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抗战“国防中心区”的选择与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心区论文,国防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防中心区的提出
“国防中心区”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为了达到战时保存自己，抗击敌人的目的，必须在战前和战时，从本国国力、国防安全、工业布局、交通运输条件、战略方针乃至作战计划等等的实际出发，综合考虑，统筹兼顾，慎重选择、策定和积极建设“国防中心区”，以作为实现国家防卫目标的依托，使之成为供应前线武器弹药和各种军需物资的战略后方基地。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毕露，民族危机严重，国土日蹙，具有远见卓识、忧患意识浓厚的谋国之士，为求国防良策，纷纷提出“国防中心区”选择和建设的建议。他们大多设想应建于国防安全的内地，作为未来抗战的国防中心，以此为基轴，合理安排国家建设。他们当时从地理位置、矿产资源、工农业生产、交通条件等等方面，就“国防中心区”宜建于何处，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当时任参谋次长的杨杰还曾发表《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一文，论述战前被认为可建国防中心区的城市主要有五处：
一、南京：主张把南京建为国防中心是认为这里是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位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富庶地区。但反对者提出，南京距海较近，受敌威胁，且地下水位高，不适于修建深固的国防工程，安全条件较差。
二、武汉：位于祖国腹地，平汉、粤汉铁路干线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是一素称“九省通衢”的水陆交通枢纽，而且两湖农产丰饶矿藏富集，但敌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切断交通。
三、成都：地处“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灌溉发达，而且四川四周崇山峻岭环境，距海遥远，是一与敌作战的“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
四、洛阳：著名古都，自古为天险要冲、中原重镇，北有太行，南近伏牛，土质凝固，利于建筑隐蔽的国防工程，且距陇海、平汉交点郑州很近，战时军运方便。但位置过于偏北，并不理想。
五、西安：当时提议将西安建为国防中心区的呼声很高，杨杰就曾从西安的历史、地理、交通、国防资源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西安曾为秦、汉、唐等盛朝选定的国都，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长达970年之久，南有秦岭横亘，北为渭水贯流，东控黄河，更有潼关、散关、肖关、武关险固屏障，地质条件适建国防工工程，陇海铁路可以西延。但大西北尚未开发，经济落后，缺乏工业基础。
二、国防中心区选址的变迁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进攻淞沪，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首都南京，立即受到战争威胁，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从战略高度考虑这一现实。1月29日，即事变第二天，蒋介石就宣布“余决心迁移政府……”。1月30日，国民政府即迁都洛阳。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5日通过决议：“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①4月9日，汪精卫在洛阳“国难会议”上宣布拟退守西北“用西北作最后的抵抗根据”。②为此，5月2日，国民政府公布《西京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以推进陪都建设。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11月，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但对西安作为拟建的国防中心区计划仍在积极进行。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发西北的三个决议案。12月25日，又成立“建设西北专门委员会”，担负开发西北、建设西京的重任。在各方的努力下，陇海铁路加紧修建向西延伸，西安——兰州、西安——紫荆关——襄樊和川陕三大公路干线在抢建，以加强西安与大西北、西南、华中的联系。同时兴修渭北水利灌溉工程，发展农业生产，为把西安建成为国防中心创造条件。
洛阳、西安虽处于内地，但就全国范围和现代战争条件来看，并不具备国防地理优势。后来抗日战争的进程亦表明，不宜建为国防中心区。蒋介石自己也说，即使迁都洛阳，但“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③日本侵略军在战争中曾攻陷洛阳、豫西广大地区。由山西南下的敌军占领晋南风陵渡，隔河炮击潼关，西安处敌威胁之下。
众多的“国防中心区”建议中，往往把“武汉、长沙国防中心区”列在一起，因湘鄂两省经济联系密切，水陆交通一体。我国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国防建设的研究。他对未来的中日战争作了预测，并就国防部署如何有利于战胜强敌，提出一整套的国防布局构想。他主张把国防线划定在大约东经113度线上，即大体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南至衡阳（即三阳线），大致是中国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接带。他提出，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敝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抗战。他提出的这个以“三阳”线为据点，以平汉、粤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深受当局重视。他根据敌我综合国力对比和战略意图，提出一系列关于中国国防核心的规划设想。他认为从湖南的地理位置、民族性特点来说，该省是中国的心脏，一旦外敌入侵，沿海地区首当其冲，工业布局应该着眼于国防纵深的山岳地带，因而具体提出把湖南建成为国防工业的中心，配置于株州至郴州之线的湘中地区，而以南岳为核心。他预计中日开战之后，长江流域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石油储备应建于庐山、衡山和湘江武陵山脉三处。中国战时大本营宜设芷江、洪江一带，因这里森林茂密，矿藏丰富，又有沅水贯流，是天然易守难攻、国防安全的险阻要地。
蒋介石作为战时中国最高统帅，远在战前就深受“军界泰斗”蒋百里军事理论的影响。早在1935年5月15日，他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上，就以《建设新云南与民族复兴》为题的讲话中说：“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阳、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④认同了蒋百里的主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我国东北。接着次年又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国难当头，敌人得寸进尺，中日之战不可避免。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蒋介石接受钱昌照的建议，于1932年11月1日在参谋本部设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着重进行国防经济资源的调查研究，筹划战时军事、经济动员和国防重工业建设计划，谋求战时供应国防需要和经济自给自足。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成立资源委员会。这一主办重工业建设的部门非常赞成蒋百里关于国防中心建设的构思和主张，因而在它拟订的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中，规定“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⑤
1934年1月20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方针案》，提出国防建设的全盘设想，规定：“于经济中心区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全国大工厂、铁路及电线等项之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军事计划为纲领，由政府审定其地点及设备方法”，“……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于海口”，“……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线……”⑥等等。明确提出未来国防必须经营内地赖以长期坚持抗战的根据地的设想。
1935年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规定基本工业、重大工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安全地带来建设。
1935年12月底，我国与德国达成原则协议，商定德国输华物资以军械为主，另加中国建设国防重工业所需的器材设备。国民政府利用德方提供的1亿马克贷款，在1936年财政年度（1936.7-1937.6）中拨款10,000,000元，供资源委员会兴办重工业之用。根据工业布局原则，资源委员会决定在湘潭建设一个重工业区，包括一座设计能力为年产10万吨的中央钢铁厂，一个年产飞机发动机300台、汽车800辆、原动机25000马力以及其它机械的中央机器厂，还有生产电器的中央无线电厂、电瓷厂和中央电工器材厂等。
湘中同时也成为国防工业选址的重要地区。1936年2月10日，兵工署根据蒋介石核准令，将拟建中国内兵器制造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制炮厂选址于株州。还有新的炮弹、枪弹厂，征地5439亩，为保密对外称“炮兵技术处”。计划生产100毫米榴弹炮、75毫米野炮。原汉阳兵工厂炮厂、上海兵工厂枪弹制造设备均并入此厂。抗战爆发后，中原地区的巩县、汉阳兵工厂和汉阳火药厂均先迁湘中后移湘西，使湖南在战时兵器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邻近湘中工业区的萍乡，中德合办的中国航空器材制造厂于1937年4月动工兴建。计划生产德国容克斯中型轰炸机，前3年年产20架，以后扩充，建厂工程完成一半便因“七七事变”而迁昆明，再后并入贵州大定飞机发动机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也曾拟建株州。
长沙原有炼锌厂，为适应战时兵工用铜的急需，1937年12月22日，在长沙建成湖南临时炼铜厂。1938年2月，又在长沙设立精铜炼厂，湘中遂成有色金属工业重镇。
由于湘中工业区建设的进展，武汉失守前，湘、株、长、萍蔚然成为中国国防工业要地，形成长沙国防中心区。
随着战局的变化，敌军深入中国内地，战前人们设想与建议的南京、武汉、洛阳、长沙国防中心区先后被敌攻陷，实践证明，当时对敌人的军事能力估计不足，而在战争进程中，以重庆为核心的四川成为中国真正的国防中心区。
三、四川国防中心区的形成
四川之所以成为战时中国的国防中心区，不仅是因为倡议“成都国防中心区”者所强调，主要还在于它为当时中国最高当政者所主张、策定和实施。
四川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居于特殊的重要地位。它以位处内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越条件，自古以来，即为称雄华夏的帝王将相力谋控制。每当中原战乱国都失守之时，四川往往成为抗击外来势力的最后基地。
蒋介石为了力图消灭长征中的红军和渗进西南、统一川政，于1932年3月2日，由汉口飞抵重庆，开始他长达半年的西南之行。到渝第三天的3月4日，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⑦这是他首次提出的四川作为未来反侵略战争战略后方基地的构想。同年10月6日，他又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方面，……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⑧由此可见，早在战前的1932年，蒋介石已认识到四川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地位，萌发了将四川建为国防中心区的思想。不仅如此，从1935年他再去成都时就已开始付诸实施，这从他1935年6月25日致兵工署长俞大维的密令中可以得以证实：“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望速派妥员来川黔筹备整理。”⑨
1935年8月20日，德国军事总顾问法根豪森在给蒋介石呈送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中，曾提出以长江为未来对抗日本的主战场，不得已时退守四川，作为最后抵抗基地。他还指出四川是个“造兵工业最良好的地方”。他的前任“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亦曾指出：“中国如无相当的工业基础，现代化的军队将无从建起。独自地与有效地生产自己的武器……实为当前首要之任务”。⑩
1936年7月，蒋介石对即将离任的财政顾问、英人李滋罗斯爵士说：“对日抗战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中国力量不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但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继续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11)这是他在抗战开始前一年所作的对日作战的预测和战略设计的公开透露。8年抗战的实践表明，这一构想符合抗战历史的发展规律。
战前中国参谋本部拟订的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第一次正式以文件形式明确提出“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为贯彻“重核心，取守势”的战略方针，这项草案规定：“长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长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为主要线，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三线，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2)。国防计划中还就重要工厂内迁提出了积极设想，要求设法迁移于根据地或总根据地——四川。“向西南求出路”，建立后方战略基地，同时经营长江流域国防备战设施，以防御敌人入侵。
1937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叙述了他决心进行抗战和确定四川为国防中心的经过。他说：“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至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到什么时候才定下来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24年(1935）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到了24年进入四川，这才是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所以从那时起，就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这说明蒋介石这时才决定四川为国防中心并致力于经略大西南。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8月20日，蒋介石对陈诚、熊斌说：“敌人侵华，早已处心积虑，熟读了中国战史，对中国历代兴亡之道无不了然。今天，我最担心的是敌人如由河北打到山西，渡过黄河，由陕西南下四川，而进攻云南、贵州，这是效法元朝忽必烈亡宋之路，再由西南向东席卷。到那时纵使保有沿海各省，敌人可用海军封锁海口，形成数面包围夹攻，我们还有生路吗？为彻底摧毁敌人的这一奸计，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上海开辟战场，迫使他们力量分散，在沿海各省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至于我们的军力不妨逐渐西移，迁都重庆，诱敌西上……”(13)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第1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中，曾引用孙子兵法说明抗战“制胜的要决”是“……一定要引诱他到长江流域来。”上述谈话表明，蒋的战略意图确有将敌兵力从华北吸引到华东，将敌侵华路线由自北而南攻变成由东向西溯江仰攻，使其便于驰骋华北平原的机械化装备不能在长江两岸丘陵地区充分发挥威力，使日军陷于长达5个月的苦战，消耗了敌人大量兵员和战略物资，为重要工厂、机关、学校内迁赢得了宝贵时间，改变了历史上中国国防态势从由南向北而为由西向东，实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目标。
1937年10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会议决定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
为了使战区的工矿企业免遭敌人的破坏和掠夺，保持国力以利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决定将东部沿海地区和豫、晋、鄂、湘、赣等省的重要工厂迁建于内地，特别是四川。这是中国东部经济相对发达的先进生产力向西部地区的大转移，此举有力地促进了四川国防中心区的形成和建设。
战前的四川经济十分落后，近代工业肇始于1867年设立的以生产兵器为主的“四川机器局”，但工业发展缓慢，直至抗战前夕的1936年，全省只有各类工厂583家，资本646万元，工人18710人。分别占当时全国工厂数的2.9%，资本数的0.58%，工人数的2.85%。(14)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手工业，不但规模小，而且主要是轻工业。战争促使中国东部、中部工业向西南“长征”。据统计，迄1940年内迁后方的民营工厂就有450多家，设备器材达120000吨，主要移建于四川，迁川的民营工厂250家，占内迁厂数55.3%，机料约90000吨，随迁技术员工100000多人。与此同时，迁川的公营企业也不少，而且主要是重工业，特别是兵工厂集中迁建于重庆地区。仅兵工署所属“钢铁厂迁委会”一家钢铁冶炼设备器材就达37252吨。此外，还有金陵兵工厂的4300吨，济南兵工厂3000吨，广东琶江兵工厂2000吨。迁于泸州的巩县化学兵工厂设备机料8000吨。仅迁到重庆地区的兵工机器就达16000部、员工26000人。可以说这是旧中国工业精华的大举入川。另有成都第3飞机制造厂、南川第2飞机制造厂的移建，使四川成为战时中国国防工业最为集中的地区。
抗战胜利的1945年，兵工署大后方兵工厂（包括总厂、分厂）共32家，重庆地区占14家。它们是第1、2、10、20、21、23、24、25、26、27、28、30、50兵工厂和拥有12218人、生产兵工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这14家兵工企业的实力远比工厂数量所占比例为大，因32家中包括东南区的一些小厂。32家兵工厂的机器总数为22191台，重庆占14532台，为总数的65%。32家兵工厂员工兵夫共87670人，重庆地区为59805人，占总人数的68%。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地区各厂占后方所有兵工系统武器弹药月生产能力的比率如下：60、120迫击炮、37战防炮、37炮弹、120、150迫击炮弹、枪榴弹筒、掷榴弹的100%；兵工用合金钢、生铁、矽铁的100%；重机枪的98%，82迫击炮的94%，枪弹的93%，步枪的89%。火药（无烟药、黑药）的100%。(15)重庆地区是支撑8年抗战武器弹药供应的主要基地。
为适应战争需要，战时中国参谋本部根据蒋介石1941年2月8日手令，草拟了“国军三年建设方案”，随后扩大发展为“战时三年计划”。根据这一计划要求，为加速促进兵工原料及制品的生产，以兵工署为主，于1941年7月拟订了《国防工业三年计划大纲》。计划从1942年1月1日起，3年内(1942-1944)国营、民营工业合计投资3920万美元，计划使第3年各种主要产品的产量分别比1941年有较大增长。其目标如下：钢材由12600吨增为116000吨；生铁由48300吨增为124600吨；电铜由1226吨增为2000吨；硫酸、硝酸、盐酸由2050吨增为17790吨。(16)关于兵器工业，计划投资6600万美元，新建月产4000枝步枪厂一座；月产150毫米重榴弹炮5门、105毫米榴弹炮14门、105加农炮2门、75山炮14门、88毫米高炮2门、37高炮6门的大炮厂1座，还有月产4000万发的枪弹厂、炮弹厂、火药厂等，拟从美国进口机器设备75000吨(17)。
这一国防工业计划对厂址选择十分重视，要求充分考虑“对空安全”、“建厂地形之适当”及“对海陆敌人之袭击有适当之安全距离”。初期建厂地点选择四个地区：一、綦江区：包括四川的綦江、南川、贵州的桐梓等地，“该区多崇山峻岭，对空隐蔽之建筑易于着手，且天然巨大山洞可作工厂厂房，用者为数甚多，散布甚广，现为航空及兵工利用者已有数处，……此为目前最适于中心选择之一，……可在区内建立钢铁工业附炮及炮弹厂，机器工业、炼焦及化学工业附炸药工厂……”；二、宜宾区：包括宜宾、犍为、会理、会泽等地，而以宜宾为中心。“于宜宾建立铜、锌、铅精制工业，及子弹、炮弹铜壳等工厂，航空工业化学工业”；三、株州区：“可建立钢铁机器等工业及兵器弹药等工厂；”四、西安区：宜建“为巨大之军需被服工业之中心。”(18)从上述计划可知，计划建设的国防重工业重点选在四川国防中心区内，倘能实现，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国防区将大大加强和扩大。遗憾的是，这个1941年7月制订的重要计划最终没能实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宣战之后，蒋介石把击败日本、结束战争的希望寄托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而自己却采取“保存实力、静观时局、待机而动”的“消极抗战”方针。他致力于争取美援，积蓄力量，等待胜利，为战后发动内战进行准备。而且，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1月，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加紧反共活动。由于政治日趋反动与腐败，财政经济困难重重，致使战时3年计划落空，四川国防中心区建设未能按计划进行。
为了建设四川国防中心区，川湘、川黔、川滇、川陕、川甘、川康公路在抗战爆发前后纷纷动工抢建。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交通网逐步形成。为了加强空防，四川先后建成32个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机场群，使中国空军得以从这里起飞迎战敌机和轰击敌占机场，并曾远征日本。美国B-29超级“空中堡垒”就是从成都起飞轰炸东京、长崎以及沈阳、鞍山的敌方战略基地的。
为了保卫四川国防中心区，中国军事当局配置重兵于四川东北、正东、东南的第1、第5、第6、第9战区，指派得力将领胡宗南、李宗仁、陈诚、薛岳等坐镇西安、老河口、恩施、长沙，阻敌入川。为了遏制日军溯江西犯重庆，海军奉命利用三峡天险建成川江要塞，1939年3月首先在宜昌——巴东之间设立宜巴要塞区，配备海军舰炮、野炮、山炮59门，分别安装于石牌、庙河、浅滩、牛口炮台、扼守长江上游咽喉要地。同年5月，又在巴东——万县之间建立巴万要塞，安装于万流、青山洞、巫山、奉节、云阳等地的舰炮、野炮、山炮47门。并均配备烟幕队、漂雷队并有江防军驻守，以加强江防。
抗战期间，日军大本营虽曾拟订过详细的“四川作战计划”，并下令进行作战准备，但敌人野心太大，兵力不足，物资匮乏，力不从心，这一罪恶计划终于流产。四川国防中心区巍然屹立，敌军只能顿兵于宜昌、常德一线。不久即遭我军反攻败退，进川之梦破灭，并最终宣告无条件投降。
综观中国国防中心区选择和形成的演变，可以看到洛阳、西安均不具备优越条件。当时国民政府选择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作为国防重心进行筹划建设，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因当时西南均为地方实力派掌握，南京政府鞭长莫及，尚未渗进，只有选择它所能够（相对地）控制的陕西和中原的古都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蒋介石后来曾说洛阳“仍不能算作安全”，他也从未说西安可作“复兴民族的根据地”。
抗战爆发后，敌人依仗海、陆、空军的优势，迅速侵占中国东部、中部地区大片国土。但1938年10月25日占领武汉之后，敌人内外交困，进退维谷，陷于长期消耗战的泥潭，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此后，敌人虽在双方对峙线内外发动过规模不等进攻，但相持的总态势无大变化，两国军队基本上相持于蒋百里预见的“三阳线”附近，间或越过此线西侵，但限于兵力不能久占，大多又撤回此线之东，在我敌后战场的打击下，主要是占领点、线和大中城市。只是1944年敌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挽救其“南方军”，才以空前规模的“1号作战”进攻，进占湖南、攻陷桂柳，甚至窜犯贵州独山。但这是敌人的垂死挣扎，不久即遭我军反攻，敌遂节节撤退，终至投降。敌军的“1号作战”说明。以湘中为国防中心区的设想还是过低估计了敌人。
敌军的占领武汉、洛阳，甚至侵入豫西山地卢氏，震动西安，都说明武汉、洛阳、西安并不是中国理想的国防中心区。只有四川才是最佳的战略基地。
四、四川国防中心区的作用和贡献
四川国防中心区在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中起了重要作用。当抗战爆发之初，川省军民激于民族义愤，请缨出川杀敌。川军奔赴各个战场参战的军队不下30万人。抗战8年中，四川应征入伍的壮丁达300万人，占全国征兵总数的五分之一。1941年至1945年5年内，全川征购粮食8360万石，占整个大后方粮食供应总数的三分之一。全省参加修建各种战时工程的民工不下300万。包括修筑新津、邛崃、彭山、广汉等四大重轰炸机基地，可供每架总重64吨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起落以远程袭击日本。这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续航力最远、载弹量最大的战略轰炸机。每个机场需建2600米的主跑道和1400米的副跑道，90万民工使用最原始的工具从事最现代化的机场建设，短短93天就完成了代号为“马特霍斯工程”的空军基地群，创造了世界空军工程史上的奇迹。
四川国防中心区虽然并没建成独立、完整的兵器工业体系，缺乏重武器工厂，以及与之配套的完整的基础工业，但就中国战场大量需用的轻武器生产来说，在国际交通遭敌封锁切断、外援很少进口、物资异常匮乏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战时大后方武器弹药生产不但没有减产，而且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均比战前有大幅度的增加。战前兵工署直辖的兵工厂1934年生产步枪58800枝，1945年大后方各厂年产能力达172800枝，相当于1934年的3倍；1934年产重机枪576挺，1945年后方各厂生产能力达6000挺，为1934年的10倍以上。(19)8年抗战期间，中国战场械弹损耗数目巨大。而后方各厂主要产品平均月产数量及其各占月损耗数的百分比如下：月产步枪5675枝，占月损耗数的68%；轻机枪444挺，占86%；重机枪195挺，占164%；迫击炮弹62411颗，占99%；枪掷榴弹、手榴弹352579枝，占143%；枪、掷榴筒877个，占325%。(20)由此可见，大后方生产的轻武器、弹药基本上可以满足战场的需要，许多产品不但做到保证供应，且尚有余，因而可以说，战时重武器虽依赖进口，而轻武器生产已接近于自给。如果没有四川国防中心区源源不断的武器弹药供应，正面战场的仗就很难支撑，甚至不战而陷于崩溃。正因如此，战后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才称：8年的浴血抗战，艰苦品尝。我们的兵工厂支援了十大战区所需全部的武器弹药，……对国家的贡献是无法估计的，而曾长期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也称：在战时，枪炮弹药补给无缺，得归功于42座兵工厂生产，“抗战以来绝无因粮弹不济而致影响军事失利者。”(21)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的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曾发表《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此文在概述四川抗战8年所作贡献之后指出：“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谢。”
抗战8年，大后方兵器工业广大职工排除万难，艰辛奋战，为前线提供步枪433700枝，轻机枪60645挺，步机枪弹1130500000发，山野炮弹417310发，迫击炮弹5490475发，手榴弹30280000枚，飞机炸弹3100吨，火药3240吨。(22)而这些兵工厂主要分布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因此，作为抗战后方战略基地的四川国防中心区，为中国抗战8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注释：
①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共全会资料》，下册，第15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②国难会议秘书处编：《国难会议记录》第26页，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③⑩台湾《近代中国》编委会编：《近代中国》第59、45期。1987年6月。
④载《参谋团大事记》第916页。
⑤经济部：《二十八年度上半期工作进度报告》，1939年。
⑥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1卷第93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⑦蒋介石：《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参谋团大事记》，第866页。
⑧《蒋委员长训话：建设新四川之根本要道》《训政》半月刊1935年第4、5期。
⑨(17)(18)王国强：《中国兵工制造业发展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1)转引韩信夫：《国民政府抗战的战略思想论纲》《军事史林》1989年第4期。(13)王俯民：《蒋介石评传》第738页。
(12)张其昀：《党史概要》，第675页。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
(14)《四川省经济地理》编委会；《四川省经济地理》第85页。四川科技出版社。
(15)(19)陆大钺：《民国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重庆文史资料》。
(16)《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三）第109页 兵器工业出版社。
(20)黄立人、张有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内迁初论》《历史档案》1991年第2期。
(21)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册）第123-124页。
(22)王德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的内迁》《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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