与回族穆斯林的有意识接触，以及对回族的鼓励，也是激发留日回族学生积极创建团体的重要因素。《云南回族史》记载：“（1908年）前后，孙中山、胡汉民在缅甸创办《觉民日报》，鼓吹革命。杜文秀的外甥杨惠廷与他们结识，孙中山想要利用杜文秀的影响派他回云南发动起义，任命他为云南都督，发给都督铜印。但杨惠廷娴于经商，不会政治，不敢接受，于是推荐永平人罗云五给孙中山。”(36)
此外，通过对留日回族学生归国后革命实践的观察，我们也无法否认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对留东清真教育会创立的直接影响。
第二，留东清真教育会并非一个文化或教育团体，而是一个革命团体。在留东清真教育会与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比较中，我们已经指出该会的成立乃受民主革命思想激发使然。同时，其中三分之一会员加入同盟会，以及对辛亥革命筹备乃至各类革命活动积极参与，均可说明该会宗旨并非仅限于普及教育和改良宗教。从《醒回篇》的主体思想看，所谓教育普及和宗教改良，其目的都是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该组织乃是甲午战争后国内留日蔚然成风的背景下，随着留日回族学生的增加，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创立的一个革命团体。至于名称为什么取为“教育会”，而不用其他名称，可能是为了避免政治风险。1903年以后，在日中国学生开始积极组织学生团体，但清政府一再照会日本政府控制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在这一背景下，为避政治锋芒，黄兴、秦毓鎏、钮永键等于1903年5月11日曾经成立一个“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的军国民教育会，到同盟会成立之前，一直成功地隐瞒其革命的目的。其实，此前的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与刚从日本回国的章炳麟一起创办过一个中国教育会，该会表面上资助出版各类学术创新之作，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个组织，为革命做一些筹备工作。(37) 因此，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仅仅从字面给留东清真教育会定性，而应该从其组建的原因、目的、价值取向，及其成员活动的集体性取向和结果来定性。
除了以上两点，从留东清真教育会及其会刊《醒回篇》所展现的思想，以及其会员的革命实践行为，我们还可以看到留日回族学生表现出的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也即：努力将民族的文化自觉和对国家的认同整合起来。这个问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在此稍作申论。
就留东清真教育会成员的思想和史迹来说，这种文化自觉和民族国家认同整合，在社会改良上，表现为留日回族学生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结合历史与现实，反思本民族的宗教得失，在世界文化比较的视角中，意识本民族的不足和弊病，力图革除弊端，为民族自身的发展和国家发展铺平道路。从思想层面看，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和基础，将回族发展、伊斯兰教发展与国家发展相统一的观念，与回族历史上既往的那种仅富宗教意识而国家意识淡薄的思想状况相比，不仅是一大飞跃，而且更为近代以来爱国爱教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上，留日回族学生显然表现出前后一致的民主革命的自觉性。尽管随着留日回族学生的归国，这一革命团体就自然解散了，但仍然继续影响着近代回族爱国民主思想的实践。他们为了使本民族的发展更加适应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发展的需求，要么改良本民族的宗教和教育，要么就是积极投身革命。不管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些回族学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对民主革命的参与，毫无疑问在思想和行为上，已为后世确立了民族文化自觉与国家认同整合的典范。
留日回族学生所具备的这种将本民族振兴与国家认同整合起来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的呢？这一思想倾向的形成，无疑与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的国情相关，而留日回族学生在西方民主思想和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以及对这一理念的信奉和实践，当是他们实现民族振兴与国家认同整合的内在的驱动力。如马祖全在武昌首义后，建议采取共和制度，其“革命尚共和”的政治理念就是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制度的效仿。至于以后在护国、护法运动中，留东清真教育会部分成员积极踊跃的表现，也凸显出他们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观念的追求与坚持。
注释：
① 《留东清真教育会章程》，王希隆点校：《醒回篇》，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② 《回族简史》编写组：《回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③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④ 如姚继德、李荣昆、张佐：《云南伊斯兰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北地区卷》，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秦惠彬主张是“清末中国穆斯林留日学生的民办文化团体”。参见秦惠彬撰：《伊斯兰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⑤ 徐鸣高、王晋源：《老树春深犹著花——记辛亥义士金应豫先生》，《文史月刊》2001年第3期。
⑥ 参见马彦虎：《“留东清真教育会”的三名川籍会员事略》，《回族研究》1994年第4期。
⑦ 参见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277页。
⑧ 参见《马应薰传略》，马亮生主编：《湖南回族史料辑要》，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⑨ 参见《辛亥革命人物简志》，《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7卷第73—84辑，2001年，第511页。
⑩ 参见《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人名册》，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69页。
(11) 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6页。
(12) 参见《前线炮兵指挥马祖全》，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武汉文史资料》1995年第1辑，第29页。
(13) 马志正：《忆父亲马应薰》，马亮生主编：《湖南回族百年》，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30页。
(14)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5页。
(15) 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31页。
(16) 李资源：《中国近现代少数民族革命史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17) 李松茂主编：《回族 东乡族 土族 撒拉族 保安族百科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18) 参见《马祖全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
(19) 参见王连芳、赵泽光、张世厚编著：《赵钟奇将军传》，自印本，1993年，第14页。
(20) 参见赵兰：《黄镇磐的一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北文史资料》第2辑，1984年，第111页。
(21) 马志正：《忆父亲马应薰》，马亮生主编：《湖南回族百年》，第230页。
(22) 参见刘述云供稿、王朝华整理：《刘庆恩》，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四川省德阳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德阳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9年，第71页。
(23) 《余君维涛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338页。
(24) 参见答振益：《湖北回族》，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版，第85页。
(25) 以上均见《马祖全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171－173页。
(26) 以上均见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第232页。
(27) 金维范：《清真古寺与近代太原伊斯兰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57辑，1988年，第52页。
(28) 马志正：《忆父亲马应薰》，马亮生主编：《湖南回族百年》，第233页。
(29) 参见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第233页。
(30) 参见［日］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271页。
(31)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近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235页，
(32)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43页。
(33) 参见王希隆：《清末回族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和思想》，《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34) 参见［日］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第270—271页。
(35) ［日］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第271页。
(36) 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第227页。
(37) 参见［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224－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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